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2010年5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7次会议通过，根据2015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7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15年7月22日起施行）
摘要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新执复25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新执复25号
【裁判摘要】（１））总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法院可以直接执行分公司的财产；（２）但不能对分公司（分公司并非被执行人）及其负责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的规定，限制消费令仅能针对被执行人作出。天虹建设公司西宁分公司及俞某某不是本案被执行人，向其发出限制消费令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乌鲁木齐中院撤销该限制消费令并无不妥。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03执复38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03执复38号
【裁判摘要】就限制消费措施的具体适用对象而言，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进行界定。即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以单位财产实施上述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所禁止的消费行为。但是，上述人员应当是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并履行职责，或者虽不具有上述特定身份，但能够通过其行为直接对单位的实际经营活动以及相关债务的履行产生重要影响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因此，人民法院在确定限制消费措施的具体适用对象时，应当结合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并根据适用对象的主体性质、履行能力、职务、身份以及相关行为的影响、后果等进行综合判断。就本案而言，盐田法院执行案件对中太绵阳分公司的财产状况进行查证后并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且目前尚无证据证明中太绵阳分公司以及其负责人存在直接影响执行案件所涉债务履行、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或其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直接对被执行人中太集团公司的实际经营活动以及相关债务的履行产生重要影响。在此情形下，对中太绵阳分公司及其负责人有关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予解除。
摘要2：
【笔记】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１条之规定：（１）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条件：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２）应当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条件：被执行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3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320号
【裁判摘要】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阶段仍然可以限制消费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虽然孟××在上海三中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已不是斯坦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作为发生争议时斯坦福公司、酒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同时参与了案件调解过程，案件执行过程中仍是本案主债务人斯坦福公司的监事，且根据该公司章程显示，公司仅设有执行董事和监事，综合本案事实，可以认定孟××对本案债务履行仍负有直接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故在斯坦福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前提下，上海三中院对孟××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无不当。综上，申诉人孟令国关于撤销限制消费令的理由不能成立，上海高院(2020)沪执复16号执行决定应予维持。
摘要2：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浙10执复12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浙10执复12号
【裁判摘要】（１）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解除；（２）被执行人被宣告破产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复议申请人被执行法院限制消费，是因为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被执行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作为时任汇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复议申请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至宣告破产前，是否应当解除限制消费措施。首先，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是人民法院对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的重要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如果法定代表人等四类责任人员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被限制消费的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对于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本规定第六条通知或者公告的范围内及时以通知或者公告解除限制消费令。”因此，如果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的，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5条的规定，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上述规定以裁定宣告破产为终结执行的条件，是因为破产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宣告破产前，作为被执行人的债务人企业仍有退出破产程序的可能，而一旦退出破产程序，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就有可能恢复。故此时应当解除的是对该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
摘要2：（续）以便破产程序正常进行，而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也要解除。如果破产法院已经裁定宣告被执行企业破产的，则该企业就将确定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执行法院就应当对该被执行人裁定终结执行。终结执行后，所采取的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执行法院在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即已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而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至今尚未得到实现，被执行人汇都公司也未被裁定宣告破产。故不存在复议申请人所称的破产清算程序与强制执行程序相冲突的情形，也无法律依据应当对被执行人汇都公司终结执行。复议申请人仅以被执行人汇都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且申请执行人也已申报破产债权为由，要求解除限制消费令，缺乏依据。
【笔记】被执行人被限高后是否影响子女接受教育权利？
摘要1：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３条第１款第７项规定，自然人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２）《善意执行意见》第２０条规定，限制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是指限制其子女就读超出正常收费标准的学校，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如果其收费未超出正常标准，也不属于限制范围；（３）因此，自然人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措施后，只是限制其子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影响子女就读非高收费的私立学校，更不得影响被执行人子女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
摘要2：
【笔记】能否将单位失信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纳入失信名单？
摘要1：解读：根据《善意执行意见》第１６条规定，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
【注释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１条未规定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一并纳入失信名单。
【注释２】（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１条第２款规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２）第３条第２款规定，单位作为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对单位法定代表人应一并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对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措施的，一并对其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单位被采取限高措施的，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四类人员一并被采取限高措施。
摘要2：【注解】对被执行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能纳入失信名单，但可以纳入限制消费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复7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人身保险产品的现金价值；（２）法院可以强制解除保险合同（如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在其可以单方面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而未行使，致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清偿，人民法院在此情形下可以强制被执行人予以行使，代替投保人行使解除强制所购的保险合同）——（一）关于能否强制执行本案人身保险产品的现金价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财产报告义务的对象包括“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商业保险产品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其他财产权利的范围。意外伤害、残疾保障类人身保险产品虽然具有一定的人身保障功能，但其根本目的和功能是经济补偿，其本质上属于一项财产性权益，具有一定的储蓄性和有价性，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等豁免财产外，人民法院有权对该项财产利益进行强制执行。人身保险的保单现金价值系投保人交纳的，为了支付后年度风险之用的费用，与保险事项发生后，保险公司应当支付的保险金不同，并不具有人身依附性的专属性，也不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物品和生活费用。根据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签订的国寿乐行宝两全保险和国寿附加乐行宝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险保险合同的内容，以及《保险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保险金给付之前，投保人许××对该保险现金价值享有确定的物权所有权。江西高院对该保单的现金价值及利息等财产性权益予以冻结并强制扣划并无不当。（二）对人身保险产品的现金价值应如何执行的问题｜江西高院（2019）赣执47号之四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协助的内容是：冻结被执行人许××及邓×名下的保险产品的现金价值、红利及利息等财产性权益，并将上述两项财产性权益用现金转账形式扣划至该院。
摘要2：（续）首先，人民法院可以强制解除保险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八）项关于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的规定精神，如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在其可以单方面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而未行使，致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清偿，人民法院在此情形下可以强制被执行人予以行使，代替投保人行使解除强制所购的保险合同。其次，由于江西高院执行裁定未明确强制要求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可以实现保单现金价值，投保人也可以继续与保险公司协商，由符合条件的第三人行使介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