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工商登记信息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摘要2：【注解１】变更公司登记信息属于公司内部治理事项不可诉。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88号《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2020年度参考案例之六：王惠廷诉巴州赛瑞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曹某某请求变更公司登记案》裁判观点——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注解３】最新判例裁判观点：（１）法定代表人被免职但一直未予变更工商登记的，判决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２）公司股东并非办理或者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主体。——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4号《韦某某、新疆宝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民事再审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38号
【裁判摘要】增资决议未经登记公示不能作为要求股东担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办理登记，亦是将公司的信息予以公示，以便交易对手了解该公司的情况，以利于在交易过程中作出决策和判断。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在案涉借款形成之前，天瑞公司就增资问题已作出股东会决议，并修改了公司章程。但是，在案涉借款形成时，天瑞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2500万元。虽然敖××称其在向天瑞公司出借款项时了解到天瑞公司股东会已决议增资，并修改了公司章程，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即便是其确实了解到此情况，但因天瑞公司尚未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2亿元不是既成事实，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在天瑞公司尚未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敖××对于天瑞公司偿还能力的预期和评估仍然基于天瑞公司变更登记前的注册资本情况，并无不当。《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公司债权人基于对公司注册资本所体现的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与该公司进行交易时，所产生的商业风险的一种保护。虽然该条并未对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形成时间与股东出资义务的形成时间的先后进行区分规定，但对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还是应当基于该公司登记的、对外公示的信息，基于对公司未经登记、未披露的信息所作交易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更符合公平原则。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对于敖××向天瑞公司出借款项之后，天瑞公司的股东存在增资瑕疵的情形，敖××不能以此为由要求股东对公司欠付其的债务承担责任，并由此驳回敖××要求天瑞公司股东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对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应当基于公司登记的、对外公示的信息，基于对公司未经登记、未披露的信息所作交易产生的风险应当自行承担；（２）债权人无权根据未经工商登记公示的公司增资决议要求股东承担增值不实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申2号
【裁判摘要】法院按照受送达人法定地址邮寄送达，在已经接到邮递员电话通知有司法专递的情况下拒收司法专递邮件可以视为有效送达——法人的住所具有法律意义，我国实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制度，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效力。在当事人没有确定送达地址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基于法人登记信息进行送达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以司法专递方式向卓翔公司登记地寄送诉讼材料及传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冯某某的主观怀疑并不构成拒收司法专递的理由。电话通知并不是民事诉讼中送达的必经程序，原审法院在司法专递邮单上填写了冯某某的联系方式，邮递员电话通知了冯某某有司法专递，因此原审法院没有电话通知冯某某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原审法院以司法专递方式向卓翔公司登记地及冯某某的户籍所在地邮寄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冯某某在已经接到邮递员电话通知有司法专递的情况下，拒收司法专递邮件，可以视为有效送达，两申请人关于原审法院未经合法传唤即缺席审理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解读】（１）法人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效力，在当事人没有确定送达地址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基于法人登记信息进行送达具有法律效力。（２）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３）被送达人主观怀疑不构成拒收司法专递的理由。（４）原审法院在法院专递上填写了公司的登记地及法定代表人的户籍所在地，在已经接到邮递员电话通知有司法专递的情况下，拒收司法专递邮件可以视为有效送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209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存在瑕疵，二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已弥补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瑕疵，受送达人以此为由申请再审不应支持——2017年5月5日，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孙某某，一审法院将应送达天宝公司的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文书直接送达给王某某签收，而王某某并非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非天宝公司负责收件的人，因此，一审法院的该送达程序存在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在本案二审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文书依法邮寄到天宝公司登记住所地因无人签收被退回后，二审法院在人民法院报上对天宝公司进行公告送达，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因此，虽然一审法院向天宝公司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文书的程序存在瑕疵，但是二审法院送达二审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文书程序合法，已保障了天宝公司的诉讼权利。现天宝公司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本案，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0114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向莱芜中天公司主张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该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刘××已离职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任关系而产生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应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我国实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作为法定代表人必须是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能够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本案中，刘××与莱芜中天公司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并非莱芜中天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并没有形成由其成为“名实相符的法定代表人”的真实合意。根据莱芜中天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届满后未连选连任，在刘××已经离职且存在职工权益纠纷、已不具有再担任其法定代表人合意的情况下，足见莱芜中天公司并无自行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意愿，内部救济途径可以认定已经穷尽且无法成功。综上，刘××已不再具备担任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条件和资格，亦无继续担任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合意和义务。因此，莱芜中天公司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的义务主体，应涤除刘××作为其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尽快完成新任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及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因丁×系莱芜中天公司负责人，应当协助公司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关于刘××主张的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在丁×否认股权代持关系的情况下，涉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不符合诉的合并情形。经释明刘××坚持合并起诉的情况下，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既定案由前提下，对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本院不予一并审查，刘××可另行主张权利。．．．．．．判决：一、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涤除刘××作为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若逾期未变更，视为刘××不再担任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二、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办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三、驳回刘××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一、刘××不仅与莱芜中天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现在也已经离开莱芜中天公司，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2019)鲁0116民初5258号劳动争议案件中，莱芜中天公司亦自认“仅仅是法定代表人写的刘××的姓名”，故让刘××担任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背离了立法宗旨。二、刘××在莱芜中天公司的原职务为执行董事，从而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关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公司与董事之间为委托关系，根据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同意而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合同的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股东会有权解除刘××职务，刘××也有权解除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辞去执行董事职务，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判决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身份无误，本院应予维持。刘××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确认丁×系莱芜中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审判决丁×履行协助义务并无不妥。三、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职务后，莱芜中天公司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另行选任法定代表人，不能以此作为刘××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理由。
【解读】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3.判令丁×、莱芜中天公司以及山东中天公司协助刘××涤除其作为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38号
【裁判摘要】公司未依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投资方因此主张解除增资协议并返还增资款不涉及抽逃出资或者不按法定程序减资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问题——邬招远、宝威企业认为真金公司的出资款已转为占空比公司的法人财产，二审判决解除投资协议、返还投资款，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再审审查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真金公司增资占空比公司的2000万元尚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增资变更登记。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以及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并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案涉2000万元增资款尚未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该增资款对公司债权人尚未产生公示效力，公司债权人尚无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真金公司依约定条件解除案涉《增资协议》并请求返还投资款，并不涉及因抽逃出资或不按法定程序减资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民特803号
【裁判摘要】分支机构注销后分支机构签订的仲裁协议对总公司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案涉四份仲裁协议的签订主体为中交公司乾安分公司，该分公司为中交公司所设立、注销。该分支机构依法设立期间签订的仲裁协议应对其被注销后承继其权利义务的法人具有约束力。中交公司对案涉四份仲裁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此四份仲裁协议具有明确仲裁的意思表示、选定的仲裁机构以及仲裁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仲裁协议应具备的形式和实质要件，且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故均属于合法有效，并对中交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中交公司以其与松原江城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摘要１】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与詹××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注解】（1）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示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2）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显名股东股权的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２】股权代持关系并非买卖关系，不适用买卖执行异议规定——关于本案能否适用《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问题。．．．．．．而《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被执行人将需要登记过户的财产出卖给案外人的情形，买受人得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要件有四点：一是签订买卖合同，二是支付全部价款，三是实际占有财产，四是未经登记的过错不在于买受人。本案系代持股权引发的争议，并非买卖交易，不适用该条款，即使参照该条款的规定，王××将自有股份登记在詹志才名下的行为也不符合上述要件的第四项，即买受人对未经变更登记无过错。故本院对王××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超出申请再审期限增加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民事再审审查坚持事由审查的原则，王××在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所提出的事由仅为第二百条第六项，而其于2016年12月5日提出按照第十一项的事由申请再审，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本院不应予以审查。
【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不能提起股权确权之诉——此外，王××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第一项为请求确认其享有中汇公司10%的股权，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中汇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审理的法律关系亦非股权归属，在法律关系不同、诉讼当事人不同的情形下，二审法院仅在事实认定部分确认案涉1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而未在判决主文中对该诉讼请求予以确认或驳回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0101民初20205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法院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本案系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如在诉讼期间被告北京世纪天鼎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注销，会使判决难以执行，申请人张××提起的保全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禁止被申请人北京世纪天鼎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办理公司注销登记。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01民初2020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本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告公司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中“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200万元减少至1138.2万元人民币，其中减少张××全部实缴货币出资61.8万元人民币，取消张××股东资格”的内容无效，故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原告的股东身份便已恢复，被告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依据原无效决议所做的相关变更登记。现被告未履行申请撤销登记义务，已经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将其记入股东名册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应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1民监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京02行再6号
【裁判摘要１】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应当以行为作出时的依据为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民再64号民事判决书不是被诉通知书、被诉复议决定书作出当时的依据，不应作为审查被诉通知书、被诉复议决定书合法性的依据。依据查明的事实，世纪天鼎公司在申请变更登记时，系按照《公司登记条例》的规定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东城工商分局依法审查后，认为世纪天鼎公司提交的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依法作出被诉通知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市工商局在接到张××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裁判摘要２】关于张××提出的东城工商分局未尽实质审查义务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关于企业变更登记事项，未规定行政机关需对具备形式要件的材料进行实质审查。因此，东城工商分局在审查登记行为时，不具有实质审查义务，故对张××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同理，因行政机关在审查登记行为时只做形式审查，故行政机关无权审查股东与公司之间产生的纠纷，本案的审理范围亦不应涉及张××与世纪天鼎公司之间产生的民商事权利义务纠纷，张××是否为世纪天鼎公司的股东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被诉通知书、被诉复议决定书系合法的，并据此驳回张××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对张××提存出资款的行为予以定性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二审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298号
【裁判摘要】按照其认缴的出资享有并行使表决权的前提是出资未届履行期限——二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股权源于出资，在潍坊古韵公司未如期履行增资义务且经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多次催缴仍不履行的情况下，其不应享有该增资部分对应的股权，自然也不享有相应的表决权。．．．．．．另一方面，因解除潍坊古韵公司认缴增资股东资格，与潍坊古韵公司存在利害冲突，故完全按照半岛书院公司章程约定的“应由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履行，将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的立法意图形同虚设。故一审法院认定“山东大众报业与潍坊古韵公司实际出资分别为5100万元、490万元，实际出资比例为91.23%：8.77%，对诉争股东会决议实际上已经半岛书院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增资资格——再审法院认为：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为半岛书院有权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古韵公司的增资资格，不属于法律适用确有错误。．．．．．．《纪要》第7条针对的是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的表决权问题，而本案增资期限已经届满，故该条精神不适用于本案。最后，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行使应否受限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争议，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按照实际缴纳出资比例认定7.3决议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为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并不属于确有错误。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2966号
【解读１】山东大众报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东大众报业对半岛书院公司追加实缴的4410万元出资具有股东资格，并按照山东大众报业实缴出资比例确认山东大众报业持有半岛书院公司的股权比例为95.1%；2.判令半岛书院公司就山东大众报业追加支付的出资款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3.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根据股权及股东变更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4.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的比例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二、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案件受理费262300元，由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读３】2019年7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有两项：1、同意解除古韵公司认缴增资4410万元的股东资格；2、同意由山东报业公司向公司追加出资4410万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26号
【裁判摘要】股东虽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所涉股权转让违反了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对股权转让不予认可，受让方也未能提供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因此受让方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主张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分红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公司股东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才可以向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昌恒公司虽与平棉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平棉集团认可其将碧海公司11.76%的股权转让给了昌恒公司，但平棉集团向昌恒公司转让股权违反了碧海公司章程的约定，碧海公司对股权转让不予认可，昌恒公司也未提供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昌恒公司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主张碧海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分红款的理由不成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3号
【裁判摘要】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公司法系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设立，其在赋予股东权利的同时，亦对股东在公司运行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规制。本案系安胜公司债权人对安胜公司股东未履行股东清算义务所提起的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安胜公司经法院破产清算并不能免除公司法赋于安胜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债权人可以依据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安胜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2.关于黄××是否已履行清算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及时组织清算系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属作为义务，当义务人不作为时，其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黄××在安胜公司歇业后未及时组织清算，在破产清算审理过程中亦未向管理人提交财务账册，且在鹏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仍未提供公司财务账册，明显属于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导致安胜公司无法进行全面清算，其应当对安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是否掌握财务账册、对安胜公司财务账册灭失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其对公司债权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对黄××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股权转让后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系股权转让双方的义务，未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若有证据证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系受让人不予配合造成且出让人已经在合理期限内以起诉等方式要求受让人履行配合义务的除外。受让人是否系实际控制人此为该受让人是否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而非登记股东免责事由。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裁判摘要１】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苇禾保理公司与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主合同《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理商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本案中，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在江西省××××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苇禾保理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也在上述同一地址，直至2018年5月23日苇禾保理公司才将住所地变更为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9号博能中心1001-1002室。在变更地址前，上诉人深圳欣迪盟公司与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依法应由双方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时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住所地所在地新余市内人民法院管辖。又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本案，此时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仍为江西省××渝水区××号，之后当事人住所地的变更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因此，上诉人深圳苇禾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上诉提出本案系因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票据纠纷，但又未提交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权利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在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依据其与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主张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票据纠纷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将本案移送振兴电子公司所在地江苏省泰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99号
【裁判摘要】股权受让公司章程已经工商变更登记但股权未经工商变更登记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刘××１提交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报告记载，公司登记机关已经受理其与刘××２之间因案涉股权转让而修改公司章程的备案申请，并于2014年9月12日将备案信息公示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案外人或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有关诉争股权的审理和确认，应当按照工商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来进行判断。就本案而言，对于刘××１是否通过受让行为取得案涉股权的所有权并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重点应当审查在前案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查封诉争股权时，案涉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关工商档案中是否登记在刘××名下。现刘××所提交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虽然显示案涉股权于2014年6月6日发生变更，但未能体现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时案涉股权的权属状态。而刘××所举示的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闽01民初677号生效民事判决同样不足以支持其所提主张。因此，刘××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就案涉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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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债权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规则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要旨】（１）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不构成执行阻碍，仅是保护实际出资人的实际权益，确权结果也不能阻却执行。（２）隐名股东怠于变更股权工商登记，同时股权代持形成在先，债权人享有的动态利益优于隐名股东享有的静态利益，名义股东名下股权可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３）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第三人对股权工商登记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产生合理信赖，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故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黄某某、李某某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5号
【摘要】首先，关于投资权益显名化其实质是否是变相请求对处于查封状态下的案涉股权权属进行变更和处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而本案系因代持股权引发的纠纷，投资权益显名化的核心是确认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对已查封股权的处分和转移，仅仅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而保护实际出资人对案涉股权享有的实际权益。．．．．．．其次，．．．．．．黄××、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具有预知法律风险的能力，基于对风险的认知黄××、李××仍选择蜀川公司作为代持股权人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发生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其承担。．．．．．．且按照一般的商事裁判规则，动态利益和静态利益之间产生权利冲突时，原则上优先保护动态利益。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债权人皮×享有的利益是动态利益，而黄××、李××作为隐名股东享有的利益是静态利益。根据权利形成的先后时间，如果代为持股形成在先，则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债权人的权利应当更为优先地得到保护；如果债权形成在先，则没有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隐名股东的实际权利应当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
摘要2：（续）因案涉股权代持形成在先，诉争的名义股东蜀川公司名下的股权可被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权人皮涛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保护。．．．．．．另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其中“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本案中，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黄××、李××与蜀川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虽真实有效，但其仅在双方之间存在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关系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故皮×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
【注解】（１）《公司法》第３２条“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２）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并不是以股权未交易标的的相对人，不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隐名股东有权排除强制珍惜——本案中，根据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登记在吴××名下4663410股山鹰股份股票实际系由林××出资购买，且林××亦实际享受该股票分红，故该股票名义为吴××所有，但实际权利人应为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上述两条规定均源于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即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持交易安全。故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本案中，林××系案涉股票登记权利人吴××的金钱债权的执行人，并不是以案涉股票为交易标的的相对人。虽然林××申请再审称，其是基于对吴××持有案涉股票的信赖，才接受吴××提供担保。但林××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此外，上市公司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林××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山鹰股份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一审、二审判决林××对案涉股票享有能够排除林××申请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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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33号
【裁判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上述条款规定的纠纷类型大多关涉公司组织行为，存在与公司组织相关的多数利害关系人，涉及多数利害关系人的多项法律关系变动，且作出的判决往往具有对世效力。本案纠纷源于丝绸集团公司作为丝绸投资公司的股东，代表丝绸投资公司向庆鹏实业公司主张偿还借款本息，并由庆鹏化工公司、同源公司及郑××承担连带责任，性质上属于股东代表诉讼。该诉讼虽与公司有关，但并不涉及公司的组织变更和组织行为。因此，本案纠纷的性质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确定特殊地域管辖的案件性质不同，本案不适用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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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51号
【裁判摘要】公司未经清算即注销之后已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亦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不是适格的破产清算对象，不予受理破产申请——本案是原审法院执行部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经由申请人同意将执行案件材料移送该院审判部门所形成的申请破产清算案件。经原审法院查明，原审被申请人顺德市龙江镇集北美华乳胶手套厂已于1998年4月8日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发布）第三十八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司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的规定，顺德市龙江镇集北美华乳胶手套厂于注销之后已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亦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故原审法院认定顺德市龙江镇集北美华乳胶手套厂不是适格的破产清算对象并裁定不予受理佛山市自然空间环保产品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申请并无不当。至于顺德市龙江镇集北美华乳胶手套厂是否经合法清算后注销，并不影响法院对其民事主体资格的认定。上诉人佛山市自然空间环保产品有限公司关于顺德市龙江镇集北美华乳胶手套厂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故原审法院应当受理破产申请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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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79号
【裁判摘要】管理人代表公司向抽逃出资的股东追缴出资，股东仅以其为名义股东为由抗辩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不管其在本案中是名义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吴××抗辩其为名义股东无需承担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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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陕民二终字第00054号
【裁判摘要】适用《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调整的企业法人不存在“歇业”的情形即公司未被撤销、注销就视为合法存在——关于企业“歇业”，国务院1988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满六个月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经营活动满一年的，视同歇业，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收缴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开户银行。”1994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则不再有关于企业“歇业”的规定，由此可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调整的企业法人不存在“歇业”的情形，即公司未被撤销、注销，就视为合法存在。本案涉及的被执行人浩艺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调整，当然不存在“歇业”情形，双方当事人关于浩艺公司是否歇业的争议已无实际意义，被上诉人提供2012年度检验报告等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申请的鉴定也已没有必要。故各债权人针对浩艺公司申请执行的分配方案不符合《执行若干规定（试行）》96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上诉人要求依据该条规定按照债权比例参与分配浩艺公司执行案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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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481民初56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葛××系秒购网络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作为原告诉请任职公司变更登记，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葛××系秒购网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数月后担心因公司经营所带来的风险，且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秒购网络公司亦未向葛××发放薪资报酬，故要求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而秒购网络公司不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秒购网络公司登记在滕州市，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综上所述，葛××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本院依法应予受理。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后果由所任职公司承受。因此，法定代表人与所任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应当定性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辞去代理。本案中，作为受托人的葛××有权解除委托合同，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及与本案，葛××第一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其已不愿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秒购网络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葛××自2021年5月份即提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曾与股东赵×多次协商变更法定代表人未果，且多次至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业务均被告知无法办理，表明葛××主观上已无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意愿，亦表明秒购网络公司并无配合葛××办理变更法人登记的意愿。因秒购网络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葛××并非秒购网络公司股东，股东赵×不配合办理法人登记变更，葛××则无法通过公司自治途径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若人民法院驳回葛××的诉讼请求，则葛××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因此葛××要求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由谁担任，应当由秒购网络公司决定，葛××无权干涉。因此，葛××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将法定代表人由葛××变更登记为赵×，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秒购网络公司为一人公司，赵×为唯一股东，因此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葛××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赵×有义务办理。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3民终4623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但是，国奥乡村公司两股东失去人合的基础，无法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周×不能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完成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涤除。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周×的起诉,则周×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故,周×对国奥乡村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具有诉的利益,该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裁判摘要２】首先，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债权人有信赖利益，法定代表人的涤除，既要平衡各方利益，也要有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其次，国奥乡村公司已被法院判令解散不再经营，缺乏因经营管理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必要性。．．．．．．因此，综合各方权益，现阶段涤除周×法定代表人身份依据不足，亦不利于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其三，法定代表人的涤除，还应考量是否存在其他救济途径。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清算组后，法定代表人的相应职权由清算组行使。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注销公司登记，公司终止，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自然涤除。周×可以通过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等程序实现其权利救济，现阶段不属于必须由法院判决涤除方能获得救济的情形。因此，周×关于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
摘要2：
摘要1：案例一 国有独资企业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应当适用一人公司的有关规定——丁公司与甲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二 在公司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债务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时，股东的出资义务应加速到期——张某与陈某、冯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例三 出资不实的股东不能以其对公司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丙公司与严某甲、严某乙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例四 董事辞职虽致公司董事低于法定人数，但在公司不正常经营情况下，辞职发生法律效力——单某与甲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例五 未征得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作出的不同比减资决议不成立——夏某乙与丙公司、狄某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例六 股东因抽逃出资被股东会决议除名的，在该除名决议未被否定效力前，不具有提起知情权诉讼的资格——汪某与甲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案例七 即使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股东在竭尽内部救济程序后，仍有权提起代表诉讼——徐某甲与徐某乙等租赁合同纠纷案；案例八 未实际参与经营且无实质性关联的挂名股东，在公司运转陷入僵局时，有权申请涤除其法定代表人身份——徐某与甲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例九 即使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名义股东，也不当然免除其作为一人股东财产独立的举证责任——姚某与甲公司、赵某、丁某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十 认缴制下不当减资，满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条件时，减资股东应在减资前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甲公司与薛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再432号
【裁判摘要１】转让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认缴增资股权不承担出资加速责任——１.2015年7月2日，邱××１、邱××２作为景星公司的股东决定将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增加的800万元注册资本为认缴，认缴期限至2065年6月30日。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邱××１与邱××２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期限届满前未缴纳全部出资的行为，不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2.2016年2月4日，邱××１将其股权转让给黄××，邱××２将其股权转让给李××。虽然根据（2017）粤06民终391号判决认定景星公司应当向佛山物业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且在执行该判决过程中出现景星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但该判决作出时间是2017年5月4日，在邱××１与邱××２转让涉案股权之后。因此，在邱××１与邱××２转让景星公司股权时，尚未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出现了破产、解散等股东出资应当加速到期的情形。故邱××１与邱××２转让景星公司股权的行为在形式与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未有证据证明该转让行为影响了景星公司对外承责能力。故对佛山物业公司请求邱××１、邱××２对景星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二审法院未予支持，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减资尚未到期认缴出资应当承担违规减资补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是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判断公司的财产责任能力的依据。虽然我国公司法在2013年修改时将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但这并非是对资本确定原则的否定，而是对资本确定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我国公司法仍然坚持资本不变原则，公司不得违反法定条件与程序而随意增减资本，包括未届认缴期限的出资。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不当减资后对不当减资不知情的股权股权受让人不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由瑕疵出资股权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受让人对瑕疵出资的情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根据本案案情，2016年9月26日，黄××与李××将景星公司股权转让给李××１、廖××，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此时距黄××与李××于2016年3月25日不当减资已逾数月。且佛山物业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李××１、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前述不当减资情形，故佛山物业公司请求李××１与廖××就景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监事不承担协助抽逃出资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抽逃出资责任的规定，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抽逃出资股东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因此，张××作为景星公司监事，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应当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佛山物业公司关于张燕玲承担责任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
【裁判摘要】公司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公信效力，转让股权未变更工商登记无论受让方是否支付对价均不得对抗债权人强制执行——《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的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工商登记表现的权利外观应作为认定股权权属的依据。本案中，2016年8月10日，贵州雨田公司与付×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付×代贵州雨田公司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的股权。雨田投资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付×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贵州雨田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两组证据，证明其与付×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贵州雨田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安排支付了对价。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仅能证明贵州雨田公司与付×之间进行了股权转让，但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和案涉《代持股协议书》均仅在协议签订双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在诉争股权仍然登记在付×名下的情形下，逸彭企业作为申请执行人有理由相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是真实的。因此，不论贵州雨田公司是否支付对价，均不能以其与付重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
摘要2：
摘要1：解读：股权作为被执行财产时，《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１条规定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是指股权所在公司的住所地（即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公司登记的住所地）。
【注解】被执行的财产为股权或者股份的——该股权或者股份的发行公司住所地为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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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法院冻结属于被执行人的股权的形式判断标识分为——（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外部登记和内部登记均可以作为股权冻结的形式判断标识；（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内部登记作为股权冻结的形式判断标识。
摘要2：【注解１】执行程序中判断财产是否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应当遵循“形式判断”与“外观主义”（与真实权利状态高度盖然的外观标识判断财产权属）。
【注解２】对股权进行财产调查途径：（１）国家企业信息公式系统查询；（２）公司登记机关查询；（３）法院要求公司提供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财务状况等相关资料；（４）向依法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查询股权登记托管信息；（５）其他财产调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