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5-12 08: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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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583民初459号
【裁判摘要】返还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属于非不动产或非登记动产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项：“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及第二项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等规定，本案中，南安市康美东岸水轮泵发电站要求苏某某等人返还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属于非不动产或非登记动产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南安市康美东岸水轮泵发电站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算，即在2006年苏某某等人从南安市康美东岸水轮泵发电站离职后开始计算，而南安市康美东岸水轮泵发电站直至2019年1月份才向本院提起诉讼，若没有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即超过诉讼时效。故南安市康美东岸水轮泵发电站在本案中对诉讼时效负有举证责任，但南安市康美东岸水轮泵发电站未能举证证明是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向苏某某等人主张权利，或举证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因此南安市康美东岸水轮泵发电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南安市康美东岸水轮泵发电站可通过其他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635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请求确认合同有效不予受理——当事人在确认之诉中提出的确认请求必须具有权利保护的利益，否则不具有诉的利益，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合同关系提出的积极确认之诉的权利保护利益是当事人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本案中，李某与前海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签订案涉协议，约定李明将其持有的帕米尔公司15%的股权以3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前海公司，至2015年4月1日，李某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移登记至前海公司名下，前海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和费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李明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权益已经实现。因此，李某提起本案确认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一、二审法院先后裁定驳回李某的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二审判决认为：（１）李某起诉的意图是要求法院确认其与前海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根据李某的陈述，双方均已按该协议履行了各自义务，李某明已将其持有的帕米尔公司15%的股权交付给前海公司，前海公司也已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李某，且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在合同相对人前海公司没有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并对合同效力进行仲裁、诉讼的前提下，《股权转让协议》亦已经履行完毕，所以李某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也不需要法院和法律进行保护。所以，李某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为有效协议，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不应受理。（２）对于李某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终止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该协议履行完毕后，前海公司向李某发出了要求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对此双方就合同解除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双方可协商解决，亦可通过仲裁、诉讼等合法方式进行处理，此系双方当事人自身的权利。而李某的诉讼请求是想通过法院确认合同的履行状态，该诉讼请求并无需要特别保护的法律利益，法院亦不需要干涉当事人行使自身的权利。
【解析】确认合同无效必须具有确认之诉利益，否则不予受理。
【注解】履行完毕的合同不能再启动确认合同效力（有效）之诉——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权益已经实现，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有效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
- 日期： 08-20 08: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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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再216号
【裁判摘要】（１）村委会有权提起诉讼；（２）村委会提起诉讼的行为并非处分财产行为而是通过司法程序行使救济权利的行为，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４条规定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决议的事项——首先，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村委会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博养村委会行使诉讼权利维护村集体财产利益，是履行其职能的表现，与案涉标的具有利害关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上述规定内容可以看出，涉及村集体财产的处分、影响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均需经过村民会议程序进行表决。但村委会提起诉讼的行为并非处分财产行为，是通过司法程序行使救济权利的行为，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决议的事项。二审法院以此为由驳回起诉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12民终166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东基公司向四会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递交案涉小区规划调整申请，该局于2017年5月8日核发了四城规建字第Ⅱ-(2017)04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2行终13号行政裁定书确认案涉别墅小区业主于2018年11月27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得知四城规建字第Ⅱ-(2017)04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因此刘某某、蔡某某向我院提起本案诉讼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 日期： 09-16 16:3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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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94号
【裁判摘要】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不良债权转让及委托行为无效——本案腾荣公司与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名为债权转让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实为双方订立的本金为5400万元的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腾荣公司与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关于债权转让及资产委托管理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收取的10620439.51元的债权转让款应认定为其就案涉5400万元借款在双方于2013年10月2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外另行收取的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本案中腾荣公司与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债权转让及资产委托管理行为应为无效；双方以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隐藏的支付10620439.51元借款利息的行为，实际系双方订立本金为5400万元的借款合同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对该行为的效力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鉴于本案中腾荣公司并未就双方订立的本金为5400万元的借款合同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故本院对该借款合同的效力不作审查和认定。二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协议》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合法有效虽有不当，但判决驳回腾荣公司关于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及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返还债权转让款和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 日期： 09-17 10: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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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920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会决议未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要求的最低比例的，即使股东会决议作出８年之后，股东股东可以诉请确认决议不成立，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根据上述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债权请求权是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本案中，华某公司系针对《章程修正案》、《董事会决议》成立与否的事实提起的诉讼，并未要求人民法院对其民事权利进行保护，只是要求人民法院对《章程修正案》、《董事会决议》是否成立的状态进行确认，故原判认定华某公司的诉请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无不妥。
摘要2：
- 日期： 10-11 08: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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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849号
【裁判要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上述规定只涉及审理焦点的确定，并未规定认识不一致的，可以驳回原告的起诉，因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不同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
【摘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实质系围绕双方间就三维扫描仪的研发、销售事宜所签合同而引发的合同纠纷之诉，并非赵某主张的侵权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并未规定认识不一致的，可以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关于本案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因此，赵某以钱某违反合同约定、侵害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由，提起侵权之诉的行为符合上述责任竞合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以本案法律关系与原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为由，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 日期： 11-30 11: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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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
摘要1：【案号】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9)皖18行终99号
【裁判摘要】专家组的脑死亡判定结果足以推翻死亡证明载明的死亡时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４８小时内脑死亡认定工伤——本案中，以安徽省立医院专家组认定的脑死亡时间作为汪某某的死亡时间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以安徽省立医院专家组认定的脑死亡时间作为汪某某的死亡时间具有事实根据。其一，宁国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载明，安徽省立医院专家组会诊判定汪某某的脑死亡时间是2018年11月17日13:58分，对供体器官维护的最终时间是2018年11月18日19时03分。据此可知，汪某某的实际死亡时间应是2018年11月17日13:58分，只是由于当时的器官功能尚达不到捐献条件，故对汪某某的身体器官继续予以维护直至2018年11月18日19时03分；其二，安徽省立医院对汪某某脑死亡的判定是由该院多名有资质的专家运用其医学专业知识作出专业化的判断结果，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上述专家在首次判定汪某某脑死亡12小时后作出的二次判定，并未否定首次判定已经达到脑死亡的状态，其实质是对首次判定结果的再次确认，即汪某某的死亡时间应以首次判定的脑死亡时间为准；其三，脑死亡是指脑干功能或脑干以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永久性的丧失，即死亡。脑死亡无法通过一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和长期维持，具有永久性和不可逆转性。因此，脑死亡较之于心脏死亡、呼吸消失及血压为零等死亡判断标准更加科学和精准。2、以安徽省立医院专家组认定的脑死亡时间作为汪江明的死亡时间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据此可知，一般情形下，自然人的死亡时间是以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但在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应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本案中，安徽省立医院专家组的死亡判定结果足以推翻汪某某的死亡证明上载明的死亡时间，故以安徽省立医院专家组判定脑死亡的时间作为汪某某的死亡时间，符合上述法律规定。3、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不能因为当事人自身的善举而使其获得法外的权益，但是更不能因为当事人自身的善举而使其失去本应获得的合法权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0号
【裁判要旨】银行因虚假承诺“续贷”骗取过桥方资金需要依法赔偿过桥方本金及利息损失。
【裁判摘要１】合同之外第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该第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参考上述规定，按照“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律行为事实上已经无法撤销的情况下，对于行为人受欺诈实施法律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当然有权向欺诈者请求赔偿。本院（2001）民监他字第9号复函的内容，体现了上述解释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可资适用。
【裁判摘要２】据此，判断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从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欺诈的故意、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四个方面予以考量，具体包括：1.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存在告知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2.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有欺诈的故意；3.林某某是否合理依赖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不当表述而作出意思表示；4.林某某是否因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而遭受金钱损失。……本案中，由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和林××的欺诈行为导致林某某出借的款项不能得到偿还，林某某所遭受的损失除实际出借款项本金外，也必然包括相应的利息损失。……综上，原审将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赔偿范围限于林××的刑事退赔责任，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林某某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未获刑事退赔能否提起民事诉讼？——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93号刑事判决，判决林××犯诈骗罪、退赔被害人林某某经济损失人民币9192394.01元。林某某在该刑事案件的一审判决作出后，因未获退赔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以民生银行福州分行配合林××隐瞒事实诱骗林某某提供借款为由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返还扣划的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本院认为，《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所禁止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向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未禁止刑事诉讼结束后被害人可以另行针对其他应负责任的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以寻求救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损失赔偿，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因此，林某某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另行对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提起民事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 日期： 01-03 10: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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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非必须招标项目当事人为办理相关施工首先而实施的招投标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成飞公司与大发公司通谋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招投标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虽然大发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就案涉珍发酒店二期工程（上善居）项目发出招标文件，2014年5月8日大发公司向成飞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但是2014年6月18日成飞公司向大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证实，招投标文件仅用于办理该工程项目开工前所涉手续之用，不作为本项目竣工后办理竣工决算的依据，结合案涉项目土地使用权证书办理时间（2015年4月24日）和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间（2015年11月26日）均在招投标之后，以及在招投标之前，双方已于2013年6月20日订立了《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的事实，可以认定成飞公司与大发公司实施的招投标行为，系双方通谋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目的在于办理相关施工手续，应属无效。
【裁判摘要２】商品房住宅项目不是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未进行招标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虽然《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共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但是《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2018】843号）（以下简称843号规定）第二条规定了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将民间资本投资较多的商品住宅项目等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范围中删除。实际上在843号规定实施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同时废止。虽然《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于2013年6月20日，时间上早于843号规定，适用当时生效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案涉项目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因未进行招投而无效，但是适用843号规定，案涉项目已不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此时《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应适用843号规定，故大发公司与成飞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签订的《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
摘要2：
- 日期： 01-09 20: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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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110号
【裁判摘要１】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判断赵××行使抵押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主要在于赵××行使抵押权时间的认定。抵押权是担保物权的一种。根据我国担保物权法律制度和规范，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担保物权人即可依法行使担保物权。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物权的方式和途径是：担保物权人既可以先行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如该申请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担保物权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担保物权的普通诉讼程序；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担保物权的普通诉讼程序。在担保物权人以提起普通诉讼程序的方式行使担保物权时，既可以在主债权诉讼中一并提出，也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单独以担保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在担保物权人初始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的情况下，虽然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担保物权人应当在多长期限内提起普通诉讼程序，但因上述特别程序与普通程序具有法定程序的接续性，只要担保物权人后续并未明显不合理地迟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其初始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的时间，就应当认定为行使担保物权的时间，而不能简单的以后续提起担保物权诉讼的时间作为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物权的时间。本案中，无论抵押权人赵××是初始提起申请实现抵押权特别程序抑或是后续提起抵押权诉讼普通程序，均属于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行使抵押权行为，只要其初始行使抵押权行为发生在抵押权的行使期间内，人民法院就不能在后续抵押权诉讼中再简单以行使抵押权超过法定期间为由而不予支持。本案赵××与债务人实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9月12日至2015年9月11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初始起算时点应为借款期限届满日之次日，即2015年9月12日。赵××于2016年10月18日对借款人实华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偿还欠款诉讼，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出现中断事由，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重新计算。赵××于2017年6月6日向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抵押权，在2018年7月9日被裁定驳回后，于同年7月24日提起本案抵押权诉讼。本案应当认定赵××行使抵押权的时间是其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实现抵押权特别程
摘要2：（续）的2017年6月6日，而且其在实现抵押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在很短时间内（15日）即提起诉讼，显然也不存在明显不合理迟延起诉的问题。同时，本案在赵××行使抵押权的上述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施行，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来计算本案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本案中赵××行使抵押权的时间，不论是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初始起算时点为准计算，还是以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时点为准计算，均未超过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期间。
【裁判摘要２】关于抵押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二审判决认为，抵押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并以案涉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为依据计算本案所谓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指出，抵押权是担保物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否则有违传统民法理论。抵押权只存在行使期间的问题，只是依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该行使期间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相同，随着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中止而变化。也就是说，抵押权行使期间只是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为参照来计算，并不等于对抵押权也要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赵××在本案中主张的抵押权应予支持，系因其行使抵押权未超过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法定行使期间，而非直接对其抵押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结果。二审判决立足于诉讼时效制度裁判本案，明显违背了抵押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传统民法理论。同时，二审判决以案涉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期限即2014年9月12日至2015年9月12日，计算本案抵押权“诉讼时效期限”为自2015年9月13日起的两年期限，并据此得出赵××于2018年7月24日在一审法院提起行使抵押权诉讼“已超过法定二年诉讼时效“的结论，也明显不符合物权法二百零二条关于“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及担保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本院予以纠正。
- 日期： 01-23 10: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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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96号
【裁判摘要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也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中豪公司与教育局签订《土地出让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约定中豪公司参加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如低于双方约定单价竞标成功则中豪公司补偿教育局差额部分，超过约定单价则由教育局承担超出部分。分析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差价补偿条款的效力问题，不应仅考察该协议是否为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更应着眼于协议内容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所得的出让金，为地方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出让金的价格蕴含了城市规划区域内全体市民改良和提升土地价值的共同劳动成果，以及地方政府为开发利用相关土地而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等所付出的投入等。为了保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能够取得合理对价，确保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能够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教育局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非普通商事主体，其本身并不具有经营性用地市场开发资质，如果其与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约定了招投标成交价的差价补偿条款，相当于将本应用于公共教育事业的财政拨付资金无偿处分给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市场主体，必然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认定该差价补偿条款有效，势必使得中豪公司事先获得竞拍的保底成本，将在竞拍活动中取得市场优势地位，违反了物权法、招投标法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投标活动各竞买人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基本事实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法院可作出“类案不同判”——类案同判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处理上应当遵循的裁判理念，人民法院通过类案检索或者诉讼当事人提供的已经生效的先前类案裁判，为该当前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受案法院在处理该当前案件时理应做到类案同判。但前案的裁判对于本案并不必然具有法律适用上的拘束力，如果本案的基本事实相比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本案的裁判可在充分说理后，作出与前案不同的裁判。遵循类案同判应当首先比较该当前案件与先前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以及裁判理由和结果等方面的类似性，也即是否属于类案的识别问题，只有在构成了类案的情形下，才考虑同判的问题。
- 日期： 02-07 15: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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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要旨】
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他人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代表公司从事的行为，性质上属于代理行为而非代表行为。在该他人构成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应当区别相对人是否善意，分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来确定无权代理人的责任。
2.他人以公司名义从事行为时，相对人应当依法审查该他人是否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或者代理权限。鉴于法定代表人须依法登记，相对人既未审查该他人是否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亦未审查其是否具有代表或者代理权限，则无权请求该他人承担合同责任，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之规定，由相对人与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摘要2：
- 日期： 02-11 10: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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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与担保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再13号
【裁判摘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汤××、黄××与叶××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就债务进行结算时，叶××仍将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的债务归为未清偿的债务，双方将之前所欠债务及利息结算后，由汤××、黄××向叶××出具一张欠款金额为2030900元的借条。可见在2016年6月30日时双方均认可之前的债务并未清偿，那么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若为买卖，则应当将之前的债务予以扣减。结合双方当事人约定案涉债务如在一年内清偿则案涉房屋过户给汤××女儿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实质上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非真正实现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只是伪装行为，其背后存在的隐藏行为是担保行为。对于伪装行为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归于无效。综上,叶××、李××在汤××、黄××没有履行偿还借款义务之后,不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权利以及通过执行程序申请拍卖案涉屋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而是直接将案涉房屋卖给李××并转移所有权,违背了公平原则,应为无效。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目的是为涉案民间借贷提供担保,即双方当事人形成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不发生房屋买卖法律效力。截止2017年4月11日，汤××、黄××结欠叶××及其亲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30.38万元；叶××、李××于2017年4月将涉案房产作价300万元出售给李××。因此，汤××、黄××主张返还房屋销售款69.62万元（300万元-230.38万元=69.62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
摘要2：
- 日期： 02-22 10: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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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10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主张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起本案诉讼，向中恒信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为此，瑞隆公司提交了前述《粮食产品购销合同》《粮食产品购销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价格确认函》《收货确认函》《协议》《对账函》等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建立了粮食买卖合同关系及其履行、对账结算的相关事实。仅从形式上看，该部分证据可以反映双方当事人建立的关系和交易过程。．．．．．综合本案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瑞隆公司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与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不相符，二者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关系并不是粮食买卖。综合现有证据判断，其更有可能是双方基于资金融通需求发生的借贷行为。鉴于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瑞隆公司进行了释明，但瑞隆公司明确表示不变更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不具有其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基础上的权利，其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于如何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质，不能仅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及往来函件进行形式判断，而应立足双方约定，并综合合同价款、交易过程、交易目的等因素，全面客观审查。本案中，瑞隆公司为证明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虽举示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玉米价格函》《收货确认函》《委托出库书》《协议》《对账函》《企业往来对账单》等证据，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仅能证明双方订立合同的情况，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履行了买卖合同并发生了真实的货物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2019年7月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强调，“民商事审判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
摘要2：（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对瑞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瑞隆公司可就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形成的真实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另，关于鑫顺公司是否有权就案涉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进行抗辩的问题。鑫顺公司就案涉主合同提供了抵押担保，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之规定，结合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一、二审诉讼的实际情况，鑫顺公司作为担保人享有债务人针对债权人的抗辩权，其可就主债务不成立、无效等事由进行抗辩。．．．．．．关于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为查清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依职权向相关单位调查取证，并就被调查人了解的情况依法制作笔录予以留存。本案中，在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查清本案事实，依当事人申请向《粮食产品购销合同》涉及的青白江粮库调查取证，未违反法律规定。瑞隆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调查取证超出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 日期： 03-07 11: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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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黑10民终1055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源安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原告与被告、第三人虽然对“二分之一以上"是否包含本数产生分岐。但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决议采取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则必然要体现出多数的效果。就一个整体而言，二分之一不是多数。股东会议的表决环节中，极容易出现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的僵局。因此，既然公司章程规定是代表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则就应当理解为超过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这样才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体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五条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界满"，包含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含本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是普通法，《公司法》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而言是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精神，在《公司法》已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因此，源安公司章程中规定“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应不包含本数。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源安公司仅有被上诉人李某2和原审第三人黄某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源安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二分之一以上"是否包含本数，根据《公司法》股东会决议采取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规定，必然要体现出多数的效果。就本案而言只要两名股东的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极易出现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的僵局，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从而“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也就无法体现，势必会影响公司的运营。
摘要2：
- 日期： 03-09 10: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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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桂06民终1121号
【裁判摘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成立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主张合同权利义务原告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两条款系对合同相对人向公司发起人或公司请求承担合同责任的规定。上诉人根据上述条款认为其已对涉案《合作协议》进行确认，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继承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新东海公司对扬毅公司的加盖公章的行为不予认可，并坚称合同相对人为卜××。因此，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扬毅公司无权请求确认《终止合同》无效以及要求新东海公司履行《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审法院以扬毅公司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
- 日期： 03-17 09: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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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486号
【裁判摘要】原审综合案涉协议签订背景事实和案涉协议约定内容，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原审判决据此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诉讼费用负担作出处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682号
【摘要】(一)相关刑事判决已查明各方当事人是基于为促成奥其斯公司向江西银行融资目的而签订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二)《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与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紧密关联，结合三者相关条款可整体解释出华金证券签订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设立合伙企业，对奥其斯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故华金证券签订《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成为合伙人，分享合伙企业投资收益，承担合伙企业风险，而是以设立合伙企业的同时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并收取固定溢价款形式变相实现还本付息的借贷目的。综合上述案涉协议签订背景事实和案涉协议相关内容约定，可以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
【解读１】高安城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安城投与华金证券、激石伟业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补充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金证券、激石伟业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驳回高安城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41800元，由高安城投负担。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初47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奥其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奥其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304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费3041800元均由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激石伟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注解】形式上订立合伙合同而实质目的并非取得合伙收益、承担合伙风险而是实现固定回报，合伙合同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
- 日期： 03-21 11: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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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69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购销合同的真正当事人是三角洲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而茂昌公司只是作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的履行辅助人，在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完成资金的流转而已。茂昌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完成资金流转过程中可以取得收益，在此情况下，其占有408.3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茂昌公司的注册资本尽管为2000万元，但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则为2038年10月25日，到二审庭审之时其实缴出资仍为0元。而其从事的经营行为，仅与本案有关的合同纠纷标的额就高达1亿多元。茂昌公司在设立后的经营过程中，其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相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能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不仅如此，在股东没有任何实际出资，而茂昌公司的股东张×又在缺乏合法原因的情况下，擅自转走茂昌公司的账内资金408.3万元，势必导致茂昌公司缺乏清偿能力，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张×应当在其转走的408.3万元范围内与茂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摘要】（1）三方当事人为履行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的背靠背购销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2）履行完毕合同和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问题——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22份《产品购销合同》，以及通过茂昌公司向三角洲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与《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二项约定的具体合作流程一致。……故可以证明三方之间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及付款的行为均系按照《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履行，茂昌公司系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签订合同、过付货款的中间环节，《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真实存在。……《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目的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向三角洲公司购买货物。……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并占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项下货物，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庭审中主张三角洲公司履行的并非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与其自认矛盾，且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主张解除《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上述《产品购销合同》系为了完成《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流程，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之间，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无货物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各方对此明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有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22份《产品购销合同》，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的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均应认定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自然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关于解除24份《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3-30 09: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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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20161026A号《产品购销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应当对三角洲公司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即本案的真实交易关系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系实际买卖关系主体，《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系真实交易关系的体现，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系通过茂昌公司向三角洲公司支付货款，案涉多份《产品购销协议》系为完成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的交易流程而签订，茂昌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之间，以及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无买卖货物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协议》的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无效，《产品购销协议》为无效合同，故对于茂昌公司诉请解除20161026A号《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5-19 15: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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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裁判摘要１】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苇禾保理公司与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主合同《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理商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本案中，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在江西省××××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苇禾保理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也在上述同一地址，直至2018年5月23日苇禾保理公司才将住所地变更为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9号博能中心1001-1002室。在变更地址前，上诉人深圳欣迪盟公司与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依法应由双方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时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住所地所在地新余市内人民法院管辖。又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本案，此时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仍为江西省××渝水区××号，之后当事人住所地的变更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因此，上诉人深圳苇禾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上诉提出本案系因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票据纠纷，但又未提交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权利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在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依据其与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主张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票据纠纷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将本案移送振兴电子公司所在地江苏省泰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成立。
- 日期： 06-08 09: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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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并不是以股权未交易标的的相对人，不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隐名股东有权排除强制珍惜——本案中，根据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登记在吴××名下4663410股山鹰股份股票实际系由林××出资购买，且林××亦实际享受该股票分红，故该股票名义为吴××所有，但实际权利人应为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上述两条规定均源于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即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持交易安全。故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本案中，林××系案涉股票登记权利人吴××的金钱债权的执行人，并不是以案涉股票为交易标的的相对人。虽然林××申请再审称，其是基于对吴××持有案涉股票的信赖，才接受吴××提供担保。但林××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此外，上市公司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林××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山鹰股份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一审、二审判决林××对案涉股票享有能够排除林××申请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21 09: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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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8民终53号
【裁判摘要１】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向银行债权人偿还借款，银行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在银行不能举证证明该清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收益的情形下，属于偏颇性个别清偿应予撤销——个别清偿行为构成要件为：1.个别清偿行为是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行为，并且清偿的债务是已经届至清偿期的债务。2.只有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内发生的个别清偿行为才属于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3.个别清偿行为必须在债务人已经出现破产原因后作出。首先，诉争清偿行为是债务人对单个债权人做出的。破产程序区别于一般债务清偿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前者的目的是通过集体偿债程序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权。因此，破产法禁止债务人在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对个别债权人单独清偿。．．．．．．其次，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再次，清偿行为发生时债务人是否已出现破产原因。工行南区支行举证案涉清偿行为系与衢江石油公司的商业惯例，其接受清偿不具备主观恶意。然而，案涉清偿行为并非正常商业活动的支付，既不是对公共事业费用的支付，也不是对存货供应商的定时清偿，工行南区支行更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而且，工行南区支行未能举证证明衢江石油公司向其清偿本金2200000元及利息12320元的行为使衢江石油公司的财产受益。本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个别清偿的例外情形。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性为前提，而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无特别要求。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提交给税务机关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在2015年10月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为-25129604.15元，结合一审法院受理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裁定并综合全案及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破产一案有关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清偿行为发生时衢江石油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本案纠纷系衢江石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引起，工行南区支行在衢江石油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前接受其清偿不存在主观恶意，故案件的一审诉讼费用由衢江石油公司管理人负担。
摘要2：【裁判摘要３】清偿时间为2015年10月21日，破产申请受理日期2016年4月21日，该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第一，从通常理解，2016年4月21日的前一日，不应当是该21日本数日，而是指2016年4月20日，故无论是2016年4月21日前一月或是前六月，均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本数日。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按照年、月计算期间的，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日的，月末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该条规定的一般是对未来期间的计算，依据该条规定以2015年10月21日作为时间点推算该日的后六个月，则后六个月的最后一天为2016年4月2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日、月、年计算的期间从次日算起，故该六个月不含2015年10月21日当天。据此进行反推，则2016年4月21日前六个月内，向前推算的时间结点为2015年10月21日，六个月的期间内包含2015年10月21日，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第三，破产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撤销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实施的有损一般债权人利益的财产处分行为，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现有法律规定对“前六个月内”无明确清晰解释情况下，从目的解释角度，将2015年10月21日纳入六个月可撤销期间，更有益于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
- 日期： 08-18 08: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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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49号
【裁判摘要１】认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四个构成要件：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不当得利对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有调节作用，其目的在于恢复民事主体之间在特定情形下所发生的非正常的利益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上述两部法律就不当得利的表述虽略有差异，但据以认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四个构成要件并无不同，即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
【裁判摘要２】一房二卖取得权属登记在后买受人可以对抗占有房屋在前买受人——在“一房二卖”的情况下，如出卖人已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在后买受人，则在前买受人纵然已占有该房产，在后买受人亦得基于所有权向其提出权利主张。在前买受人虽可基于买卖合同向出卖人主张包括占有在内的合同项下权利，但不得依据该合同对抗已经办理了权属登记的在后买受人。对于办理了权属登记的在后买受人而言，其取得了物权，当然对房屋享有占有、收益等物权权能，合同并不能成为在先买受人对房屋占有的法律根据。
摘要2：
- 日期： 08-25 07: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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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0)最高法民终1269号
【裁判摘要１】借用资质的被挂靠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南通四建公司与岚世纪公司并无签订、履行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黄××为借用南通四建公司资质的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综上，本案中，南通四建公司虽然与岚世纪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实际是将其施工资质出借于黄夕荣用于案涉工程的施工，南通四建公司并无签订、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因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南通四建公司上诉主张其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并向岚世纪公司主张工程价款及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挂靠的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被挂靠人（承包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南通四建公司虽然与岚世纪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实际是将其施工资质出借给黄××用于案涉工程的施工，南通四建公司并无签订、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黄××借用南通四建公司的资质承揽案涉工程，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准许黄××以自己的名义向岚世纪公司主张相应施工价款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9-08 17: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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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656号
【裁判摘要】商品房备案价格是房产开发企业于申请预售时在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价格，原则上实行“一房一价”备案，实际销售时不得突破，但并非绝对不可调整的固定销售价格，备案价格具体变动可由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依法依规确定。经一审法院函询，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函嘉和城高迪公馆商品房备案毛坯均价为每平方米9400元，未指明案涉房屋的具体备案价格，亦未说明案涉房屋备案价格可否依法依规作出调整，蒙××也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其所称嘉和置业公司实际收取高于案涉高迪公馆房屋备案价格的房款，证据不足。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原审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并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定金实际上是购买案涉房产的价差房款，判决不予返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无不当。
《蒙某某、广西嘉和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22号
【摘要】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为无效，理由如下：第一，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系明知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需与被上诉人签订两份合同，其中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是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价差房款。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其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第二，为达成购买高迪公馆房屋的目的，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了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而共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第三，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后，双方当事人均清楚该合同的目的，故并未实际履行此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认定无效，上诉人主张该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虽然目前商品房交易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行业状态，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
摘要2：（续）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素的考量从而决定购买与否的选择权，故不存在被上诉人利用优势地位误导购房者作出非理性判断的问题。第二，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在于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该隐藏目的并非“非法目的”。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是相关国家行政部门为了规范房地产行业所制定的调控政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以上均不属于否定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四，案涉商品房销售的业主具有特定性，不涉及不特定社会公众，故不属于侵犯公共利益和违背公序良俗。第五，商品房销售中的备案价是政府近年来为了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而采取的调控措施，开发商对于其违反备案价销售的行为，可能面临责令限期整改、罚款等行政处罚，故应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规范和处理。
关于上诉人请求返还已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房款及赔偿利息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虽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了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但该虚假意思表示下所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被上诉人所开发建设的高迪公馆房屋，双方当事人均清楚知悉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所支付的定金实为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部分房款，且房屋也已经交付完毕，所隐藏的真正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主张返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购房款及利息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9-16 10: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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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8号
【裁判摘要】承包人针对特定抵押权人作出的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是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相对放弃而非绝对放弃，此种放弃不及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仅应视为对法律规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受偿顺序的一种放弃而非法定权利本身的放弃。承包人未向发包人承诺放弃盖章优先受偿权可向发包人主张在建工程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南通二建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内容为：“我单位已知山东浙商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已全部落实，我单位自愿放弃本项目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该《承诺函》的性质及“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应否被撤销，是本案争议焦点。关于《承诺函》的性质。首先，从双方主体来看，工行薛城支行系案涉嘉豪国际公寓工程项目在建工程抵押权人，南通二建系该项目的总承包人，其出具《承诺函》是为帮助浙商公司顺利获得工行薛城支行就该项目工程的贷款。在此，有关《承诺函》中南通二建的意思表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的规定确定其真实含义。本院认为，《承诺函》是南通二建针对特定抵押权人工行薛城支行作出的，故其承诺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意思表示，是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相对放弃而非绝对放弃，因该种权利放弃的意思表示不及于浙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而且此种放弃的意思表示仅应视为对法律规定工程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受偿顺位的一种放弃，而非法定权利本身的放弃。其次，从《承诺函》的内容看，南通二建放弃该项目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因已知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已全部落实。结合2013年4月18日浙商公司致南通二建的承诺函，其中浙商公司明确承诺保证本次贷款只用于南通二建承建的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工程进度款和结算款，再结合工行薛城支行与浙商公司就案涉项目签订的《房地产借款合同》中借款发放和账户管理的相关内容。南通二建主张其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放弃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优先于工行薛城支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是一种附条件的放弃，理由成立。后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房地产借款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2013年5月22日，工行薛城支行根据浙商公司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1.38亿元贷款进行了一次性发放，
摘要2：（续）其中仅向南通二建发放500万元。之后，因浙商公司欠付工程款，南通二建于2015年3月30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南通二建认为并未实现本次贷款全部用于南通二建承建的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建设资金的条件，故主张其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放弃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优先于工行薛城支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的所附条件未成就，具有一定合理性。关于“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应否予以撤销。工行薛城支行主张《承诺函》系南通二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17号调解书"是南通二建在隐瞒放弃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作出，第2.5条内容损害了工行薛城支行的合法权益，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提供存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情形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如前所述，南通二建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仅是针对特定抵押权人作出的对工程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受偿顺位的放弃，不是对作为承包人享有法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绝对放弃，因其未针对发包人浙商公司承诺放弃该种优先受偿权，故南通二建与浙商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达成和解，确认其对施工工程项目进行评估、拍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正当性。因此，工行薛城支行主张“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错误，依据不足。
- 日期： 09-21 10: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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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5261号
【裁判摘要】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民间贴现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9条规定：“票据贴现，系指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商业汇票人的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42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由上述规定可见，在我国，能够进行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票据民间贴现，是指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的票据“贴现”，该非法“贴现”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民间贴现行为因违反上述部门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其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或《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4项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应认定无效。综上，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
摘要2：
- 日期： 09-21 10: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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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9182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芳鑫源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未经清算即注销，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该公司的股东罗××１、罗××２、孔××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并无不当。海外建筑公司关于罗××１、罗××２、孔××主体不适格的上诉意见，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2009年10月16日施行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由上述规定可知，可以进行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本案中，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前提条件是芳鑫源公司系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案涉票据系芳鑫源公司以民间贴现方式从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案外人黄××处获得，该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无效。芳鑫源公司并不能据此获得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9-21 11: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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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1民初898号
【裁判摘要】关于案由的问题。原告取得案涉两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是基于向前手被告华晨安防公司的买卖，原告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42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原告与被告华晨安防公司的行为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无效。原告取得票据的方式不合法，其未取得票据权利，无权进行追索，故本案案由应属票据纠纷。关于原告行使追索权的问题。因原告不属于合法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故无权向其他背书人及承兑人、出票人主张追索权利，其诉请其他被告不予支持。鉴于原告与被告华晨安防公司之间的票据交付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应由被告华晨安防公司应返还原告票据款680400元，原告将案涉票据返还华晨安防公司。原告在该行为中有过错，其利息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