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０２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１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０２次会议通过 法释〔２０００〕３２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33号
摘要1：——因主体变更而发生的债务承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债务转移，不需经担保人的同意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33号
【裁判要旨】因主体变更发生的债务承继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债务转移，不需经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不能以此主张免除担保责任。
【裁判意见】 “主合同生效至失效时止”（“担保函自本行签发之日起生效，之本行全部履行上述义务即告自动失效”）的保证期间属约定不明——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
【裁判规则】根据《票据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2条规定，担保函因未在票据或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不属于票据保证而构成保证担保。
摘要2：【解读】企业改制发生的债务人主体变更保证人不得主张免责——因政策性改制导致债务人主体变更，应当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两者之间的债务承继关系。此种因主体变更而发生的债务承继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债务转移，即使未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也不得据此主张免责。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注册为新企业后出售前债权的承担】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重新注册为新的企业法人，所购企业法人被注销的，所购企业出售前的债务，应当由新注册的企业法人承担。但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除外。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成经初字第47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川经终字第313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川民再终字第80号
摘要1：【问题提示】如何确定空白票据的补充权人？空白票据的交付是否属于授权方式之一？如何认定补充权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补充权？
【要点提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受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的规定，结合票据理论的一般原理，空白票据的持票人就是补充权人。
出票人交付空白票据时就包含了对持票人的授权，空白票据的交付属于授权方式之一。
出票人将仅欠缺收款人名称的空白支票交付给他人后，对授权内容发生争议，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查明该事实的，应从空白票据的授权补记和举证责任角度研究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出票人认为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的，可以提出抗辩，但负有举证责任，不能完成举证证明义务的，补充权人在票据上的补记内容视为符合出票人授权意图，由其承担票据责任。
【裁判要旨】关键证人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陈述完全矛盾，再审对其证言均不予采信。
【案例索引】一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成经初字第47号（1999年8月16日）；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川经终字第313号（2000年3月31日）；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川民再终字第80号（2005年2月23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旭帝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区迈柯恒工贸有限公司与建行天津分行南开支行存款纠纷二案如何适用法律的请示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旭帝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区迈柯恒工贸有限公司与建行天津分行南开支行存款纠纷二案如何适用法律的请示的答复（2001年4月11日 [2001]民二他字第13号）
【摘要】认定付款人的过错和责任，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处理。至于存款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需经过审理，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其过错一并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民二终字第1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民二终字第127号
【裁判摘要】在旭帝公司存入款项后，南开建行应当履行保证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旭帝公司在南开建行的500万元存款被犯罪嫌疑人成敬以伪造的票据骗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关于“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关于“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损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伪造者、变造者依法追偿。持票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南开建行由于未能识别出成敬在汇票委托书及转账支票上加盖的伪造印鉴，由此给旭帝公司造成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对于旭帝公司是否向成敬出具过承诺书一节，因除成敬口供以外再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且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不能必然导致成敬诈骗行为的得逞，更不能由此认定旭帝公司即参与了诈骗。在无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旭帝公司对于存款被骗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原审对成敬从南开建行骗取的款项判令南开建行承担全部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黄河银行诉汇德丰公司贴现的汇票到期被退票以票据纠纷为由向贴现申请人、贴现保证人及出票人追索案
摘要1：【裁判要旨】保证人承诺为贴现人的付款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该“贴现保证”并非票据保证，应按《担保法》规定处理。
【裁判摘要】黄河银行持有的票据及粘单，在票据保证之形式要件上有明显缺陷，且上均无东风公司关于票据保证的明确意思表示，故原判东风公司不承担票据保证责任并无不当。黄河银行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在“借款合同附则”中约定的律师费用之请求，因法律对此无明确规定，且本案处理的系当事人间的票据法律关系，故原判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 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0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0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12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123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不构成票据保证而不能票据追索权，只能行使担保追偿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案涉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未成立票据保证。但中城建信公司在向案外人河北银行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函》中承诺邹平齐星公司到期未足额履行票据支付义务时，由中城建信公司无条件地支付该商业承兑汇票的全部款项，其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保证，中城建信公司为保证人，河北银行为被担保的主债权人，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承兑人）邹平齐星公司为被保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案涉两张商业承兑汇票的最后持票人河北银行到期未获得承兑付款，根据河北银行向中城建信公司出具的《代偿通知书》以及平安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可以认定中城建信公司在2017年4月19日至8月25日期间向河北银行承担了保证责任，支付了1亿元票据款，中城建信公司有权向邹平齐星公司追偿。
摘要2：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01民终2721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01民终2721号
【裁判摘要】商业承兑汇票签章与银行预留印签不一致不是商业汇票无效的法定情形，不因签章不一致而否定商业汇票本身法律效力——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被伪造签章者不承担票据责任”，适用该条款从而免除票据责任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充分证据证明票据上签章系被伪造；二是被伪造签章者不存在过错。纵观本案，首先，上诉人中建六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铁岭市公安局印文检验意见书以证明案涉票据上中建六局相关印章系伪造，然而，中建六局印章发生过更换，即表明其印章不具备唯一性，故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票据上签章系伪造；其次，．．．．．．故如果涉案票据上签章系伪造，中建六局对此应存在过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于某某构成表见代理及中建六局应在本案中承担票据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中建六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中建六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一审被告南昌远祥科技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武汉广盟物贸有限公司票据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赣民申594号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3民终23818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3民终23818号
【裁判摘要】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不产生追索法律效力——关于线下行使电子商业汇票追索权的法律效力问题。这一问题至少需要考量三个因素：其一，《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其二，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其三，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具体分析如下：首先，《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依据该授权，于2009年10月16日以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2号颁发并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并随后下发系列配套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在其它法律法规均未就电子商业汇票管理作出规定的情形下，鉴于电子商业汇票的特殊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且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裁判依据。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凡违反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要式规定的，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者外，所为行为无效。票据的签章系票据行为要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
摘要2：（续）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所需的认证服务应由合法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可靠的电子签名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的信息系统的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数字证书作为票据活动的电子签名，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签章和追索等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最后，从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如果电子商业汇票采用线下追索的方式，则可能产生以下后果：1.因持票人客观上无法依法交付票据，导致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获得相应票据，无法行使再追索权；2.因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导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默认持票人已对除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等外的前手丧失追索权；3.如果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之外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另行确立、确认其他票据状态，导致法院判决认定的票据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登记的票据状态不一致，造成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加大电票参与者的经营风险，冲击甚至破坏已经建立的电子商业汇票规则和市场秩序，威胁票据金融市场安全等不良后果。综合以上考量因素，本院认为，工行高新园支行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山东高速公司行使追索权，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不属法定的票据追索行为，对被追索人即山东高速公司不产生追索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故工行高新园支行自被拒付之日起六个月内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对其前手山东高速公司的票据权利已消灭。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2民再30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2民再30号
【裁判摘要１】在双方已约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作为唯一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南京东宇公司能否在合同债权请求权与票据追索权中择一诉权行使？本案中，使用万福客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支付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唯一结算方式，中车电动公司依合同约定方式将票据交付给南京东宇公司，实际上是在按约履行合同的主债务，债权人南京东宇公司在获得该票据后，债务人中车电动公司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债权人基于原因关系对于债务人的债权因此消灭。在此情形下，如南京东宇公司在获得票据后，置票据权利于不顾，又来主张原因关系之债权，则违反合同约定，其仅能通过票据关系来实现其债权。如果当事人对于清偿既存原因关系之债的方式未作约定，或约定以票据方式结算但票据付款后原因关系才消灭的，债权人应当先提示票据付款，如果票据被拒绝承兑或付款的，则债权人可在票据之债和原因之债法律关系中，择其一行使。本案不符合此种情形。本院二审认为“双方交易本意是由南京东宇公司先凭票据取款”与事实不符。南京东宇公司称其有权选择行使原因债权和票据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线下追索不具有签章效力，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南京东宇公司能否通过线下追索的方式请求支付票款？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故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参照适用。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
摘要2：（续）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方式的信息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因此，《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故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南京东宇公司在线下追索的行为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签章的法定程序，不具有签章效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而且，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将导致：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致使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持票人主张的追索权与系统默认的追索权不一致，导致所有前手对其票据义务理解不同而产生纠纷；持票人客观上无法线下交付票据，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行使再追索权等多重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为，南京东宇公司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中车电动公司行使追索权，而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进行的追索，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不属法定的票据追索行为，对被追索人中车电动公司不产生追索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故南京东宇公司自被拒付之日起六个月内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对其前手中车电动公司的票据权利已消灭。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陕08民终2464号
摘要1：【案号】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陕08民终2464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押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本案中，上诉人袁××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承兑汇票上记载了“质押”字样，缺乏票据质押的法定生效要件，故涉案借款不存在票据质押。同时，袁××与张××均自认涉案承兑汇票系张××所有及慕××已将涉案承兑汇票返还张××的事实，故上诉人袁××、朱××上诉主张将涉案借条的抵押物返回上诉人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袁某某等诉慕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号】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陕08民申14号
【摘要】至于承兑汇票质押的问题，因申请人无证据证明该质押行为符合票据质押法定生效要件，故涉案借款不存在票据质押，且袁××与张××均认可涉案承兑汇票系张××所有及慕××已将该承兑汇票返还张××的事实，故二申请人所持被申请人慕××擅自将承兑汇票返还张××，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武侯民初字第5184号
摘要1：【案号】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武侯民初字第5184号
【裁判摘要１】未记载被背书人不影响取得票据权利——关于原告在从金津建筑公司获得票据时是否享有票据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转让票据权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持票人在被背书人栏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金津建筑公司向原告转让票据权利时在票据上进行了背书并交付了票据，虽未在票据被背书人栏记载原告名称，但不影响票据权利的转让。原告可自行在被背书人栏记载自己名称要求付款行承兑付款，其效力与背书人记载同等，故金津公司将票据背书交付原告后，原告即享有票据权利。
【裁判摘要２】公示催告期间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关于原告票据遗失后并且该票据多次背书转让后是否仍享有票据权利。原告遗失票据后票据记载的第一被背书人为飞龙公司，飞龙公司系从唐海水泥公司获得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背书连续，是指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本案从飞龙公司取得该票据的过程来看，其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在飞龙公司称其从唐海水泥公司依据交易关系取得汇票时，该汇票仅有金津建筑公司背书，而无唐海水泥公司之背书，飞龙公司从唐海水泥公司获得汇票，飞龙公司之前手就应当为唐海水泥公司，但票据显示不出飞龙公司与唐海水泥公司前后手关系，票据背书形式上明显不连续。飞龙公司未履行对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的义务而取得背书不连续之票据具有重大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故飞龙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飞龙公司之后的所有被背书人虽然均履行了对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的义务，取得票据具有善意，票据形式上也具有连续性。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从飞龙公司转让票据至被告获得票据的一系列票据权利转让行为（包括飞龙公司从唐海公司获得票据），
摘要2：（续)均发生在公示催告期间（公示催告期间为2011年12月7日至2012年4月25日）。以上票据转让行为均应认定为无效，故原告鸿顺达公司仍享有3100005120327204票据权利。被告辩称其取得票据具有真实债权债权关系且系善意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确认其享有号码为3100005120327204汇票票据权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1281民初211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1281民初211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实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前款所称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案中，华东公司以给付对价的方式从其前手宏亚公司取得239汇票，且该汇票的取得并不是在公示催告期间，系合法、善意取得。宏亚公司将239汇票交付给华东公司时虽未记载被背书人华东公司名称，华东公司与239汇票上记载的前手万福经营部之间亦不存在交易关系，但华东公司取得涉案汇票后在该汇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了自己的名称，与前手万福经营部之间背书连续，并持有签章的该汇票，故应当认为华东公司对239汇票依法享有权利，系该汇票的合法持有人。兴安公司虽认为其享有239汇票的票据权利，但因不慎而遗失了该汇票，华东公司依法不享有汇票的票据权利，但兴安公司既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遗失汇票的主张，亦未举证证明华东公司系非法、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涉案汇票，且从239汇票的背书情况可知，兴安公司也不是在该汇票上签章的人，故对兴安公司的前述主张、抗辩，本院不予采信、采纳。据此，相关人员是否因239汇票而涉嫌犯罪，并不影响本院对本案的审理和裁判，故已无向兴化市公安局调查取证的必要。综上，华东公司系239汇票的最后合法持有人，依法应为该汇票的权利人，华东公司的抗辩，于法有据，本院应予采纳。
摘要2：
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金堂民初字第480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金堂民初字第48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被告取得的汇票，虽然重庆北奔汽车有限公司转让时就没有填写被背书人，第三人强龙公司也没有“背书”，但已经证明被告是合法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付款人及其代理人付款时，应当审查背书的连续”的规定可以看出，背书连续仅指形式上的连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该规定，被告合法持有票据，其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是合法有效的。至于第三人强龙公司取得本案所涉票据是否合法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从讼争汇票记载看，背书是连续的，被告取得汇票是善意的，没有重大过失，取得汇票是合法的，不构成不当得利。被告依法取得汇票，依法享有票据权利，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汇票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冀05民终3646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冀05民终3646号
【裁判摘要１】票据贴现不属于票据丧失，并非失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即票据丧失的情形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富通公司虽曾合法取得并持有本案汇票，后因其欲将票据变现，把涉案票据直接交付给孙×用于办理贴现，孙×收到票据后通过谈×进行贴现，谈×将贴现款交付给孙×，但孙×将该款非法占有填补其资金空缺，未将贴现款给付上诉人富通公司。对此事实有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黄石中刑初字第00042号刑事判决予以证实。孙×未将贴现款给付上诉人富通公司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仅为富通公司得以此事实向孙×主张相应债权，其丧失票据并非丢失、被盗或灭失，其在将票据交付孙×后，即已丧失票据权利，一审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非票据法意义上的失票人并无不妥。
【裁判摘要２】票据作为商事交易的重要工具，具有文义性、无因性、设权性、要式性、有价证劵性的法律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案涉案票据经过流转至被上诉人腾龙公司，背书连续，被上诉人腾龙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隆尧联社办理质押合同时，将涉案票据交付原审第三人隆尧联社，同时隆尧联社对涉案票据进行了查询，确认了票据的真实性，双方也签订了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一审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原审第三人享有本案票据质权并无不妥。本案涉案票据最后持票人为原审第三人隆尧联社，并非本案被上诉人，上诉人富通公司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腾龙公司返还票据的主张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
摘要2：大冶市富通贸易有限公司、威县腾龙棉业有限公司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返还原物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申1314号
【摘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票据丧失的情形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本案中富通公司虽然曾是涉案票据的合法持有人，但其将票据交付给案外人孙×时是用于办理贴现，并不是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后孙×将涉案票据交案外人谈×后将贴现款挪作他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仅为富通公司得以此事实向孙×主张相应债权，因此，富通公司并非票据法意义上的失票人，在其将票据交付孙×时，其已经丧失了票据权利。其次，被申请人腾龙公司取得票据时背书连续，且提交了证明存在借贷关系书面证明和借条复印件、汇款相关凭证等证据，仅凭申请人申请时所称的相关笔录并不能推翻上述客观证据，其关于腾龙公司非法取得票据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最后，隆尧信用联社办理质押合同时对涉案票据进行了查询，确认了涉案票据的真实性，双方也签订了借款和担保合同，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其享有涉案票据质权并无不当。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131号
摘要1：——确权判决不能产生票据提示付款的法律效果
【裁判要旨】票据是提示证券，票据权利与票据紧密结合为一体。票据确权判决并非宣告失票无效的除权判决，不具有除权力及执行力，不能像除权判决一样在形式上替代丧失的票据。确权判决作出后，案涉票据仍系有效票据，确权判决的胜诉方要求付款人支付票款时的提示付款义务并不能免除。付款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亦应当知道确权判决不同于除权判决，并未免除确权判决的胜诉方请求付款时的提示付款义务，其在未见票的情况下，仅依据确权判决文书对胜诉方进行付款，不符合票据法的规定，不能导致票据权利的消灭，付款人仍需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
【案号】一审：（2015）张商初字第01727号；二审：（2017）苏05民终2116号；再审：（2019）苏民再131号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131号
【裁判要旨】确权判决不同于除权判决，不产生请求支付票款的效力——票据是提示证券，票据权利与票据紧密结合为一体。票据确权判决并非宣告失票无效的除权判决，不具有除权力及执行力，不能像除权判决一样在形式上替代丧失的票据。确权判决作出后，案涉票据仍系有效票据，确权判决的胜诉方要求付款人支付票款时的提示付款义务并不能免除。付款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亦应当知道确权判决不同于除权判决，并未免除确权判决的胜诉方请求付款时的提示付款义务，其在未见票的情况下，仅依据确权判决文书对胜诉方进行付款，不符合票据法的规定，不能导致票据权利的消灭，付款人仍需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
【解读】汇票载明的收款人如确因丧失票据而无法提示付款，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的救济方式有两种，即普通诉讼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
（1） 普通诉讼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的规定，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在票据权利时效届满以前可以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者请求债务人付款，出票人拒绝补发票据、在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付款人或承兑人拒绝付款，失票人可以提起补发票据之诉或请求付款之诉，即通过普通诉讼程序救济。
（2） 公示催告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至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失票人往往申请公示催告，公告期满，无人申报权利的，人民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作出除权判决，宣告失票无效。除权判决在形式上代替了丧失的票据，不再需要失票人提示付款，自除权判决公告之日起，失票人有权凭该除权判决及人民法院出具的除权判决生效的证明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票款。此即失票人通过公示催告程序救济。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若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则依法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失票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对现实非法持票人提起返还票据之诉。失票人胜诉后重新占有票据，若要取得票款，仍需依法向付款人提示付款。
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74民终610号
摘要1：【案号】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74民终610号
【裁判摘要】票据权利时效不属于除斥期间，持票人被拒付之后在6个月内的追索权时效期内向票据前手主张权利的，发生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效果——案涉汇票的出票日为2019年9月23日，到期日为2020年9月23日。2020年9月28日，筑诚义经销部提示付款被拒付。根据法律规定，筑诚义经销部为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在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后，依法有权向作为出票人和背书人的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金坛公司行使追索权，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金坛公司应当承担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并支付自票据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的利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20年10月16日筑诚义经销部将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和金坛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行使对案涉汇票的票据追索权，虽然该案因筑诚义经销部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交纳诉讼费按其撤回起诉处理，但能够证明筑诚义经销部在被拒绝承兑后六个月内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和金坛公司行使了票据追索权，且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和金坛公司也已经知晓该情况，应视为发生了票据时效的中断。中建二局三公司上诉认为筑诚义经销部超过除斥期间怠于行使票据追索权，其的票据追索权于2021年3月28日消灭，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也就是说票据权利时效是可以发生中断的，由此可知中建二局三公司认为票据追索权属于除斥期间的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筑诚义经销部于2021年4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票据追索权行使期限，中建二局三公司应承担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并支付自票据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的利息。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5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52号
【裁判摘要】贴现行不因未审查真实的贸易背景和增值税发票而不享有票据权利——关于民生银行济南分行是否存在票据法上的重大过失情形而不享有案涉票据权利问题｜案涉商业承兑汇票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法定形式完备且背书连续，属合法有效票据。华润联盛公司上诉主张民生银行济南分行不享有案涉票据权利的理由在于，该行贴现取得的案涉票据缺乏真实的贸易背景和增值税发票，其行为符合《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关于“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规定。本院认为，关于行为人在票据取得时是否存有重大过失，依法应主要从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等方面予以认定，而华润联盛公司并未就上述方面内容主张并举证证明。华润联盛公司所提案涉票据缺乏真实的贸易背景和增值税发票的上诉理由实际上涉及票据权利发生原因的真实性审查问题。票据的流通功能决定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其本质属性，票据一经签发，票据法律关系即与其发生原因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分离。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持票人只要支付了相应对价并且能够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即享有票据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行为不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为由，不能对抗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行使权利。据此，华润联盛公司所提有关案涉票据缺乏真实的贸易背景和增值税发票的主张，依法不能成为否定民生银行济南分行享有并行使案涉票据权利的抗辩理由。更为重要的是，本案民生银行济南分行系因被民生银行泉州分行追索后，在支付了相应对价后合法持有案涉票据。依据《票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民生银行济南分行行使票据追索权并不以华润联盛公司与世纪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否真实为前提。故对于华润联盛公司有关民生银行济南分行不享有案涉票据权利的上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74民终189号
摘要1：【案号】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74民终189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案涉票据系电子商业汇票，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本案应当适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裁判摘要２】本案的审理焦点在于：济源丰泽公司于电子商业汇票到期日之前提示付款是否享有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权。一、济源丰泽公司于电子商业汇票到期日之前提示付款并不符合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的构成要件。拒付追索的构成要件。《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被拒付的，不得拒付追索。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被拒付的，可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被拒付的，若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曾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可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若未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只可向出票人、承兑人拒付追索”。《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追索时，追索人应当提供拒付证明。拒付追索时，拒付证明为票据信息和拒付理由。非拒付追索时，拒付证明为票据信息和相关法律文件”。根据上述规定，电子商业汇票拒付追索可以分为具有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与仅能向出票人、承兑人拒付追索两类。其中，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的构成要件为：1.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或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但在提示付款期内曾发出过提示付款；2.应当提供拒付证明；3.追索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本案案涉汇票到期日2019年5月21日，济源丰泽公司于到期前的2019年5月20日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提示付款，票据状态显示：提示付款待签收。对于期前提示付款，《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提示付款是指持票人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行为。
摘要2：（续）持票人应在提示付款期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提示付款期自票据到期日起10日，最后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的，承兑人可付款或拒绝付款，或于到期日付款。承兑人拒绝付款或未予应答的，持票人可待票据到期后再次提示付款”。本案中，济源丰泽公司期前提示付款后并未在票据到期日起10日再次提示付款。虽然，济源丰泽公司又于2019年7月26日分别向钛业公司、航天新立公司邮寄送达“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追索通知”，7月29日航天新立公司市场与产业发展中心处长郑萧要求将该邮件放入快递柜，邮件查询单显示已签收，但该追索权的行使并非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济源丰泽公司于电子商业汇票到期日之前提示付款并不符合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的构成要件。二、电子商业汇票具有自身特点，“提示付款待签收”的票据状态，并不能当然得出票据拒付追索的结论。相比于纸质票据，电子商业汇票是以电子数据为介质，存储于中国人民银行xxxS统，票据行为依托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接收、存储、发送电子商业汇票数据电文，进行电子商业汇票的签发、转让和资金清算交易。而电子汇票相关系统上所显示的“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仅反映接收行对于电子商业汇票的接收情况，并未区分期前提示付款与期内提示付款，亦未明确表示付款人拒付与否。若不考虑电子商业汇票的特点，仅从字面解释出发，认为“提示付款待签收”即代表持票人提示付款行为完成，有违商业实践，有悖电子商业汇票制度设立初衷，应结合电子商业汇票自身特点及提示付款要件综合认定提示付款是否完成。本案中，济源丰泽公司于到期前的2019年5月20日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提示付款，票据状态显示：提示付款待签收，一审法院径行认定持票人济源丰泽公司已完成提示付款行为，本院难以认同。三、对于电子商业汇票期前提示付款效力的认定，应注重持票人与票据债务人利益衡平，以促进电子商业汇票流通，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为解释论出发点。票据具有无因性、要式性、文义性，电子商业汇票则明确要求电子汇票交易应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上进行，强调电子商业汇票的外观主义与要式性，以保证电子商业汇票具有高度可流通性。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付款人等票据债务人在电子商业汇票高度可流通条件下所面对的是高度不确定的债权人。电子商业汇票提示付款期的安排一方面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狮民初字第370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狮民初字第370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有关“第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的规定，晶彩公司既未在讼争票据上加入背书，也未最终实际持有讼争票据，因此，晶彩公司并非票据法上的票据权利人，无权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即便晶彩公司确为失票人，票据丧失的事实亦不能妨碍后续的合法票据行为，其权利也应当向拾得票据的主体主张。京利华公司经过背书转让有偿取得涉案票据，是善意的合法持票人，所以在晶彩公司丧失票据后，票据权利即为善意第三人京利华公司享有。讼争票据虽然已经过本院在特别诉讼程序中作出除权判决，但在特别诉讼程序中作出的除权判决并不优于普通诉讼程序。除权判决虽然重新确认了票据权利，但并不创设新的权利，其所确认的权利内容应与被宣告无效的票据权利一致，而不能优于票据上记载的权利。因此，晶彩公司即非诉争票据的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亦非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其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并最终获利，导致原告本应享有的票据权利无法实现，应赔偿原告的票据损失1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本案系票据损害责任纠纷，诉争票据的除权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他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丧失并不可恢复。原告京利华公司不能依据票据权利向其前手及出票人行使追索权，只能以票据侵权为由要求恶意申请公示催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以基础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向其前手主张权利。但原告京利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金福茂公司对票据被除权判决存在主观上的恶意或过错，故其主张被告金福茂公司与晶彩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其票据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同时，也无权向被告金福茂公司主张票据法上的追索权。综上，原告京利华公司的诉讼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是否需要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或者先刑事后民事而中止本案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本案系恒丰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之间票据追索权纠纷，审理范围局限于各银行之间发生的票据关系，属于民事纠纷案件。恒丰银行称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参与诈骗，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关公安机关就恒丰银行被票据诈骗刑事立案，刑事案件虽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需要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裁判摘要２】关于原审法院未追加包头农信社作为本案第三人是否正确问题。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申请追加第三人，但是否允许，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本案系兴业银行提起的票据追索权纠纷，根据票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兴业银行作为案涉票据的持票人，享有追索对象选择权。兴业银行选择民生银行和恒丰银行进行票据追索，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准许恒丰银行追加包头农信社为第三人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３】二审中，恒丰银行提交了其与民生银行签订的《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免追索协议》，民生银行认为双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明确约定民生银行享有对恒丰银行的追索权，《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优先于《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免追索协议》适用。如果本院对《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免追索协议》是否有效以及上述两个合同优先适用的问题进行审理，将剥夺双方的上诉权利。本院认为不宜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民生银行的再追索权问题。
【裁判摘要４】持票人可以以票据记载事项以外的其他证据证明二者具有同一性——关于票号0010006222913791-795的5张票据背书是否连续问题。恒丰银行称，该5张票据收款人与实际收款人相差“国际”二字，仅凭两份书面《说明》不能认定收款人唯一，其背书不连续。对此，出票人杭州××实业有限公司与收款人宁波××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都向兴业银行出具《说明》，证明票据主体的唯一性，票据唯一主体为宁波××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实业有限公司与收款人宁波××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本案判决结果并无利害关系，两份《说明》相互映证，且出票人“漏打‘国际’二字”的解释符合常理，故本院认定该5张票据收款主体唯一，票据背书具有连续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最高法民申7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27号
【裁判摘要１】票据时效可以发生中断——关于票据权利时效是否可以发生中断。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二)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票据的出票日、到期日由票据当事人依法确定。”票据时效是消灭时效，不等于主张票据权利不能依法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关于票据时效能否发生中断，虽然票据法未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可见，票据时效是可能发生中断情形的。票据法相对于民法而言属于特别法，因此，票据法有规定的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无规定的则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本案三一重装公司起诉发生于2018年11月14日，应当适用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其中，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是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方式，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三一重装公司以起诉方式行使追索权，符合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情形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提起诉讼即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撤诉仅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律后果——关于三一重装公司提起诉讼是否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因此，提起诉讼即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撤诉仅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三一重装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向西安新城区法院提起诉讼时，即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无论起诉状副本是否送达对方，无论三一重装公司是否撤诉，
摘要2：（续）均不影响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再审申请人以其对三一重装公司2018年11月14日的起诉不知情为由主张不发生票据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的理由，不符合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2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有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本规定第三条所列情形外，持票人只能在首先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得不到付款时，才可能行使追索权。而张××直接行使追索权并不具备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上述规定第三条所列情形，因此，其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应受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1号
摘要1：【裁判摘要】汇票上未载明付款地的，票据支付地确定的连接点应为“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规定：“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未载明付款地的，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据此，汇票上未载明付款地的，票据支付地确定的连接点应为“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案中，案涉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并未明确记载付款地，但明确载明：付款人为长春鋆地公司，账号为69×××81，开户银行为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付款人开户行行号为305391015103，地址为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328号金某花园一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开户银行收到通过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将商业承兑汇票留存，并及时通知付款人。（一）付款人收到开户银行的付款通知，应在当日通知银行付款。付款人在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３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同）未通知银行付款的，视同付款人承诺付款，银行应于付款人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第４日（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同）上午开始营业时，将票款划给持票人。付款人提前收到由其承兑的商业汇票，应通知银行于汇票到期日付款。付款人在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３日内未通知银行付款，付款人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第４日在汇票到期日之前的，银行应于汇票到期日将票款划给持票人。（二）银行在办理划款时，付款人存款帐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三）付款人存在合法抗辩事由拒绝支付的，应自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３日内，作成拒绝付款证明送交开户银行，银行将拒绝付款证明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
摘要2：（续）并结合恒丰银行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所述“2015年12月23日、2016年1月22日，上述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的开户行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分别向持票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的事实，以及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票面中关于“此联持票人开户行随托收凭证寄付款人开户行作借方凭证附件”的记载，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作为付款人长春鋆地公司在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上载明的开户行，可以认定为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的代理付款人。原审裁定依据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载明的代理付款人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的营业地址，认定本案的票据支付地在福建省福州市，进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依法确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2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依据该条规定，票据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应负责证明其享有合法票据权利。该行提供的案涉304、305号两张汇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签章合法、背书连续，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一条关于“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的规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完成了证明其所持票据合法的举证证明责任。在此情况下，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应对恶意持票的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票据的流通功能决定了其无因性的本质属性，票据一经签发，票据法律关系即与其发生原因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分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所提出票人与收款人无真实交易关系和对价的主张，依法不能成为否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享有并行使票据权利的抗辩理由。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17号
【摘要】关于民生长春分行的票据权利问题。民生长春分行作为案涉票据持票人向其前手通榆合作社、恒丰泉州分行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涉案两张汇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签章合法、背书连续，恒丰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案涉票据采取倒打款的过桥模式办理贴现业务、在票据上签章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对此种业务的商业风险亦应有所预期，其在票据上的签章并非受欺诈、胁迫所为。在票据形式合法、签章真实、背书连续的情况下，不能以倒打款模式来否定票据债务人依据票据记载事项而承担的票据责任。本院二审依据现有证据，未认定民生长春分行存在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足以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形，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695号
【摘要】另外，因为票据具有无因性，在案涉票据的各贴现主体均签订了贴现合同，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的足以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适用法律正确。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11民终8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讼争票据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持票人应对持票的合法性举证——本案诉争汇票自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出票后，经过多个公司背书，最后由青岛雨洁商贸有限公司、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上诉人忆言公司。本案诉争汇票形式上背书连续，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背书取得汇票。但被上诉人同欣公司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的合法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本院综合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取得的汇票共七张，票面金额共计3,980,000元，均为同一出票人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均为2018年9月20日，另三张承兑汇票中，两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16日，一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20日，上诉人忆言公司取得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9月10日、9月12日，而出票人企业经营状况困难的信息，于2018年7月开始在网络上有披露，上诉人忆言公司为防范商业风险按常理在取得汇票之前对出票人的情况会做一定的了解。结合本案诉争汇票共四张，其直接前手有两个不同的公司（案外另外三张其直接前手不详）。但就这四张不同的直接前手如何又背书给同一被背书人，在出票人经营状况困难的情况下，从同一出票人、不同的直接前手获得汇票令人匪夷所思，上诉人忆言公司汇票来源的确蹊跷。其次，结合上诉人忆言公司企业自身情况来看，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同欣公司的申请，前往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开户银行进行调查取证，从调取的材料中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办理营业执照，自登记以来，未申报生产经营收入，未缴纳过税费。从上诉人忆言公司开户银行查询，没有相应的反映经营活动的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未反映出员工工资的支付情况。而上诉人忆言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其为注册资本500,000元，经营自行车销售的公司，上述如此状况的公司与其直接前手又如何交易、如何取得金额巨大的七张承兑汇票，在该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基础法律关系且经法院询问上诉人忆言公司对如何从其直接前手合法取得诉争汇票未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形下，其汇票的合法性存疑。因此，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被上诉人同欣公司主张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摘要2：（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可知，票据虽然具有无因性，但其前提是合法性，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利。在被上诉人同欣公司对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合法性提出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如上分析其合法性确实存疑，为防止非法权利得到司法保护，本院认为，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应对汇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亦应对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2019年12月12日原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的法人温××及股东刘×出具的证明以及2019年12月12日青岛××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欲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是经合法背书转让取得本案诉争汇票，共计支付1,880,000元。但一方面，该两份证明系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一方面，该两份证明无法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与其前手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上诉人忆言公司未能提供转账凭证、财务账目账册予以佐证其实际支付了1,880,000元，故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二审中对取得本案诉争汇票的合法性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未完成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本案诉争汇票持有人对作为背书人之一的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因其未举证证明其合法享有汇票权利，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忆言公司向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的诉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江法民初字第04432号
摘要1：——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合并审理时的举证责任分配
【裁判要旨】票据纠纷中，持票人以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不履行基础关系中约定义务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对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合并审理，持票人除证明票据关系合法有效外，还应证明其已履行基础关系约定的相应义务。
【案号】 一审：（2015）江法民初字第04432号
摘要2：【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渝01民申90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本案中，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的票据权利因未在六个月内行使而消灭。但根据该法第十八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之规定，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仍享有民事权利。因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与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支票的直接前后手，双方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签订的《购销合同》。且票据债务人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持票人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享有抗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在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未提供其与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履行了供货义务证据的情况下，以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举示的21份送货单及自认的金额，确认其给付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货款的义务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070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法》第１０条系管理性规定，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缺陷并不导致票据行为无效。因此作为票据的最后被背书人和持票人，只要票据真实有效，背书连续，持票人即享有票据权利，除非票据债务人能够举证证明持票人具有《票据法》第１２条、第１３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５条规定的票据无因性例外情形——关于于量是否取得票据权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票据行为应有真实的票据原因关系，即真实的交易关系。但该条规定应属管理性规定，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的规定，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本身。因涉案票据并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字样，并且在一、二审诉讼中，于量亦提交了其向前手陈玲玲支付款项的凭证、《情况说明》并有证人出庭作证，而尽管大显控股公司一再否认于量与陈玲玲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大显控股公司主张于量与陈玲玲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票据真实有效，票据背书连续，于量作为被背书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民申532号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公示催告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并列关系，不是前置关系，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设置前置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1条的规定是赋予公示催告申请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该法条并没有限定该起诉权利只能由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和申报人行使，失票人作为该票据的利害关系人亦应该可以行使该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5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款规定的申请公示催告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并列关系，不是前置关系，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明确规定“票据丧失后，失票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此规定也未给失票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设置前置程序。
摘要2：【案号】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辽03民终1780号
【摘要】关于华俊公司上诉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华俊公司作为失票人完全可以不经过挂失或申请公示催告而直接起诉，法院应当受理一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中，华群公司作为71张票据的持有人因票据遗失而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该院亦受理了华群公司的申请，在对该71张票据公示催告程序中均列华群公司为申请人，申报人则分别为深圳市联诚医药有限公司等票据利害关系人。至于华俊公司上诉称其为票据失票人的身份，因在一审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程序中未予确认，且华俊公司亦未提供任何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在公示催告案件因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而被法院裁定终结后，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可以向法院起诉的，应为特定主体即公示催告申请人或利害关系申报人。而华俊公司既非涉案票据的公示催告的申请人亦非申报人，依法不具有法院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的主体资格，故一审裁定驳回华俊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华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深圳联诚公司、华群公司返还票据，并依法享有票据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