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可以理解为——（１）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２）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1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可以理解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的“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精神；（３）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1套期房，但无证据证明其在该期房居住生活，购买的案涉商品房显然系魏改善居住环境，可以理解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的“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精神。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２０修正）

经典案例１：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执异58号

【裁判摘要】为子女上学而购买二套房仍属于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其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作为生存权益应优先于在建工程抵押权保护——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应如何理解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应机械限于套数的理解。如原有住房不能满足现有家庭成员的居住、生活及学习要求，再购买房屋是为了对居住环境进行必要的改善或是满足对孩子受教育的需求，其仍属于满足生存权的合理消费范畴之内。本案中，金某某、刘某某提交的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显示刘某某在惠阳区××房，不动产权证号为xxx，建筑面积为51.48平方米。异议人主张是因为小孩需要在惠州市上户口就近入学，但涉案房产一直无法办证，才于2017年再买此套小面积房产给孩子上户口入学。经审查，异议人的未成年子女金某2，于2006年4月21日出生，正值求学年龄。由于小孩的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同样应受到优先保护，异议人的此项主张具有事实依据。而且，异议人是于2015年购买涉案房产，购买时间早于上述房产且支付了相应价款。因此，不能因为异议人为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而后购买了一套房产就否定异议人依据上述司法解释对涉案房产享有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9号

【裁判要旨】《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中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该条款中规定的“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限于买受人所购房屋所在地，重点考察的是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目的在于加强对作为弱势者的房屋消费者权利的特别保护，在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特殊情况下，将对房屋消费者生存权利的保护置于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债权人金钱债权的保护之上，赋予房屋消费者对买受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实际上，该规定赋予符合一定条件的商品房买受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所享有的转移所购房屋所有权之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对房屋开发企业所享有的金钱债权的效力，是对债权平等原则的突破。同时，这一规定使此种情形下的买受人购买商品房的行为产生了对抗房屋开发企业金钱债权人效力，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但又缺乏足以产生公信力的公示方式，对交易安全和作为被执行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其他金钱债权人的利益影响巨大，也增加了被执行人和案外人通过执行异议恶意串通逃避强制执行的道德风险。因此，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对案外人权利予以特别保护时，应当从严审查、严格把握。如严格审查被执行人和案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有效，是否签订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倒签；所购商品房是否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限于买受人所购房屋所在地）；支付房屋价款的证据是否充分，付款事实是否真实，已支付价款是否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等等。在依法保护案外人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要切实防止被执行人和案外人恶意串通损害申请执行人利益的行为发生。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鄂01执异1118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精神，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其对房屋享有的权利优于抵押权。本案中，案涉房屋用途为住宅，案外人属于上述规定中的“消费者"，且已支付大部分款项，故其享有的权利可以对抗本案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

【裁判摘要２】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有1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可以理解为“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本案案外人竺某、赵某某系夫妻关系，竺某名下虽已有一套住房，但该房屋面积仅有43.6平方米，其购买的案涉房屋面积为84.44平方米，仍属于满足基本生活之需要，可以认定其符合上述规定精神。

【裁判摘要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之规定，案外人基于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及于该房屋项下占用的土地使用权。故，案外人对案涉房屋项下占用的土地享有的权利能够排除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47号

【裁判摘要】（１）“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应机械限于套数的理解，原有住房不能满足现有家庭成员的居住要求，再购买房屋是为了对居住环境进行必要的改善，其仍属于满足生存权的合理消费范畴；（２）买受人购买商品房用于投资的，不能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虽然对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中的“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应机械限于套数的理解。如原有住房不能满足现有家庭成员的居住要求，再购买房屋是为了对居住环境进行必要的改善，其仍属于满足生存权的合理消费范畴。但王某某名下已有多套房屋，且其在再审庭审中自述，其购买的尚源大厦4套房屋，2套用于居住，另外2套用于出租。故难以认定王某某购买本案2503号房屋及关联案件的房屋系基于对居住环境进行必要的改善，而非进行商业性投资。王某某在再审中还称其已将原登记在名下的2套房屋出售，即使该陈述属实，亦是二审判决作出之后新发生的事实，并不符合“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情形。综上，本案虽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和第三项的情形，但不符合该规定第二项的情形，故王某某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7号

【裁判摘要】中诚信托公司辩称徐××所举示的重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重庆市个人住房登记信息查询证明》，不足以证明徐××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本院认为，该证明虽为重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但内容显示查询的是重庆市不动产登记系统，对各区县均能登陆查询的同一系统却只能分别到不同区县查询，极大地增加了申请人的不便。考虑到重庆市有三十余个区县，如苛求徐××查询重庆全市的房屋信息，则有失公允。故在现有住房登记信息查询条件下，徐××提交了其户籍所在地巴南区的房屋登记信息，应视为其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可认定徐××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且相关司法解释仅要求“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并未要求买受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无房，故本院对中诚信托公司此点主张亦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3号

【裁判摘要】购房消费者的判断应从严审查、严格把握，购房者有多处住房后来又相继出售不属于满足基本生活之需情形，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条规定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生存权，突破了债权平等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亦应从严审查、严格把握。根据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郭某在购买案涉房屋之时、在房屋被查封之时，名下均有其他可用于居住的房屋，只是后来相继出售，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第二个要件，故二审判决认定其不能根据该条规定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0号

【裁判摘要】购房消费者的判断应从严审查、严格把握，购房者购买多套房产不属于满足基本生活之需情形，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二、消费者交付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可见，适用该批复的主体应是“消费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应当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而本案中系以其他债权抵付购房款的方式一次性购买三套房屋，超出一般生活所需，而戴某某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购买三套房屋确系生活需要，故戴某某主张其系消费者的依据不足，对其相关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250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的“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可以理解为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一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诉争商品房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天润诚泽公司名下，贾某某与天润诚泽公司签订《认购协议》发生在案涉房屋被法院查封之前，该《认购协议》虽不是书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约定了商品房的基本情况、房屋价款、付款时间和方式等协议条款，贾某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由天润诚泽公司开具购房款发票，天润诚泽公司向贾某某交付了案涉房屋，双方实际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贾某某与天润诚泽公司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有证据证明贾某某购买案涉房屋用于生活居住，尽管其名下另有一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建筑面积45.37平方米的房子，但贾某某实际生活居住在延庆城区，贾某某所述建筑面积45.37平方米的房子无法保证其夫妇二人、公公婆婆和两个孩子一共六口人的生活居住的情况符合生活常理，故贾某某因购买案涉房屋所享有的生存利益有获得优先保护的必要和正当性。二审判决认定贾某某就涉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结果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590号

【裁判摘要】交行陕西分行提出，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的规定，贺×和瑞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本院认为，《物权法》该条款规定的“不得转让"针对的是抵押的不动产的“过户行为"，“不得转让”即不得过户。该条款并非针对抵押的不动产转让合同的效力，不构成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本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中规定的“用于居住”，其标准是政府规划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该房屋的使用性质。．．．．．．本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中规定的“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系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二审法院已查明贺×在陕西省无其他房产，故认定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并无不当。交行陕西分行再审申请提出，该条规定的“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仅包括购房者本人，还应包括购房者的配偶、子女名下也都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该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原则上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况，即“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换言之，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其对抗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不是绝对的，如果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即使对执行标的享有优先受偿权，也不能对抗案外人的执行异议。本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即为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与第二十七条并不矛盾，因为它是第二十七条的但书内容。第二十九条之所以作为第二十七条的但书，是为了优先保护符合相关情形的房屋购买者的居住权，因为从价值衡量来看，该种情形下的居住权与抵押权相比，居住权优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460号

【裁判摘要】经常居住地与案涉房屋所在地不一致一般不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求——最后，案涉房屋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解××的经常居住地与案涉房屋所在地并不一致，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购买案涉房屋是为了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其对案涉房屋的主张不涉及基本的生存权，法院执行案涉房产并不影响其基本生活需求。本案在平衡华融公司和解××的利益保护时，不应再基于基本生存权的保护而对解××的权益予以特殊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772号

【裁判摘要】尽管买受人名下已有一套房屋，但购买的另一套房屋在面积上仍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时仍可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03年2月，钟×与鸿源先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钟×购买鸿源先科公司开发的鸿源生态新城B幢二单元303号房；2003年2月21日，钟×交付房款49768元，后以上述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向银行按揭贷款110000元付清了剩余房款；2006年11月1日，钟×作为买受人又与出卖人鸿源先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钟×购买鸿源生态新城C幢1202号商品房，房屋面积92.32平方米，总价约定为350816元，双方对房屋的基本状况、价款及付款方式和时间、交房条件等作了具体约定；2010年3月6日，钟×与鸿源先科公司、北海润隆居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鸿源生态新城B栋置换房屋协议书》，约定钟×同意将鸿源生态新城B栋二单元303号房与C栋1202室商品房进行置换；2017年7月22日，北海鸿源生态新城物业管理处出具《证明》，载明“鸿源生态新城业主C栋1202号房业主钟×于2011年6月份已装修完毕并已入住。入住后一直正常缴纳物业费”；案涉房屋首次被查封期间届满后未续封，该次查封效力灭失，2011年11月3日案涉房屋再次被查封；截至2017年7月12日，经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钟×名下有一套房屋，面积为68.2平方米。尽管钟×作为商品房消费者名下已有一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可以理解为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由此，结合钟×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贷款转存凭证、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支付凭证、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鸿源先科公司收据等证据材料，基本可以认定钟×作为购房消费者针对案涉房屋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744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虽已有一套期房但无证据证明其在该期房居住生活，不能认定案外人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10年11月12日,丁××与鸿源先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丁××购买鸿源先科公司开发的鸿源生态新城Ａ幢05层13号商品房,面积为101.39平方米,总价款444899元。鸿源先科公司分别于2014年2月28日、2014年11月1日分别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收到丁××交付的Ａ栋513号购房款224899元、220000元。2014年7月30日,丁××就案涉商品房向税务机关缴纳契税13346.97元。北海鸿源生态新城物业管理处于2017年7月1日出具《证明》,载明“鸿源生态城业主丁××于2012年6月入住本小区Ａ栋513号”。案涉房屋首次被查封期间届满后未续封，该次查封效力灭失，2011年11月3日案涉房屋再次被查封。经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从2016年8月8日至2017年8月25日止,丁××除金海岸大道66号大都金沙湾6幢2单元1501号(预售许可证:北建房预字第2××6号)(此套为期房)外,没有其他不动产登记记录。虽然丁××名下登记了一套房屋,但该房屋为期房,并无证据证明当时丁××在该房居住生活,故不能因此认定丁××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其购买案涉商品房显然系为改善其居住环境,可以理解为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由此，结合丁××提交的物业费收缴登记表等证据材料，基本可以认定丁××作为购房消费者针对案涉房屋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不论工行云南路支行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丁××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均可以对抗案涉执行，一、二审判决未支持工行云南路支行继续执行案涉房屋的诉求，并无明显不当，工行云南路支行的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149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第2项“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情形中的“买受人名下”应当作从宽理解，将买受人及其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一方以及未成年子女一并考虑，只要三者之一名下有房屋即可视为买受人名下已有居住用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是基于对商品房消费者生存权优先保护就当事人权利顺位所作的例外规定，故对该条第二项“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情形中的“买受人名下”应当作从宽理解，将买受人及其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一方以及未成年子女一并考虑，只要三者之一名下有房屋，即可视为买受人名下已有居住用房。根据运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可知王×与其配偶吕×、女儿吕××１、儿子吕××２在案涉房产所在地运城市无不动产登记信息，故一审判决认定王×所购商品房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1号

【裁判摘要】购房人无需证明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房屋——且周××举示了重庆市巴南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重庆市个人住房登记信息查询证明》，亦证明了自己名下除购买的用于居住的案涉商品房外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认定周××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中诚信托公司主张周××所举示的重庆市巴南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重庆市个人住房登记信息查询证明》不能证明周××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但中诚信托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周××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商品房等房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中诚信托公司另主张周××应举证证明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并未要求购房人应同时举证证明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在周××已经举证证明自己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且中诚信托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周××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房屋的情况下，中诚信托公司的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875号

【裁判摘要】关于支××所购房屋是否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是否有其他用于居住房屋的问题。经查，支××所购房屋经政府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使用性质为居住用房，支××只能用于居住。根据西安房管局出具的《财产查询反馈信息表》，支××名下未登记有其他房屋，交行陕西分行不能证明支××在西安市或者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原审法院认定支晓微所购房屋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并不缺乏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仅规定房屋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并未规定买受人的配偶、子女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交行陕西分行亦未证明支××的配偶、子女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交行陕西分行主张上述第二十九条规定系指买受人本人及其配偶、子女名下均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并以原审法院对支××配偶、子女名下是否有其他居住用房未予查清为由申请再审，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476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 “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条件的时间节点应包括买受人购买争议房屋时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了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能够排除执行的条件，其中第二项为“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吉××于2008年8月25日购买案涉商品房时，其名下有本溪市明山区永新街食品栋10层8单元××号建筑面积160.39平方米的房屋，吉××在二审庭审中亦认可在购买案涉房产时有用于居住的房屋。虽然吉××于2012年12月3日经公证出售了其名下原有住房，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并没有限定“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条件的时间节点，该条件应包括买受人购买争议房屋时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情形。吉××购买案涉房屋时，名下有用于居住的房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73号

【裁判摘要】出于照顾父母或者抚养孩子的考虑，购买两套房用于居住的实际情况已经有相当的普遍性，符合现实情况中一般家庭对居住权的期待，故不应将居住权仅仅限定为一套——2014年8月15日，王×与瑞麟公司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王×购买瑞麟公司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东二环西侧瑞麟君府南区7号楼2单元16层××号房屋和7号楼2单元18层××号房屋，合同价款均为40万元。王×依约支付瑞麟公司购房款80万元。2014年9月5日，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在临潼区房管所登记备案，现案涉房屋已交付使用。西安中院依职权到西安市房管局查询后，该局答复王×名下未登记其他居住房屋。《执行异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王×在西安中院查封前与瑞麟公司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房屋系用于居住且王×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王×也实际缴纳了购房款。虽然王×在该小区购买案涉两套房屋，但现实中，出于照顾父母或者抚养孩子的考虑，购买两套房用于居住的实际情况已经有相当的普遍性。符合现实情况中一般家庭对居住权的期待，故不应将居住权仅仅限定为一套。因此，原判决适用《执行异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认定王×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能够排除执行，并不缺乏证据证明，亦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经典案例２：查封后出售房屋不符合“唯一住房”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050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生效判决后出售其名下另一套房产不符合“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案涉房屋并非唯一满足杨×、章×居住需求的房屋，杨×、章×不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商品房消费者”权利，故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并不优先于长城资产湖北分公司所享有的抵押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杨×、章×申请再审提供房屋买卖合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告知单、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及工程竣工标志牌照片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案涉房产是其唯一住房，其购买的第二套房屋的竣工验收时间在长城资产湖北分公司查封案涉房产之后。本院认为，杨×、章×在收到二审判决后出售房产，不排除存在规避法律规定的可能性，杨×、章×主张以此推翻二审判决，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017号

【裁判摘要１】桑××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日期虽然是2015年11月20日，但该合同第八条约定的交付期限为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之前的2014年6月30日。上述情形均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常理，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案外人在诉讼期间将名下其他房屋过户给他人不符合唯一住房之情形——关于案涉房屋是否系桑××用于居住的唯一住房的问题。桑××虽然提供了其与妻子韩×在辽宁省盘锦市域范围内无房屋所有权登记记录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但根据西藏信托二审提交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及《房屋买卖合同》显示，2019年11月12日即本案第一次二审期间，桑××、韩×将其名下位于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的住房出售给桑××１，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桑××原审中提交的无房屋所有权登记记录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系桑××将其名下住房变更登记至桑××１名下之后调取的，即桑××在案涉房屋查封及提起本案执行异议时，其名下尚有其他可用于居住的住房，只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变更登记至桑××１名下。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系桑××唯一住房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31号

【裁判摘要】张××占有该房产系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后，且2015年12月25日经一审法院查询，张××名下有两套房产，而该两套房产均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存在规避法律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张××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