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商品类似判断及其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关系
【裁判要旨】避免来源混淆是商品类似关系判断时要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商标异议、争议和后续诉讼以及侵权诉讼中进行商品类似关系判断时，不能机械、简单地以《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为依据或标准，而应当考虑更多实际要素，结合个案的情况进行认定。相关商品是否类似具有个案性，基于不同的案情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案号】（2009）一中行初字第1068号；二审：（2010）高行终字第743号；再审申请：（2011）知行字第37号
摘要2：【载《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18期，第4页】
摘要1：——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明力
【裁判要旨】增值税发票证明的只是事实发生的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对合同关系的存在及履行等待证事实，法官不能仅仅依据增值税发票判定，必须结合是否认证、抵扣等其他证据，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加以裁量，从而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与否作出合理判定。
【案号】（2007）通民二初字第0364号；二审：（2008）通中民二终字第0073号
摘要2：【摘要】（１）增值税发票不能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２）但若双方存在合法交易关系且接受发票一方对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则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锁链，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一般而言，增值税发票仅是财务收支的合法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依据，并不能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若双方存在合法交易关系，且接受发票一方对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则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锁链，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虽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存在虚开、代开增值税发票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时也存在票物不符的差错，但都不属于常态，绝大多数民商事纠纷的当事人之间都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思创公司提供了其开具给众诚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其向众诚公司主张货物买卖债权的根据，本院亦查明众诚公司接受发票后，对其中16张发票已提交国税部门认证，且其中11张已实施抵扣（除2007年的5张暂无法查询）。因此，思创公司提供的其开具给众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不是孤证，其与众诚公司收取发票及实施发票认证、抵扣的纳税行为之间形成证据锁链，思创公司的举证已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明其关于交易金额的大部分主张。众诚公司对思创公司关于交易金额的主张不予认可，称增值税发票开具的情况与实际交易有差距，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应举证予以反驳或作出合理解释，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在收取发票后发生退货或销售折让等情形，导致票面货物名称、数量、金额与实际交付货物不符，也未作出其他任何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使本院相信其在收取、认证、抵扣发票后又否认对方主张的相关事实合乎某种情理。故对众诚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原审判决判令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伟富公司在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之前，已委托东浩公司开展了一系列招商洽谈等工作，并向黄××推荐了磐石公司董事长王××。2012年11月26日，黄××与伟富公司签订了案涉《咨询中介协议》，并约定了咨询中介费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时间，而磐石公司与新疆塔城公司、海成公司、黄××系于2012年11月签订《财务顾问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之后，东方外贸公司与海成公司、黄××、塔中矿业公司等于2012年12月13日签订以资产重组方式解决海成公司14亿元巨额债务的《调解协议》。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如此规模和复杂程度的资产重组方案，2012年11月26日时应已接近完成，如该重组方案与伟富公司提供的“投融资”服务无关，则黄××此时再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并无不当。黄××作为一名理性的商人，应当预见到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后果，从其与伟富公司签订协议的时机分析，可以推定黄××对伟富公司工作予以认可并愿意支付相应的中介服务费，2015年10月29日、11月16日陆××与黄××两次对话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综上，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伟富公司已经提供了一定的中介服务，在资产重组方案近乎完成的情况下黄××愿意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等情况，认定伟富公司有权依据案涉《咨询中介协议》要求黄建荣支付相应的1490万元服务报酬，并无不妥。
【裁判摘要２】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产生。由于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即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而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才能适用连带责任。本案中，首先，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明确法律依据。其次，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系黄××以其个人名义签署，海成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约当事人，伟富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黄××与其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系代表海成公司而实施或海成公司在该协议之外与其达成过为黄××的案涉债务承担付款责任的补充约定。虽然海成公司客观上从案涉资产重组方案中获得了利益，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海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该合同责任。
摘要2：（续）因此，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当事人约定依据。最后，原审判决不应直接适用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本案原审判决以公平原则认定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海成公司对黄××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无视当事人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预期，还容易开启自由裁量的滥用。综上，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以黄××系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委托伟富公司提供案涉融资服务实际系为海成公司的利益而实施为由，判令海成公司对黄××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确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注解１】当事人在中介事务近乎完成完成的情况下签订中介协议，中介人有权依据中介合同要求支付相应的服务报酬.
【注解２】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中介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的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注解３】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0年10件技术类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四：××软件公司与××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NX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
【裁判观点】
1.在原审法院已经向广州××模具有限公司释明若阻碍证据保全将推定其安装了涉案软件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公司仍然采取对抗措施，通过拒不打开部分电脑、断电、扣留法院相机、阻止法院人员离开等方式阻碍原审法院证据保全工作，致使原审法院对其他9台电脑未完成保全。在本院已经确认部分已保全电脑安装了涉案软件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推定未能保全的9台电脑安装了涉案软件。
2.证据保全诉讼措施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的重要手段。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不但严重违反了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而且是一种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本院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将对此情节予以考虑。
3.综合考虑本案的侵权数量、涉案软件的价格、沃福公司等侵权情节，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的实际损失已经明显超出法定赔偿额上限，且其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持。
4.权利人基于其时间、规模、维权成本等因素考虑，可以选择对特定侵权行为寻求法律救济，这是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也是其对自身权利的选择。互联网上是否存在涉案软件的破解版本、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是否对该网络侵权行为予以制止，既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缺乏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对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发生存在过错。
【注解】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阻碍证据保全行为法院将作出不利该方当事人的事实推定。
摘要2：
摘要1：——租赁合同因征收终止承租人无权分割补偿款
【裁判要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租房屋被国家征收，其征收补偿对象是房屋所有权人，承租人并非征收补偿的对象。承租人因出租房屋被征收而向出租人主张分割补偿款项的，人民法院不能根据征收补偿协议以征收补偿项目名称来确定具体补偿款项是否给予承租人的，应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并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定，按租赁合同纠纷予以裁判。
【案号】一审：（2013）津法民初字第02266号；二审：（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785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2014年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其中“在先权利”应当理解为包括商号权，但只有在先形成并使用的商号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且诉争商标在与在先商号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注册使用可能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从而导致在先商号的权利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其才能成为诉争商标注册的障碍。．．．．．．2014年商标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商标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商标法必须为诚实的经营者提供全方位的、切实的、强有力的保护。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亦是商标申请注册、核准和商标使用都应当严格遵循的基本准则。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必须诚实、善意、讲信用，行使权利不得侵害他人与社会的权益，履行义务应信守承诺和遵循法律规定。本案中，“AmCham”为中国美国商会的英文简称，独创性较强，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该标志经过中国美国商会长时间的使用，在经济、贸易、商务与投资领域享有较高知名度。美国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爱德华•雷门于1996－1997年间曾任中国美国商会的董事，并曾建议中国美国商会将“AmCham”进行注册。可见，爱德华•雷门对中国美国商会在先使用的“AmCham”这一标志是充分知晓的。爱德华•雷门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美国俱乐部在进行一切市场活动中，应对申请注册“AmCham”这一标志进行避让，以彰显商标法弘扬的诚实信用原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根据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该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在于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造良好的商标市场环境。依照该条款的文义，该规定适用于已注册商标的无效程序，而不适用于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但是，对于在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中发现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若不予制止，等到商标注册程序完成后再启动无效程序予以规制，显然不利于及时制止前述不正当注册行为。
摘要2：（续）因此，前述立法精神应当贯穿于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无效程序的始终。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及人民法院在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相应诉讼程序中，若发现商标注册申请人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商标的，可以参照前述规定，不予核准注册。本案中，如前所述，美国俱乐部在明知中国美国商会在先使用“AmCham”这一标志的前提下，仍然在多类别商品或者服务上，大量申请注册“AmCham”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有违商标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据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禁止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规定，美国俱乐部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不应予以核准。
摘要1：【裁判摘要】《商标法》第７条第１款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并非具体的无效宣告理由——关于诉争商标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2014年商标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商标法通过对相关条款的修改完善，对这一原则予以细化，故该款是对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的总体要求，商标法的各项具体制度设计都应当以此为基础，体现并维护诚实信用原则。但是，依照2014年商标法的规定，此款不是提出商标异议、请求宣告注册商标无效或者撤销注册商标的具体依据，因此实践中只能作为适用各项具体制度处理商标事宜的指导性原则。另一方面，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已穷尽列举了商标宣告无效可援引的全部法律条款，但上述条款并不包含2014年商标法第七条第一款。因此，2014年商标法第七条第一款并非具体的无效宣告理由，对于原告关于诉争商标违反该款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1: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法律出版社，第19页。][2:参见袁曙宏主编：《商标法与商标法实施条例修改条文释义（2014年最新修订）》，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0页。]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中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为2014年12月。海韵集团于2016年9月8日向中铁高新发出《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以中铁高新已经严重违约为由，通知解除与中铁高新所签订的一系列融资协议，并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海韵集团发函解除案涉系列协议并明确声明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自2016年9月8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海韵集团于2017年8月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中铁高新关于海韵集团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法院可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合同全部事实，结合法律、法规及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分配双方责任——从海韵集团发函请求免除3%融资服务费并解除合同，以及中铁高新要求海韵集团一次性支付300万元费用即同意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表明，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并综合全案事实，酌情判决海韵集团向中铁高新支付300万元融资安排费，对双方其他诉讼请求均未予支持，较为合理的平衡了双方实际利益，符合公平原则，金额不超过《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乙方可以将本合同项下之房屋部分转租或提供给其参控股或相关联的公司使用”中“部分转租”及“提供”行为的对象存在争议应当结合交易习惯认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转租条款的争议集中于“乙方可以将本合同项下之房屋部分转租或提供给其参控股或相关联的公司使用”中“部分转租”及“提供”行为的对象，冶金地质总局认为“部分转租或提供”的对象为“其参控股或相关联的公司”，而物业公司及广告公司则认为“部分转租”未指明对象，仅是“提供”对象限定于“其参控股或相关联的公司”。通常而言，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按文意解释，双方约定的合同词句做上述两种理解均无不可，结合合同的有关条款和合同的目的亦不能作出明确推断，且亦没有证据显示双方之间此前存在类似的交易习惯，故本院将重点围绕履行情况以及诚信原则对该合同条款作出解释。本案中，依据物业公司、广告公司在原审中所提转租合同及多家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等证据可知，冶金地质总局曾为上述自物业公司及广告公司转租涉案租赁物的多家公司出具过加盖印章的住所（经营场所）证明，且没有证据显示上述企业与物业公司、广告公司之间存在参控股或关联关系，即在涉案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冶金地质总局存在配合物业公司及广告公司为其“部分转租”的非参控股或关联公司出具住所（经营场所）证明行为，且从次数上讲上述情形出现多次，从时间上几乎贯穿2014年之前的整个合同履行期间，故本院有理由认为冶金地质总局知晓物业公司及广告公司将涉案租赁物部分转租给非参控股或相关联的公司，且同意为其出具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此已形成双方的交易习惯，从诚信原则而言物业公司、广告公司对此负有合理的信赖，故结合对双方履行过程的分析及诚信原则，对该争议条款的解释本院采纳物业公司、广告公司的理解。．．．．．．故冶金地质总局拒绝及时为物业公司及广告公司转租的北京中矿基业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及天成和众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出具场地使用证明，已经构成违约。
【裁判摘要２】只有在出租方对合同附随义务违反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承租方方可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在租赁合同中，对于出租人和承租人而言，其最主要的合同义务分别为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以及按约定支付租金。
摘要2：（续）本案中，冶金地质总局作为涉案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已经履行了提供合格租赁物的主要合同义务，而物业公司未履行支付租金的主要合同义务。对此物业公司虽辩称，未支付租金具有合理理由即冶金地质总局拒绝为其转租的两家公司出具场地使用证明给其造成了损失，在此问题上，正如前文所述冶金地质总局的确存在违约行为，但究其起因系双方合同条款中对转租的约定存在不明确之处，且为次承租人出具场地使用证明并非租赁合同出租人之主要合同义务，结合冶金地质总局违约行为的性质、情形及程度考察，物业公司在占有使用并对租赁物继续转租赢利的情形下以拒付任何租金作为救济方式且长达两年多时间，缺乏适当性及必要性，违反比例原则及作为民事活动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故此不足以成为物业公司拒绝支付租金的合理抗辩理由，物业公司未支付租金行为的构成违约。原审判决支持冶金地质总局要求物业公司、广告公司连带支付所欠租金的诉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３】其中第十一条第（四）款约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该房屋及土地：1、不支付或者不按照约定支付租金达30日的。2、……8、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第十二条第（三）款约定“乙方有本合同第十一条第四款约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整）。给甲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九）款约定“乙方不按约定时间和数额支付租金，但未达到解除合同条件的，应向甲方按每迟延一日千分之一未付租金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结合上述条款的词句表述及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理解，第十二条第（三）款中“乙方有本合同第十一条第四款约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00元”中的“情形”系指代第十一条第（四）款“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的“不支付或者不按照约定支付租金达30日”等8种违约情形，而非指代“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这一情形，即在乙方存在8种违约行为的情形时，合同单方解除权及50万元违约金两种违约责任为并列并存的关系，甲方有权选择同时适用或单独适用，而非违约金的支付以合同的解除为前提；乙方未按约定支付租金但未达“不支付或者不按照约定支付租金达30日”等甲方享有合同解释权的情形的，则适用第十二条第（九）款，承担的违约责任方式为按日支付违约金。
摘要1：【裁判摘要】1、关于上诉人取得驾驶证中的c1和e准驾资格是否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还是两种行政许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 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第五十四条规定：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赋予公民特定资格，依法应当举行国家考试的，行政机关根据考试成绩和其他法定条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赋予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特定的资格、资质的，行政机关根据申请人的专业人员构成、技术条件、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等的考核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公民特定资格的考试依法由行政机关或者行业组织实施，公开举行。行政机关或者行业组织应当事先公布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报考办法、考试科目以及考试大纲。但是，不得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不得指定教材或者其他助考材料。联系本案而言，上诉人取得准驾车型c1和e是依据前述法律规定的不同报考年龄条件、程序、考核方法等分别取得，明显不属于一种行政许可，应当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2、上诉人驾驶摩托车违法，被上诉人是否可以同时吊销上诉人c1和e驾驶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联系本案而言，正如上述第1点所述，上诉人取得驾驶证中的c1和e准驾资格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驾驶摩托车违法，上诉人却将其准驾小车c1的资格一并吊销，上诉人的这种处罚决定既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也是与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过罚相当原则”相违背的。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遵循合理行政原则的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3、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能否作为本案处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联系本案而言，上诉人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两轮摩托车上路行驶这一违法事实，双方均认可，但上诉人起诉主张只能吊销其摩托车的驾驶资格（即准驾车型e），
摘要2：（续）而不能同时一并吊销小车驾驶资格（即准驾车型c1），被上诉人答辩中则主张其除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外，还主张其还适用了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的精神，由此双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吊销驾驶证”具体含义理解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依前述法律规定，对“吊销驾驶证”是否需要“吊销全部的准驾车型”的解释权应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属不具有法律授权的解释，故不能作为本案处罚依据，上诉人主张该文解释超出一般国民预测可能性不能作为本案处罚依据的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注解１】当事人取得驾驶证中的C1和E准驾资格是否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还是两种行政许可？——当事人取得准驾车型C1（小型汽车）和E（摩托车）是依据法律规定的不同报考年龄条件、程序、考核方法等分别取得，不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而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
【注解２】当事人驾驶摩托车违法能否一并吊销其汽车驾驶证？——当事人驾驶摩托车违法，却将其准驾小型汽车C1的资格一并吊销，这种处罚决定违背“过罚相当原则”。
【注解３】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能否作为处罚依据？——《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据此，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否需要"吊销全部的准驾车型"的解释权应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第一条关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一种剥夺持证人驾驶任何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资格的处罚，不是只剥夺某一准驾车型资格的处罚”的意见，属不具有法律授权的解释，不能作为处罚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根据前述规定，在行政许可中，尽管申请人应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但行政机关亦负有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的义务；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还应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相应的核查。具体到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文件：……（三）个人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量、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办理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的相关申请材料系由范正林向勐海县林业局提交，李××、小×、干×等8人作为申请人并未到场。此种情况下，勐海县林业局有义务对范正林是否有李××、小×、干×等8人的授权委托进行相应审查，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交的证据中并无李××、小×、干×等8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行政许可系依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前述材料的欠缺致使申请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意思表示存疑，行政机关启动颁证行为亦缺乏事实依据。另，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申请人为李××、小×、干×等8人，根据前述规定，申请材料中应具有前述8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仅有李××、小×、干×3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无其余5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即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不齐全。
摘要2：（续）综上，尽管本案中存在范正林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情形，但勐海县林业局在申请人本人未到场，又无申请人本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且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颁发涉诉林木采伐许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依照法定程序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颁证行为违法。
【裁判摘要２】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的实质为勐海县林业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与他人恶意串通共同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与他人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等因素，确定被告的行政赔偿责任；被告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职责，因他人行为导致行政许可决定违法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前述规定明确了行政许可中行政行为违法与他人民事侵权交叉混合致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损时，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承担及分摊的基本原则。即：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其他人或组织恶意串通、共同违法、共同侵权情形下的连带赔偿责任；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其他人或组织分别违法、混合过错下的按份责任以及行政机关尽到审慎合理审查义务情形下不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勐海县林业局在办理涉诉林木采伐许可中未尽到合理审慎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其违法颁证行为与范正林提供虚假材料申办林木采伐许可及其私自砍伐林木的民事侵权行为共同致使李×财产损失，勐海县林业局应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因行政协议是一类特殊类型的行政行为，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首先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行政协议作为体现双方合议的产物，又可在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的情况下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重大且明显"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了四种情形：（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在对行政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要对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衡量，从维护契约自由、维持行政行为的安定性、保护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角度，慎重认定行政协议的效力。……弋江区政府将陶××作为丁××家庭的成员进行补偿安置并未构成行政协议无效的情形，丁××１、丁××２、王××要求确认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根据前述规定，“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或者“给予补偿”判决均是法律责任条款，适用前述责任条款的前提是要对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该条第一款的适用条件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违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第二款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责任判决方式不能单独适用。本案中，2018年5月25日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出具《告知函》，明确因为国家法律政策调整，不再履行49号土地出让协议义务，协商补偿事宜。对于不履行协议义务行为的合法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原告的赔偿或补偿问题。
【裁判摘要２】除非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十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财产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就是实际损失，包括已经发生的财产损失和必将发生的可得利益损失。未按约定履行协议义务行为违法，造成行政协议相对人合法财产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赔偿直接损失。本案中，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未按照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履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义务行为违法，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当返还刘××、刘×交付的土地出让金；同时，土地增值利益属于土地权利人的必得利益，由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补办征地手续过于延迟，未按约定履行土地出让协议约定的办证义务，并最终因土地出让法律程序改变导致土地受让人不能取得协议约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二审判决按照涉案土地2008年出让给他人的市场拍卖价款减去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土地价款的差价作为直接损失予以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为，已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利息损失包含在土地增值价值之中，二者不能重复计算，进而驳回刘××、刘×关于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续）至于违约损失，行政协议案件的赔偿责任实质是行政协议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与行政协议违约责任的法律竞合。民事诉讼中，发生民事侵权与违约赔偿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诉讼只能是行政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违约责任，更不能判决行政机关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
【裁判摘要３】行政协议案件属于行政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当然要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而不是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又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补充规则。即，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在不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补充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案件时，往往会涉及协议本身的合法有效性问题。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协议无效。在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行政协议仅仅是案件的主要证据和依据，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这与征收案件中，当事人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或无效，情形时一样的。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对作为本案证据的前置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进行审查。不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一般不宜否定其证据效力。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判断其是否属于无效。进而判断协议约定内容是否可以作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以行为是否合法的证据和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行政协议同时具有行政性和协议性，但是，将其明确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是基于其行政性特质，而非协议性。因此，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要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时，在不与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不是说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所以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也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当事人请求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实质是对订立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判断；订立协议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和相关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判断，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仅仅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相应规定情形下的一种补充适用。本案中，苏××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补偿协议无效，实质是对订立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判断，不能根据合同法规定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未发生法律效力的预征收补偿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集体土地预征收过程中，征收管理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行政行为，只有在省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批复，市县人民政府发布正式的征收公告后，征收补偿协议才能够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征收补偿协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苏××与仁厚镇政府签订的补偿协议属于预征收过程中签订的补偿协议，应当在河北省政府作出同意征收涉案土地的批复，唐县政府发布正式的征收公告后发生法律效力。未生效的补偿协议对苏××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审裁定驳回苏××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从诉讼制度设计看，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而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直接申请再审，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从民事诉讼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应当诚实守信，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而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直接申请再审，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会对对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不当损害，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从对当事人民事权利的保护力度看，二审程序针对当事人上诉请求，对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全面的实体审理，对当事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均更为周延和全面。而再审审查程序针对的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属于特别救济程序，启动再审的条件更为严格。因此，当事人选择二审程序进行救济能够更充分保护其民事权利。本案中，博泰公司没有在法定上诉期间内向本院提起上诉，且其再审申请中未提出任何理由，在本院询问过程中，博泰公司亦称，“对没有上诉的问题不清楚”。博泰公司的申请再审存在不当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形。且经本院审查，其再审理由与一审理由基本一致，对此，一审判决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述，本院予以认可。博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股东会决议效力的确认｜公司自治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公司自治的范畴内应尽量减少司法的干预与介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自治的重要体现，如果当事人对股东会决议无争议，司法不应轻易介入。鉴于此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决议无效和决议可撤销两种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将公司决议纠纷分为确认决议不成立、确认决议无效和撤销决议三种类型，没有关于确认决议有效的诉讼制度。就本案而言，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一经作出，即被推定具有法律效力，诉讼中未发现有关主体请求确认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请求撤销决议，决议的效力无须进行司法确认。然而，翁××提起确认之诉，系为给付之诉奠定法律基础，对确认决议有效具有诉的利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起诉条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一审作出确认决议有效的判决，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依法应由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指的是在申请变更登记程序中应以公司作为申请人，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文件、材料，不意味着现实中公司在置备申请文件、材料时无须他人的协助配合，也不构成对公司作为办理变更登记义务主体的否定。本案中，闽东新能源公司在除名决议作出后，向登记机关提出了股东变更登记申请，登记机关以提交材料缺少股权交割证明为由决定不予受理。登记机关已明确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且缺少的材料见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股东变更登记提交材料》之规定，闽东新能源公司有理由相信登记机关的不予受理决定合法正当，与诉诸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相比，按照登记机关要求补齐材料显然更为理性。由此，翁××关于“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请，正是在协助公司置备申请文件、材料的意义上提出的主张，即由被除名股东签署股权交割证明，以便公司补齐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材料。马×等关于被除名股东并非法律规定的办理变更登记主体的辩解，混淆了公司申请变更与公司置备材料两个阶段的实质区别，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依法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具体到本案，马×等人被除名后，应当本着善意的原则，妥善处理善后事宜，配合公司及缴纳相应出资的人员办理好股权交割手续，以保护对方的合理期待与信赖。
摘要2：（续）马×等人一方面以受翁一哈误导、决议违背意志为由拒绝配合，一方面又不否认解除行为有效，有规避法律、滥用权利之嫌，为诚信原则所排斥，有必要予以纠正。
【解读１】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闽东×××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的关于解除马×、林××、郑××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2.判令马×、林××、郑××将其持有的闽东××公司全部股权变更为翁××持有，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马×、林××、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解读２】二审判决如下：．．．．．．三、马×、林××、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签署股权交割证明，协助将福建闽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在其名下的全部股份变更登记至翁××名下。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发包方明知实际施工人身份，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２）发包方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工程合格；（３）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可见中铁十二局二公司明知潘××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故本案中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因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承包建筑工程法定资质的自然人潘××，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的事实合同。该事实合同虽然无效，但潘××已完成部分工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对潘××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该部分工程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潘××作为无效合同的相对人有权请求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参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鉴于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双方约定计算工程价款的基础不存在，且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院认为，铁路部门发布的预算定额属于政府指导价，参照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符合前述规定，也能够反映潘××在工程中的实际投入，与双方当事人预期的价款较为接近。故一审法院采信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按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的工程价款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确认。潘××主张其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应参照《施工总价承包合同》所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结算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２】自然人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主张企业管理费和规费、营业税？（１）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自然人实际施工人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２）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规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３）利润是实际施工人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利润亦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４）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营业税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间接费868，820元和按照税率3.35%计算的营业税218，898元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间接费868，820元包括了企业管理费、规费和利润。因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潘××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而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因案涉工程由潘××组织的工人施工，所涉及的五险一金等应由潘××承担，故规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至于利润，作为施工方的潘××，其劳力、材料等已物化在建设工程的整体价值中，在潘××完成的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利润是潘××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如将该部分利润留给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则基于同样一份无效合同，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有违合同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故利润亦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并非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由其在当地税务局缴纳，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综上，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关于间接费、营业税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件（2018-2020）之一——对被行政查处后继续扩大侵权规模的行为加大判赔力度
【裁判要点】裁量性赔偿是在已有证据证实权利人实际损失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但无法精确获得损失数额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运用裁量性赔偿，综合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侵权行为的性质及规模、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和侵权人主观过错等各项因素，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之上酌定赔偿金额，以最大限度地填平权利人实际损失。
——裁量性赔偿的适用
【裁判要旨】全面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裁量性赔偿是在已有证据证实权利人实际损失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但无法精确获得损失数额的情况下，综合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侵权行为的性质及规模、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和侵权人主观过错等各项因素，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之上酌定赔偿金额，以最大限度地填平权利人实际损失，达到全面赔偿目的的一种损害赔偿计算方法，是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计算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和运用。
【案号】一审：（2018）沪73民初81号；二审：（2018）沪民终429号
【裁判摘要】关于法定赔偿金额超过最高限额的问题|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不能确定，原审法院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但本案事实表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已经就文化执法总队查获上诉人8台工作电脑安装侵权软件的行为达成过和解协议，金额高达140万元。其后，上诉人未履行和解协议，反而扩大侵权规模，经原审法院证据保全，在相同的经营场所又查获上诉人73台工作电脑安装了侵权软件。由此可见，上诉人存在重复侵权行为，侵权主观恶意明显，且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已经明显超过法定赔偿50万元的最高限额，故本案应当综合具体的证据情况，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之上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安装侵权软件的数量、侵权期间、主观恶意及权利人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及律师费900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参阅要点】
1.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是对其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的保护。文学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人物设置及人物关系、情节、情节串联整体等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2.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认定可以遵循“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思路，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可以采用抽象分离法或整体观感法。判断文学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同时需要排除合理借鉴的情形。
3.停止侵害是侵害著作权诉讼中基本的责任承担方式，对不承担停止侵害责任的情形应当予以严格限制，是否对权利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予以限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侵权人的市场获利是否主要基于对权利人作品的使用，权利人的主观意图和侵权人的实际状况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思想与表达的划分、涉文学作品侵害改编权的判定思路
【裁判要旨】
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但并非作品中的任何要素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是区分作品中受保护的要素和不受保护的要素的基本原则，其内涵是著作权法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
文学作品的表达既不能仅仅局限为对白台词、修辞造句，也不能将文学作品中的主题、题材、普通人物关系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文学作品中，情节的前后衔接、逻辑顺序将全部情节紧密贯穿为完整的个性化表达，这种足够具体的人物设置、情节结构、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结合体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
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权所直接控制的行为是改编行为，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行为，新作品应当保留原作品的基本表达，否则仅仅根据原作品的思想创作出来的新作品不受改编权的控制。
判断被诉行为是否侵犯权利人的改编权，通常需要满足接触和实质性相似两个要件。接触是指被诉侵权人有机会接触到、了解到或者感受到权利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接触可以是一种推定。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可以采用抽象分离法或整体观感法。判断文学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同时需要排除合理借鉴的情形。
摘要2：——侵害小说剧本著作权纠纷中接触加实质性相似原则的适用及侵权责任的承担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初字第07916号（2014年12月25日）；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2015年12月16日）
摘要1：——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适用
【裁判要旨】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无法割裂，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处理。技术合同类纠纷案件因履行标的技术性、无形性，履行过程的密集交互性，导致查明事实难度大，对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更紧迫的需求。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
【裁判摘要】此外，经庭审核实，未发现原告方提交的工作日志与在线版本不一致，本院难以认定原告伪造了证据或者提供了虚假的证据。但是，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能进行审慎核实，将被告方工作人员的工作日志作为原告的证据提交，未能遵守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原则。当事人之间因民事法律纠纷而引发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诉讼参加人以及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专家辅助人等诉讼参与人之间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项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基本制度落实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诸多具体措施中，这些制度不仅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进行制裁的相关规定，也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需承担对方当事人额外诉讼成本的相关规定。例如，证人出庭作证的出庭费用由败诉方承担。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证人因某某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又如，一方逾期提供证据应补偿另一方额外的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参照此等规定，本院认为，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的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聘请律师代理民事诉讼，是正当的维权措施，因此，合理的律师费开支也可认定为“必要费用”。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是审理民事法律关系，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又形成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二者无法割裂，
摘要2：（续）据此，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予以处理。就本案而言，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时，本院已向双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充分释明了本院在先案件(2017)沪73民初89号中的裁判理由，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应当如实陈述，若未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对方额外的诉讼成本。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案原告的不诚信诉讼行为造成被告额外的应对，包括被告提交质证和答辩意见指出原告的不实陈述之处、本院经过远程视频听证、现场勘验质证，在现场勘验过程中被告有两名员工出庭，被告需花费相应的时间成本、来往法庭的差旅费用，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本院酌情确定原告补偿被告额外的诉讼成本为1万元。（并判决原告补偿被告额外诉讼成本１万元）
摘要1：【裁判摘要】鉴于涉案作品包括词曲两部分，具有可分性，词曲作者可以分别对其享有的著作权部分主张权利。本案中，曲作者唐×、吕×并未提出诉讼主张，且如上所述，《××之歌》未侵害众得公司享有歌词部分的著作权，因此，众得公司提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08民初34914号
【摘要】部分合作作者未经其他合作作者允许不得以自己名义单独起诉他人创作部分以及合作作品整体著作权——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作作品是指两个以上的作者经过共同创作所形成的作品。要构成合作作品，通常认为应包括以下成立条件，一是合作作者具有共同的创作愿望，即两个以上作者在创作时意识到自己是在与他人共同创作一部作品，如果有分工、协作，则每个参与者均知晓分工创作的目的是将各自创作的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二是合作作者具有创作行为，即合作作者为贯彻合作创作的意图，有意识的调整各自的创作风格和习惯，以达到整体的和谐，并对作品的完成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根据著作权的相关规定，合作作品分为可以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和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经上文分析，已经确认《××之歌》整体是合作作品，其中的词和曲谱部分又可以分别作为文字作品和音乐作品（即能够演奏的不带词的作品）单独使用，故《××之歌》为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同时，由于《××之歌》为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故乔×对其创作的词部分、唐×对其创作的曲谱部分单独享有著作权。众得公司依据《授权书》，依法取得了《××之歌》词作品改编权的专有使用权，以及《××之歌》共有权利中改编权的专有使用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词作品改编权的行为单独提起诉讼，亦有权与曲作者或经曲作者依法授权的主体作为共同原告，对侵害《××之歌》整体改编权的行为提起诉讼。．．．．．．根据上述比对结果，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广告中的四句内容较之《××之歌》中的相应唱词，除仅有“啊"字这一不具有独创性的语气助词外，歌词部分既不相同也不相似，未使用歌词部分具有独创性的基本表达，表达的思想感情与主题亦完全不同，
摘要2：（续）故未侵害众得公司就歌词部分享有的改编权。其次，涉案广告中的四句内容较之《牡丹之歌》中的相应唱词，曲谱相同，使用了《××之歌》曲谱部分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容易使人在听到涉案广告中的歌曲时联想到《××之歌》，上述使用方式涉及《牡丹之歌》曲作品和歌曲整体的改编权问题。但本案中，众得公司仅从词作者处获得相应授权，未获得曲作者的相应授权，无法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主张曲作品及歌曲整体的相关权利；若众得公司欲主张歌曲整体的著作权，应与曲作者或曲作品著作权的继受主体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另外，从诉讼后果方面，本院考虑到，如果允许词作品的权利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就歌曲整体来主张权利并获得支持，法院将考虑被控侵权作品仅使用曲谱而未使用歌词这一使用方式造成的损害后果，将相应经济损失赔偿判决由词作品的权利人获得，这就意味着曲作品的权利人失去了对上述行为再行起诉的请求权依据，只能通过与词作品的权利人去协调获得补偿，这将变相剥夺了曲作品权利人的诉权，与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下关于音乐作品、合作作品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综上，本院认为，众得公司以自己名义主张涉案广告侵害了《××之歌》整体的改编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关于广播体操等功能性肢体动作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裁判要点】
1.广播体操等具有功能性的肢体动作不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有强身健体之功用，既不展现文学艺术之美亦不展现科学之美，不具备作为作品的法定条件。其既不是汇编作品，也不属于任何一种法定作品形式，因此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2.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这种使用只能是由表演者重新演奏该音乐作品，并重新制作录音制品，而不能直接复制他人已录制的录音制品，否则构成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权利的侵犯。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2）西民初字第14070号（2012年12月10日）
【裁判摘要１】（1）只有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才可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2）不涉及人的思想感情和知识,不具有文学、艺术、科学审美意义的创作,无论其独创性有多高,都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成果；（3）广播体操的动作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首先,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智力成果；其二,必须是具有一定有形方式的表达而非单纯的思想；其三,必须具有独创性。因此,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动作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取决于其是否具备上述条件。《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等国际公约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限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为上述公约的缔约国,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指出,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进一步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由此可见,只有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才可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而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学作品,其本质都是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符号如文字、音乐、舞蹈、图形对人的思想、情感、知识进行交流与表达,从而展现文学艺术的感性之美和科学技术的理性之美。因此,不涉及人的思想感情和知识,不具有文学、艺术、科学审美意义的创作,无论其独创性有多高,都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成果。
摘要2：（续）广播体操是一种具有健身功能的体育运动,由曲伸、举振、转体、平衡、跳跃等一系列简单肢体动作组成,但与同样包含肢体动作的舞蹈作品不同,其并非通过动作表达思想感情,而是以肢体动作产生的运动刺激来提高机体各关节的灵敏性,增强大肌肉群的力量,促进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精神传导系统功能的改善。简而言之,广播体操的动作有强身健体之功用,而无思想情感之表达,既不展现文学艺术之美亦不展现科学之美,故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著作权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这既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国际条约的明确规定,也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版权法基本原则。根据该规则,著作权保护不延及同属思想范畴的原理、方法、概念、程序、技术方案和实用功能等。……广播体操是一种具有特定功能的身体练习活动,包含一系列连续的肢体动作,当这一系列动作按照规定的方式施行时,将产生既定的健身效果。因此,广播体操本质上属于一种健身方法、步骤或程序,而方法、步骤和程序均属于著作权法不保护的思想观念范畴。基于以上分析,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动作不符合构成作品法定条件中的二个,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动作不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本质上属于思想而非表达,不具备作为作品的法定条件,且无法归入任何一种法定作品形式或类型,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第九套广播体操动作的文字说明、图解作为文字作品和美术、摄影作品均受著作权法保护。鉴于此,单纯示范、讲解或演示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动作以及录制、发行相关教学示范录像制品的行为并不构成著作权侵权,而本案又不涉及对文字说明和图解的使用,故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著作权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该规定明确将法定许可的条件限定为使用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而被控侵权DVD是录像制品,故并不适用。此外,使用他人已合法录制的音乐作品,不能是将他人已录制的录音制品直接复制到自己的录制品上,而只能是使用该乐曲,由表演者重新演奏,重新制作录音制品,否则构成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权利的侵犯。
摘要1：【法律问题】诉中申请财产保全有无错误的判断
【裁判观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根据民事诉讼的性质特点与基本原则，是否错误的判断要素大体指向恰当的市场主体审慎、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以及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因专利权效力稳定性和权利边界清晰性弱于普通物权、技术事实查明较为复杂、侵权判断专业性较强等特点，对申请财产保全有无错误的判断应注意此类纠纷区别于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较高特殊性，需结合案件具体事实予以分析。具体到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中的财产保全申请，需着重考察的判断因素应聚焦于专利效力本身的稳定性，以审查申请行为是否符合审慎原则，进而判定申请财产保全有无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项下的“错误”。
摘要2：【裁判摘要１】生效文书作出后未及时申请解除保全构成保全错误——首先，关于提出保全申请时专利权人的审慎程度。涉案专利为实用新型，专利行政部门在授权程序中仅予形式审查，并不进行实质审查，司法实践中实用新型专利的效力稳定性相对较弱。动一公司本应在申请冻结朗辉公司银行存款前及时向专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出具专利权评价报告，并向法院提交该报告以证明其专利效力稳定性。但动一公司却在冻结200万元银行存款后才提出前述申请，其申请时点有不妥之处。其次，关于采取保全措施后涉案专利的效力稳定性。根据2017年6月3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涉案专利的全部权利要求1-4均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虽然该评价报告本身未否定涉案专利效力，但该报告进一步印证了涉案专利效力缺乏稳定性。再者，关于专利权人知晓涉案专利效力稳定性程度后的行为。动一公司在获取该评价报告后本应根据诚信原则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并申请法院解除对银行存款的冻结，但动一公司直至本案二审程序终结后才申请解除，该长期不作为进一步违反了前述审慎原则，其行为具有明显可责性。最后，关于涉案专利的最终效力。动一公司在关联诉讼中主张保护的全部权利要求均被无效，该最终行政决定再一次印证了涉案专利效力的稳定性存在较大瑕疵，也因此反映出动一公司申请冻结朗辉公司银行账户的行为有失审慎。综上四点，动一公司申请冻结朗辉公司200万银行存款且未及时申请解除的行为违反了前述审慎原则，应被视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项下的“申请错误”。
【裁判摘要２】保全银行存款错误的损失为贷款利息减去活期利息之差额——在该款项被冻结期间，朗辉公司必须支出的全部贷款利息减去被冻结款项活期利息之差额即属朗辉公司的净损失。在冻结银行存款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被认定为错误申请的情形下，该损失应当由错误申请人动一公司承担。
摘要1：【裁判摘要】一般债务利息计算时间节点为判决确定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只能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很显然，是否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应根据生效判决的判决书主文内容来判断。判决书主文第一项表述为“舜兴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偿还借款本金631462.48元及利息578256.17元(暂计至2009年11月30日，此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其中，对于一般债务利息的规定即为“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因此，深圳中院复议裁定关于“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计算时间节点为判决确定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即2010年12月25日，此后为迟延履行期间，且并未确定复议申请人继续按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一般债务利息，则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只能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认定结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福田法院异议裁定中关于“不同的生效法律文书表述可能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如一般债务利息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指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或‘清偿之日’止等”在审判、执行实践中确实存在，但判决标准如何规范、统一是审判中解决的问题。按照审执分离的基本原则，执行部门在执行中只能依据判决的表述予以执行。申诉人提出其所有诉讼请求均得到支持，因此，生效判决应当理解为利息应支付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该点理由在生效判决中未得到体现，因此，对申诉人所提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时，应当计算一般债务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处置财产时，涉及因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相应主体应分别承担各自部分税费；（２）《网拍规定》第三十条即是禁止在拍卖公告中载明“当次交易税费由买受人概括承担”或类似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网拍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该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据此，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处置财产时，涉及因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相应主体应分别承担各自部分税费。执行法院在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时，就税费承担问题，理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公告公示。2022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房产有关问题的通知》(法明传【2022】297号)，其中第三条明确：“切实将交易税费依法各自承担规则落实到位。根据网拍规定第三十条，交易税费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是基本原则。各级法院要严格落实该条规定，禁止在拍卖公告中载明“当次交易税费由买受人概括承担”或类似内容。……”由此可见，《网拍规定》第三十条即是禁止在拍卖公告中载明“当次交易税费由买受人概括承担”或类似内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相关税费征收的法律均明确规定了“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应由转让方承担，“印花税”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承担，“契税”由受让方承担。《网拍规定》施行前，法律对司法拍卖中税费承担确实规定不明确，人民法院依职权确定税费承担未违反禁止性规定。但是，《网拍规定》施行后，已明确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司法拍卖中，转让方就是被执行人。本案中，深圳中院发布的竞买公告第一条确定“税费负担，由买受人承担”，第十条确定“与本次过户相关的双方需缴纳的一切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印花税、契税等)、应补地价、土地使用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上述公示的税费承担表述与“当次交易税费由买受人概括承担”属于类似内容，与《网拍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不符，应予纠正。但是，由于该次拍卖流拍后，申请执行人鼎隆投资申请以物抵债，
摘要2：（续）且深圳中院已经裁定以物抵债。故被执行人林X主张“撤销深圳中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关于拍卖被执行人．．．．．公告》，依法更改该公告第十条税费承担规则后重新发布。”已不存在重新发布的客观需要，没有修改拍卖公告中税费承担方并重新公告的必要。
摘要1：【裁判摘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弥勒农商行在2014年8月25日签订《抵押合同》及2014年9月3日设定抵押登记时，已经到登记机关对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进行了核实，且无重大过失，其不知道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错误，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之规定认定其在办理抵押登记时为善意。基于物权的公示公信和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如果由善意抵押权人对抵押人的恶意买单显失公平，中浩公司构成拒执罪本身不影响第三人善意取得的适用。原判认定主借款合同及两个抵押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但是原判撤销银行对中浩公司提供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不当，上诉人构成善意取得的上诉理由成立，应当予以改判。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在刑事裁判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程序中，应当首先对违法所得财产予以执行追缴；如果被执行人违法所得的财产无法找到、价值灭失、被他人善意取得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等值等额财产——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范围是否限定在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依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包括收益，均应予以追缴。但在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查无下落等情形时，能否追缴罪犯其他的等值财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8年1月16日联合发布的法发〔2018〕1号《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9条及2019年4月9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第19条均规定，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上述规定，体现了任何人不能从违法犯罪中获得利益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刑事裁判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程序中，应当首先对违法所得财产予以执行追缴；如果被执行人违法所得的财产无法找到、价值灭失、被他人善意取得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等值等额财产。本案依生效的刑事裁判应追缴邬××１、邬××２两人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违法所得5033600元，执行法院经查无违法所得的款项时，可以在违法所得的限额内依法执行邬××其他等值财产。因此，执行法院对邬××名下的涉案房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既未超出生效刑事裁判范围，也无违法不当之处。申诉人虽已证实涉案房产并非被执行人违法犯罪所得，但以此为由主张不得对涉案房产执行追缴，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假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假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当然无效：（１）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虚假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２）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该虚假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华中铜业公司明知2014年长单合同虚假且没有应收账款的情况下，却给汇丰银行武汉分行出具《承诺函》予以确认，与鑫鹏公司存在通谋行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但在债务人与让与人存在通谋的情况下是否仍然享有抗辩权，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如果允许明知转让虚假债权的债务人以转让债权不存在来抗辩，则明显有违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假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假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当然无效。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虚假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该虚假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华中铜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汇丰银行武汉分行知道或应当知道2014年长单合同系变造以及华中铜业公司出具《承诺函》中承诺支付的款项已经支付给鑫鹏公司，因此，华中铜业公司不能免除其所承诺的付款责任。而且，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的数额3088328379.07元是依据华中铜业公司出具的102份《承诺函》载明的应收账款数额，并非依据2014年长单合同（编号为2014-XPZL-001）得出，即使2014年长单合同虚假亦不影响一审判决的该认定结果，故一审判决认定的应收账款数额并无不当。华中铜业公司公司以2014年长单合同虚假及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抗辩不应还款，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