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法律适用：（１）程序法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２）实体法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
摘要2：【注解】（１）行政协议案件在法律适用上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而不是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又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２）民事法律规范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补充规则——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在不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补充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229号
摘要1：《民法典时间效力》第８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合同有效的，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摘要2：【注解１】《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为无效，而适用《民法典》规定为合同有效或者可撤销的，适用《民法典》认定合同有效或者可撤销。
【注解２】《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为无效，而《民法典》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而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施行的新司法解释删除了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当溯及适用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尽量使合同有效（合同效力有效溯及既往为基本原则）。
摘要1：【案号】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豫01民终1484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杨某未上诉，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予改判，理由如下：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的立法宗旨，司法裁判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鼓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郑州市有关规定，市区各类公共交通工具、电梯间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民有权制止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吸烟者吸烟。该规定的目的是减少烟雾对环境和身体的侵害，保护公共环境，保障公民身体健康，促进文明、卫生城市建设，鼓励公民自觉制止不当吸烟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杨某对段某某在电梯内吸烟予以劝阻合法正当，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一审判决判令杨某分担损失，让正当行使劝阻吸烟权利的公民承担补偿责任，将会挫伤公民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既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也与民法的立法宗旨相悖，不利于促进社会文明，不利于引导公众共同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因此，一审判决判令杨某补偿田某某15000元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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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7378号
【裁判摘要】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抓取技术的运用，使得人们的个人信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继而以数据化的方式存储于电子数据库当中。为保护公民的私人空间，维护公民的个体尊严，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享有维护权，有权禁止他人以技术手段非法收集、使用个人电子信息。“告知与许可原则”是互联网领域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与《电信与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规定，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被告鑫富源公司为更加精准地开发目标客户，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使用应用软件筛选、调查原告的个人信息，违反了“告知与许可原则”的规定，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被告鑫富源公司在号码魔方或是在百度上按号码段导出手机号码后逐一拨打的行为，因手机号码由数字排列组合而成，在与手机主人建立特定联系以前，手机号码本身仅是一系列数字符号，被告掌握手机号码并不必然了解手机主人的个人信息，因此，该行为不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原告自愿签署《平安银行个人征信授权书》，并且手持《平安银行个人征信授权书》和本人居民身份证进行拍照，此举符合委托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被告平安银行取得原告的授权后查询其个人征信报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其查询行为不存在过错，不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原告对被告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对此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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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26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在审理苏华建设公司诉黑龙江鸿基米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根据苏华建设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16年12月5日裁定查封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名下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268套房产。本院现已查明，为阻却有关案件生效判决的执行，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以艾××等17人名义出具的《民事授权委托书》、以该17人作为房屋买受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房款收据和物业管理费收据，主张房屋销售和入住的虚假事实，冒用艾××等17人名义提出执行异议，案涉房屋相关执行异议和鸿基米兰开发公司主张的房屋买卖等基本事实均为虚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排除执行的条件在本案中并不具备。苏华建设公司请求准许查封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将诚实信用规定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严格予以遵守，保证所提供的证据和所提出的事实主张的真实性。但是，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供虚假授权委托书、虚假房屋买卖合同、虚假付款付费单据，并提出虚假事实主张，以案外人名义提出虚假的执行异议，进行虚假诉讼，试图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诚信，扰乱了正常诉讼秩序，应当依法予以制裁。对此，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鸿基米兰开发公司的虚假诉讼行为另行作出处罚决定，同时依法将本案有关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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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81号
【裁判摘要１】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隐名股东作为涉案股权的实际权利人能够对抗享有一般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股权的强制执行——关于公司股权实际权利人能否对抗该股权名义持有人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司法强制执行问题｜在本案所涉及的执行案件中，中行南郊支行是申请执行人，成城公司是被执行人，华冠公司是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执行标的是成城公司名下登记的渭南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银行）1000万股份。根据陕西高院（2009）陕民二终字第00053号生效民事判决，成城公司为该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华冠公司才是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中行南郊支行在原审及申请再审时均主张，案涉执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登记在成城公司名下，中行南郊支行已经信赖该登记并申请将涉案股权采取执行措施，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上述股权应执行过户给中行南郊支行。商事外观主义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实际上是一项在特定场合下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法律选择适用准则，通常不能直接作为案件处理依据。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但其适用也可能会损害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据此，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案涉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中行南郊支行并非针对成城公司名下的股权从事交易，仅仅因为债务纠纷而寻查成城公司的财产还债，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若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将实质权利属于华冠公司的股权用以清偿成城公司的债务，将严重侵犯华冠公司的合法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中行南郊支行无权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取得案涉执行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因此，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中行南郊支行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要求强制执行取得案涉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的再审申请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能否适用于本案问题｜2015年5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第四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本案为执行之诉，而上述规定仅适用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案件。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不能适用于本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40号
【裁判摘要】配偶一方事实受益并不能当然产生婚姻法上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已查明，2017年5月27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有林××以保证人三辕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签字，而在2018年5月18日另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林××已经不是三辕公司法定代表人，该保证合同上并没有林××的签字。由于案涉两份保证合同上均非林××与廖××以夫妻名义共同签署，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兰州银行还认为本案存在前述司法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所指的廖××与林××共同经营的情形，但所提交的林××为三辕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林××是以自己个人名义并以廖××配偶身份与廖××共同参与经营，故其关于案涉债务为夫妻债务的主张因缺乏事实根据而不能成立。兰州银行还主张林××在案涉交易中事实受益而应承担责任，因与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与公司的财产及责任相互独立的法定基本原则相违背，林××事实受益并不当然产生婚姻法上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林××不应承担廖××相应责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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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919号
【裁判摘要】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２６条第２款规定的适用条件——现恒达机械厂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宏祥公司主张权利，其依据的是《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比较第二款规定的文意内容，可以看出，实际施工人提起索要工程款的诉讼，原则上应当适用第一款规定，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款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别规定，诣在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际施工人是指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合同等违法行为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从事工程建设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为有别于施工人、承包人、建筑施工企业等法定施工主体的表述方式，《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使用了实际施工人概念。实际施工人可能是自然人、超资质等级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超资质许可施工范围从事工程基础或结构建设的劳务分包企业等。从实际施工人的人员构成看，在施工现场实际从事施工作业的人员多为农民工。实际施工人与其发包人形成了施工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内部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合同关系，农民工工资或劳务报酬在工程款中的占比很高，多为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为此，《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作出了特殊情况下准许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欠款的规定。本案恒达机械厂系经与成大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梁制作安装协议书而取得案涉钢梁制作安装工程，并按合同约定需提供钢梁的制作、运输、安装等作业，且包工包料，可见其提供的是专业技术安装工程并非是普通劳务作业，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恒达机械厂已按合同约定完成的钢梁工程承包作业，也仅仅是宏祥公司与博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中的部分施工内容，属违法分包工程，并非全面履行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因此，并不符合《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一、二审判决未判定宏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目录】1.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据悉，此次总则编司法解释特别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2.问：总则编是民法典的总纲，具有统领性、基础性作用。民法典总则编与各分编、民法典与其他民商事法律的适用关系，以及民法典基本原则的适用一直受到普遍关注。请问，本解释对这一问题是如何考虑的？3.问：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问题一直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监护制度是民法典的亮点内容，对于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请问，本解释是如何回应实践需要，将这一亮点内容落地落实的？4.问：我们注意到本解释第29条就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作出了专门规定。能否介绍一下制定本条有什么考虑？
摘要2：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新民再104号
【裁判摘要】受害人由其退休配偶护理能否主张护理费？——原审已裁决且无争议的赔偿项目不再赘述，现就有争议的翟××主张其妻子作为护理人员的护理费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该条仅是对实际进行护理人员所发生的护理费用计算标准及依据，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误工费计算，但并不等同于受害人的误工费计算及支付条件。本案中，翟××右侧股骨颈骨折，行右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必需有人对翟××进行护理，无论任何人作为护理人员提供了护理劳务，都应产生护理费用。此时，翟××不可能自行护理，姜××对其加害行为产生的损害后果既不自行护理减少经济损失亦不提供护理人员从事护理工作，在此情形下，翟××妻子替代姜××所应当承担的护理责任，姜××就应承担支付护理费责任。护理费是加害人支付给代替其履行护理责任的护理人员的劳务报酬，受害人家属对受害人进行护理，并不是加害人的免费义工，故护理人员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以及有无固定收入，并不当然影响护理人员收取护理费用的权利。根据侵权赔偿的基本原则，侵权人的赔偿范围应当以权利人的损失为准，以达到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为目的，在人身损害赔偿中，对权利人的损失的赔偿应当以实际产生的损失为限，护理人员提供的劳务亦属于实际产生的损失范畴。固定收入并不当然完全等同于工资，退休人员所领取的养老金是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或根据政策规定作工龄认定视同缴费后，在其达到退休年龄或条件时，退出劳动岗位，不依赖提供劳动而依法领取的养老金，虽为固定收入，其性质已非劳动报酬。原审以翟××的妻子系退休人员,有退休工资作为固定收入,因其未能提交在护理期间收入减少，故对其主张的护理费不予支持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昌吉回族自治州统计局发布的各县市平均工资中无护工工资标准，故本院酌定翟××妻子的护理费用按奇台县2013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1095元计算，护理期限为120天，不再另行按日折算，以该标准计算护理费为17031.67元，
摘要2：（续）因其一审主张护理费12765.60元，超出部分视为未主张权利，故本院按其一审主张的12765.60元支持其护理费请求。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闽民终字第37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是该法第三章“商标注册的审查和核准”中的条款之一，也是诚实信用原则在该法中的重要体现之一，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等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中不能适用该条款，故年年红公司有关“法院无权适用该条款”的主张，法律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年年红公司还认为原审法院将其取得涉案商标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置于相对立地位，且优先考虑正当性，并对商标权利的保护给予限制，是对我国法律规定的否定。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适用法律原则的前提是必须穷尽法律规则，但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可以舍弃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原审法院正是基于本案的具体情况，为体现案件处理结果的公平与正义，未简单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认定舒乐达公司和国贸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而是依据诚实信用这一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作出相应判决，应属适用法律正确，故年年红公司的前述主张不当，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商标授权确权程序涉及诚信原则应当适用《商标法》第４条、第１３条、第１５－１６条、第３２条、度４４条第１款之具体法律规范；（２）商标侵权诉讼程序中商标法并没有诚信原则的具体规定，可以适用《商标法》７条第１款规定，如果明知注册商标专用权非诚信取得而行使注册商标专用权（包括恶意诉讼或投诉），违反诚信原则，属于权利滥用，其非法利益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且须对他人权益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摘要2：【注解１】非诚信取得注册商标应当被宣告无效；即便嗣后转让，受让人也不得以不知情为由抗辩。
【注解２】我国注册商标专用权依照核准注册取得的基本原则，违反诚信注册商标应当宣告无效，但无效宣告诚信并不是商标权属的确认程序，诚信原则不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归属原则。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湘行终44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签订《开通竹园路、拆迁仲贤组院子协议书》的县城建开发公司虽非行政主体，但该协议系县城建开发公司经县政府同意与重贤组签订，内容涉及行政管理职能，且被生效民事裁定定性为行政协议，一审将该协议视为行政协议并无不当。重贤组签订该协议时应当知道协议的内容，请求确认协议第一项关于征地问题的内容无效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四十一条的规定，应为签订协议之日即从2002年9月28日起计算两年，其于2016年9月才提起诉讼，确已超过了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摘要2：【摘要】原审经审查认为：行政协议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但其首先是在行政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执法手段。对于协议无效的内容，涉及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判断问题，按照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应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应适用六个月起诉期限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本案中，重贤组以县城镇开发公为一企事业法人，不具有征收土地的行政主体资格，请求确认县城镇开发公司采取欺骗手段与重贤组签订的《开通竹园路、拆迁仲贤组院子协议书》中第一项关于征地问题的内容无效。县城镇开发公司经县政府同意，根据县政府的决定及会议纪要，与重贤组签订的《开通竹园路、拆迁仲贤组院子协议书》，应视为行政协议，对该协议提起诉讼，应适用行政法上起诉期限的规定。县城镇开发公司与重贤组于2002年9月28日签订的该协议，有时任组长江三云等人的签字盖印，重贤组于协议签订之日应当知道该协议的内容，其于2016年9月29日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扣除或延长期限的正当理由。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重贤组的起诉。重贤组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摘要1：【摘要】本案系破产管理人以网络拍卖的方式处置破产财产，不属于《拍卖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调整范围，意思自治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以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和法理裁判，买受人悔拍后责任的承担应以拍卖公告和拍卖须知载明内容为准，从而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769号
【裁判摘要】以物抵债并适用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保护的是商品房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而以物抵债协议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物的交付仅为以物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与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具有基础性区别，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购买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主要理由有三：第一，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不具有购买不动产的意思表示。即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基础也是以物抵债，法律关系未发生实质变化，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履行，抵债受让人仍然可以主张原债权；第二，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变动中的一项基本原则，物权期待权缺乏公示，应严格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适用范围，不宜扩大解释；第三，抵债受让人享有物权期待权损害债权平等原则。已到清偿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有平等受偿权，如果赋予抵债受让人物权期待权，能够排除强制执行，则导致当事人自行确认并签订清偿协议的债权优先于经过司法机关确认并采取执行措施的债权受偿，扰乱债权清偿顺序，损害债权平等受偿原则。本案中，从闵××与金福地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原因来看，虽该合同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外在形式，但据其自认实质上是冲抵云南远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昆明承达混凝土有限公司，以及昆明承达混凝土有限公司与金福地公司之间的三角债关系。基于债的平等性原则，闵××对金福地公司的债权并不较本案所涉执行债权更具有优先实现的价值利益。故此，原审在认定以物抵债并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判决闵××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行终1591号
【裁判摘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行政协议纠纷中运用——上诉人在未与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签订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合作协议或未有被上诉人书面承诺的情况下，即投资实施涉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上诉人应当为此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预判不足和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本案当事人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土地开发整理合作关系，且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应当向上诉人补偿的收益数额，本应由被上诉人在自由裁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但由于被上诉人在工程施工费2884049.39元之外，拒绝向上诉人支付其他新增耕地指标收益，本院应当参考《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政策精神，在自由裁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补偿的收益数额，以既符合社会资金参与土地整治活动“谁投资、谁受益"的基本原则，又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综合考量上述因素，本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在涉案新增耕地指标或转让收益中占有20%左右为宜，按照县政府、县国土局在涉案项目新增耕地指标中的收益7853.10175万元计算，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向上诉人广和规划公司补偿涉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新增耕地指标收益价款7853.10175万元的20%（即1570.62035万元）比较合理，但应当扣除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施工费2884049.39元，即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应当向上诉人广和规划公司补偿人民币12822154.11元。
摘要2：无棣县人民政府、无棣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开发整理行政补偿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4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9430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协议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判断，不能根据合同法规定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行政协议同时具有行政性和协议性，但是，将其明确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是基于其行政性特质，而非协议性。因此，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要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时，在不与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不是说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所以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也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当事人请求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实质是对订立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判断；订立协议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和相关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判断，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仅仅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相应规定情形下的一种补充适用。本案中，苏××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补偿协议无效，实质是对订立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判断，不能根据合同法规定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
【裁判摘要２】未发生法律效力的预征收补偿协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集体土地预征收过程中，征收管理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行政行为，只有在省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批复，市县人民政府发布正式的征收公告后，征收补偿协议才能够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征收补偿协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380号
【裁判摘要１】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存在混同的一般规则｜首先，关于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人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制度的基石，表现为公司具有独立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两个方面。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旨在矫正有限责任制度在特定法律事实发生时对债权人保护的失衡现象。其次，关于否定公司人格的判断标准和考虑因素。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
【裁判摘要２】法律并不禁止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借贷或者借用等活动，这种使用活动并不必然属于无偿使用或用于偿还股东的债务。
【裁判摘要３】公司和股东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否有财务记载是否定公司人格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在有财务记载的情况下，则证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借贷或者借用，股东与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责任主体。即，如果公司作了财务记载，一般不构成人格混同。反之，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财产，不作财务记载，可以证明公司人格不独立，已成为股东的工具、另一个自我。这时，应否定公司的人格。
摘要2：【注解】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和财产而不作财务记载应认定构成人格混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并不是以股权未交易标的的相对人，不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隐名股东有权排除强制珍惜——本案中，根据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登记在吴××名下4663410股山鹰股份股票实际系由林××出资购买，且林××亦实际享受该股票分红，故该股票名义为吴××所有，但实际权利人应为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上述两条规定均源于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即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持交易安全。故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本案中，林××系案涉股票登记权利人吴××的金钱债权的执行人，并不是以案涉股票为交易标的的相对人。虽然林××申请再审称，其是基于对吴××持有案涉股票的信赖，才接受吴××提供担保。但林××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此外，上市公司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林××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山鹰股份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一审、二审判决林××对案涉股票享有能够排除林××申请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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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粤执复344号
【裁判摘要】主债务恩破产停止计息的原则不及于保证人——第一，担保债权作为从债权，其范围当然不能超过主债权，此为担保法基本原理和规则，本案当事人对此亦无争议。担保的从属性包括效力的从属性和灭失的从属性，前者指的是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以有效的主合同为前提，后者指的是主债权债务消灭，担保权利亦随之消灭。破产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破产法规定的是债权人可以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而债权消灭应当具备民法、合同法等实体法律规定的条件，因此，尽管破产法规定了破产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停止计息，但对于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作为劣后债权予以保护，该部分债权并未消灭。《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破产债权的范围，并不能推导出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债权消灭，该债权实质上仍然存在，只不过无法在破产程序中得到保护，故将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纳入担保范围并不违反担保的从属性。第二，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为了预防债务人不能清偿（包括因缺少或者没有偿债能力而破产）的风险，债权人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提供担保的本意也是要防范这一风险，以期在债务人不能清偿时从担保人获得救济。债务人破产本身就是担保人所要承担的担保风险，除非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主债务人破产情形下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否则担保人即应对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如果打破当事人的约定，把担保责任限定在破产债权范围，则与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当事人的初衷相违背。因此，《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分别对破产重整、和解和清算程序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如无特别约定，担保人应对债权人的全部债权未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借款合同纠纷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偿还新华信托公司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权费用，新华信托公司对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的抵押财产在判决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本案担保责任的范围应为基于担保合同产生的债权（即本案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权），而非仅限于债权人申报的截至债务人破产申请受
摘要2：（续）而非仅限于债权人申报的截至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之日的债权，不存在担保从债权范围大于主债权的问题。（三）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超过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申报的债权并不影响担保人行使追偿权。．．．．．．对此本院认为，《担保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为债务人抵押担保的第三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即承担了抵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追偿。即使如吴泰集团公司破产管理人给肇庆中院的复函所称：“无论是新华信托公司申报还是吴泰集团公司的该笔债务的担保人亘泰金旺公司代偿后申报，其债权的计算方法均只能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依债权本金加上计息到2016年3月2日止的利息，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亘泰金旺公司向吴泰集团公司追偿的债权数额可能会少于其实际代偿数额，但不能等同于其追偿权落空，或者说违背追偿权的法律规定。法律虽然规定担保人在履行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但法律并没有也不能确保追偿权得以实现。追偿权是否能够实现，要看主债务人的实际清偿能力。如果主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或者丧失清偿能力，则担保人应当自行承担此种风险，且该风险也是担保人设定担保时应当预料的后果。如果因主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或者丧失清偿能力而减轻或者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则使债权人的担保权落实，对债权人显然不公平，有违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亦与担保法律制度不相符。（四）本案应当根据执行依据确定被执行人应当履行的债务数额。如前所述，本案讼争借款担保纠纷已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本案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应当以其抵押财产变卖款清偿债务，并应根据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被执行人应当履行的债务数额，不受《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约束。本案执行过程中，新华信托公司同意债务利息计至2017年4月5日，没有超过生效判决确定债务的范围，肇庆中院据此作出21号通知书，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18号
【裁判摘要】公司与股东人格严重混同则股东的财产应当属公司破产财产的一部分，应当由管理人通过实体合并破产等有关制度将其纳入到破产财产中一并管理和处分，而不能仅以此部分破产财产优先满足于个别债权人受偿；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后无权要求以人格混同的公司股东的破产财产单独清偿其个别债权——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甚至破产程序终结后发现的债务人的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均为破产财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应当依法追收所有破产财产并在破产程序中依法管理和处分，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基于破产财产的个别清偿行为均为无效。烟台银行在人民法院受理其债务人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申请后，以本案原审被告交易公司与案外人金属材料公司人格严重混同、人员财产无法区分为由，请求法院判令交易公司以其财产直接偿付金属材料公司所欠其3200万元债务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如烟台银行关于交易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人格严重混同的主张成立，则交易公司的财产当属金属材料公司破产财产的一部分，应当由管理人通过实体合并破产等有关制度将其纳入到破产财产中一并管理和处分，而不能仅以此部分破产财产优先满足于个别债权人受偿，否则，将与破产法公平受偿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虽然，在认定交易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人格严重混同后追收回来的破产财产，在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等后，尚有剩余时可以按比例清偿烟台银行及其他普通破产债权人的相关债权，但是，由于人格严重混同追收回来的破产财产与烟台银行之间仅为间接的利害关系，而非直接利害关系。烟台银行在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后，无权要求以金属材料公司的破产财产单独清偿其个别债权。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烟台银行起诉并无不当，烟台银行关于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不当的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烟台银行如认为交易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确实构成人格严重混同的，可以在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程序中，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监督管理人依法对人格严重混同的交易公司的财产进行追收。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追收的，债权人会议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管理人不予追收的，烟台银行也可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相关诉讼进行追收，
摘要2：（续）但因此追回的财产性质上仍为破产财产，不得用于烟台银行个别债权的优先清偿。如因管理人不依法履行追收职责给烟台银行造成损失的，烟台银行也可以要求管理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9民申9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据此，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审程序后是否上诉，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对于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19)闽098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并以法院专递方式向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因“查无此单位”被邮政机关退回后于2020年7月21日向其公告送达了本案的判决书，程序并无不当。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现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又提出的再审请求，主张一审判决有误应予撤销，明显与其放弃上诉这一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故本院对其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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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青民终33号
【裁判摘要】“鉴于条款”作为合同首部的约定是契约的总则，合同首部的约定属于合同的纲要，对合同缔约方均有约束力——庭审中，森鑫公司认为《森鑫国际花园会所（二、三层）租赁合同》首部关于此鉴于森鑫公司为森鑫国际花园会所的房屋及附属设施的合法所有者，建设工程及建筑物已通过建设部门、消防部门的验收，韩××１、韩××２为合法注册的企业法人，具有经营管理的资金和能力，现双方经协商一致，就韩××１、韩××２租赁森鑫公司的会所二楼和三楼场地及设施，从事经营性服务的约定，仅是鉴于条款或前言部分，不属于房屋租赁合同的实质性条款，对合同缔约方无约束力，一审法院以该鉴于条款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错误。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上述合同是双方合意的意思表示，所约定的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特别是合同首部的约定是契约的总则，只有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实质内容的确定，才能形成合同具体条款的约定，因此，合同首部的约定属于合同的纲要，对合同缔约方均有约束力，森鑫公司的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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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票据无因性是指票据因一定的基础关系产生后，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与产生或转让票据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持有人不必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２）票据无因性原则旨在保护善意持票人，而非保护非法取得票据者。
【注释１】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只要具备票据法规定的要件即产生法律效力，与票据行为是否存在原因关系或者基础关系以及产生票据行为的原因关系或者基础关系是否有效无关——《票据法》第１３条、第２６条、第４４条、第５４条均体现了票据无因性。
【注解２】我国《票据法》坚持票据无因性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票据无因性具有相对性（对票据无因性予以一定程度限制）——（１）票据关系在没有充分反对理由的情形下，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２）如果这种分离被人为用作隔断与票据基础关系联系的手段或者遮盖持票人无实质性权利存在的地位以及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则应当考虑基础关系。
摘要2：【注释１】我国《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必须保持单纯性（《票据法》第２２条第１款第２项、第７５条第１款第２项）和文义性（《票据法》第４条第３款）证明我国票据法坚持无因性立场。
【注释２】票据无因性原则之例外４种情形（相对无因性原则）——《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１款、第１２条第１款和第２款、第１３条第１款但书和第２款。
【注释３】《票据法》第１３条第１款和《票据法规定》第１３条共同筑起我国《票据法》无因性原则的基石——（１）基础关系对票据关系的影响只能限于直接前后手之间；（２）票据的其他债务人不得援用基础抗辩事由对持票人进行抗辩。
【注释４】民间贴现（买卖票据）行为无效的抗辩仅适用于直接前后手之间。
摘要1：——撤销票据除权判决的条件与事由
【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保民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关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3）滨功民催字第3号除权判决能否予以撤销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诉争的承兑汇票，是富士达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交予案外人长兴公司业务员王××，用于支付富士达公司欠付天能公司的货款的，票据本身并未遗失或灭失，不符合申请公示催告的情形，而富士达公司却隐瞒事实，于2013年1月16日以票据丢失为由，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其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津港公司在汇票到期后，向付款人提示付款被拒绝后，知道富士达公司已对涉案汇票申请公示催告并取得除权判决后，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除权判决，确认票据所有权的归属，表明津港公司在知道除权判决后即及时行使了权利，并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原审法院确认津港公司未在公示催告期间申报权利，具有正当性，并支持津港公司要求撤销（2013）滨功民催字第3号除权判决，确认津港公司为诉争承兑汇票合法持有人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目录】一、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概况；(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基本情况；(二)执行异议之诉相关法律规范基本情况；二、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三、执行异议之诉中相关实体权利审查规则；(一)涉及不动产物权的执行异议之诉；1.借名买房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2.以房抵债的债权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3．被拆迁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4．房屋共有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二）涉及动产物权的执行异议之诉；1．涉及机动车的执行异议之诉；2．涉及借用账户资金的执行异议之诉；（三）涉及承租人权利的执行异议之诉；1．承租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2．关于租赁与查封、抵押之间的关系问题；（四）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执行异议之诉；1．案外人基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2．实际施工人以其系工程款债权所有人为由针对承包人的到期债权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五）涉及股权的执行异议之诉；（六）涉及离婚协议财产归属的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019号
【裁判摘要】违约方不享有通知解除合同的权利|（1）使用通知方式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行使的权利，违约方并不享有单方通知解除权；（2）违约方向守约方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3）守约方在对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可以终止合同，而不应解读为违约方可以通过严重违约的方式来任意解除或终止合同，否则将鼓励恶意违约行为，有违交易的初衷(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租期为20年)，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关于案涉租赁合同是否业已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居然之家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向煜凯丰公司发函，要求解除租赁合同，但使用通知方式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行使的权利，而居然之家公司作为违约方，并不享有上述单方通知解除权。如居然之家公司认为租赁合同继续履行下去将给其自身造成重大损害因而对其显失公平，应当通过起诉的方式向法院提出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故居然之家公司向煜凯丰公司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不能产生解除双方之间租赁合同的法律后果。案涉租赁合同亦不存在其他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居然之家公司主张其根据案涉租赁合同第15.2条第(3)项约定(即发生不可抗力或一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租赁合同终止)通过撤场腾退物业、于行政机关处办理关店备案、向社会进行公告等多种形式，达到了合同终止的目的和事实状态，对此本院认为，对上述条款的解读，应根据该条款的语境，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及鼓励交易等合同法基本原则，进行有利于守约方的体系解读，即：守约方在对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可以终止合同，而不应解读为违约方可以通过严重违约的方式来任意解除或终止合同，否则将鼓励恶意违约行为，有违交易的初衷(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租期为20年)，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
摘要2：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马鞍山市煜凯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民终296号
【摘要】在合同履行中居然之家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发函，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由于居然之家公司解除合同的事由不符合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条件，其不享有单方解除租赁合同的权利，所以居然之家公司向煜凯丰公司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不能产生解除双方之间租赁合同的法律后果。即使居然之家公司全部撤场，也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如居然之家公司认为租赁合同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应当解除，其应当提出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在双方未能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生效裁判确认解除合同的情形下，煜凯丰公司要求居然之家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和设备维护费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诉讼投资协议无效——一、《诉讼投资合作协议》的交易模式具有指向新兴的非实体经济领域的金融属性，应当审慎认定其效力……此交易模式将资本投向非实体经济的诉讼领域，有违国家引导金融脱虚向实的价值导向，司法不应当持倡导与鼓励的立场。……综上，法院对此类合同效力作出评价时，应当充分考虑诉讼投资不同于普通商业交易的金融属性，以及投资对象系非属实体经济的诉讼案件的特殊性，且在我国尚属新兴投资活动等因素，秉持审慎的态度，对交易内容、合同条款等不仅要做事实判断，更应当进行价值判断，从而认定合同效力。二、《诉讼投资合作协议》的内容有损公共秩序......（一）《诉讼投资合作协议》中诉讼投资方与诉讼代理人高度关联，缺乏利益隔离设置，妨害诉讼代理制度基本原则的实现与保障（二）《诉讼投资合作协议》过度控制B公司诉讼行为，侵害B公司的诉讼自由......综上，《诉讼投资合作协议》损害了B公司的诉讼行为决策权、自由选择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相关约定使得与当事人B公司利益并不完全契合的案外人A公司，从本应归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范围内，获得了可以实质控制诉讼进程的权利，本院据此认定该些约定构成对诉讼的过度控制，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障当事人自由行使诉讼权利的原则背道而驰。（三）《诉讼投资合作协议》设置保密条款，信息不披露，危害诉讼秩序……综上，本案所涉诉讼投资信息没有进行披露，会对诉讼秩序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一审法院关于案涉诉讼投资模式可能导致诉讼的透明度受损、妨害诉讼秩序的观点，本院予以认同。A公司上诉称其不会影响诉讼秩序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三、《诉讼投资合作协议》所约定的交易模式有违善良风俗|首先，有违司法活动服务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属性。其次，有违和谐、友善的核心价值。……综上，公序良俗是判断合同效力的法定事由，即便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自由订立的合同仍应受到公序良俗的规范与制约。如前所述，《诉讼投资合作协议》交易模式的目的、主要条款的内容不仅有损公共秩序，还有违善良风俗，其合同效力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故本院对A公司关于法律未对诉讼投资明确予以禁止，《诉讼投资合作协议》因反映缔约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而应认定有效的意见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投资合作协议》有悖于公序良俗，应为无效的观点，当属正确，本院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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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先抵后售的一般房屋买受人不能排除抵押权人强制执行，不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第２８条规定：（１）商品房消费者应当仅限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保护的商品房消费者；（２）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应当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７条，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不能对抗抵押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不属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７条但书规定的情况，亦不适用该规定第２８条——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是周××能否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排除执行法院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的权利与抵押权的关系。根据本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故抵押权人申请执行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但已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房，消费者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此情况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商品房预售不规范现象为保护消费者生存权而作出的例外规定，必须严格把握条件，避免扩大范围，以免动摇抵押权具有优先性的基本原则。因此，这里的商品房消费者应当仅限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保护的商品房消费者。举重以明轻，如果买受人不是该条规定的商品房消费者，而是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应当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周××与遵义新奥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案涉房产系商铺，周××并非基于居住购买案涉房屋，不是商品房消费者，而是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不能对抗重庆信托公司在案涉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不足以排除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本案不属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但书规定的情况，亦不适用该规定第二十八条，当事人围绕该条规定形成的其他争执不具有法律意义，无审理之必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能对抗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所购商品房价款的消费者。据此，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所购商品房价款的消费者，对于所购房屋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排除基于抵押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故抵押权人申请执行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但已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房，消费者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这种情况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商品房预售不规范现象，为保护消费者生存居住权利而作出的例外规定，应当严格把握条件，避免扩大范围，以免动摇抵押权具有优先性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根据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并非只要是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对价款、合法占有了房屋、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的买受人均可排除基于抵押权等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而是对此种情形下的房屋买受人的范围进行了限定，即限于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房的人,不包括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因此，在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房屋买受人能否排除对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时，亦应当遵循上述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前述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2014年8月16日，黄××即与盛景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黄××与海峰建设公司签订《黄水“明月绿洲"室内装修合同》，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其他税费、装修款。上述时间既早于案涉房屋被设定抵押的时间，
摘要2：（续）也早于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更早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无论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申请再审所称的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进行查封的时间应认定为2017年7月14日的事实是否成立，无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的查封是否仅指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均不影响上述认定，更不会因此导致对相应法律问题的判断，故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再审不能成立。对于“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条件不宜仅从文义出发作过于机械的理解，从该条规定系为保护消费者生存居住权利的立法目的看，在房屋数量上，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1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仍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在范围上，可以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为标准加以判断。本案中，案涉房屋性质系住宅商品房，根据本院依职权调查的黄××在重庆市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其仅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有一套建筑面积为110.88平方米的住宅房屋，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范围内并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案涉房屋的建筑面积是36.53平方米，在面积上亦在正常的生活居住范围之内。综上所述，黄××对案涉房屋的权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基于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的申请而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