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款转为借款能否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是指民事主体之间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的基础事实是借款发生的事实。

在买卖合同、承揽、股权转让、合伙协议、损害赔偿等其他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经常以民间借贷形式来确认债权债务，并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对于因其他法律关系转为借款，能否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对于由其他法律关系转为借款而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应当分为三种不同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种情形：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无法提供借款发生的事实的证据。

由于借款发生的事实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原告提供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只是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初步证据。如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由股权受让方向股权出让方以出具借条的形式确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此时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发生的事实，如果被告提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并提供证据证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第二种情形：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提供证据借款发生的事实的证据。

此时原告提供的证据表面上已经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如合伙投资法律关系中，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实际为投资款而非借款，如果被告提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合伙投资法律关系并提供证据证明，人民法院仍然应当按照基合伙投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对于第一种、第二种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原告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民一终字第107号《北京新中实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权益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8期(总118期)，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审诉讼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而不应作出实体判决；法院径行对当事人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既是代替当事人行使起诉权利，又剥夺了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权利，构成程序违法。】

第三种情形：原告提供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是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理由在于：原被告之间经过调解、和解、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导致原基础法律关系和原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归于消灭，并形成了与原基础法律关系不同的新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由于原基础法律关系和原债权债务已经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经过双方合意处分的新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新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基于原基础法律关系出具的借据、收据、欠条等，该借据、收据、欠条等在法律意义上只是原基础法律关系的债权凭证（不一定是结算债权凭证），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原基础法律关系而不能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属于结算债权凭证），则意味着原基础法律关系和原债权债务已经消灭，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只能）按照新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的界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十五条【因其法律关系产生的借贷的处理】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２００１）

　　第三十五条５３【法院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与举证期限的重新确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

　　第五十三条【当事人主张与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的处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榆林市盛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诉韩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880号

【裁判摘要】在本案中，钞××因经济往来对韩××负有债务，经协商后确定以钞××在盛景公司的股权和收益偿还韩××；钞××与陈××、李××之间则构成股权转让关系，钞××将其持有的盛景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了陈××和李××，同时享有要求李××和陈××支付2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债权；相关各方经协商，钞××将其对李东阳和陈××享有的上述债权转让给韩××，由盛景公司、陈××、李××将上述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韩××；盛景公司在2014年4月4日即向韩××实际支付了1000万元，剩余的1300万元则由盛景公司、陈××、李××在当天向韩××出具借条，承诺还款。上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既包括钞××与韩××之间的民间借贷，也包括陈××、李××与钞××之间股权转让，还包括钞××将其对陈××、李××的债权转让给韩××以及盛景公司自愿承担向韩××支付1300万元责任的债务加入。盛景公司、陈××、李××已经以出具1300万元借条的方式，承诺向韩××承担义务。因此，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判令盛景公司、陈××、李××承担向韩××支付1300万元等民事责任，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虞某等与王某民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34号

【裁判摘要】在王××一方提交了《结算单》主张支出了3485630.4元，并提交分项单据证实款项均用于虞××家庭控制的涉案工程以及虞××家庭开销，虞×一方认可王××支出了相应款项，但又无充分证据证实该款项系合伙款项或投资款项的情况下，原再审判决认为王××与虞××之间不构成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伙法律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而应为民间借贷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

【解读】（１）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作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双方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被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得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２）若仅有资金往来而无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事实，应认定为借款关系而非合伙关系。

·肖某某、王某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443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为肖××与王××之间到底是借贷关系还是投资合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主张二人之间是借贷关系，提供了三张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回单，证明其在2017年5月12日、5月22日向肖××中国农业银行卡分别转款7万元和10万元，2017年6月20日由案外人余××代其向肖××同一账号转账1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王××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向肖××给付了27万元后，肖××抗辩双方系投资合作关系，应由肖××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综上，王××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肖××借款27万元，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肖××抗辩二人为合作关系缺乏证据证明。

·湘潭市潭州司法鉴定所、陈某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民申75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由此可知，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此前虽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了《借条》承诺偿还债务，该借条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原判决认为案涉《借条》系双方通过清算达成一致的债权债务协议，无论双方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被申请人可直接依据该协议向申请人主张债权，并据此支持申请人部分诉请于法有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何某某、诺林（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99号

【裁判摘要】投资合同协议约定只收取红利不承担经营风险应认定为借款合同｜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是投资合作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问题——首先，从双方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来看，何××虽然投资的是诺林公司在海澄项目和绿波海景项目的股份，但其本质仍然是以资金投入的方式参与两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故何××属两个项目的隐名参建方。其次，根据《土地使用权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故，共同出资是该类合同的前提条件，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合作的必备要件，此因当事人共同出资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对合作成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共同分享，与此相对应，对合作过程中以及合作的不利后果和风险也要共同承担，这也是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具体到本案，双方于2004年至2005年期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表明，何××从最初无需承担项目成本增加的风险，到享有固定年8%的预支收益（以资金投入时间起算，从利润中扣除），再到年8%收益不计入利润。而至2006年1月25日签订《协议书》，双方不但对何××的投入资金进行了结算并再次确认了年8%的收益，更进一步约定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灾、人祸，或当地政府政策变化导致项目停止，或甲方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何××除可收回全部投资款外还额外增加享有投资金额10%的收益。上述一系列协议，虽未明确约定何××不承担风险，但体现了何××投资风险在逐步缩小而收益不断固定和增加，且收益逐步与利润分离的过程，进而最终形成何××无需承担项目风险而享有固定收益的结果。根据《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