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保证债权并不停止计息——主债务人破产后，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债权应停止计息，但这不妨碍债权人就其全部利息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摘要1：【实务要点】自法院裁定受理主债务人破产申请时起，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债权应停止计息，但这并不妨碍债权人就其全部利息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案例索引】《主债务人破产后保证责任及保证人追偿权的行使》
摘要2：
(2015)安市民初字第111号；(2016)黔民终595号；(2017)最高法民申3088号
摘要1：——破产程序中对房屋买受人权利的区分保护
【案号】一审：(2015)安市民初字第111号；二审：(2016)黔民终595号；再审：(2017)最高法民申3088号
【裁判要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出卖人进入破产程序，买受人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以及支付违约金的主张，实质上是要求出卖人对其原有债权在破产程序之外给予全额、个别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对交付购买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基于生存利益大于经营利益的社会政策原则，为保护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特殊规定，在适用中应对其范围予以严格限制，不宜做扩大解释。买受人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居住需要购买商品房的，不属于《批复》规定的消费者范畴，没有予以优先保护的特殊利益，对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１】买受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但未交付且尚未办理产权证或者产权过户手续的房产属于债务人财产——关于案涉房产是否属于鼎城公司债务人财产的问题。川惠公司主张依据《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案涉房产不属于鼎城公司的债务人财产。对此，本院认为，《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系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所制定的司法解释，而随着200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已经废止，针对该部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应不再适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对不应认定为破产财产的情形，作出了不同于《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即使在《破产案件若干规定》尚未明确废止的情况下，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本案亦应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认定案涉房产是否属于破产财产。《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本案案涉房产并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不应排除在债务人财产之外，应属于鼎城公司的债务人财产。
摘要2：【摘要２】川惠公司继续履行案涉合同以及支付违约金的主张，实质上是要求鼎城公司对其原有债权在破产程序之外给予全额、个别清偿。对于破产企业而言，其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参与分配破产财产前，破产财产这一集合财产不得被随意处分，以保证债权人能够公平受偿。案涉合同如果继续履行，将构成个别清偿，并对鼎城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有违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有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之规定。《批复》对交付购买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基于生存利益大于经营利益的社会政策原则，为保护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特殊规定，在适用中应对其范围予以严格限制，不宜做扩大解释。消费者购房应是为了满足生活居住需要，而非用于经营或其他原因。本案中，川惠公司购买的案涉房产性质为商铺，并非为了居住所需，并无获得优先保护的特殊利益，其主张优先于其他债权人个别清偿，依据不足。二审判决虽认定案涉房产已被案外人合法取得证据不足，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
【解读】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鼎城公司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建博国际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并交付房屋；2.判令鼎城公司支付川惠公司卖房违约金200万元；3.判令鼎城公司支付川惠公司延期交房违约金(按川惠公司已付房款总额0.3%/日计算，从2012年7月15日起至交付房屋为止)；4.诉讼费由鼎城公司承担。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笔记】保证人被裁定破产债权人如何申报债权？
摘要1：解读：（１）保证人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申报其对保证人的保证债权；（２）债务人、保证人均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保证人分别申报债权。
摘要2：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皖民终42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皖民终42号
【裁判摘要】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当事人签订合伙协议作为借款债务履行担保不成立合伙关系而仅成立借贷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为王××与张××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王××与张××于2013年7月12日至2014年元月29日期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张××未能按期还款，与王××签订了合伙协议。合伙协议虽约定王××将张××前期从其处所借款项转换为合伙投入资金，并对合伙管理以及盈利分享、亏损分担比例作了约定。但从合伙协议背面备注内容可以看出王××在2014年9月23日前并不享有协议约定的权利，即该合伙协议在2014年9月23日前并未实际履行，双方的合伙关系从张××截止2014年9月23日未能一次性支付王××280万元时开始。由此可见，合伙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合伙协议的目的是确认债权数额及保证债权履行。据双方在合伙协议背面备注约定，2014年9月23日之前王××并不具有合伙人身份。现王××于2014年7月29日提起解除与张××合伙关系的变更之诉，其关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对本案按民间借贷纠纷审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9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971号
【裁判摘要】签订合伙协议是为保证债权得以清偿应认定成立借贷关系——秦××、黄×１曾承认过黄×２是“锦绣园餐厅”的合伙人，但后来予以否认，前后说法多次反复。黄×２与黄×１、秦××签订的《协议》，是为了保证黄×２的债权得以清偿。《协议》第六条规定：“此协议到黄×１、秦××偿还清黄×２债务时，中止失效。”表明黄×２与秦××、黄×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而非合伙关系。且，黄×１曾偿还黄×２38万元，餐厅处于亏损状态，并无利润，此38万元，亦为清偿借款。故，黄×２与秦××、黄×１之间仍为债权债务关系，其要求分配合伙财产和利润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54号
摘要1：——债务人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向债权人作出抵销债务表示的，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裁判摘要】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动向债权人发函核定借款本息的行为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广州银行向宁波资金融通中心发出的函件是否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双方当事人均认为，在2002年3月14日广州银行向宁波资金融通中心发出函件时，案涉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上述函件主要内容如下：贵中心担保的原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欠广州市商业银行本金2亿元及利息，鉴于我行尚欠贵中心拆借资金本金7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建议三方签订有关协议，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关系。该函件下方为利息清单，注明了两笔债务冲抵后的余额。在上述函件中，广州银行主张了2亿余元担保债权，确认其负担本金7000万元及利息，并建议协商冲抵两笔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是否构成新的债务的请示的答复》指出：“对债务人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动向债权人发出询证函核对贷款本息行为的法律后果问题可参照本院上述《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根据上述规定，广州银行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动向汇达公司发函核对本案贷款本息的行为，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广州银行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签收“贷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是指债权人要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也规定，当事人须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才可达成恢复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广州银行的回函只构成向宁波资金融通中心催收保证债权的意思通知，不包含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从该函内容上看，广州银行不仅核对了本案债务本息，还对原约定的利息计算进行了变更，
摘要2：（续）并作出将上述拆借资金本息与其主张的担保债权本息进行冲减的意思表示。若广州银行无继续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则不必提出“抵销”这一债务履行方式的建议。故广州银行的发函行为应认定为同意履行本案债务的意思表示，该债权债务关系经广州银行发函而获得确认，应受到法律保护。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9民终666号
摘要1：——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死亡可作为保证合同约定事项
【裁判要旨】对于自然人作为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内死亡，无论是主张继承人承担责任的“即时产生保证责任”观点，还是主张继承人免除责任的“待时转换保证责任”观点，均过分追求逻辑上的圆满而忽视实践中的运用，司法裁判不宜将其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基于风险管控和利益平衡，司法应侧重于保护保证人继承人的利益。同时，债权人对风险管控能力更强，应主动规避保证人死亡风险，可在合同中约定当保证人死亡时，债权人可提前行使保证债权。
【案号】一审：(2016)浙0902民初1965号 二审：(2016)浙09民终666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去世时债务还未到期，相应的保证义务还未转化为保证责任，而相应的保证义务也因其死亡而消灭，保证人的继承人无须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陈××作为王××的继承人是否应对其担保的涉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保证义务是债权人和保证人通过订立保证合同为保证人设定的民事义务，保证义务自保证合同有效成立时产生，并在条件成就时转化为保证责任，因此被称为保证人的“或有负债”。保证责任是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保证人依照约定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属于保证人真实的债务负担。保证义务是保证责任的前提，保证责任是保证义务的转化。本案中，王××作为保证人在借条上签字，对涉案借款承担相应的保证义务，但只有在债务人傅××到期未清偿债务的情形下，张××向王××主张还款，其相应的保证义务才转化为保证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涉案借款并未载明借款期限，在王××2015年5月18日去世时，涉案借款还未到期，债务是否能够得到清偿也并不确定，王××相应的保证义务还未转化为保证责任，而相应的保证义务也因其死亡而消灭。因王××对涉案借款不承担保证责任，其继承人也无须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2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三）关于袁××、邓××是否已支付全部价款｜2011年1月14日袁××向吴×支付161100元后，吴×对案涉房屋在扣除尚欠银行贷款部分以外的权益已经全部转让给袁××、邓××，此后均由袁××、邓××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在袁××、邓××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吴×对案涉房屋不再享有购房款的请求权或其他权利。本院认为，对于吴×对案涉房屋应有的份额而言，袁××、邓××已经支付了全部对价。（四）关于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系因袁××、邓××自身原因｜袁××、邓××在购买案涉房屋时知晓该房屋设有银行按揭贷款但未重新办理抵押，该交易安排不具有违法性，因而袁××、邓××并不因此而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袁××、邓××对案涉房屋的风险预期，应当限于如未按时、足额偿还按揭贷款而产生的抵押权人主张权利的风险，不应扩大至抵押贷款未还清前房屋仍登记在原权利人名下、因原权利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一切风险。2015年5月，袁××、邓××曾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办理权属变更登记，虽然其在起诉状中称因得知吴×负债提起诉讼，但是作为已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并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的买受人，袁××、邓××诉请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符合常理，并非必然以恶意对抗执行为目的。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不应认定未办理过户登记系因袁××、邓××自身过错。此外，综合考虑袁××、邓××已实际支付案涉房屋绝大部分房款，自2010年即占有使用，邓××离异后至今仍居住在案涉房屋，且该房屋是邓××在成都市的唯一住房等因素，相较于天府银行高新支行基于吴×应当履行保证责任而享有的保证债权，对袁××及邓××、特别是邓××对于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予以优先保护，符合法律保障生存权、居住权的精神，更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摘要2：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302民初316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抵押权人在另案已存在抵押物优先受偿且足以保证其债权实现的情况下，若仍参与抵押物以外财产分配显然对普通债权恩人不公平，既不利于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亦有悖于债权人参与分配制度的立法初衷，对其参与执行分配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九十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其全部或主要财产已被一个人民法院因执行确定金钱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该债权人参与分配制度应是保证债权人在无法实现其债权的情况下参与债务人财产的分配，本案中农商银行虽在其与莆田市××度食品有限公司、许××、阮××、吴××、林××、莆田市城厢区城南××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取得对吴××、阮××的金钱债权执行依据，但因农商行对该案债务的抵押物（莆田市城厢区城南××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位于莆田市城厢区地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享有优先权，且该抵押物在农商行抵押时（2016年）的评估价值已超过其债权金额，且该抵押物正处于被执行过程，现农商行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该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的财产存在不能清偿所有债务的情形，因此，农商行在另案已存在抵押物优先受偿且足以保证其债权实现的情况下，若仍参与本案对吴××、阮××的财产分配显然对卓××、苏××、杨××、杨××不公平，既不利于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亦有悖于债权人参与分配制度的立法初衷。故对农商行关于其应参与本案执行分配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