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65号
【裁判摘要】土地房地所有权证存根效力等同于证书原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即当不动产权证与登记簿不一致时，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中，元福岭队提供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系博白县档案馆的存档，虽然其遗失《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原件，但不能因此否认存根的效力。该存根作为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来源合法，其效力等同于《土地房产所有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87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以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人为被征收人进行征收补偿活动，对征收不动产相关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人才具有原告资格。但是，实施征收补偿、给予“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的立法出发点，均是要对实际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而不是保护徒有虚名的名义权利人的“权利”，增加诉累，鼓励原产权人在民事活动中出尔反尔。因此，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原产权人，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已经将不动产转让并交付受让人，受让人实际占有、使用不动产，成为不动产的实际权利人，且征收补偿过程中，原产权人未对被征收的不动产权属提出异议的，征收管理部门以实际权利人为被征收人，与之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签订主体的确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征收补偿行政程序完成后，原产权人未通过民事诉讼等法定途径依法确认其对被征收不动产的产权，仅仅以名义产权人身份提起行政诉讼的，实质上与不动产征收的相关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没有原告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59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虽然经登记备案的《借款抵押合同》载明的出借人为文某，但在一审、二审过程中，文某及拉图拉甘公司均认可，上述备案合同系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而签订，本案所涉借款关系的实际出借人为鸿泰公司，鸿泰公司亦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向王某某、王某某交付了借款。二审判决在综合全案证据的情况下，认定鸿泰公司系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和相应抵押权的真实权利人，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的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二审判决确认鸿泰公司为实际抵押权人，并未违反法律关于抵押权种类和内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即虽然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但在登记名义人、真实权利人等就物权归属及内容发生争议时，则应当根据相关证据，确认真实权利归属和内容。本案为抵押权确权纠纷，二审判决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确认鸿泰公司为真实抵押权人的认定，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４条之规定，担保物权登记在债券受托管理人名下、担保物权登记在委托贷款的受托人名下，以及担保物权登记在其他受托人名下且担保人知道债权人与他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债权人或其受托人（集中行权）享有担保物优先受偿权。
【解析１】传统意义上的担保物权从属于主债权并与主债权不可分割，担保物权人和债权人必须是同一人。
【解析２】担保物权受托持有：（１）在合同层面适用《民法典》第９２５条隐名代理法律关系（担保物权应归委托人，关键点在于“担保人知道债权人与他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２）在物权层面适用《民法典物权篇解释（一）》第２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之规定（物权确权）。
摘要2：【注解１】登记的担保物权人与实际的担保物权人不一致时谁是真正担保物权人？——《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４条是关于因债权人与他人之间存在委托管辖，导致登记的担保物权与实际的担保物权人不一致时，如何确定担保物权的归属并由谁来行使权利的规定：（１）委托人是实际权利人（真正担保物权人）；（２）债权人或其受托人（集中行权）享有担保物优先受偿权。
【注解２】担保物权委托持有在形式上突破了担保从属性，导致登记的担保物权人与债权人不一致。
【注解３】《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４条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主张行使担保物权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债权人的受托人可以行使担保物权——（１）由于债权人并未被登记为担保物权人，其只能通过诉讼方式行使担保物权（《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３９条第１款规定主债权被分割或者部分转让时各债权人有权主张其享有的债权份额行使担保物权），而不能直接通过非讼程序行使担保物权（裁判文书可直接表述为拍卖、变卖标的物所得价款优先清偿被担保的债权，或者以标的物折价清偿被担保的债权）；（２）债权人的委托人因被登记为担保物权，可以通过非讼程序行使担保物权（裁判文书主文中应明确由此所得的权益归属于债权人而非受托人）。
【注解４】担保物权委托持有之情形的兜底条款规定“担保人知道债权人与他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其他情形”——（１）担保物权委托持有的法理基础和限制范围为隐名代理（《民法典》第９２５条，构成隐名代理最为核心要件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２）担保物权委托持有排除适用间接代理（《民法典》第９２６条），即《民法典》第９２６条规定的间接代理不适用于担保物权委托持有。
摘要1：解读：（１）最高额债权担保中的最高额债权采取“债权最高限额说”，即最高债权额的债权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实现债权或者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２）登记最高债权额优于约定最高债权额，即登记的最高债权额与当事人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登记的最高债权额确定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范围。
【解析】（１）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５条第１款之规定，“最高债权额”是指“债权最高限额”而非“本金最高额”，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２）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５条第２款之规定，最高债权额的优先受偿范围以登记最高债权额优于约定最高债权额。
摘要2：【注解１】最高额担保中最高债权额究竟是指当事人约定的本金还是包括本金及其附属债权在内的所有债权？——（１）如果认为最高债权额是指包括本金在内的所有债权（本金＋附属债权），债权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５条采该观点，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主要考虑到债权人较之担保人在风险控制人更具有便利性，有能力和条件控制贷款规模）；（２）如果认为最高债权额仅指本金（不包括附属债权），则担保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实际发生的债权可能远远超过约定的最高债权额）。
【注解２】当事人约定最高额是指本金在内的全部被担保债权，但不动产登记簿仅指本金，此时应当根据当事人约定而不能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确定优先受偿权范围（要因原则）——（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确定；（２）不动产登记仅仅是公示方式，只有在因不动产登记簿产生公信力危及第三人交易安全时才能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来确定优先受偿范围。
【注解３】最高额担保登记簿中只有“最高额”和“担保范围”栏目而没有“最高额含义”栏目——当事人如果要实现“最高额”仅指本金的目的应当加括号表明该最高额仅指本金，然后“担保范围”填写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以免引起争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637号
【裁判要旨】《物权法》第九条（《民法典》第２０９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民法典》第２０８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夫妻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归子女所有，但在协议签订后并未将房屋变更登记至子女名下的，现该子女仅凭上述约定而主张房屋所有权依据不足，该房屋并未发生物权变动。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82号
【裁判要旨】《物权法》第九条第１款（《民法典》第２０９条第１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应指该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民法典》第２２９条、第２３０条、第２３１条）等法律明确规定的不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情况。
【摘要】法律并未规定在多人共同出资购买房产的情况下，其他共有人可以不进行登记即取得物权，本案不符合《物权法》第九条“法律另有规定”情形。
【注解】共同借名买房中未登记的共有权人无权要求排除名义权利人的债权人对房屋强制执行。
摘要2：【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民终197号
【摘要】首先，王××１、王××２与王××３之间于2009年12月3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三人共同出资购买案涉房屋，按份享有该房屋所有权，并认为尽管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为王××３所有，但仍属于三人共有财产。该《协议书》系王埃利、王××２与王××３之间的借名登记契约，只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据此即认定王××１、王××２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王××１、王××２基于《协议书》享有的是物权期待请求权，即属于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不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基于不动产物权公示原则，设立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因此，在王××１、王××２借王××３名买房的情况下，王××１、王××２与王××３之间的借名登记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王××４等九人。最后，《协议书》是王××１、王××２与王××３之间的合意，王××１、王××２对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本身具有过错，对由此产生的风险其应自行承担。因此，王××１、王××２所享有的权益并不能阻却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借名买房合同只在当事人内部产生债权债务管辖，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据此即认定借名人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借名人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不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２）基于不动产物权公示原则，设立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效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53号
【裁判摘要1】（《抵押合同》第二条“担保的主债权及担保范围”均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人民币1亿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第十一条“其他约定事项”下第11.1项分别约定被担保债权数额。十份《不动产登记证明》“其他”栏记载的担保债权数额与前述11.1项中约定被担保债权数额一致）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八条规定，《物权法》第十六条关于“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的规定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体现，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不动产担保物权登记，不同地区的系统设置及登记规则并不一致，故应充分注意制度设计上的差别。……因此，本案以《抵押合同》第二条约定认定抵押权的担保范围是符合实际的妥当选择,也更贴近双方签订案涉《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时的真实意图。
【裁判摘要2】债权人就抵押财产行使优先受偿权不以债务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清偿能力为前提——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只要出现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可以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并不以债务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清偿能力为前提。原审判决天保小贷公司仅能在美瑞金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对其不能清偿的部分就案涉抵押不动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各不动产被担保债权数额范围内优先受偿，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188号
【裁判摘要１】夫妻一方私自就共有房产设立抵押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案涉房产属于周某某与程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程某某提出，周某某进行房产抵押未经其同意，故主张抵押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一般应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否则抵押无效。但其他共有人知道或应该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经查明，案涉房产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一直登记于周某某名下，且房产一直处于出租等经营状态，程某某对周某某个人对外进行出租获利并未提出异议。经本院询问，程某某、周某某称，周某某定期将案涉房产租金的一半以上转账给程某某，并提交了转账凭证，但其提交的转账流水不足以认定周某某、程某某对租金的分配有明确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周某某对外出租房产经过了程某某同意。换言之，程某某对案涉房屋登记在周某某一人名下并由其控制、支配和使用采取了默认态度，否则即应办理共有权利登记，但其一直未予办理，依法应推定程某某对周伟东对涉案房屋抵押知道或应该知道。程某某关于周某某与文化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反抵押担保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允许，以房屋产权证书名义上登记在自己名下实则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为他人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权人符合“善意第三人”条件的，应认定其取得该房屋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符合善意、以合理价格受让以及应该登记的不动产依法已经登记等情形的，由受让人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举重以明轻，周某某作为夫妻一方，以登记在其一人名下的共有房产对外抵押，文化融资担保公司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所产生的物权公示效力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符合物权法、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保证市场交易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之原则。虽然《反抵押担保合同》上附有“配偶声明"，但该担保合同亦明确约定，乙方（周某某）保证合法拥有抵押物的处分权，抵押物如系共有财产，乙方须出具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书面证明。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65号
【裁判摘要1】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的登记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二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本案中，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被诉转移登记行为时所依据的黄某某提交的登记材料已被生效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33号刑事判决确认为虚假材料，且黄某某与谢某某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也已被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为无效。被诉转移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登记结果错误。温某某提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违法的主张，可以成立。
【裁判摘要2】房屋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便产生物权效力，未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并不影响该不动产物权归属——《房屋登记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是指房屋登记机构依法将房屋权利和其他应当记载的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的行为。第七条规定，办理房屋登记，一般依照下列程序进行：（一）申请；（二）受理；（三）审核；（四）记载于登记簿；（五）发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七条规定，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根据上述规定，虽然房屋登记程序包括记载于登记簿和发证两个程序，但只要房屋登记机构将房屋权利和其他应当记载的事项记载于登记簿，房屋登记便发生效力。……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此后对已经完成的登记事项进行更改，并不能消除涉案房屋依照法律规定已经登记的法律后果。……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已登记于曾某某名下，虽未颁发房地产权证，但已产生公示效力，已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因此，曾某某提出涉案房屋已进行不动产权登记且已转移登记在其名下，并对外进行公示，其是否拿到房地产权证并不影响转移登
摘要2：（续）但已产生公示效力，已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因此，曾某某提出涉案房屋已进行不动产权登记且已转移登记在其名下，并对外进行公示，其是否拿到房地产权证并不影响转移登记的效力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注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同一房屋多次转移登记，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涉案房屋存在两次转移登记，首次转移登记至谢××名下，谢××又转移登记至曾××名下。被诉的行政行为是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应当依法受理。
摘要1：——在建工程抵押权的范围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9号
【裁判观点】在建工程抵押权是物权法规定的一种单独的抵押权类型，除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另有约定外，其抵押物范围不仅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还包括规划许可范围内已经建造的和尚未建造的建筑物。在建工程抵押权的登记方法，包括在抵押合同上作记载或者在房屋登记簿上作记载两种方式。在登记机关未设立房屋登记簿、亦未明确在抵押合同上记载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方法的情况下，因当事人的抵押合同及相关登记申请材料和登记机关出具的收件单等文件均已载明登记类型为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且该等文件均在登记机关存档以备利害关系人查询，故应当认定登记机关在收件、审核时将此项业务作为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业务加以办理的行为，即完成了“记载”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的工作，在建工程抵押权即已依法设立。登记机关颁发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的法律效果是使权利人取得了证明其权利状况的权属证书，在与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登记机关的不动产登记为依据判断在建工程抵押物的范围。
摘要2：【摘要】主债务人破产后，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及于保证人——关于马××、楼××的保证责任范围问题。本案中金汇信托公司的债权范围因主债务人三联集团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而确定为254,867,898.2元。马××、楼××作为保证人，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其所承担的债务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人。故原审判决在确认金汇信托公司对三联集团公司的债权利息计算截止到2015年8月17日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之日止的同时，判令保证人马××、楼××在2015年8月18日之后继续按年利率24.4%向金汇信托公司继续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亦严重损害了保证人马××、楼××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纠正。（备注：变更判决为，马××、楼××对浙江三联集团有限公司254,867,898.2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276号
【裁判摘要】本院（2007）执他字第9号答复函载明，“在人民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又被仲裁裁决确权给案外人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可以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如果认定当事人恶意串通进行裁决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妨害执行程序，执行法院应当依法将裁决视为有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而裁定不予执行”；本院（2010）执监字第102-1号通知书载明，“执行法院可以结合该仲裁裁决及有关证据材料，对能否继续执行争议的标的物依法审查处理。”因此在人民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又被仲裁裁决确权给案外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不以仲裁裁决被裁定撤销或裁定不予执行作为审查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宝亨大厦系未登记的建筑物，宝亨房地产公司享有宝亨大厦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及预售许可。宝亨集团在宝亨大厦被法院查封后申请仲裁，乌鲁木齐仲裁委员会于2006年6月16日作出（2006）乌仲裁字第150号仲裁裁决，裁决宝亨大厦三（包含三层）至二十九层产权归宝亨集团所有。申请执行人建工集团并未参加争议事项的仲裁程序，未对争议的事实进行辩论，仲裁裁决对建工集团并无约束力。宝亨集团依据该仲裁裁决主张排除执行异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房屋产权代持不能阻却法院强制执行
【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依照《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我国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而所有权代持并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亦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其他规定”之情形。因此，依据《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公示原则，产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对内的效力上，对外不具有物权效力，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另外，王某琦出于某些因素考虑将×号房屋登记在赵某田名下，就应当预见到可能由此带来的风险，并应当承担此种风险出现的后果。因赵某田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对王某彬承担债务，本院在执行中依据不动产登记簿，采取查封登记在赵某田名下的×号房屋符合物权法定原则，该执行措施并无不当。至于所查封的房产，在被执行后用于偿付债务而导致王某琦经济损失的，王某琦可基于债权关系向赵某田主张损失赔偿。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申4418号
【摘要】再审申请人王××提供的新证据，即二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通过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民事判决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的(2019)京0116民初848号民事判决和通过撤销案涉房屋产权证的行政判决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2019)京0102行初454号行政判决，上述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本案生效一、二审判决结果，尚须进一步审查分析判断，并依法作出公正处理。
摘要1：【案号】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民申字第2635号
【裁判摘要】借用他人名义购买商品房并占有使用的，真实权利人可以请求确认其享有所有权并对抗登记人的一般债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肯定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生效原则，但并不否定例外情形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还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明确不动产权属证书以及与之一致的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效力，但权利推定属于可以推翻的法律事实。因此，真实权利人能够证明该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有权提出确认其享有所有权的请求。当然，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如果第三人信赖登记显示的物权状态而与登记人进行交易行为，真实权利人不得据此对抗该第三人。本案中，本案叶××、张××借用苏××、黄××名义购买商品房并占有使用的事实清楚，并无规避法律的情形，应××系申请执行人，对登记人仅享有金钱债权，不属于公示、公信原则需要保护的交易第三人，叶××、张××作为真实权利人有权请求确认享有所有权并据此对抗登记人的一般债权人。
摘要2：
摘要1：【目录】1.另案中抗辩的内容与本案的诉请一致，且另案已经对是否构成违约作出认定的，构成重复诉讼；2.不满足具有同一性的要求则不构成重复起诉；3.约定管辖虽不能确定具体管辖法院，但可以排除内地法院管辖的，内地法院无管辖权；4.被告提出民事级别管辖异议，认为原告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人民法院经初步审查属实的，应依法予以支持；5.普通共同诉讼中在答辩期内未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被告，对驳回其他被告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无上诉权；6.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不宜在管辖权异议阶段予以审查；7.对当事人隐瞒证据恶意提起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行为应进行民事制；8.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以对方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不履行合同，该抗辩构成对其合同相应权利诉讼时效的中断；9.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应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相悖；10.银行法定代表人以银行名义并加盖其私刻银行印章从事的民事行为应当由银行担责；11.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12.监护人为获取银行贷款，利用未成年人子女名下房产进行抵押，代未成年子女订立抵押合同，并承诺抵押合同不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在获得银行贷款后，监护人又以抵押合同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13.不当得利的善意受领人无现存利益的，不负返还责任；14.债权人明知夫妻一方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5.夫妻一方作为债务加入人而承担的个人债务是否能作为夫妻共同债务；16.质押监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监管义务造成质权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7.在建工程抵押权的范围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依据；18.数人连带保证中一人虚假签名不影响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任；19.债权人直接通过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不能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20.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其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债务人未能清偿到期债权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而应清算；21.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性质应当据实判定；22.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依据合同的表现形式进行判断，还应注意审查合同中权利义务的设置、合同的实际履行状况、合同的真实目的等综合判断；23.存在牵连关系的合同应当综合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24.在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合同债权并不发生转移，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非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续）25.双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适用合同关于单方违约情形下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判令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应支持；26.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27.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28.涉及公共政策的金融监管规定是审查合同效力的考量因素；29.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政府融资平台土地一级开发，约定以土地挂牌出让溢价收入分成的方式获取投资回报的，应为合法有效；30.地方政府向企业提供集体土地用于开发建设，双方为此签订的民事合同无效，地方政府对该合同无效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1.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32.当事人对工程款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欠付工程款利息应从当事人起诉之日计付；33.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038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不能以个人与公司财产混同为由要求执行个人名下财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决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案涉房屋登记在刘×名下，陈××虽然提供了购买案涉房屋的资金来源等证据，但这些证据不足以否定刘×所持不动产权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且刘×并非另案民间借贷纠纷的义务主体，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陈××要求刘路以个人名下房产清偿合众置业公司承担的债务，涉及到合众置业公司与刘×是否存在财产混同、刘×的个人财产应否作为另案被执行对象等问题，须通过审判程序确定。二审法院依房屋产权登记认定刘×系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利人，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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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891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发各方未对合作开发房地产所有权归属进行确认的情况下，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权属登记方有权基于物权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根据该规定，已经登记的不动产，认定不动产所有权人应当按照不动产登记簿进行判断。“和谐湾”小区相关建设规划等证件手续均以康家置业公司名义办理，案涉房产亦登记在康家置业公司名下，应当认定康家置业公司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陈××依据闫××与康家置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主张闫××为“和谐湾”小区房屋的所有权人，但闫××与康家置业公司之间就闫××的出资比例和房屋所有权归属尚存在争议。在双方未进行结算并未对房屋所有权归属进行确认的情况下，仅依据双方协议无法推翻案涉房屋的物权登记效力。原审法院认定康家置业公司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陈××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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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64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无权以房屋买受人身份排除强制执行——胜利工业园运营中心与里奥置业公司系合作建房关系，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无论是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还是第二十九条，其依法均无权排除执行措施。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胜利工业园运营中心与里奥置业公司的合作建房是以里奥置业公司的名义办理的土地使用权证和相关建设施工手续，并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建设案涉部分项目，胜利工业园运营中心最终占有和使用的案涉房产实际上是其合作投资的成果。双方虽约定胜利工业园运营中心按成本价回购一定的建筑面积房产，但本质上是双方合作建设中计算各方投资成本的一种方式，即使因为房产登记在里奥置业公司名下，双方需办理形式上的房屋买卖合同，双方亦不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也即胜利工业园运营中心不属法律意义上的房屋买受人。《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已经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权利人；未登记的建筑物等，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相关证据判断权利人。因此，人民法院执行中根据本案房地产的登记状态采取执行措施，依法有据。胜利工业园运营中心再审申请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关系，应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均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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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借名开发房地产可以确认实际投资人基于约定对土地使用权享有一定实体权益但并不优先于一般债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２）借名开发房地产实际投资人应当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确定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利——我国法律对不动产物权变动主要采“登记生效”主义，未经不动产登记薄记载，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原审证据表明，赤坎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提交竞买申请书、签订成交确认书、缴纳土地成交款及相关税费，与开平广播电视台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方式取得了案涉土地使用权。二审法院由此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系赤坎公司通过挂牌转让竞得，赤坎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吴××主张其已经依照《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履行了义务，为案涉土地实际投资人，依法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登记在赤坎公司名下，是吴××及赤坎公司双方合意，吴××对土地登记在赤坎公司名下是明知且不持异议的。第二，即使《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吴××确以赤坎公司的名义实际缴纳了案涉土地的所有费用，对案涉地块享有一定的权益，但该协议并无对竞拍所得土地权属的约定，仅是对项目开发的主体、收益等做了约定，吴××以其为实际出资人主张案涉土地使用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法》相关规定，我国法律对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设立了准入门槛，并未允许个人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吴××为了获得个人收益，规避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挂靠赤坎公司的方式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应当预见存在相应的风险。因此，吴××主张其为案涉土地使用权实际享有人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可以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吴××既未与赤坎公司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又因自身原因未将案涉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存在明显过错，应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
摘要2：（续）虽吴××依据《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缴纳了案涉土地转让费用，且赤坎公司对此不持异议，可以确认吴练兴享有一定的实体权益，但该权益产生来源于吴××与赤坎公司内部协议，在效力上并不优先于粤财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吴××可以依据与赤坎公司签订的《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对其因此所受的损失主张权利。
摘要1：【裁判摘要】在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情况下，《建设用地批准书》作为用地单位合法使用土地的法律凭证，能够对不动产的权属起到证明作用——我国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实行登记生效制度，即自将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完整内容记载在不动产登记簿时，不动产物权变动发生效力。本案中，广州市国土局于1993年核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穗国土建用字[1993]第476号），确定案涉用地单位为三建房产分公司。三辉公司主张该《建设用地批准书》非不动产登记薄，也不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明文件，不能证明案涉地块的产权人为三建房产分公司。本院认为，从该《建设用地批准书》中注意事项记载的“一、本批准书为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用地单位使用土地的法律凭证……三、建设项目竣工时，土地管理部门以本批准书为依据重新核定土地使用范围和面积，核定无误后，收回批准书。同时换发土地使用证。用地期限已到，建设项目尚未竣工的，用地单位应提前向发证机关申请延期”等内容可见，在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情况下，《建设用地批准书》作为用地单位合法使用土地的法律凭证，能够对不动产的权属起到证明作用。本案中，案涉批准书上也载明三建房产分公司已就案涉土地办理有偿使用手续，原判决以此认定三建房产分公司为案涉土地的合法产权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广州市国土局曾于2001年1月发出《关于建设用地批文延期及更改建设用地单位的复函》（穗国土建用函[2001]20号），同意将案涉土地建设单位改为三辉公司，要求三辉公司接文后应在规定期限内办结土地有偿使用手续和领取《建设用地批准书》。但事实上，三辉公司至今未按规定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完成相应的变更登记。因此，三辉公司虽然曾经获得有关国土和规划行政部门函复同意变更其为案涉土地的用地单位，但本案未有证据证明案涉土地使用权人已由三建房产分公司变更为三辉公司。本案一审期间，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复函，已明确案涉地块不再涉及以协议方式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即三辉公司日后已经不可能再以历史遗留问题采用协议方式取得案涉地块的使用。综上，三辉公司有关其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并能够排除对案涉土地执行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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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不动产登记确有错误，法院可以判令行政机关对登记错误事项予以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第八十一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发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应当通知当事人在30个工作日内办理更正登记。当事人逾期不办理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公告15个工作日后，依法予以更正。根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登记确有错误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申请或者自行发现的，应当予以更正登记。在本案的处理方式上，因91号证颁证时间久远，华兴公司所属兴华广场项目早已出售，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直接撤销该证后由湛江市政府重新颁证，必然对众多业主已取得的相关不动产登记产生影响，须耗费的行政成本亦不小。基于此，本着行政诉讼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并结合上述不动产登记机构更正登记职责的设定，本案由湛江市政府责成辖区内不动产登记机构或者其他实际履行该职责的职能部门予以更正登记更为适宜。如此处理，谭××的合法权益亦能得到有效保障。需要指出的是，不动产登记机构或者其他实际履行该职责的职能部门应当遵照本判决所指出的登记错误之处，以东园合作社申请初始登记时所提交的原始权属来源材料为依据，纠正登记错误事项，从而以最小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
摘要2：【解读】谭××申请再审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08行终94号生效行政判决已确认涉案土地原始登记发证行为违法，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并撤销湛国用(2004)第000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摘要1：【裁判摘要】第三人对执行法院查封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财产的异议属于对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第三人对执行裁定不服应通过执行复议程序来处理，而不应进入执行异议之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已于2018年8月1日转移登记至崔××名下，一审法院执行局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吉2401执920号之一执行裁定，查封案涉房屋的产籍手续。崔××以案涉房屋已归其所有、一审法院强制执行其名下房屋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对该执行裁定提出异议，属于对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关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之规定，在一审法院执行局裁定驳回了崔××的执行异议请求后，崔××对该裁定不服，应通过执行复议程序来处理，而不应进入执行异议之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故在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将该房屋仍作为隋××的财产予以查封缺乏法律依据。张×如认为隋××将案涉房屋卖予崔××损害其利益，应通过对其与隋××、崔××债权人撤销权一案进行申诉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综上，本案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故原审赋予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错误，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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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挂靠方式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物权登记是法律规定的物权公示方法，具有法律赋予的公信力。我国法律对不动产物权变动主要采“登记生效”主义，未经不动产登记薄记载，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原审证据表明，赤坎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提交竞买申请书、签订成交确认书、缴纳土地成交款及相关税费，与开平广播电视台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方式取得了案涉土地使用权。二审法院由此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系赤坎公司通过挂牌转让竞得，赤坎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吴××主张其已经依照《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履行了义务，为案涉土地实际投资人，依法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登记在赤坎公司名下，是吴××及赤坎公司双方合意，吴××对土地登记在赤坎公司名下是明知且不持异议的。第二，即使《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吴××确以赤坎公司的名义实际缴纳了案涉土地的所有费用，对案涉地块享有一定的权益，但该协议并无对竞拍所得土地权属的约定，仅是对项目开发的主体、收益等做了约定，吴练兴以其为实际出资人主张案涉土地使用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法》相关规定，我国法律对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设立了准入门槛，并未允许个人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吴××为了获得个人收益，规避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挂靠赤坎公司的方式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应当预见存在相应的风险。因此，吴××主张其为案涉土地使用权实际享有人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可以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
摘要2：（续）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吴××既未与赤坎公司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又因自身原因未将案涉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存在明显过错，应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虽吴××依据《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缴纳了案涉土地转让费用，且赤坎公司对此不持异议，可以确认吴××享有一定的实体权益，但该权益产生来源于吴××与赤坎公司内部协议，在效力上并不优先于粤财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吴××可以依据与赤坎公司签订的《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对其因此所受的损失主张权利。
摘要1：【裁判摘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弥勒农商行在2014年8月25日签订《抵押合同》及2014年9月3日设定抵押登记时，已经到登记机关对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进行了核实，且无重大过失，其不知道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错误，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之规定认定其在办理抵押登记时为善意。基于物权的公示公信和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如果由善意抵押权人对抵押人的恶意买单显失公平，中浩公司构成拒执罪本身不影响第三人善意取得的适用。原判认定主借款合同及两个抵押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但是原判撤销银行对中浩公司提供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不当，上诉人构成善意取得的上诉理由成立，应当予以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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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登记在子女名下房屋属于子女个人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原则，其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本案中，讼争房产登记在钱某一人名下，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属于钱某个人所有，而不属于其父母钱××、陈××共有，也不属于家庭共有。从原因事实看，钱某取得涉案房产系基于赠与的法律关系。2009年9月，钱××、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钱某名义签约购买涉案房屋并支付”首付款”、办理”按揭贷款”，其行为实际上属于赠与，钱某此时虽然未满18周岁，但该种纯获利益的赠与，并不需要未成年子女作出接受的明确意思表示；在钱某年满18周岁后，钱××、陈××在离婚协议中再次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钱某虽然未就此与父母签订书面赠与合同，但此后以自己名义办理涉案房产权利登记的行为，足可认定其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以”钱××夫妇离婚时，钱某已经成年，但与其父母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为由，否定双方之间的赠与关系，进而根据签约购房时钱某尚未成年、”首付款”与此后数年的”按揭贷款”以及房屋装修款由其父母及关系人支付、钱某本人无独立经济来源等事实，将涉案房产认定为钱幸忠的家庭共同财产，缺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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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如果拍卖前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房屋等附着物已经分属不同主体为分离状态，执行实践中可以允许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如何处置——本案重点审查的问题是成都中院对案涉土地使用权单独拍卖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原则上人民法院拍卖土地使用权时应当遵循“房地一体"原则，一并处分，但在此执行过程中认定拍卖是否应予撤销还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首先，执行中适用该条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土地使用权与土地上房屋权属分离。一般情况下，拍卖前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房屋等附着物属于同一主体的不得分开处置，如果拍卖前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房屋等附着物已经分属不同主体，为分离状态，那么执行实践中可以允许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如何处置。本案中，根据执行异议、复议裁定查明的事实，《土地估价报告》所附《天津市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证明》载明，所拍卖土地使用权上有2512平方米的4层建筑一幢，权利人为王×；还有未取得产权登记的建筑物，其性质以及权属不明。也就是说拍卖前房地不属于同一主体，拍卖公告备注中也具有本次拍卖仅限于土地使用权，建筑物不在拍卖范围内的内容，故不能仅因房地分离而撤销拍卖。其次，判断土地使用权与土地上房屋分别处理是否实际造成权属分离，有赖于具体事实的认定。申诉人所提拍卖公告备注中注明：“2、地面存在属于他人、地面存在属于他人的建筑地上自建有2512平方米房屋，原无证，后几经转移，由他人办理了产权证，但无土地证。现该房屋又由天津市河某某人民法院拍卖给他人，但不包含土地价值，买受人未能办理过户手续。"也就是说对于仍登记在权利人王×名下的上述房屋，已经拍卖给他人尚未过户，现申诉人主张其已经在本案拍卖土地使用权前经其他法院拍卖获得2512平方米房屋。但执行异议、复议裁定并未对此事实进行审查认定，属事实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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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在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有多项时应在夫妻全部共同共有财产范围内对共有人所享有的财产份额予以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韩××主张的新城区××楼××单元××号房屋拍卖价款745000元中交付其372500元应否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本案中，执行法院呼市中院2014年8月22日作出(2014)呼法执字第85号民事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李××(共有权人韩××)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楼××单元××号房产，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4)呼执字第00085号执行裁定，拍卖上述查封的房屋。均发生在李××与韩××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现有证据表明上述房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此后，2015年9月6日，韩××与李××协议离婚，并协议对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但是，该分割财产协议，未经本案申请执行人认可，分割财产协议的效力不及于本案申请执行人。李××与张××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李××与韩××协议离婚前已经存在，在法院作出拍卖执行案涉房屋裁定、发出拍卖公告后，李××与韩××协议离婚，虽然双方约定案涉房屋归韩××及其亲属所有，但并未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因此韩××与李××之间关于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的协议并未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仅能约束协议双方，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执行中，虽然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但是应对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中共有人所享有的财产份额予以保护。在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有多项时，应在夫妻全部共同共有财产范围内对共有人所享有的财产份额予以保护。本案中，呼市中院在执行中查封的李××与韩××共有财产包括三处房产，其中一处为争议房屋，另外两处查封财产价值尚不确定。虽然内蒙高院撤销呼市中院(2019)内01执异58号异议裁定，明确呼市中院在执行中，应当在李××与韩××全部共有财产价值范围内保证共有人韩××一半的
摘要2：（续）财产份额，故对已拍卖房屋价款应与其二人其他共同共有财产一并计算价值，综合考虑保证韩××享有的份额。但是，对于查封的除争议房产的另外两处房产，执行法院是否要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变现，是否要对已经查封的除争议房产之外的另外两处房产进行价值评估，以及执行法院如何在执行中保护韩春香财产份额，如何保护韩××居住权等问题，内蒙高院未予明确。此外，内蒙高院关于韩××的部分异议成立的裁定，只有裁定理由，没有裁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