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１）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的，人民法院不能判决撤销；（２）宜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2.起诉条件中事实根据的认定。在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后，对于行政行为违法性及权利损害的具体情形必须达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个案情况，不宜要求过高，显示原告“可能”因为被诉行政行为导致其权益受到损害即可。其中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的，人民法院不能判决撤销，宜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建庭以来行政案件审理情况分析报告——以申请再审案件为核心(2015.01-2020.06)》(二),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微信公众号“第二巡回法庭”2020年12月31日。

法条链接：

《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起诉条件】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经典案例：

·邓某与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土地征收补偿职责纠纷再审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059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有事实根据，是指诉讼标的能够固定，且能够被特定化或者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一般情况下，起诉人要明确指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行政决定等行政行为，应当提供该书面决定，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则需要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实施了该事实行为。本案中，邓某主张海棠区政府对其实施了征地拆迁行为，但没有履行补偿职责，故提起诉讼，该项诉讼请求是明确的。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实施征地安置补偿系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履行的职责，但该职责成立的前提是行政机关有实施征地拆迁的具体行为。本案中，邓某仅能提供其与林日武签订的《水产养殖场合作协议书》，尚不能证明海棠区政府或镇政府实施了征地拆迁行为。经过本院当庭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地块至今仍然是集体土地，并未被征收为国有。故，邓某主张海棠区政府实施征地行为缺乏事实根据，海棠区政府当然也不存在履行补偿的法定职责。至于海棠区政府是否实施了拆除行为，邓军提供的证据亦未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该事实行为存在。本院经询问还查明，邓某所称的鲍鱼场没有工商登记、营业执照等合法手续，也不能提供鲍鱼场进行过生产经营的其他有效证明材料。综上，邓某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刘某某等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政府其他职责纠纷再审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38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机关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法定职责的行为可诉，应当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合法的、值得法律保护的权益；二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行政协议约定或者先前行为产生的附随义务等，具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责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提起不履行法定职责诉讼，起诉人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享有相应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义务。不能初步证明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本案中，刘某某等48人主张华安公司应当支付其资产股受益款15420000元。但是，即便作为公司股东，是否能够实现分红的权利，也要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由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分红以及分红的具体形式和数额。股东的收益与公司的经营风险、盈利状况直接相关联，并非只要是股东就必然会有收益。刘某某等48人以享有华安公司资产股为由，主张华安公司应当向其支付资产股受益款15420000元，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同时，刘某某等48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未提供证据初步证明，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行政协议约定，或者因先前行为产生的附随义务，在华安公司拒不支付刘某某等48人资产收益款的情形下，贺州市政府具有责令华安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的法定义务。因此，刘某某等48人以贺州市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贺州市政府履行责令华安公司支付资产收益款法定职责，起诉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刘某某等48人主张，诉请贺州市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主张本身并无错误。但是，鉴于起诉时，刘某某等48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起诉具有初步的事实根据，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

·张某某１、张某某２诉荆州市人民政府、荆州市国土资源局、荆州市楚天置业有限公司土地侵权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45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有相应的“事实根据”是起诉应当符合的法定条件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301号

——起诉条件中“事实根据”的认定

【裁判摘要】通常认为，所谓“事实根据”，是指一种“原因事实”，也就是能使诉讼标的特定化或者能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通俗地说，是指至少能够证明所争议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例如，如果请求撤销一个行政决定，就要附具该行政决定；如果起诉一个事实行为，则要初步证明是被告实施了所指控的事实行为。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系指控再审被申请人津南区政府、咸水沽镇政府对其房屋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故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实施强制拆除房屋的事实行为。．．．．．．因此，再审申请人对津南区政府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具有事实根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1588号

【裁判摘要】法定起诉条件的审查逻辑（在确定了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之后，审查是否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关于法定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罗列规定了十余种。就处理具体案件而言，有无比照审查次序，不可一概而论，原因是并非每个案件都必得全部涉及所列众多法定起诉条件。法定起诉条件只要不符其一，便应驳回起诉。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需有事实根据和第四项规定的起诉事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这两个法定起诉条件却需优先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章总则中的第六条规定的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决定了必须首先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第二章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界定了可诉行政行为的种类。若不以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为前提和基础，便审查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否错列被告等法定起诉条件，则不合法定起诉条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确定了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之后，审查是否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才得以顺理成章。本案中，二审法院仅查明再审申请人起诉称2016年1月其房屋被再审被申请人断水断电至今，但并未查明再审被申请人是否确实作出了再审申请人所诉称的断水断电行为。尚未认定存在再审申请人所诉称的行政行为及再审申请人当时已较为完整地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主体为再审被申请人等行政行为的内容，二审法院便直接以再审申请人诉称的时间计算起诉期限，实属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