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当事人一方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当事人不认可真实性的，举证责任转移至对方当事人，法院可以依法采信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定案证据。

经典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039号

【裁判摘要】一方提交微信群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另一方仅以“无法判断”为由不认可证据而未提供反证，法院依法采信微信聊天记录并无不当——宜联畅游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否作为认定合同履行的依据｜宜联畅游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HorizonXToGo”“WT出货群”“途狗合作事宜群”等三个微信群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用于证明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原审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现场将莫××手机中前述三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进行备份，并将备份光盘交付赫徕森公司，责令其自行将上述记录与宜联畅游公司提交的打印件进行核对，如有不符之处需书面提出。后赫徕森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说明称，其无法判断前述证据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双方的聊天内容，亦不确认宜联畅游公司指出的相关聊天内容可以证明宜联畅游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赫徕森公司在二审中对三份聊天记录仍持上述观点。本院认为，．．．．．．赫徕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在上述微信聊天群中，其有能力核对宜联畅游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若赫徕森公司否认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应当提供反证，现赫徕森公司仅以“无法判断”为由不认可宜联畅游公司证据而未提供反证，原审法院依法采信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涉案合同履行的证据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2112号

【裁判摘要】微信聊天记录对方不认可真实性举证责任转移至对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新网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录像，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的打印件，原审庭审时，雄狮公司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表示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且主张该份证据系新网公司经过剪辑制作。二审中，雄狮公司表示由法院审核该份视频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虽然该份证据并非通过双方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体现，而是通过其他数码设备对聊天内容进行录制形成，雄狮公司亦表示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雄狮公司并未提交反证证明该份证据所展示的聊天内容非双方实际发生。加之，考虑到聊天记录系双方之间意思表达的记载，任一方均可方便确认聊天内容，在此情况下，举证责任应该转移至雄狮公司，应由其提供反驳证据。本案中雄狮公司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涉案软件实际研发情况不符，雄狮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新网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视频证据应予采纳。

【注解】一方提交没有原件的“微信聊天记录”（无原始载体），对方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但聊天记录系双方之间意思表达的记载，任何一方均可方便确认聊天内容，在此情况下，举证责任应该转移至对方；对方未提交反证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所展示的内容非双方实际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法院应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30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提供双方间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而对方不认可其完整性法院可以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打印机作为证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机亦属于证据，对方当事人并未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对其完整性提出异议，而且该微信聊天记录系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该证据为双方当事人所持有，对方当事人能够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关于原审法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程睿公司上诉主张，中科丽景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复印件，未提交原始载体，程睿公司无法进行质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属于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的打印件亦属于证据，经核查原审庭审笔录，程睿公司并未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对其完整性提出异议，而且中科丽景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该公司员工陈×与程睿公司员工郭×、“程睿公司刘工”之间的聊天记录，该证据为双方当事人所持有，程睿公司能够核实证据的真实性。二审中，中科丽景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公证，证据主要内容与原审提交的证据主要内容一致，程睿公司亦予认可。因此，原审法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66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有能力核实对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情况下而未提供反证的，应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定案依据——赫徕森公司还主张宜联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单一的作为定案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记录记载，一审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现场将宜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涉及的三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进行备份，并将备份光盘交付赫徕森公司，责令其自行将上述记录与宜联公司提交的打印件进行核对。赫徕森公司虽在一、二审阶段称其无法判断前述证据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双方的聊天内容，亦不确认宜联公司指出的相关聊天内容可以证明宜联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双方一审当庭确认上述三个微信群中涉及的人员中包含了宜联公司及赫徕森公司的员工，且赫徕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亦均在上述微信聊天群中，其有能力核对宜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赫徕森公司未提交反证推翻上述聊天记录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二审法院采信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涉案合同履行的证据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821号

【裁判摘要】微信聊天记录双方的身份难以确认，且对方不予认可的，对该证据不应采信——微信聊天记录双方的身份难以确认，诚荣公司不予认可，故对补充证据4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734号

【裁判摘要】微信聊天记录如既未向法院提供原始载体（从形式上讲），亦未明确指向被诉对象（从内容上讲），则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证据提供方的诉请，对其主张不应支持——本案中，从一、二审品辉公司提交的证明品辉公司所售被诉侵权产品来源于付某的证据看，《采购合同》的签订日期晚于高登公司公证购买被诉侵权产品日期，微信聊天记录首先并未向法院提供原始载体，聊天记录内容亦未明确指向被诉侵权产品，《送货单》没有公章，仅有“付”这一个签字，同时日期也晚于被诉侵权产品公证购买日期，亦不能与被诉侵权产品形成明确的对应关系，微信转账记录中的200元是转给第三人“Ａ艺呈摄影有限公司”的，无法看出转款用途。同时，案外人付某虽然出庭作证，证明上述《采购合同》，聊天记录，《送货单》均为真实的，但由于其与本案及相关关联案件具有利益关系，其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系其提供的。总之，不管从证据形式、还是从证据内容看，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品辉公司与付某存在真实的交易，本院对品辉公司关于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的主张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705号

【裁判摘要】微信聊天截图既无法确认聊天人员的身份，亦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无法直接证据提供方的主张——上述证据材料中，微信聊天截图无法确认聊天人员的身份，即便确实是案外人汪××与赵××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截图并不能直接证明赵××系作为卖方与汪××就案涉二手轿车买卖进行了洽谈，亦无赵××知晓雷××为车辆实际购买人的相关内容，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直接证明雷××与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2449号

【裁判摘要】微信聊天截图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当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身份也无法确认，且亦无其他证据能充分印证时，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证据提供方的主张——本案中，聚鑫源用品厂虽主张被诉侵权产品来源于诚×加工厂并提供了诚×加工厂的工商信息，但其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没有原件，且存在“三丰美业”和“温州诚×”两个聊天对象，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身份也无法确认。聚鑫源用品厂虽提供了一张向“温州诚叶”微信转账4050元的截图，但未提供证据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此外，“温州诚叶美发用具厂”开具4050元单据的客户对象为“广州三丰”而非聚鑫源用品厂，且该转账记录数额明显与聚鑫源用品厂上诉状中自述其仅向诚×加工厂进货被诉侵权产品2250元不符。因此，以上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聚鑫源用品厂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系向诚×加工厂采购，故聚鑫源用品厂的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92号

【裁判摘要】经过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可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本院二审期间，一×米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据：（2022）湘长麓证民字第288号公证书。拟证明第3、4、7组证据中的相关内容已经发布在教盟框架微信群，原审未予采信错误。大××领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且相关文档为在线文档，随时可以修改，大××领公司也未获得查看相关文档权限。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该证据为经过公证的一×米公司工作人员谢××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