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１）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但超出履行期间的，申请执行人请求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不予准许（驳回恢复执行申请）；（２）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和解协议损害赔偿之诉。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第十五条【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经典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115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申诉人以被胁迫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二是申诉人以被执行人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三是执行法院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为由，对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是否符合规定。一、关于申诉人以被胁迫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胁迫是指以带有威胁性的行为要求被胁迫人答应自己非意愿的要求，亦或者签订损害自己权利的不平等合约。《执行规定》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申诉人张××与被执行人高××、杨×在榆林中院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共同签订了书面的《和解执行协议》，该协议有双方当事人和担保人签名和捺印。申诉人主张其被迫签订《和解执行协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申诉人以被胁迫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陕西高院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关于申诉人以被执行人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根据此规定，只有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即一方当事人自始至终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或者是履行了部分后不再履行，致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对方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从被执行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整体情况看，虽然被执行人有两期款项的交付时间晚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时间，但迟延的时间并不长，且其早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完毕。可见，被执行人并不存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其中两期迟延付款的行为，只能说明其履行有瑕疵，但并未影响到执行和解协议目的的实现。因此，申诉人以被执行人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陕西高院对张文国未就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提出异议和申请恢复执行，可视为申诉人默示许可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但该认定错误并未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陕西高院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三、关于榆林中院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为由，对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是否符合规定的问题。《执行规定》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虽然有两期款项延期，但已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完毕，榆林中院对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并无不当。陕西高院就被执行人瑕疵履行的问题，已向申诉人释明可以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寻求救济。因此，陕西高院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295号

【裁判摘要】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恢复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的最后一笔款项，是否构成迟延履行。本案中，被执行人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其与申请执行人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前面五笔均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合计1300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乙方在约定的给付日前将相应的款项存入大连中院执行代管账户，即视为履行完该次给付义务。”但是，在双方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依照执行和解协议，按期支付的前五笔执行款，第一笔和第二笔执行款是以支票的方式付款，支付到大连中院，大连中院向其出具了《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是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大连中院主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将支票交给迟××，迟××在支票存根上签字并出具收条。可见，双方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通过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的实际履行方式实际变更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方式。因此，申诉人迟××所主张的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最后一笔执行款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向法院账户付款的方式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最后一笔执行款还款期限2016年12月31日前，于2016年12月20日开出了用途为迟××法院执行款，金额为28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且2016年12月中旬，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反映，该单位向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应归还的欠款，但联系不到迟××。此后，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迟××的手机电话，均没有接通。可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积极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和解协议》履行最后一笔款项。虽然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最终在2017年2月24日，才将280万元汇入大连中院账户。但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不存在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金额合计1580万元，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约定期限内已经履行了五笔，合计1300万元。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载明大连中院已恢复对（2010）大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责令杨树房街道办事处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迟××支付欠款1700万元。显然没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并且在最后一笔执行款履行，并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高院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2017）辽02执恢202号报告财产令，本院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