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741号
【裁判摘要】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而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二者具有显著区别。本案中，江南区城管局于2013年4月22日向莫某某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该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决定，而2013年8月22日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则是属于为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而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因此，本案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并非江南区城管局所称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而是属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的行政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江南区城管局并无实施本案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职权。一、二审法院确认江南区城管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属于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土地管理法》第７７条、第７８条规定的“限期拆除”属于《行政处罚法》第９条第６项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２）《城乡规划法》第６４条、第６８条规定的“限期拆除”属于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范畴，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
【注解１】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区别：（１）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２）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740号
【注解２】（１）责令限期拆除通知行为属于程序性告知行为，不是对违法行为的最终处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亦不属于可诉讼或可复议的行政行为；（２）但是在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后续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实施强制拆除，进而导致该通知行为被最终行为吸收、覆盖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即刻直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则该通知行为实际已成为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应赋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法定救济权利。——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粤行终86号
【注解３】《限期拆除决定书》行为与行政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行为属于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两者都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桂行终549号
摘要2：【注解４】限期拆除通知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248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湘行终100号
【裁判摘要】行政登记属于行政处罚过程性行为，不是具有独立法律异议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证据保全是公安机关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行政措施。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看，新化县公安局在作出证据保全后随即又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故本案被诉的证据保全行为只是作为行政处罚前的一个程序性行为，该行为被后续的行政处罚决定所吸收，不产生独立的行政法律效力，不具有可诉性。故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的规定，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行政强制包括——（１）行政强制措施和（２）行政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如何区别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１）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２）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740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1)苏行初字第6号
【裁判摘要】本案涉及的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查明情况，或者为了预防、制止、控制违法、危害状态，或者为了保障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现实需要，依职权对有关对象的人身或财产权利进行暂时性限制的强制措施。在本案中，被告依法具有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行政职权。被告为了查明情况，保障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依其法定职权对原告涉嫌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生产、销售烟花爆竹产品进行暂时性限制的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且在执法过程中没有违反行政执法的相关程序规定，程序合法。原告提出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主张，因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中间行为，它是为保证最终行政行为的作出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它没有到达对事件最终处理完毕的状态，被告仍需为最终行政行为的作出而进一步对案件事实进行查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国家质检总局对“有其他严重问题的产品”进行了明确界定，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产品是属于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并无错误，原告提出被告适用法律不当并超越被告的职权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某某作出的某某号登记保存（封存）（扣押）决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复字第25号
【裁判摘要１】申请保全是否提供担保是法院依职权决定的事项，法院有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以及担保的具体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在诉讼中，人民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提供担保以及担保的数额。上述规定表明，诉讼中保全裁定的作出并不需要严格的对审程序，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是为了及时有效地赔偿可能因申请人申请错误而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进而也促使申请人在申请保全时慎重考虑。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保全，是否提供担保是法院依职权决定的事项，法院有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以及担保的具体数额。
摘要2：【裁判摘要２】轮候查封在性质上不属于正式查封，并不产生正式查封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封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本案中，甘肃高院对兰通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实施的是轮候查封，根据《查封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据此可知，轮候查封在性质上不属于正式查封，并不产生正式查封的效力。轮候查封产生的仅是一种预期效力，类似于效力待定的行为。甘肃高院02号异议裁定关于轮候查封措施的“查封效力尚未显现”的认定并无不当。同时，甘肃高院对兰通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实施的轮候查封属于诉讼保全措施，在性质和效力上属于临时性措施，主要目的是防止兰通公司转移财产，在客观上并未对保全的标的进行处置。退一步讲，即便本案将来进入执行程序，且甘肃高院在本案中对兰通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实施的轮候查封转变为正式查封，进而发生正式查封的法律效力，所查封的两宗土地使用权变现所得价款究竟还有多少可用于实现本案债权，尚取决于在先查封案件的执行情况。鉴于此，甘肃高院冻结兰通公司名下三个银行账户存款合计1.819058万元的措施不构成重复保全，兰通公司关于甘肃高院对其实施了超标的保全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即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当事人约定将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不影响借款合同性质为借款合同，不属于场外配资合同。
摘要2：【摘要】场外配资的基础法律关系亦是借贷关系，其本质上也是借贷关系的一种。只是由于场外配资存在于金融证券市场，因此须纳入金融法律法规监管的范畴。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为确保融出资金安全，配资公司亦设置平仓线和预警线，当客户资金达到预警线，配资公司通知客户减仓或补保证金，一旦触及平仓线，配资公司有权平仓。可见场外配资合同因规避相关部门的行政监管而具有违法性，其主体、手段和权利义务具有与一般借贷关系所不同的特殊性，即其主体为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且以融资配资为业；手段上利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科特公司出借20000万元资金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以上形式和主要合同内容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但《借款合同》中亦详细约定了出借资金以及亿舟公司保证金如何汇入万某某、涂某某、袁某某证券账户、如何购买股票，并设置了警戒线、平仓线等内容，这些约定与场外融资合同有类似之处，但与场外配资合同有本质差别。首先，科特公司不具有场外配资业务的主体特征。科特公司并非从事融资配资业务的专门公司或融资平台，其借款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行为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与融资公司的专门性与经常性有本质性的区别，故科特公司不符合场外配资的主体特征。其次，虽案涉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但科特公司并未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而是运用传统手段，将借贷资金打入合同指定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操作。故资金流入股市的方式亦不符合场外配资的操作流程。通过以上分析，案涉《借款合同》的法律性质为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场外配资关系。
摘要1：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１９９６］２３８号）
【摘要】
一、关于是否还保留“临时工”的提法问题。《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在。用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使其享有有关的福利待遇，但在劳动合同期限上可以有所区别。
二、关于职工被强制戒毒或自愿戒毒，戒毒期间是否算旷工或事假，以及能否按《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或《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予以除名或辞退的问题。此问题由用人单位按照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的约定办理。
三、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工勤”人员包括哪些人员以及是否适用《劳动法》问题。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工勤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中，不实行或不能参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应当按照《劳动法》及其配套规章的有关规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民申7007号
【裁判摘要】通过多家派遣单位轮流实施派遣的行为为通过假派遣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规避用人单位法定责任的行为，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由用人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劳动派遣作为灵活性用工方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本案中，戴某某2004年5月入职××公司，从事皮带工岗位工作。××公司之后在未与戴某某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先后通过为民服务社、宏太公司、协力公司与戴某某签订劳动派遣合同的方式，将戴某某派遣至××公司从事工作岗位、、地点均无变化的工作直至戴某某与协力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虽然案涉派遣公司并非××公司设立，但××公司对戴某某的雇佣显然为长期，且戴某某实际也系××公司招用。××公司这种通过多家派遣单位轮流实施派遣的行为，与劳动合同法中上述法律规定所禁止的用人单位设立派遣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性质一样，均为通过假派遣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规避用人单位法定责任的行为。故协力公司与戴某某签订的劳动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并无不当。××公司作为戴某某的用人单位，在戴某某尚未达到退休年龄患病正在治疗的情况下，本不得与之解除劳动合同，亦不得假借劳务派遣将之退回协力公司。虽协力公司与戴某某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但应视为由用人单位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戴某某亦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故××公司应依法向戴某某支付经济补偿金。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081号
【裁判摘要】无资质自然人承建农村两层（不含）以上建筑施工合同无效，当事人按过错分担责任——首先，关于案涉施工合同效力问题。……案涉厂房有三层、宿舍楼有五层，建筑面积超过300平方来，投资额超过30万元，按照《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一项规定,案涉房屋建设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厂房、宿舍楼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其建设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即“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由于本案工程的承包人林艳平系自然人，不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施工资质，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林艳平与林及时、杨雪如、林荣波之间形成的事实上的农村建房施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其次，本案双方当事人，一方为拟利用案涉工程项目开展商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另一方为施工方，双方均应当明知建设工程施工主体必须具备施工资质的法律规定，故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施工合同的无效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苏民申728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东成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顾××在中商公司的工作岗位不属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工作岗位，而且我国劳动合同法关于“三性”的规定是针对派遣单位或用工单位为义务主体的管理性规定，派遣单位或用工单位违反上述管理性规定的，不影响劳务派遣协议和劳动合同的效力，故原审判决认定东成公司与顾××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46号
【裁判摘要１】所购买商品房尚未竣工，不存在实际交付的可能，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有关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买受人在购买不动产后，虽未取得物权登记，但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有关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下，仍然享有排除其他金钱债权执行的权利。在本案中，谢××等24位被上诉人虽然与宝山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已经支付全部或部分价款，但是谢××等24位被上诉人所购买商品房尚未竣工，不存在实际交付。因此，谢××等24位被上诉人未实际合法占有所购买商品房。亦即谢××等24位被上诉人所购买商品房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有关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故谢××等24位被上诉人对于新兴公司请求执行保全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不能阻却对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进行保全的执行行为。一审判决认定谢××等24位被上诉人享有排除执行保全的民事权利，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案件受理费问题。本院认为，诉讼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作出判决之前，对当事人的财产采取的限制当事人处分的临时措施。保全裁定的执行性质上属于控制性执行行为，不涉及财产权属和处分。本案新兴公司请求准予继续执行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保全措施。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应否对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采取保全措施，不涉及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和处分。故应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非财产案件标准的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用。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案件受理费按财产案件标准交纳，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285号
【摘要】本案中，谢××等24位再审申请人虽然与宝山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已经支付全部或部分价款，但是由于案涉宝山仕家小区二期工程尚未竣工，因此该工程商品房并未实际交付，谢××等24位再审申请人未实际合法占有所购买的该工程商品房，该商品房也未进入办理过户登记程序。原判决据此认定谢××等24位再审申请人所购买的商品房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其对于新兴公司请求执行保全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不能阻却对登记在宝山公司名下的案涉土地使用权进行保全的执行行为，并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本案的执行标的看，原审法院保全查封的是案涉土地使用权并非该地上商品房，由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适用条件是执行标的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因此谢金川等24位再审申请人关于本案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由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被原审法院查封系因新兴公司在其与宝山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措施所致，在案涉宝山仕家二期工程尚未竣工及新兴公司与宝山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尚未审结的情况下，对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保全查封行为仅是一种临时性的限制处分的措施，对于谢××等24位再审申请人的实体权利并没有实质影响。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区别：（１）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２）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关于江南区城管局对涉案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江南区城管局主张，其通过《南宁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南宁市人民政府令第40号)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获得行使对未经规划部门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和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其据此对涉案28-4号房屋采取强制拆除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但江南区城管局的此种认识，显然是混淆了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解。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而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二者具有显著区别。本案中，江南区城管局于2013年4月22日向莫××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该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决定，而2013年8月22日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则是属于为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而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因此，本案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并非江南区城管局所称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而是属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的行政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江南区城管局并无实施本案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职权。一、二审法院确认江南区城管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属于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以及一审判决，结合对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包河区市监局作出的（合包）市监常责改字〔2018〕00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否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而认定该责令改正通知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是终局性的、成熟的行政行为。如一审法院所言，按照成熟原则，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法院处理的阶段才能进行合法性审查。但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成熟一般有两个指导性的标准，其一是行政机关做决定的程序是否可能由于合法性审查而打乱。如果合法性审查可能打乱行政机关作出相关行政行为的程序，则该行政行为尚不成熟，如预备性的行为就非成熟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包河区市监局经过立案审批、现场检查后作出涉案责令改正通知书并送达何××，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程序完整且已终结，显已不会受合法性审查的影响。其二是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是否会受行政行为的影响，即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增加当事人的负担，或减少当事人的权利或利益。改变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就是终局性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包河区市监局作出涉案责令改正通知系为了让何××遵守并履行其决定，且该通知要求何××改正的内容为停止加工销售煤球，该内容明显系对何××设定的义务。故，涉案责令改正通知明显对何××的权利义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包河区市监局作出的涉案责令改正通知并非临时性、过程性、阶段性的行为，包河区政府以此为由认为其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受理条件不当。
摘要2：【注解】认定《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否属于行政受案范围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是终局性的、成熟的行政行为——根据成熟原则，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成熟一般有两个指导性的标准：（１）行政机关做决定的程序是否可能由于合法性审查而打乱（如果合法性审查可能打乱行政机关作出相关行政行为的程序，则该行政行为尚不成熟）；（２）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是否会受行政行为的影响（即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增加当事人的负担，或减少当事人的权利或利益），改变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就是终局性的行政行为。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营工业用盐是否需要办理工业盐准运证等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82号)
【摘要】
一、《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据此，在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不能设定新的行政许可。法律及《盐业管理条例》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行政许可，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制度。
二、《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据此，在已经制定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盐业管理条例》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没有规定行政处罚，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对该行为规定行政处罚。
摘要2：【注解１】（１）法律及《盐业管理条例》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行政许可，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制度。（２）在已经制定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盐业管理条例》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没有规定行政处罚，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对该行为规定行政处罚。
【注解２】地方政府规章违反法律规定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不予参照适用。
摘要1：【裁判摘要】“日工”（以工作日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与用人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而构成劳务关系，不能认定为工伤——劳动关系通常是指用人单位和自然人之间因付出劳动和支付报酬所建立的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出让劳动力给用人单位并获得劳动报酬；用人单位通过管理、支配使用劳动力，组织开展劳动并获取劳动成果。劳务关系通常是指两个平等主体之间根据口头或书面的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般性的或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支付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一是劳动关系除了当事人之间报酬支付的要素之外，还含有身份的、社会的要素，而劳务关系则是一种单纯的报酬支付的关系。二是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较为稳定，而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则往往具有“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等特点。三是劳动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劳务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则不存在上述关系，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劳动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这一规定对劳动关系作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即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包括三个要素：主体资格、从属关系、劳动性质。认定劳动关系，除符合劳动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外，用人单位还须对劳动者具有用工管理权，双方形成人身及经济上的从属关系。本案中，上诉人与龙庵电缆公司虽具备法律法规的主体资格条件，但上诉人与龙庵电缆公司不具备从属关系，不符合劳动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相关规定。上诉人进入该公司工作,以工作日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即：工作时间从上午7点30到晚上7点，报酬为210元/日。该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务关系。......根据上述用工情况，被上诉人无为市人社局判断认为其属于劳动关系，进而认定李××为工伤，属于认定主要事实错误。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