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能否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执行请求？

当名义股东成为被执行人时，执行法院冻结名义股东的股权，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能否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执行请求，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外观主义原则。主要理由在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该条确立了外观主义原则，依据该原则，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当债权人申请执行作为债务人的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时，应依据公司股东登记材料簿或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股权归属进行执行，至于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问题应另行解决。

第二种观点认为，不应适用外观主义原则。主要理由在于：外观主义原则适用于交易第三人，而债权人要求执行作为名义股东的债务人的股权来满足其债权的实现，并非是股权交易行为，不应适用外观主义原则，此时要保护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

（１）隐名股东能否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执行请求，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两种观点均存在。

（２）个人认为强制执行并非股权交易，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隐名股东可以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执行请求。

《公司法》

　　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民事执行中案外人异议审查标准】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 

　　（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 

　　（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 

　　（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 

　　（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三条【隐名权利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

方案一

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下列理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名义购买不动产或者机动车等，其系被执行不动产或者机动车等的实际权利人；

（二）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房地产开发资质开发房地产，其系被执行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实际权利人；

（三）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名义对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其系被执行股权的实际出资人；

（四）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的银行、证券账户，其系被执行账户中资金、证券的实际权利人。

案外人因借名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可以依法向被借名者另行主张权利。

方案二

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下列理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经查证属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名义购买不动产或者机动车等，其系被执行不动产或者机动车等的实际权利人；

（二）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房地产开发资质开发房地产，其系被执行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实际权利人；

（三）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名义对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其系被执行股权的实际出资人；

（四）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的银行、证券账户，其系被执行账户中资金、证券的实际权利人。

案外人利用借名方式隐匿违法犯罪所得、利用内幕信息实施股票证券交易等构成犯罪的，或者违反限购政策、资质管理等规定，或者规避执行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处理。

张勇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开创巡回区民商事审判工作新局面——在第一巡回法庭民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８年４粤１８日）

　　（四）关于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是我们目前受理的案件中增长最快的案件类型，也是审理难度较大的案件类型。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实体与程序交错，执行与审判并存，公平与效率兼顾，各种权利纠缠冲突。在实践中，要准确把握执行异议之诉与执行行为异议、执行依据异议的区别。三种类型的异议都有不同的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在此，我谈一下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应当把握的审理原则。

　　第一，关于利益平衡原则。民事执行的基本功能是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当负有义务的当事人拒不履行义务时，民事执行机构可以运用国家公权力强制其履行义务。此时会涉及到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权利平衡问题。一方面要依法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执行异议之诉成为被执行人拖延执行的工具。加大打击虚假诉讼的力度，在举证证明责任问题上，应严格适用自认规则。案外人认为其对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执行标的物享有权利，即使被执行人承认，案外人仍应就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却对执行标的物强制执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对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当按照争议标的额收取诉讼费用，以避免滥诉。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民事执行机构是基于“表面权利判断规则”来认定权利的归属的，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物权公示制度在彰显权利归属上的有限性，可能会侵犯案外人的财产权益，必须赋予案外人充足有效的救济途径。案外人如果行使异议权的渠道不畅，将使其对执行程序的公正性存在疑问，进而对强制执行产生抵触情绪，反过来加剧“执行难”。因此，应妥善平衡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利益。

　　第二，关于实质审查原则。执行异议之诉是审判程序，而非执行程序，应当与执行异议审查适用不同的标准。执行程序的价值理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审判程序的价值理念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十五天的审查期要求对当事人享有的所有权利均进行实质审查，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执行异议审查以形式审查为原则，以实质审查为例外。而执行异议之诉作为审判程序，使实质审查具备了可能性。在名义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进行实质审查能够确定真正的权利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保护实质权利人的权利。我尤其强调的是，应当认识到，适用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减少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其适用的结果是对实际权利人利益的伤害，因此应谨慎适用。一般债权人仅对特定标的主张清偿债务者，并无交易安全保护之价值，不能适用外观主义寻求保护。以借名买房为例，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针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主张其与被执行人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且能提供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只是名义产权人、案外人才是真正产权人的，如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排除执行。人民法院针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股东，与被执行人存在隐名持股关系，其他股东对隐名持股关系不表示反对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排除执行。

　　第三，关于权利甄别原则。应准确把握执行异议之诉的实体审查标准，执行异议之诉的核心审查内容是案外人是否享有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而这涉及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等多个实体法领域。审理中应从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所依据的实体权利类型出发，审查其主张实体权利的相应法律基础，如物权法中关于财产权属认定的规定、担保法中关于担保物权认定的规定、公司法中关于股权认定的规定、知识产权法中关于无形资产产权认定的规定、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和共同财产的规定、合同法中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规定等等。同时，要针对案外人实体权利与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发生冲突时的权利实现顺位，准确把握实体审查标准，妥善平衡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关系。同一执行标的物上存在的不同性质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坚持物权优先于债权、法律规定的特殊债权优先于普通债权的原则。

　　第四，关于生存利益优先原则。生存利益与经营利益发生冲突需要权衡时，应当正视我国现阶段房屋交易市场不完善和部分当事人法律意识尚有待提高的现实，在依法的前提下坚持消费者的生存利益优先于银行、企业的经营利益的原则，在兼顾双方利益的前提下向相对弱势方适度倾斜。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批复以及《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是基于生存权至上的考虑，应当严格适用，在实践中不应随意扩大。

山东高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二)涉及隐名出资的有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758号

【裁判要旨】广诚公司虽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与飞越集团签订协议约定该股权为广诚公司所有，但该股权登记在飞越集团名下，且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确认，飞越集团、棱光公司亦向社会予以公告，对外具有公示效应。因此，对内关系上，广诚公司与飞越集团之间应根据双方的协议约定，广诚公司为该股权的权利人；对外关系上，即对广诚公司与飞越集团以外的其他人，应当按照公示的内容，认定该股权由记名股东飞越集团享有。2008年7月9日法院受理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飞越集团破产还债一案，2009年10月28日裁定宣告飞越集团破产。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登记及公告的公示公信力，有理由相信飞越集团持有棱光公司的股份，有权利就该股权实现其债权。如果支持广诚公司确认股权的诉讼请求，必然损害飞越集团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一、二审判决虽认可广诚公司与飞越集团之间存在代持股权事实，但对广诚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至于广诚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如何实现其债权的问题，一审判决已经明确告知其应通过破产程序申报债权解决。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西民一初字第00014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陕民二终字第00077号

——执行异议之诉中外观主义应如何适用

【裁判要点】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执行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知道实际出资人通过法院确权取得名义股东代持的股权后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依据外观主义对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许可执行的，不予支持。

【案件索引】一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西民一初字第00014号（2013年9月26日）；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陕民二终字第00077号（2015年5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111号

【裁判要旨】显名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该条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当显名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3民终7051号

【裁判要旨】股东因股权转让协议已将所持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案外人就涉案股权仅享有基于合同之债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不足以排除显名股东一般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措施。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虽于2013年即与原审第三人刘某某约定收购涉案股权且已经向其支付了对价，但因双方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上诉人就涉案股权仅享有基于合同之债的请求权。该权利因上诉人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故上诉人关于解除涉案股权的强制措施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责任不在其自身，首先，上诉人的该项主张缺乏充分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作为股权收购方在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亦应积极主张合同权利，其怠于行使合同权利产生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再次，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刘某某的合同履行问题亦不能成为对抗第三人的正当事由。故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若认为原审第三人刘某某未及时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其损失，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鲁商终字第307号

【裁判摘要】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及权利外观理论，当实际权利人的权利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和名义权利人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善意第三人之权利发生冲突时，为维护交易安全，善意第三人的权利优先于实际权利人受到保护。而本案中信济南分行申请执行的是其与中商财富之间因借款关系而形成的债权，中信济南分行并没有与名义股东中商财富就登记在中商财富名下的7200万股股权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从权利外观原则来看，中信济南分行不是基于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本案也没有需要维护的交易安全，中信济南分行的债权请求不能受到优先于实际权利人海航集团的保护。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6民终237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系基于民间借贷关系取得对被执行人的债权，而并非基于对被执行人在公司享有1510万元出资额的工商登记公示产生的信赖，进而与被执行人进行了与合伙企业出资额有关的交易，不涉及保护交易安全的问题。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民终396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上述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第三人基于股权工商登记的外观而产生交易信赖，与登记股东发生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处分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对于非基于上述行为与登记股东发生法律关系的第三人，由于工商登记公示的股权不是其交易的标的，其没有基于工商登记所产生的交易信赖，不存在交易安全的问题，因此不属于公司法三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第三人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00号

【裁判要旨】对股权的强制执行，涉及内部关系的，依当事人意思自治；涉及外部关系的，根据登记处理。

【裁判摘要】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对股权的强制执行，涉及内部关系的，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解决。涉及外部关系的，根据工商登记来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据此，本院认为，工商登记是对公司股权情况的公示，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该信赖利益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换言之，根据《公司法》该条款的规定，经过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这里所说的优先保护，就本案而言，是指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出来的登记股东不符的情况下，法律优先保护信赖公示的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的权利，而将实际投资人的权利保护置于这些人之后。据此，由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对外关系上不具有登记股东的法律地位，所以其不能以其与登记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来对抗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因此，当登记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该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不得以此对抗登记股东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登记股东的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本案中，百通材料公司虽然是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是鑫通公司却是案涉股权的登记股东，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是鑫通公司的债权人，基于上述法律规定，百通材料公司就案涉股权不享有对抗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摘要１】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与詹××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２】股权代持关系并非买卖关系，不适用买卖执行异议规定——关于本案能否适用《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问题。．．．．．．而《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被执行人将需要登记过户的财产出卖给案外人的情形，买受人得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要件有四点：一是签订买卖合同，二是支付全部价款，三是实际占有财产，四是未经登记的过错不在于买受人。本案系代持股权引发的争议，并非买卖交易，不适用该条款，即使参照该条款的规定，王××将自有股份登记在詹志才名下的行为也不符合上述要件的第四项，即买受人对未经变更登记无过错。故本院对王××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执行异议之诉不能提起股权确权之诉——此外，王××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第一项为请求确认其享有中汇公司10%的股权，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中汇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审理的法律关系亦非股权归属，在法律关系不同、诉讼当事人不同的情形下，二审法院仅在事实认定部分确认案涉1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而未在判决主文中对该诉讼请求予以确认或驳回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81号

【裁判摘要】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关于公司股权实际权利人能否对抗该股权名义持有人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司法强制执行问题｜在本案所涉及的执行案件中，中行南郊支行是申请执行人，成城公司是被执行人，华冠公司是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执行标的是成城公司名下登记的渭南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银行）1000万股份。根据陕西高院（2009）陕民二终字第00053号生效民事判决，成城公司为该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华冠公司才是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中行南郊支行在原审及申请再审时均主张，案涉执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登记在成城公司名下，中行南郊支行已经信赖该登记并申请将涉案股权采取执行措施，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上述股权应执行过户给中行南郊支行。商事外观主义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实际上是一项在特定场合下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法律选择适用准则，通常不能直接作为案件处理依据。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但其适用也可能会损害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据此，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案涉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中行南郊支行并非针对成城公司名下的股权从事交易，仅仅因为债务纠纷而寻查成城公司的财产还债，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若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将实质权利属于华冠公司的股权用以清偿成城公司的债务，将严重侵犯华冠公司的合法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中行南郊支行无权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取得案涉执行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因此，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中行南郊支行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要求强制执行取得案涉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的再审申请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要旨】（１）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不构成执行阻碍，仅是保护实际出资人的实际权益，确权结果也不能阻却执行。（２）隐名股东怠于变更股权工商登记，同时股权代持形成在先，债权人享有的动态利益优于隐名股东享有的静态利益，名义股东名下股权可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３）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第三人对股权工商登记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产生合理信赖，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故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首先，关于投资权益显名化其实质是否是变相请求对处于查封状态下的案涉股权权属进行变更和处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而本案系因代持股权引发的纠纷，投资权益显名化的核心是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仅仅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而保护实际出资人对案涉股权享有的实际权益。．．．．．．其次，．．．．．．黄××、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具有预知法律风险的能力，基于对风险的认知黄××、李××仍选择蜀川公司作为代持股权人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发生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其承担。．．．．．．且按照一般的商事裁判规则，动态利益和静态利益之间产生权利冲突时，原则上优先保护动态利益。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债权人皮×享有的利益是动态利益，而黄××、李××作为隐名股东享有的利益是静态利益。根据权利形成的先后时间，如果代为持股形成在先，则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债权人的权利应当更为优先地得到保护；如果债权形成在先，则没有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隐名股东的实际权利应当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因案涉股权代持形成在先，诉争的名义股东蜀川公司名下的股权可被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权人皮涛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保护。．．．．．．另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其中“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本案中，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有效，但其仅在双方之间存在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关系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故皮×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注解】（１）《公司法》第３２条“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２）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并不是以股权未交易标的的相对人，不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隐名股东有权排除强制珍惜——本案中，根据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登记在吴××名下4663410股山鹰股份股票实际系由林××出资购买，且林××亦实际享受该股票分红，故该股票名义为吴××所有，但实际权利人应为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上述两条规定均源于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即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持交易安全。故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本案中，林××系案涉股票登记权利人吴××的金钱债权的执行人，并不是以案涉股票为交易标的的相对人。虽然林××申请再审称，其是基于对吴××持有案涉股票的信赖，才接受吴××提供担保。但林××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此外，上市公司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林××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山鹰股份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一审、二审判决林××对案涉股票享有能够排除林××申请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法院能否执行钟某某为谢某某代持的汇丰公司17%股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人民法院应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汇丰公司17%案涉股权于2009年时即属谢某某所有并无异议，只是由于案涉股权登记于钟某某名下，江某某基于其与张某某在（2014)岩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确定的债权，申请法院将钟某某名下的股权作为其与张某某夫妻共有财产而采取了查封措施。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从权利形成时间上来看，谢某某实际出资、作为隐名股东取得案涉股权、经其他股东同意担任公司总经理等事实均发生在据以查封案涉股权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调解书形成之前，虽然谢某某并未登记为汇丰公司的名义股东，但其对于案涉股权享有的权利在查封前即取得。从权利性质上来看，江某某系基于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形成的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一般债权而对案涉股权采取查封措施，谢某某系基于返还请求权而对案涉股权执行提出异议，江某某的权利主张并不能当然优先于谢某某的权利主张。从案件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江某某也未举证证明其与张某某之间因合伙协议纠纷产生的债权系张某某与钟某某夫妻共同债务，更不能证明该债权与谢某某存在关联。此外，江某某与钟某某之间并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江某某亦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相关规定。因此，谢某某对案涉股权提出执行异议，原审法院判决停止对案涉股权的执行，并无不当。

【解读】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股东，与被执行人存在隐名持股关系，其他股东对隐名持股关系不表示反对的，执行的债权人又“与名义股东之间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法院可以判决排除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1号

【裁判摘要】法院裁定冻结股权后显名股东、隐名股东和公司作出确认隐名股东为公司股东合意不能对抗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何×主张其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首要条件是，何×在人民法院实施冻结案涉股权执行行为之前已经系中瑞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经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4）长执字第275-1号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根据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载明，中瑞公司系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采取冻结措施时，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的全部股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系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何×主张其系中瑞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营人、实际投资人，并持有86.16%股权，其提交了向中瑞公司汇款的证据，但无法确定何×向中瑞公司汇款的性质，不能证明何×已经成为中瑞公司股东。何×提交的案涉《协议书》虽载明中瑞公司认可何晶的股东身份，但因该《协议书》签订日期是2017年12月18日，晚于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采取冻结执行措施时间，不足以证明在2011年何×已经取得股东身份并实际持股的事实。何×与中瑞公司、天华伟业公司在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冻结股权之后，作出的确认何×为中瑞公司股东的合意，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冻结案涉股权的执行行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何×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对何×要求确认股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015号

【裁判摘要】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系股权实际权利人不能排除强制执行——韩××主张其系天信源公司8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即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本案中韩××并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向宏铭公司实际出资的缴纳记录、公司分红、公司决策投票等与股权核心内容相关的事实，其所提交的与刘××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宏铭公司出具的《证明》等材料欠缺证明效力，且并非为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因此韩××的主张欠缺事实基础，原审法院认定“案外人韩××无证据证实其对涉案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11号

——执行异议之诉综合判断异议人是否享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

【裁判观点】

（１）判断执行标的能否执行，需查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此确定异议人所享有的权利在效力上是否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２）执行异议之诉中，在考量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结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裁判摘要】债权成立于股权登记之前不能对抗隐名股东实际权利——本案富新节能公司等被申请人对案涉股份享有的实际权利与萍乡农商行股权登记外观上存在冲突，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综合予以判断。1.富新节能公司通过继受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熊×等人因公司转制而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均是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权益，太红洲公司仅是基于登记外观，虽有股东之名而无股东之实，太红洲公司对案涉股权并无支配权利，实体股东权利为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所享有。易××申请执行的是实体权利已经虚化的股东权，不能对抗已经查明的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益。２.本案执行标的并不构成太红洲公司与易××交易的责任财产，对易××的债权并不因丧失信赖而造成损害。易××与太红洲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萍乡农商行成立之前，太红洲公司所持有的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尚未对外公示，并不存在易××对太红洲公司所持股权的信赖问题。因此，易××仅依据对事后的公司股东登记信赖申请执行案涉股权，不能对抗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的实体权利。

【摘要】至于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的收取问题，因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因此类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标的是能否对登记于太红洲公司名下的萍乡农商行2000万股的股份排除执行，一、二审据此收取诉讼费用并无不当。易××申请再审中提出应当按照申请执行的545万元的债权为标的收取诉讼费用，混淆了本案诉讼标的与另案诉讼标的的不同，该申请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注解】涉改制等特殊企业股权的强制执行时，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信赖等因素予以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

【裁判要旨】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可以合并审理。

【裁判摘要】“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规则的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系审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一般性规则，其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程序即为特殊性规则。《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入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为专门一章进行规定，均由此类案件特殊性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按照该条规定，无论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审查实体权利的归属和性质，都是判断能否排除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理，且一并作出裁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已明确排除了人民法院查封的其他法院关于该查封物的另案确权，也不支持当事人另案确权。一审法院以确认股东资格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宜合并审理而应另案解决为由，对谢某某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未进行实体性审理，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２】名义股东由公司章程确定且经登记机关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债权人有权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

【解读３】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执异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停止对郭××持有的中盛公司4.5%股权的拍卖执行；二、判决确认其持有中盛公司4.5%的股权（价值1198万元），由中盛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

【注解】隐名股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可否同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对强制执行显名股东股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可同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60号

【裁判要旨】隐名股东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１）代持法律关系就其本质属于债权债务关系，受合同法相对性原则的约束，隐名股东就该债权仅得以向名义股东主张，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

（２）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不符合情况下，即便债权人与名义股东非就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的股份进行交易，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也应优先于实际出资人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解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代持之债权法律关系，不足以排除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对“被代持股份及红利”之执行行为。

（１）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系内部代持之债权法律关系；

（２）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有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Ａ．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法律保护；Ｂ．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

（３）实际出资人相较于债权人更需承担风险；

（４）保护实际出资人权利会鼓励规避监管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99号

【提示】隐名股东是否可以阻却其他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执行行为？

【裁判要旨】股权代持的风险不应由债权人负担，债权人对名义股东的财产判断只能通过外部信息，股权信息是可获得的，但代持关系却无从得知，属于债权人无法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债权人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此外，实际出资人既然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商业上的利益，或者在显名的情形下不能获得的利益，则也必须承担此种代持所带来的固有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6号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首先，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法律关系看，股份代持关系本质上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代持协议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其次，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看，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前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体现了在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虽然一般而言，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易之外领域适用的绝对排除。尤其是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时，就更应当注意到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着眼于整个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予以考量。一方面，执行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行为时，本身也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执行债权人在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时，基于对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进行衡量后与之进行交易，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执行债权形成于股份登记信息公示之前，债权人不是基于股份登记信息与债务人进行交易，在执行阶段，仍存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明确否定了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如果对该查封信赖利益不予保护，不仅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因此，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的名义股东不符的情况下，不应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就特定标的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将其扩张到名义股东的执行债权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再次，从案涉股份未登记到实际权利人名下的原因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份不能由他人记名。．．．．．．最后，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和实际出资人的权责与利益分配上衡量，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股东、经营状况等信息具有隐蔽性，公众无法知晓，将公司的必要信息通过登记的方式公之于众，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鼓励、引导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登记信息了解公司股东情况和经营情况，对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却难以知悉，属于其难以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制度以此运行则产生的社会成本更小。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享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即使名义股东代持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依然可以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名义股东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失。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者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利益。因此，由庹思伟承担因股份代持产生的相应风险和不利益，更为公平合理。此外，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角度看，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综上，庹××就案涉股份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