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公司越权担保时债权人未审查公司决议不构成善意。
摘要2：【解析１】（１）对公司担保决议的形式要件审查，不限于审查公司是否提交了股东或董事签署的公司担保决议（无异于不审查）；（２）相对人应进一步与公司章程比对决议上签章的股东的一致性（但并不审查签章的真实性）、计算签章股东所持表决权是否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定最低比例（董事会作出决议时无此要求）。
【解析２】“合理审查”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１）相对人所负有的审查义务的标准为形式审查，并不对担保决议中签章的真实性、程序是否合法等内容作出实质性审查；（２）相对人应当区分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依据《公司法》第１６条及公司章程的指引对公司担保决议进行审查，判断法定代表人是否具有对外担保的权限。
摘要1：解读：担保合同中担保方已经作出声明和承诺保证其担保行为已经获得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保行为的决议机构的决议，不能豁免债权人对决议的审查义务，债权人未审查公司担保决议不构成善意。
摘要2：
摘要1：解读：债权人对股东会决议加盖的股东印章的真实性没有进一步审查的义务，不能因股东会决议的股东印章虚假而否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除非债权人明知股东会决议的股东印章虚假。
摘要2：【解析】公司对外担保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上股东印章虚假不影响对债权人善意的认定，除非债权人对此知情。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３款仅规定了相对人对公司决议审查的善意标准，未涉及公司章程。（２）债权人未审查公司章程不能认定为非善意相对人，除非公司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内容。
摘要2：【解析１】（１）对公司担保决议的形式要件审查，不限于审查公司是否提交了股东或董事签署的公司担保决议（无异于不审查）；（２）相对人应进一步与公司章程比对决议上签章的股东的一致性（但并不审查签章的真实性）、计算签章股东所持表决权是否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定最低比例（董事会作出决议时无此要求）。
【解析２】“合理审查”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１）相对人所负有的审查义务的标准为形式审查，并不对担保决议中签章的真实性、程序是否合法等内容作出实质性审查；（２）相对人应当区分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依据《公司法》第１６条及公司章程的指引对公司担保决议进行审查，判断法定代表人是否具有对外担保的权限。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91号
【裁判摘要】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具备有效的形式要件（加盖商融担保公司有效公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签字）外，商融担保公司另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供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可以证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对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即使刘某某的行为越权，因其时为商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为善意的情况下，也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对商融担保公司仍发生法律效力。且商融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案涉担保业务属于商融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商融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刘某某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商融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有关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问题，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并不构成影响，因此原审判决就此问题不存在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处理的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商融担保公司二审中就此提出的鉴定申请亦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2：【解读】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担保业务属于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规定，公司担保无须提供决议的情形仅限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形，不包括关联担保之情形。因此，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不适用无须提供决议之规定。
摘要2：【注解１】（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９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第１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以其未依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作出决议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强调“对外担保”和明确必须是“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如果是关联担保，则被担保的股东不享有表决权，决议必须由２／３以上享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注解２】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1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78号
【裁判摘要】永华公司系一人公司，虽然其股权结构具有特殊性，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禁止一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由于一人公司只有一名股东，在对外提供担保时，无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召开股东会进行决议，因此，永华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认定应以其担保行为是否得到股东英德邦公司同意而定。本案中，《担保函》出具之时，迟某某担任永华公司和英德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实际控制两家公司，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英德邦公司的另一名时任股东吴某反对永华公司提供担保，故永华公司出具《担保函》为英德邦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应视为征得其唯一股东英德邦公司的同意，永华公司担保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担保函》约束，其依法应承担担保责任。二审法院认定永华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7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定限制，应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债权人知晓并遵守，未经决议程序对外提供公司担保的，属于越权行为；债权人接受公司担保时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的，不属善意相对人；若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未予追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该担保行为无效。本案中，按照2017年11月20日《差额补足承诺函》出具时捷尔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作出决定，应事先征得董事会一致同意，否则决定无效。捷尔公司、工行九龙坡支行均认可《差额补足承诺函》系保证担保，工行九龙坡支行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差额补足承诺函》的出具得到捷尔公司董事会的一致同意，亦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捷尔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时直接或间接控制韵恒公司，或征得捷尔公司唯一股东西藏华慈公司的同意，或者捷尔公司与韵恒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其关于捷尔公司系一人公司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差额补足承诺函》合法有效，应由捷尔公司对韵恒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捷尔公司关于《差额补足承诺函》无效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1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114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签订的担保合同，相对人是否对公司担保决议尽到形式审查义务，其法律后果是担保合同的效果是否归属于公司而不是担保合同是否有效——案涉担保系诺奇公司为其股东丁某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诺奇公司章程之规定，该担保事项应经诺奇公司股东会决议，且丁某应当回避表决。而在本案中，既没有证据证明诺奇公司的其他股东就案涉担保事宜以会议的方式作出决议，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担保得到了诺奇公司其他股东多数表决权的同意。故原审法院关于案涉担保系越权担保的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案涉越权担保行为系违反法律关于代表权限的强制规定，在陈某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该担保系诺奇公司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果并不归属于诺奇公司。申请人陈某某关于其系善意相对人、案涉担保不损害诺奇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申请理由，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越权代表行为是否有效的法律后果，是效果是否归属于诺奇公司，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范范围。申请人陈某某关于诺奇公司应当对无效担保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申请理由，对法律的理解并不正确，本院不予支持。在案涉担保合同的效果不归属于诺奇公司的情况下，对案涉保证的保证期间的讨论即无必要，故本院对申请人陈某某关于案涉保证合同并未超过保证期间的申请理由，不再予以理涉。
摘要2：
摘要1：解读：相对人非善意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合同尽管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公司对非善意相对人未必完全免责，而是参照适用担保合同无效法律后果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上市公司除外）。
摘要2：【解析】（１）相对人非善意的公司越权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非担保合同无效）；（２）担保合同不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公司参照适用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上市公司除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0号
【裁判摘要】根据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第十八条关于“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以及第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一般保证是指保证人承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客观上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时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构成一般保证责任原则上应由保证人与债权人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保证的方式为一般保证，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应按连带责任处理。案涉《煤矿收购协议书》关于蓝雁公司担保责任的约定为“若因甲方（朝阳煤矿）不能及时付款”，则“无条件承担余款的支付责任”。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协议相关条文的规定，一审法院理解“‘不能及时付款’强调的是履行期限问题即是否应按约定时间如期履行，不同于‘不能付款’”，并无不当。蓝雁公司关于“不能及时付款”是“不能付款”的下位概念，其应为一般保证人的主张缺乏明确的合同依据。
摘要2：
摘要1：解读：虽然《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９条制定的依据是《公司法》第１６条，且《公司法》并未修改或者废止，但由于《公司法》第１６条并无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特别规定，因此《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属带有规则创制性质的法律解释，不应赋予其溯及既往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3民终18296号
【裁判摘要】案涉认购协议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仲裁的约定条款，明确约定适用认购协议中的认购人（刘×）与挂牌方（华弘公司）之间发生纠纷，本案还涉及刘×起诉摘牌人东银公司、担保人广森公司、李×及钟××，一审法院根据该条约定，驳回刘×起诉，扩大了仲裁条款适用范围，属于认定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本案涉及的保证函在性质上应属产品认购协议的担保合同，该保证函中并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一审法院关于主合同产品认购协议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关于公司担保的规定并未明确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九民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审判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有必要予以规范；（２）《公司法》对公司对外担保条款自２００５年修正以来未发生变化，《九民会议纪要》统一裁判思路、规范自由裁量权，不涉及是否溯及既往问题。
摘要2：【注解】九民会议纪要并非新的司法解释，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旨在统一裁判思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规定不涉及是否溯及既往的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866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关于公司担保的规定并未明确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九民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担保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提起上诉亦表明其对一审判决关于担保效力认定的认可，在二审判决后又申请再审主张担保因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而无效有违诚信，理由不能成立——至于臻汇园公司主张该《保证函》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担保无效的问题，因臻汇园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出具《保证函》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尚未公布施行(2019年11月8日公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并未明确法律后果，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且臻汇园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提起上诉，亦表明其对一审判决关于《保证函》效力认定的认可，臻汇园公司在二审判决后又申请再审主张《保证函》因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而无效，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有违诚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鲁民辖终127号
【裁判摘要】出借人高洪全与借款人龙口市丛林铝材有限公司、担保人丛林集团有限公司及姜志然签订的《借款担保协议》就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为“任何一方依法可向出借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属有效约定。出借人高××住烟台市，属原审法院辖区，且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3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原审法院作为涉案《借款担保协议》约定的出借人高洪全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本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效力判断核心基于债权人签订担保协议是否“善意”（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２）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效力判断主要基于全体合伙人的真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Ａ．当债权人是善意时不需要考虑全体合伙人的合意即可认定担保合同有效；Ｂ．当债权人是非善意时判断担保效力的最后屏障是作为担保人的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的真意。
摘要2：【注解１】（１）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受商事外观主义影响（善意决定合同效力）；（２）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受诚信原则影响（真意决定合同效力）。
【注解２】获得全体合同人的一致同意是确保合伙企业担保合伙有效的关键：（１）提供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合伙决议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在担保合同上签章；（２）“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在诉讼中可以通过推断得出。
【注解３】《合伙企业法》第３１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２）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只有在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代表合伙企业签订担保合同，否则构成越权代表，相对人只有在构成表见代表时才能主张由合伙企业承担约定的担保责任。
【注解】（１）法律没有限制公司和合伙企业的担保能力（担保资格）；（２）但公司和合伙企业必须满足组织法关于决策程序的要求才能提供担保，否则构成越权代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4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标的动产尚未完成交付前执行标的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案外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关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的规定，绵竹农商行作为案外人对一审法院执行6691账户内的资金提出异议应当是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29日从6691账户扣划180万元至一审法院账户，并于2015年2月4日、7月9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向杨×分配执行款1299974元、672778元。而绵竹农商行系于2015年2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此时一审法院并未将执行款项全部分配给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绵竹农商行提出执行异议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绵竹农商行在其执行异议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应当受理。一审判决查明绵竹农商行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执行异议的事实有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担保人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约定担保人在银行开设账户的用途为担保且银行在特定情形下有权止付，即可认定该账户为专户且银行已实际占有和控制担保人的担保专户——欣融担保公司与绵竹信用社就融资担保曾于2O08年签订《合作协议》，2010年至2O12年连续三年签订《融资担保业务合作协议》，2012年11月22日签订《全面合作协议书》《融资性担保公司保证金监管协议》，一致约定双方将欣融担保公司在绵竹农商行开立的担保基金专户（即6691账户），为企业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双方成立书面质押合同。该担保系欣融担保公司为其履行连带保证责任提供的特定账户内的金钱质押担保，与其向绵竹农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不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金钱质押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还应符合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要件。首先，欣融担保公司在绵竹农商行开立的6691账户与《合作协议》约定的账号一致，绵竹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6691账户流水清单及向本院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可以证明欣融担保公司按照约定根据每次担保贷款额度的一定比例向6691账户缴存保证金，
摘要2：（续）该账户除存入和退还保证金外未作其他结算，符合金钱特定化的要求。该账户流水清单显示仅有一笔2010年6月23日存入的150000元为“叶××担保费”，绵竹农商行主张系欣融担保公司填写错误，应为保证金，且绵竹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1年6月29日的转账支票载明，6691账户向叶××转账150000元，用途为“退保证金”，也与叶××与绵竹农商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欣融担保公司就叶××的借款与绵竹农商行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相印证，本院对绵竹农商行的该主张予以采信。其次，6691账户开立在绵竹农商行，《合作协议》及之后的协议均约定欣融担保公司担保的借款人债务到期，借款人未在到期日依约清偿债务，欣融担保公司也未及时履行保证责任的，绵竹农商行有权直接扣收担保基金用于偿还借款人到期债务。《融资性担保公司保证金监管协议》还约定：对于欣融担保公司不符合本协议规定用途的支付行为，绵竹农商行有权止付，并向当地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报告。上述约定及履行情况表明，绵竹农商行占有和控制了6691账户。据此，应当认定绵竹农商行和欣融担保公司已就6691账户内的资金设立质权。根据绵竹农商行向本院提交的欣融担保公司保证贷款欠款明细及相关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绵竹农商行对欣融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四笔贷款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的欠款余额远超180万元，欣融担保公司存在不及时履行债务的情形，绵竹农商行对6691账户内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足以排除杨×因一般债权对该账户申请的强制执行。
摘要1：解读：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１）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２）上市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赔偿责任。
【注解１】（１）境内上市公司所有担保事项都必须进行公告；（２）相对人为了保证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只要审查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即可。
【注解２】境内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指上市公司持有其５０％以上的股份，或者能够决定其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当选，或者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控制的公司。——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修订）第１７.１条第（九）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版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修订）第１５.１条第（十三）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２０年修订）》第１７．１第（九）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科创版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２０年修订）第１３.１第（八）规定。
【注解３】目前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仅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版）。
【注解４】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８条之规定，除了金融机构出具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不需要公司决议外，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一律都需要公司决议（结合第９条规定还需要审查上市公司对公司决议的相关信息披露）：
（１）适用免决议情形（１种）——保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２）不适用免决议情形（２种）——Ａ．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Ｂ．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摘要2：【注解５】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之公司决议信息披露：（１）披露信息（不管有没有公司决议）——法律予以保护；（２）没有披露信息（即使有公司决议）——法律不予保护（上市公司不仅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注解６】适用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之公司决议信息披露规定的三种情形：
（１）上市公司（《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９条第１、２款）；
（２）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９条第３款，很多上市公司的资产都在其控制的子公司）——将“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限制在“已公开披露”的范围（一般而言，相对人可以通过检索上市公司公告的途径确认担保人是否属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另一个途径是审查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如果公司公司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则意味着该公司是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３）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９条第３款）。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增加注册资本及吸收股东的民事行为无效，应依据案涉质权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确定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本案系股东侵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债权人及质权人为利明泰公司，债务人及出质人为九策公司，担保的主债权为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九策公司应向利明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2亿元及利息，出质权利为九策公司持有的隆侨公司股权。因九策公司在以其持有的隆侨公司股权设定质押担保后，未经利明泰公司同意，增加隆侨公司注册资本并吸收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作为隆侨公司股东，导致九策公司在隆侨公司的股权比例由100%降至29.98%。利明泰公司认为该增资扩股行为损害其质权，进而妨害其债权实现而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增加注册资本及吸收股东的民事行为无效。利明泰公司提起的本案确认之诉虽没有直接的财产给付内容，但其诉讼目的和诉讼结果与其诉讼请求之间存在财产利益关系，因此，应依据案涉质权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确定本案的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摘要2：【解读】（2016）津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1）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隆侨公司、九策公司及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增资扩股行为无效"。（2）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九策公司与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就隆侨公司增资扩股的行为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九策公司、隆侨公司共同负担。
摘要1：【裁判摘要】除非有明确例外规定，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应作有利于债务人解释——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分析，多数人之债的成立应基于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或者可以推定的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一方为两人以上的，当然可以形成多数人之债。但从本案事实看，前述两笔借款发生时，并无证据证明兴富公司以其意思表示或者具体行为参加到诚创公司与通达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中去。从权利义务的性质分析，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仅能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事人所能行使的请求权以及能够提出的抗辩权，应受法律关系的性质的限制。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合同当事人，仅能基于债务人的地位，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向债权人行使抗辩权。与此不同的是，基于保证之债的从属性，保证人既可以行使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抗辩权，也可以行使其自己作为保证人的身份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享有的抗辩权。在对于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除非有明确的例外规定，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应当作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本案中，有关郭××代表兴富公司实施的行为究竟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行为还是保证行为存在不同理解时，如果无法确认具有明确的共同承担债务或者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的，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的意思表示。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分析，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以公司名义签署的《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载明：“兴富公司自愿为通达公司所付4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全部利息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并承担共同还款人的还款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为至主债务本息还清”“如通达公司未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履行还款义务，兴富公司愿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上述内容，足以表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在通达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兴富公司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非诚创公司主张的兴富公司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至于兴富公司是否最终实际使用了案涉借款，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其为共同借款人还是保证人的依据或理由。本院综合前述分析，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原审法院根据债权人诚创公司的主张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
摘要2：（续）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前述规定，兴富公司为其股东通达公司提供担保应经兴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且通达公司应回避表决。但本案中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振以公司名义签订《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提供关联担保，未经上述法定程序。诚创公司在接受兴富公司出具的承诺或者与兴富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既未审核兴富公司股东会决议情况，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无需决议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因此债权人诚创公司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郭××作为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关联担保合同的行为并非偶发行为，本案及关联案件中均存在类似情形，表明兴富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故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亦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债权人诚创公司、担保人兴富公司对此均有过错，综合考量债权人和担保人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款项实际使用情况，兼顾当事人利益平衡，兴富公司应对债务人通达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司对外担保善意人认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中兴天恒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均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华融江西分公司虽主张，据中兴天恒公司2017年4月20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其净资产达4017403024.36元，其10%为401740302.44元，该金额足以覆盖案涉担保金额。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载明：“本规则下列用语含义如下：(十三)净资产：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金额。”故前述“净资产”概念为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在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华融江西分公司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兴天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显示，案涉担保发生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313251896.91元，案涉3亿元担保金额已经超过上述10%的比例，故应当进一步由中兴天恒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次，由于案涉《保证协议》未经适格机关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应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兴天恒公司主张，案涉担保数额由于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而中兴天恒公司并未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华融江西分公司仅审查董事会决议，未采取正确的审查方式，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在案涉担保为非关联担保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
摘要2：（续）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本案中，债权人华融江西分公司在订立《保证协议》时，对中兴天恒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且中兴天恒公司对该《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董事会决议》不仅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并声明担保金额和相关事项完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中兴天恒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显示，案涉担保数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应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上述《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对相关担保的决议机关规定属于约定限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并非基于其对外效力，故应以形式审查为限；且对外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并不能从相关公开文件中直接获取，需要债权人进一步计算得出，故不能以上述文件对外公开披露就认定本案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案涉担保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且要求债权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比例进行实质审查，或者对债务人董事会相关声明的真伪予以确认，亦增加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和交易成本。综上，本案中，华融江西分公司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协议》有效，并判令中兴天恒公司对案涉武汉绿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能否将原告庭后补交证据邮寄给被告进行质证？｜可以——对于华融江西分公司庭后提交的律师费转款凭证，原审法院亦邮寄给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未提交质证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转帐凭证和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相互印证的证据，对律师费予以认定，程序上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不计入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总额。……”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付出合理劳动的，有权向担保权人收取适当的报酬。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就上述报酬数额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方法确定，但报酬比例不得超出该条规定限制范围的10%。”本案中，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做出的《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管理人报酬的通知》载明，债务人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最终清偿的无担保财产价值总额为471598320元，管理人报酬计算为8535983.2元，即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是按照债务人最终清偿的无担保财产价值部分计算的，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未计入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中。本案甘肃重振公司起诉请求的报酬属于向担保权人主张的管理人报酬，在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程序及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甘肃重振公司向多个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抵押物的司法查封，并聘请留守人员对抵押物进行了管理维护，为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担保债权的实现付出了合理劳动，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甘肃重振公司有权向担保权人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收取适当的报酬。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陈述，甘肃重振公司为向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主张该部分管理人报酬，向本院提交了相应报告，本院组织了听证会对甘肃重振公司主张的管理人报酬进行协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计算方式，以东方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实现担保债权数额109879419.18元为基数，计算管理人报酬为491879元，对甘肃重振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