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6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对股东会决议加盖的股东印章的真实性没有进一步审查的义务，不能因此否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雷士照明公司与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时，提供了雷士照明公司同意为恩纬西实业公司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对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雷士照明公司的股东印章的真实性没有进一步审查的义务。雷士照明公司虽举示其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股东香港雷士照明公司印章，与雷士照明公司章程和雷士照明公司工商备案中的股东香港雷士照明公司印章制式不一，但仅凭此，不能认定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明知雷士照明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香港雷士照明公司印章为虚假。股东会决议以及吴某某是否超越权限均为雷士照明公司的公司内部行为，并无证据表明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与之恶意串通，故不能因此而否定雷士照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之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8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为金融借款纠纷，而非股东之间的股权争议纠纷，作为公司之外的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并无实质上审核明力德公司内部股东签名真实性的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9民终119号
【裁判摘要】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仅是银行与企业核对财务的联系单，本身不属于公司内部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不属于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仅限于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查阅会计账簿。关于会计账簿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及第十五条第一款对此已作出明确规定，即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上述条款未将公司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纳入会计凭证或者会计账簿的范围。黄某某主张查阅龙威公司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仅是银行与企业核对财务的联系单，本身不属于公司内部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故其该主张超出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终4090号
【裁判摘要】出资具有瑕疵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公司可以对股东权利进行相应的限制——李某某是否履行了向中量宝公司出资的义务及是否实际获得了中量宝公司的股东资格；．．．．．．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同时考察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并区分公司内部的对内原则和公司外部的对世原则。从形式要件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李某某系中量宝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公司章程中亦确定了李某某的股东资格，李某某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对外能够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从实质要件上看，一方面，2013年1月7日签订的《股权变更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尽管李某某以客户资源和资源渠道入股的形式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出资形式，但这是各方当事人对各自掌握的经营资源、投入成本及预期收入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在中量宝公司的注册资本符合法定要求的前提下，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数额和持有股权比例属于公司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内部可以约定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该约定不影响公司资本对公司债权担保等对外基本功能实现，股东按照约定持有的股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公司法也确立了股东出资形式的原则，即财产属性和可转让性。而涉案《股权变更协议》中约定“李某某以客户资源及渠道资源入股，其对于未来目标公司的销售业绩担负部门业绩增长职责”，这种出资并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出资形式。李某某在与史某的聊天记录中也谈到“我啥也没出”，即认可了其没有实际货币出资。因此，李某某的出资具有一定瑕疵。股权的本质是股东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既包括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权利，也包括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股东享有权利的前提是股东承担义务，这亦是民法中权利与义务统一、利益与风险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本案中，李某某的出资具有瑕疵，故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应根据具体的股东权利的性质确定，即中量宝公司可以根据李某某对公司“销售业绩增长”的贡献对李某某的股东权利进行相应的限制。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７４条第２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２）分支机构与法人之间的纠纷以及同一法人下设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产生的纠纷，属于法人内部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对于法人分支机构以自己为原告、以法人或者同一法人的其他分支机构为被告的诉讼应裁定驳回起诉。
【解析】另外观点认为，法人分支机构之间纠纷是否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取决于是否属于公司内部治理事项：（１）属于公司内部治理事项的，不予受理；（２）不属于公司内部治理事项的，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
摘要2：【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７９.法人的分支机构之间的纠纷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87号
【裁判摘要】公司起诉后股东会出具撤诉申请无公司盖章、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不具有撤回起诉的效力——本案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符合撤诉条件——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法人的意思是通过其意思机关来表达的。公司由股东会形成意思，董事会执行意思，法定代表人对外表达意思。因此，独立意思的存在或完整与否，是衡量公司独立人格的重要标准。公司之意思独立是公司法律制度赋予公司人格独立并以自己名义独立参与经济活动，独立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之基本假设与制度前提，没有公司的意思独立，公司之民事权利能力即公司独立人格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不复存在。多数情况下，公司意思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传递，法定代表人的意思传递行为在法律上一般即可视为公司的行为。因此，只要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有关的法律行为，公司就应当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效果。本案中，辽工大提出的中林实业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中林实业股东会已经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撤诉申请应予准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对于诉状所表现出的公司意思的审查原则上应当只是形式审查。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首要条件是主体资格适格，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是适格民事主体。本案中林实业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主体适格。公司印章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均是公司意思表示的初步证据，在起诉材料中只要有公司印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对人民法院而言，均可以推定为公司做出了发起诉讼的意思表示。中林实业的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不具有以其名义行使中林实业诉讼权利的主体资格，其决议是公司内部文件，是否能得到执行是公司内部事务。其撤诉申请没有中林实业盖章，也没有中林实业法定代表人签字，不能对外当然发生法律效力，不能认定为以中林实业名义提出。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具有中林实业撤回起诉的法律效力，本案不符合撤诉条件，对于其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其他当事人。债权债务概括转让须以相对人同意为生效要件，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注解】债权债务概括转让，必须经合同对方当事人同意。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407号
【裁判摘要】正大建筑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形式解除了牟某某监事资格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行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的决议，自作出时生效，只有存在效力阻却事由时才能导致效力瑕疵，而依照我国现行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效力阻却事由包括股东、董事、监事提起“公司决议无效、可撤销或不成立"之诉，而牟某某并未提起相应诉讼，应视为案涉决议不存在争议，故原审法院认定牟善楼不具备正大建筑公司的监事或者监事会主席的身份，不得以公司监事会主席身份提起本案代表之诉是正确的。牟某某作为正大建筑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前提是公司利益因董事、监事、高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受到侵害，且穷尽了公司内部救济手段，即牟某某是在书面请求公司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司明确拒绝或者对股东请求置之不理时，或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才能提起代表诉讼。本案中，牟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前置程序，所提供证据亦不能证明其起诉属于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正大建筑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牟某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作出的驳回牟善楼起诉的裁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01民终15672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廊桥公司印章并未遗失，且确认遗失补办公司印章，系公司内部决策事宜，公司股东之间拒不配合确认遗失补办公司印章产生纠纷，属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应通过公司内部管理机制解决，该纠纷属于公司内部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本院认为：公司本身是独立的自治主体，司法救济介入公司自治有一定限度。公司公章是否需要补办、怎样补办，应通过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并按照有关规定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东方廊桥公司请求判决股东配合到公安机关签字确认遗失补办公司印章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02民终10543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公司自治”原则，分公司负责人选任、变更应依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通过股东会决议等公司内部决议程序确定，之后再完成相应的工商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类似情况，“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变更分公司负责人的工商登记需要提交公司的任免文件，“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申请变更登记，应当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名称、经营范围的，应当提交加盖公司印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分公司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变更营业场所的，应当提交新的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变更负责人的，应当提交公司的任免文件以及其身份证明。公司登记机关准予变更登记的，换发《营业执照》”；现东方扬帆广告公司对于侯某某的分公司负责人变更并未进行任何公司内部程序，侯某某主张判令原审被告变更工商登记信息中的负责人，撤销工商档案登记中侯某某负责人的身份，此事项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侯中义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审查，侯某某所提判令原审被告变更工商登记信息中的负责人、撤销工商档案登记中侯某某负责人身份的请求事项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事项，故侯某某所提本案争议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驳回侯中义的起诉并无不当，所作裁定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川01民终5737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该条法律旨在维护公司的内部信赖关系，故在股东转让股权出现程序瑕疵时，只要否定第三人优先于公司其他股东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即可，而无需否定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即转让股东未经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三十日"和“一年"系保护优先购买权的除斥期间，并非诉讼时效。
摘要2：【注解】（１）《公司法》第７１条旨在维护公司内部信赖关系，否定第三人优先于公司其他股东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并不否定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转让协议的有效性；（２）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超过保护优先购买权除斥期间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吉民终645号
【裁判摘要】在公司内部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高管、业务经办人未对交易对手所获第三人授权状况进行尽职调查的，构成对勤勉义务违反，应承担对公司损失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姚×违反了对公司的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前述，给辉隆贸易公司造成自身损失的主要责任人为姚×，但也存在公司其他人员履行职务时未尽审慎注意义务的情形。姚×应对辉隆贸易公司的自身损失（12370330元的70%）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具体情况，酌情判决其承担辉隆贸易公司应承担损失的10%，即865923元（12370330×70%×10%）。同时，因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佳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已经责令谭某退赔辉隆贸易公司经济损失，故该案实际退赔数额应当在本案执行中按比例予以扣减。
摘要2：
摘要1：【案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杭下商外初字第00109号
【裁判摘要】公司内部规定可作出认定是否违反勤勉义务的判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在可艾公司担任财务总监一职，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范畴，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为公司购买股票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以及对于导致的亏损是否应由张欣负担。首先，张×作为公司财务高级管理人员，其对公司资金具有一定授权范围内的运作、管理等职责，并对公司负责。本案中，张×利用公司资金购入股票，从账户开立、收益归属来看，均为可艾公司利益之考虑，其并未谋取个人私利，故不具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忠实义务的具体情形，其购买股票的行为应系出于善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其次，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内容，公司仅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作出限制性要求。而可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曾在张×购买股票前明示公司资金不能用于股票投资。退一步讲，张×未经公司许可擅自购入股票，且这一行为足以与公司章程、制度相悖。可艾公司对资金负有监管义务，但其未能证明对公司资金已尽及时监管责任。根据可艾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负责审议批准公司重大投资决策事项、公司投资管理制度，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向总经理汇报工作等制度。张×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明知公司章程关于公司投资、管理的相关制度，其未将利用公司资金买卖股票之事按照章程规定及时汇报，存在一定的过失，应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于张×购买股票导致的亏损，本院酌情确定由其承担30%即1206055.23元的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05号
【裁判摘要1】分公司不因内部合作关系而影响分公司对外主体资格——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为公司分支机构，案涉省融资担保公司与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签订合同时载明的主体亦为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虽然在一、二审审理中，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提供证据证明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系金江集团公司与他人合作成立，且其合作各方在另案中已经就合作关系提起诉讼，但该合作各方的内部法律关系对本案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与省融资担保公司的外部合同法律关系并不构成影响，且省融资担保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并未申请变更其合同相对方为各合作主体，因此，省融资担保公司以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内部存在合作关系为由主张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非公司分支机构，依据不足。原判决认定案涉合同主体为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并无不当。省融资担保公司认为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为合伙企业的再审事由，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2】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同时提供公司的书面授权和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分公司作为分支机构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对外提供担保应当取得公司授权，如果允许分公司独立对外担保，将导致通过分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将有关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则架空。因此，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同时提供公司的书面授权和公司股东会决议。省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融资机构，对于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明知，其在签订《抵押合同》时未审查金江集团公司是否授权，也未审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能证明其为善意相对人。据此，原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认定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同理，案涉省融资担保公司与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省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融资机构，对于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明知，其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审查金江集团公司是否授权，也未审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能证明其为善意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原判决认定金江集团庆阳分公司未经金江集团公司授权对外提供保证担保，该《保证合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目录】合同法问题；1、合同效力的审查和确认；2、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3、企业间融资性买卖合同的效力；4、以签订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时的合同效力；5、银行保值储蓄合同的效力认定；6、预约合同的违约赔偿范围；7、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8、违约金的调整原则；9、人民法院不能代替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10、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应审查当事人是否享有解除权；11、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行使合同解除权；担保和担保物权；12、阶段性保证条款并非保证期间；13、法人分支机构或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效力；14、最高额担保中“最高额”的理解；15、抵押担保权利在判决主文中的表述规则；16、以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设立抵押权的设立要件；17、法律规定登记始设立的抵押权未办理抵押登记；18、抵押预告登记不能有效设立抵押权；19、未进行质押背书的票据可以取得票据质权；20、应收账款质押中的问题；21、存货动态质押中的问题；22、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行使追偿权的对象和范围；23、未经公司内部决议的担保合同效力认定；债权转让；24、债务人否认转让时经过其确认的债权金额；25、债权受让人以债权让与人虚构债权为由行使合同撤销权；票据法问题；26、无真实债权债务基础的票据及票据行为的效力；保险法问题；27、保险合同的成立时间；28、投保人未缴纳保费时保险合同的效力和保险责任；诉讼时效问题；29、他案诉讼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主张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保理合同纠纷；30、保理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银行卡纠纷；31、银行卡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公司法问题；32、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后就转让前的公司利润不再享有分配请求权；诉讼程序问题；33、民刑交叉案件中的程序问题；34、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标准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豫民申8169号
【裁判摘要】是否实质减资还是形式减资不影响减资对外承担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是股东对公司承担责任的限额，也是公司承担债务责任的基础。由于公司减资减少了以公司资产承担责任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减资比增资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其目的就是在于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公司在进行减资时，应当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履行完整的法律程序，确保债权人有机会在公司责任财产减少之前要求清偿或提供担保，也即是说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依照债权人的要求对债务进行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是相应减资程序对该债权人发生法律效力、股东在减资部分免责的必要条件。在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事实，昌业化工公司欠付浩翔公司款项1622975元，海创基金、张××、刘××、赫××作为昌业化工公司的股东，在昌业化工公司与浩翔公司履行合同期间，决议对昌业化工公司减资，并在报纸上刊登减资公告，同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出具了《公司债务清偿和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但并未就减资事项通知债权人浩翔公司，导致浩翔公司丧失在减资前要求昌业化工公司清偿债务和提供担保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仅应履行足额出资义务，而且股东认缴的出资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抽回、减少。本案中，昌业化工公司在未向浩翔公司履行通知义务的情况下，其股东海创基金等人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减资，违反了公司资本不变和资本维持的原则，与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及抽逃出资对于债权人利益的侵害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故不能免除公司股东在减资部分的责任。海创基金主张减资仅是形式上的，并未实际收到昌业化工公司返还的减资款，并以此为由认为不应承担补充责任，对此，虽然公司法理论上对减资有实质减资和形式减资的区分，但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中并未对此进行明确区分，而且公司减资无论是实质减资或形式减资，减资的受益人均系公司的股东，至于海创基金有没有从昌业化工公司收回减资款，系其公司内部操作，不影响对外承担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海创基金应在减资范围内对昌业化工公司欠付浩翔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新民申1278号
【裁判摘要】“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关于巴楚县乾龙建友建材有限公司是否符合公司解散法定条件的问题，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解散纠纷的立法目的分析。公司解散纠纷系股东在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提起解散公司申请而引发，其设定目的在于弱势股东穷尽公司内部的救济手段后，运用司法手段调整失衡的利益关系。由此可见，公司法的立法本意是希望公司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之间的僵局状态，”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本案中，司威世虽称黄××和杜×侵占公司财产、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巴楚县乾龙建友建材有限公司解散并非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司威世作为巴楚县乾龙建友建材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可以通过要求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收购股份，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公司，彻底解决股东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和冲突。司威世在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及享有资产受益等股东权利无法实现时，应当且可以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予以救济，而不能以此为由请求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原审法院未支持司威世要求解散巴楚县乾龙建友建材有限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4103号
【裁判摘要】商业保理业务奉行商业外观主义原则，公司内部决策流程不影响保理合同效力——盛运重工、盛运环保、开××辩称盛运重工转让债权（应收账款）无效，理由是该转让未经公司决策机关讨论通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交易效率，商事活动中通常奉行外观主义原则。交易一方内部的决策流程如何，作为外部交易对方通常没有审查与注意义务，除非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基于此，在本案中，亚美斯通公司无需审查交易对方盛运重工的转让行为是否经过了其内部的决策流程。而且，从证据角度，盛运重工、盛运环保、开××亦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盛运重工转让应收账款的行为系违反公司内部决策流程。故盛运重工、盛运环保、开××的此项辩称纯属为抗辩而抗辩，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61号
【裁判摘要】持有公司７０％股东能否以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损失为由主张赔偿其出资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倪××主张彭××滥用股东权利致其损失应予赔偿，则应举证证明彭××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彭××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给倪××造成损失、彭××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与倪岩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事实。．．．．．．倪××以对信合公司财务、资产进行审计能够证实其损失情况等为由向二审法院提出审计申请，实质上属于回避对自身主张应承担的举证义务。在倪××对其自身主张未进行初步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案涉实际，未予准许其对公司内部资料予以调查取证及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的申请并无不当。倪××主张彭林秀××应返还其向信合公司的2100万元出资款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于法有据。
摘要2：倪某某与彭某某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民终274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倪××主张彭××存在伪造其签名和股东会决议，违法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及违法决策等行为，应向其赔偿损失210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倪××作为信合公司股东直接提起的侵权之诉。倪××不仅需要举证证明彭林秀存在损害其利益的侵权行为，还应当举证证明请求彭××赔偿2100万元的损害事实依据及2100万元损失与彭××损害其利益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通过庭审查明，倪××所主张2100万元损失系其向信合公司的出资。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法人存续期间，股东权利与公司财产权相分离。股东出资后,出资财产即脱离了原出资股东而归入公司财产。倪××以彭××侵犯其股东利益为由主张赔偿其2100万元向公司的出资损失，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且其所称的2100万元损失与其主张彭××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认定倪××未能完成其基本的举证证明责任，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解读】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彭××赔偿倪××21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彭××承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866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关于公司担保的规定并未明确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九民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担保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提起上诉亦表明其对一审判决关于担保效力认定的认可，在二审判决后又申请再审主张担保因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而无效有违诚信，理由不能成立——至于臻汇园公司主张该《保证函》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担保无效的问题，因臻汇园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出具《保证函》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尚未公布施行(2019年11月8日公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并未明确法律后果，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且臻汇园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提起上诉，亦表明其对一审判决关于《保证函》效力认定的认可，臻汇园公司在二审判决后又申请再审主张《保证函》因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而无效，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有违诚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破终23号
【裁判摘要】（１）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申请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债务人是否属于资不抵债应由债务人举证证明；（２）债务人账面资产虽然大于负债但存在法定情形应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破产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应当提交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从查明的事实看，陈××对蛇口公司享有债权，陈××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蛇口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相关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蛇口公司是否属于资不抵债，应由蛇口公司举证，陈××作为外部债权人不掌握蛇口公司内部情况，不具备提交此类证据的能力。原审法院认为陈××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判断蛇口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清偿能力，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二)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本案中，即便蛇口公司的账面资产大于负债，但其名下不动产因抵押及被多家法院查封，资产难以变现，陈××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多年未获得清偿，依照上述规定，足以认定蛇口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蛇口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具备破产原因。而且蛇口公司在2000年12月3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停止经营近20年，属于典型的“僵尸企业”，对于这类丧失经营价值、救治无望的企业主体应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退出市场。
摘要2：【摘要】执行法院以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中止执行后，原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取得确认债权让与有效、确认其为受让债权人的生效判决后，受让人具备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的主体资格——原审查明，2015年8月26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确认陈××与深圳市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签订(特)字20141111号《协议书》合法有效，确认陈××为蛇口公司、蛇口投资公司的合法债权人。上述判决生效后，陈××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陈××主张，截止其申请执行时，其享有的债权金额为本金5659000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认为，陈××提交的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明其系蛇口公司的债权人，具备申请蛇口公司破产清算的主体资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4号
【裁判摘要】（１）法定代表人被免职但一直未予变更工商登记的，判决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２）公司股东并非办理或者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主体——本案争议的问题是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否为韦××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当为韦××办理法定公司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理由如下：(一)宝塔房地产公司已经终止与韦××之间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关系，韦××已经不具有代表公司的法律基础｜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意志的机关之一，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具有公示效力，但就公司内部而言，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行使代表人职权的基础为公司权力机关的授权，公司权力机关终止授权则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职权终止，公司依法应当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案诉讼中，嘉鸿公司明确其知晓并同意公司决定，因此，可以认定宝塔房地产公司两股东已经就韦××免职作出股东会决议并通知了韦统兵，该决议符合宝塔房地产公司章程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产生法律效力，双方的委托关系终止，韦××已经不享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当依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二)宝塔房地产公司怠于履行义务，对韦××的权益造成了损害，依法应当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按照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9年修正)第六条“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以及第七条“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之规定，宝塔房地产公司只需提交申请书以及对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新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以及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即可自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摘要2：（续）本案中，韦××被免职后，其个人不具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宝塔房地产公司亦不依法向公司注册地工商局提交变更申请以及相关文件，导致韦××在被免职后仍然对外登记公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宝塔房地产公司相关诉讼中被限制高消费等，已经给韦××的生活造成实际影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除提起本案诉讼外，韦××已无其他救济途径，故韦××请求宝塔房地产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至于本案判决作出后，宝塔房地产公司是否再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本案不予处理。综上，原一、二审判决以宝塔房地产公司未形成决议等为由驳回韦××的诉讼请求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另外，宝塔投资公司、嘉鸿公司仅是宝塔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且其已经就免除韦××法定代表人作出决议，依法也非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韦××请求该两公司办理或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412号
【裁判摘要】工地项目负责人正在决算报告上签署个人意见但同时注明“报领导”表明并非最终决算意见——华商公司的苏××虽在决算报告上签署个人意见，但同时注明“报领导”，表明该意见尚须其公司内部签批，并非华商公司最终决算意见。在无证据表明各方已就案涉工程价款达成最终结算协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以确定工程价款，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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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宁民终268号
【裁判摘要】借用资质的挂靠人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被挂靠人在发包人的到期债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挂靠，是指无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形式借用有资质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内部承包，是指建筑企业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建立内部竞争机制，在公司内部组建项目部从事工程施工的行为。本案中，从上诉人李×与华润景观公司签订的两份协议来看，华润景观公司仅向李×收取管理费或是分配利润，没有提取社会保险，由此，能够确认李×及其雇佣人员与华润景观公司之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劳动关系，且华润景观公司也没有派员直接参与工程施工，故李×应属于借用华润景观公司资质，挂靠华润景观公司名义施工。李×在宁东环保局工程中已实际投入各项人力、物力等费用，且涉案工程已经过结算审核，因此李×作为宁东环保局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华润景观公司在宁东环保局的到期债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上诉人认为李×与华润景观公司之间是内部承包合同关系，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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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74民终122号
【裁判摘要】贴现银行在贴现过程中对关涉基础交易关系相关资料过程中虽有疏忽但不构成重大过失仍享有票据权利——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对案涉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关系的审查，因我国票据法并未对贴现问题进行规定，关于贴现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关部门规章中。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7]216号)第19条规定：“持票人申请贴现时，须提交贴现申请书，经其背书转让的未到期商业汇票，持票人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三)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1]236号)第1条规定：“所办理的每笔票据贴现，必须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交增值税发票、贸易合同复印件等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书面材料，必要时，贴现银行要查验贴现申请人的增值税发票原件。对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不得办理贴现。”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1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申请贴现时，贴现申请人应向银行提供交易合同原件、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根据税收制度有关规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本案中，《商业汇票贴现合同》明确约定汇票贴现需要审验汇票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冠幅公司主张农商行肇庆分行未提交任何其对案涉票据进行审查的证据，然农商行肇庆分行一审已提交朋宸公司与冠幅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相关发票。冠幅公司主张农商行肇庆分行应审查朋宸公司有无实际交付《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然案涉汇票出票日期系2018年1月30日，农商行肇庆分行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1]236号)、《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等规定，审查了案涉票据项下的《购销合同》以及相关发票，其发票总金额虽与《购销合同》总金额不完全一致，但农商行肇庆分行称因发票数量较多，
摘要2：（续）其对发票进行了抽查。鉴于农商行肇庆分行提供的发票数量较多，总金额近2,000万，与案涉汇票金额大致相当，故本院认为农商行肇庆分行上述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已通过核查《购销合同》及相关发票审验基础交易关系的真实性，冠幅公司主张农商行肇庆分行对案涉票据项下基础交易关系真实性的审查存在重大过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是否系合法持票人，首先，虽然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农商行肇庆分行发起追索之时，冠幅公司已对外发布关于案涉票据在内的相关票据属违规开具的公告，但该公告仅表明案涉票据的开具存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等内部管控问题，并未否认票据的真实性，故不能产生对外否定票据权利的后果。其次，农商行肇庆分行一审提交的转账贴现流水等证据证明其已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转账实际支付了票据金额。故冠幅公司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非合法持票人的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农商行肇庆分行系合法持票人，冠幅公司应向农商行肇庆分行支付票据金额，该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1：【裁判摘要】（１）借名开发房地产可以确认实际投资人基于约定对土地使用权享有一定实体权益但并不优先于一般债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２）借名开发房地产实际投资人应当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确定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利——我国法律对不动产物权变动主要采“登记生效”主义，未经不动产登记薄记载，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原审证据表明，赤坎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提交竞买申请书、签订成交确认书、缴纳土地成交款及相关税费，与开平广播电视台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方式取得了案涉土地使用权。二审法院由此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系赤坎公司通过挂牌转让竞得，赤坎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吴××主张其已经依照《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履行了义务，为案涉土地实际投资人，依法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登记在赤坎公司名下，是吴××及赤坎公司双方合意，吴××对土地登记在赤坎公司名下是明知且不持异议的。第二，即使《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吴××确以赤坎公司的名义实际缴纳了案涉土地的所有费用，对案涉地块享有一定的权益，但该协议并无对竞拍所得土地权属的约定，仅是对项目开发的主体、收益等做了约定，吴××以其为实际出资人主张案涉土地使用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法》相关规定，我国法律对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设立了准入门槛，并未允许个人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吴××为了获得个人收益，规避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挂靠赤坎公司的方式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应当预见存在相应的风险。因此，吴××主张其为案涉土地使用权实际享有人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可以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吴××既未与赤坎公司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又因自身原因未将案涉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存在明显过错，应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
摘要2：（续）虽吴××依据《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缴纳了案涉土地转让费用，且赤坎公司对此不持异议，可以确认吴练兴享有一定的实体权益，但该权益产生来源于吴××与赤坎公司内部协议，在效力上并不优先于粤财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吴××可以依据与赤坎公司签订的《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对其因此所受的损失主张权利。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债务已经转移，原债务人并非协议义务人——本案中，唐山中院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于2013年5月3日、5月16日分别向文投公司送达该院(2013)唐民初字第861号、第134号民事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分别查封华宸公司在文投公司应得工程款1500万元、2200万元，未经唐山中院允许，所查封的工程款不得向华宸公司支付。显然，此系针对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采取的冻结措施，在执行法院对到期债权采取冻结措施后，该第三人不得对被执行人进行清偿。但是，既然是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冻结，其前提是被执行人享有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且冻结措施的对象只能是对被执行人负有到期债务的该第三人。而根据查明事实，文投公司与华宸公司虽然签订有两份BT投资建设合同，曾经有过债权债务关系，但在2011年5月6日，文投公司、华宸公司、南湖公司即已签订了《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由南湖公司概括承受文投公司在前述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因此，自该合同签订生效之后，文投公司与华宸公司之间已经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华宸公司对文投公司不再享有债权。故唐山中院在2013年5月3日、5月16日查封华宸公司在文投公司应得工程款1500万元、2200万元的事实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该院对文投公司采取冻结到期债权的执行措施属于对象错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此情况下，冻结到期债权的义务主体是南湖公司，该公司违反冻结义务而擅自支付的，则应由该公司承担追回责任。至于该公司与文投公司之间存在母子公司关系，其支付相应款项可能需要经过母公司文投公司审批等内部股权架构及管理权限设置等情况，都不能改变南湖公司是冻结到期债权的义务主体这一法律事实，因此，如果南湖公司违反执行裁定擅自支付工程款，承担追回责任的只能是南湖公司，而不能是母公司文投公司。这与如果南湖公司应承担追回责任，不能由南湖公司内部的审批人员承担追回责任的法理类似。当然，如果文投公司作为母公司，存在其他故意不协助法院执行情形，构成妨碍执行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但在本案中，不得以母子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审核关系为由，要求文投公司承担追回南湖公司擅自支付款项的责任。综上，文投公司与被执行人华宸公司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不是本案到期债权冻结措施的义务主体，对其采取到期债权冻结措施错误。如果南湖公司存在违反执行裁定而擅自支付冻结债权款项的情况，
摘要2：（续）应由南湖公司承担相应的追回责任，而不应由文投公司承担。故，文投公司的申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除非有明确例外规定，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应作有利于债务人解释——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分析，多数人之债的成立应基于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或者可以推定的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一方为两人以上的，当然可以形成多数人之债。但从本案事实看，前述两笔借款发生时，并无证据证明兴富公司以其意思表示或者具体行为参加到诚创公司与通达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中去。从权利义务的性质分析，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仅能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事人所能行使的请求权以及能够提出的抗辩权，应受法律关系的性质的限制。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合同当事人，仅能基于债务人的地位，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向债权人行使抗辩权。与此不同的是，基于保证之债的从属性，保证人既可以行使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抗辩权，也可以行使其自己作为保证人的身份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享有的抗辩权。在对于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除非有明确的例外规定，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应当作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本案中，有关郭××代表兴富公司实施的行为究竟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行为还是保证行为存在不同理解时，如果无法确认具有明确的共同承担债务或者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的，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的意思表示。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分析，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以公司名义签署的《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载明：“兴富公司自愿为通达公司所付4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全部利息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并承担共同还款人的还款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为至主债务本息还清”“如通达公司未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履行还款义务，兴富公司愿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上述内容，足以表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在通达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兴富公司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非诚创公司主张的兴富公司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至于兴富公司是否最终实际使用了案涉借款，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其为共同借款人还是保证人的依据或理由。本院综合前述分析，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原审法院根据债权人诚创公司的主张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
摘要2：（续）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前述规定，兴富公司为其股东通达公司提供担保应经兴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且通达公司应回避表决。但本案中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振以公司名义签订《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提供关联担保，未经上述法定程序。诚创公司在接受兴富公司出具的承诺或者与兴富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既未审核兴富公司股东会决议情况，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无需决议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因此债权人诚创公司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郭××作为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关联担保合同的行为并非偶发行为，本案及关联案件中均存在类似情形，表明兴富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故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亦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债权人诚创公司、担保人兴富公司对此均有过错，综合考量债权人和担保人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款项实际使用情况，兼顾当事人利益平衡，兴富公司应对债务人通达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股东不属于《保险法》第６２条规定的组成人员——本案争议在于股东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二条所指的组成人员。解决该问题应当依法律解释的方法，探究法律客观的规范意旨。从文义角度而言，法人的内部工作人员一般被称为组成人员。股东不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内部组织机构。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使用“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的表达。所以，股东虽不处于概念的核心领域，但至少处于边际地带。判断股东是否在该概念射程范围之内，就需要通过其他解释方法。诚如再审申请人所言，保险法之所以对保险代位权行使对象加以限制，其原因在于限制对象与被保险人具有经济上的“一致的利益”，向限制对象追偿等于直接向被保险人追回保险赔偿金。但此种经济上“一致的利益”需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直接的联接。公司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即在于法人人格的独立。股东与公司在财产上不存在直接关联，股东只能通过公司发放股息、红利间接获得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股东的财产减损则不会导致公司任何的财产减损。所以，对被保险人的股东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不会导致被保险人利益减损，将股东列入被保险人组成人员范围，与规范目的不符。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2民终32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的股东是否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公司法并未将股东代表诉讼限制在民事诉讼范围内,公司股东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确立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即“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修改后的《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亦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利害关系"这一标准为认定行政诉讼的原告提供了较为合理的依据和尺度，而这一规定确定的原告资格有以下两方面要件：一是必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是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根据公司法相关原理，公司和股东人格互相独立。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公司独立于公司股东而存在，公司股东原则上不能代表公司。一般情况下，公司股东既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意义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与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且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亦未赋予公司股东具有行政诉讼法上的原告主体资格。故张××、施××作为云柱公司股东，一旦出资，就丧失了对其所出资资产的所有权，股东以出资资产获得的是出资人享有的股权，一般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在本案，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由掌起镇政府与云柱公司签订。张××、施××作为云柱公司的股东，认为其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关于“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赋予了股东维护公司利益的起诉权，规定了股东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和程序。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拒绝或者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的责任时，具有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对侵权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法律制度。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如下:第一，股东需符合法律规定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资格未作限制，而对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资格则要求是连续180日
摘要2：（续）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第二，股东必须在诉前用尽公司内部救济。即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可书面请求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董事会或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提起诉讼。只有前述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述股东有权为了公司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赋予了公司股东在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况下以自身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该规定并未将股东代表诉讼限制在民事诉讼范围内，公司股东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且本案系行政协议争议，行政协议本身即具有行政和协议的双重属性，作为公司股东如果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那么并不因为相关争议纳入行政诉讼而丧失其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云柱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张××、施××作为云柱公司的股东，在慈溪市政府、掌起镇政府不履行与云柱公司签订的系列协议，云柱公司不仅怠于起诉且与张××、施××达成允许其起诉协议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为了公司利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原股东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重新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受让人所得分红款也仍然有效——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人通过受让股权继受取得股东资格后，即依法享有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监督公司经营以及获得分配等权利。股东基于身份关系实施的决策、参与公司管理等行为，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与公司交易的不特定第三方的交易关系，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易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前，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基于股东对公司投资而获得的分红收益仍然有效。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基于该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明达意航公司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抚顺银行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商业银行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五)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规定，案涉股权占比逾7%，明达意航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要重新成为抚顺银行股东，除应履行公司内部的股东变更程序外，还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要求。”明达意航公司现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要求的成为商业银行股东的条件，辽宁银保监局亦在向本院回函中明确指出明达意航公司不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故明达意航公司主张其为抚顺银行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明达意航公司因不符合商业银行股东条件而不能重新取得抚顺银行股东身份，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明达意航公司可通过申请拍卖案涉股份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故一审判决关于明达意航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但不具有抚顺银行股东资格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金信公司与明达意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未就股权转让款利息进行处理，金信公司虽在本案一审中撤回主张股权转让款利息的反诉，但在明达意航公司主张返还分红款时，仍以明达意航公司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占用利息进行抵销作为抗辩，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3条关于“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的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注解】（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２）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出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公司股东；（３）因不符合成为股东的条件，出让方主张其为公司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可通过申请拍卖股权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