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在本院审查过程中，文××与梅××、张××于2020年6月1日就本案二审判决执行事宜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据此作出(2020)川1703执恢50号结案通知书，确认该院执行的(2019)川民终519号民事判决书已执行完毕，现已结案。经审查，张××于2020年4月17日向本院申请再审，又于2020年6月1日与被申请人文××、梅××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该协议并未约定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内容。本院认为，上述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二条“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的规定，应当依法终结再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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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依据院长发现程序提起再审案件只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错误情形，反之就不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９８的规定提起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的规定提起再审。”可见，依据院长发现程序提起再审案件只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错误情形，反之就不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的规定提起再审。否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将失去意义，成为摆设。本案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原审判决也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错误情形。总之，刘××的再审申请不仅过了法定期限，同时也不不符合依院长发现程序启动再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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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东资格确认是否可以适用调解确认？｜股东资格确认可以适用调解——公司是基于股东间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而设立的法人性质的经济组织，股东投资入股、股份的转让、股权的确认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在对关于股东身份及股权转让、股份确认纠纷审理过程中，组织当事人参与调解，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确认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符合民事诉讼自愿和处分原则。法人内部身份关系的确认不同于自然人，自然人的身份关系来源于自然繁衍和法律规定，法人内部身份关系则主要来自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原审调解结案，根据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确认股东身份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为原调解书运用调解方式确认股东身份属法律适用不当的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本案原审第三人罗××因刑事犯罪，被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已经生效。本案一审原民事调解过程中，在未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查，而认定杨晓雷持有晨鑫公司2%的股权，可能导致国家对没收财产的减少，损害国家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提起再审。”，一审法院据此启动再审程序，对民事调解案件进入再审，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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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抗诉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进行，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成立，但再审请求成立的，法院可以依法支持该再审请求——基于此，处理本案李××与蔡××等7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以《合伙合同书》以及双方认可的相关内部协议为依据，不应适用抗诉机关所引用的合伙企业法，一、二审对此适用法律亦属不当，应一并纠正。《合伙合同书》为李××与蔡××等全体协议合伙人所签订，并加盖有更生五矿印章；李××的出资款由更生五矿收取，投入生产经营。若更生五矿应向李××返还相应出资款，蔡××等其他协议合伙人作为《合伙合同书》的合同相对方，且均在处理李××退伙问题的会议纪要中签字同意，故应当对出资款的返还负有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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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判决作出后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判决书中就与本案原审判决所涉同一事实作出不一致认定的，原审当事人可以另案判决书作为“新的证据”申请再审——关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9民终573号民事判决及(2018)粤09民终583号民事判决均认定李××与卢×之间的9660000元借款并没有真实发生,该两份民事判决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是否属于本案新的证据的问题。．．．．．．本案中，债权人吕×欲代位行使债务人李××对次债务人卢×的债权，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吕×应当对债务人李××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债务人李××亦应当对次债务人卢×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也就是说，债务人李××对次债务人卢×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是债权人吕×行使代位权的前提之一，如果债务人李××对次债务人卢×的债权并未真实发生，则次债权并不成立，此等情形，债权人吕×就无权在本案中行使代位权。而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9民终573号民事判决及(2018)粤09民终583号民事判决均认定李××与卢×之间的9660000元借款并没有真实发生，且根据再审查明的情况，本案涉及的卢×与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两份民事判决涉及的卢×与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同一事实，因此，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再审申请人卢×提供的该两份民事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定上述两份民事判决属于新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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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相关判决与本案相互为证不属于申请再审“新的证据”——陈××、唐×、何××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四川省高院（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不属于民事诉讼申请再审新证据。理由如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之规定，民事申请再审新证据应当是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或者发现的证据，对在原审庭审后新形成的证据，应当与原判具有不可分性。因四川省高院（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书系韦×与黎×保证合同纠纷案，该案事实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且其审理查明以及认定案件事实的侧重点亦与本案一审审理的事实不同。2.从证据形成的时间看，（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书系由四川省高院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而本案一审判决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并已于2018年7月5日发生法律效力。3.从法律逻辑上看，本案一审判决书作为四川省高院（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的依据之一，其不能反向再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4.关于裁判统一的问题，首先，裁判统一，是指对同时期审理的案件，裁判方式、适用法律等应保持一致；其次，生效判决对类案裁判的指导应是针对待决案件而言。因此，四川省高院（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推翻生效在先且争议焦点完全不同的本案一审判决的民事再审新证据。综上，陈××、唐×、何××提交的证据因不属于民事再审新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陈××、唐×、何××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再审新证据实质要件应为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形式要件则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或者即便证据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但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２）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区分了“新的证据”和“新的事实”：“新的证据”属于再审事由，而“新的事实”不属于再审事由，当事人可基于“新的事实”另诉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对于符合前款规定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再审申请人说明其逾期提供该证据的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和本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依据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中规定的再审新证据，其实质要件应为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形式要件则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或者即便证据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但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可见，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区分了“新的证据”和“新的事实”。“新的证据”属于再审事由，而“新的事实”不属于再审事由，当事人可基于“新的事实”另诉主张权利。本案中，浩盈公司举示的齐齐哈尔中院（2018）黑02民初15-2号生效民事裁定,系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新形成的程序性法律文书，不属于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其内容是解除财产查封，两万吨废钢的查封被解除属于二审判决作出后新发生的事实，该事实不能推翻两万吨废钢曾被法院查封的事实，本案二审判决依据当时两万吨废钢的查封事实作出的判决，并不构成错误，故齐齐哈尔中院（2018）黑02民初15-2号生效民事裁定不属于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再审新证据，不能据此对本案二审判决启动再审。
摘要2：（续）鉴于齐齐哈尔中院（2018）黑02民初15-2号生效民事裁定已解除对案涉两万吨废钢的查封，浩盈公司处置两万吨废钢的障碍消失，该公司可依据这一新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请求北满特钢公司协助其运离该两万吨废钢。
【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黑民终193号
【解读１】】浩盈钢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北钢破产管理人排除妨碍，对位于浩盈钢铁公司厂区内约三万吨废钢，协助其在两个月内出售、运离；二、本案诉讼费由北钢破产管理人承担。浩盈钢铁公司于一审庭审时撤回关于协助其在两个月内出售案涉废钢的诉讼请求。
【解读２】一审判决北钢破产管理人协助浩盈钢铁公司二个月内将其存放在北钢公司厂区内的三万吨废钢运离。
【解读３】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北钢公司履行为浩盈钢铁公司办理出门手续的协助义务并无不当。．．．．．．因北钢公司上诉期间，齐市中院在建龙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诉浩盈钢铁公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18）黑02民初15号民事裁定，对案涉钢材中的二万吨予以查封，并确定查封期间未经该院允许，不得有私自变卖、抵押、转让等转移产权及设定他项权利的行为，故浩盈钢铁公司无权主张北钢破产管理人为其办理该二万吨钢材的出门手续。二审判决：一、变更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2民初63号民事判决主文为：东北××集团北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协助东北××集团齐齐哈尔××钢铁有限公司二个月内将其存放在东北××集团北满×××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的一万吨废钢运离；二、驳回东北××集团齐齐哈尔××钢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裁判要旨】判决发生之后新发生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是新的事实，不是新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审判决存在错误。记载上述新事实的法律文书，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不能据此申请再审，但当事人可依据新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裁判摘要】（１）构成再审新的证据拟证明的待证事实均应当发生在原审庭审结束前，最迟也应当发生在原审判决下发前，而不是发生在原审判决生效后，甚至执行过程中；（２）交通事故受害人在判决生效后死亡是发生了新的事实而不是出现了新的证据，不能依据新发生的事实来推翻原审判决，以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确定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新的证据是指：⑴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⑵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⑶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本案中，王××所举霍××死亡殡葬证明明显不符合上述情形；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又规定了一种新证据情形，即：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根据此条规定认为本案应当再审。本院认为，无论是原审庭审前形成的证据还是原审庭审后形成的证据，该证据拟证明的待证事实均应当发生在原审庭审结束前，最迟也应当发生在原审判决下发前，而不是发生在原审判决生效后，甚至执行过程中。因此，霍××的死亡是发生了新的事实，而不是出现了新的证据，不能依据新发生的事实来推翻原审判决，以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确定力。
摘要2：【案号】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黑0781民初12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判决作出之后民事主体协商实施了的新的法律行为产生的新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本案中，王××提供的还款协议、传真等证据在原审过程中尚不存在，系在原审判决作出之后形成。原审判决作出之后，民事主体协商实施了的新的法律行为，形成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实施新的法律行为产生的新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的证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以新证据申请再审应当自行收集，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新证据不予准许——安全公司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本院向沙河市公安局调取被申请人葛××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本院认为，再审审查程序中，当事人以新证据事由申请再审的，应当自行收集新证据。人民法院仅依据其提交的新证据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再审的结论。安全公司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新证据，本院不予准许。因原一、二审审理期间，安全公司并未书面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现安全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在再审申请中未主张以《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７条第５项情形申请再审而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予准许——唐××在其《再审申请书》中并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为据提出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因此，人民法院在再审审查阶段应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不应代替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而且，案涉款项是否为借款对证明本案基本事实无意义，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故本院对唐××关于向其开具调查令以便其调取另案卷宗材料的申请，不予准许。唐××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再审“新”证据目录》等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唐××不仅未说明逾期提交证据的理由，且前述证据材料亦无法证明原判决的裁判结果错误，故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３８６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再审审查阶段应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不应代替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成××公司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以及证据材料“北京市中信公证处（2020）京中信内民证字04773号公证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再审审查阶段应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不应代替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而成××公司在其《再审申请书》中亦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为据提出主张，故本院对成××公司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一直回避人民法院的送达行为，拒不参加案件前序普通审判程序，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再以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亦不具有再审利益——关于张××提交新的证据是否可以启动再审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项关于“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规定中所指新的证据，是指相对于再审申请人在一审及二审诉讼中已经提交过的证据而言另行提交的不同的新证据，其隐含的前提是再审申请人应当在一审及二审普通诉讼程序中已经诚实信用地行使了民事诉讼法律赋予其积极主动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民事诉讼权利，这实际上也是当事人应当履行的民事诉讼义务。由于张××一直回避人民法院的送达行为，拒不参加本案前序普通审判程序，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再以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亦不具有再审利益，并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保护当事人应有诉讼权利的范围。另外，从其所提交所谓新的证据中，并未发现可证实与本案有关联的直接且明确的事实，亦未达到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证明标准，故其此项申请理由因无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未参加前序普通程序审判，再审中提交新证据且未说明逾期提交新证据的理由，法院采纳新证据裁定再审，将对当事人依法予以训诫、罚款——捷顺公司申请再审并没有对其逾期提交新证据说明具有客观原因和合法理由。防止权利滥用，督促、鼓励当事人尽量在一审、二审期间积极充分地行使举证等诉讼权利，是我国现行民事法律的出发点和依规。审判监督程序设置的目的，在于救济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严重背离社会公平正义的错误裁判，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高昂的司法成本以及日益紧张、捉襟见肘的诉讼资源。生效裁判作出后，对于当事人因自身主观原因没有在原审提交证据的，应依法予以必要的惩戒，否则将变相纵容乃至鼓励当事人违反诉讼诚信、滥用诉讼权利，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本案中，捷顺公司在一审、二审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其理应知道不出庭参加诉讼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而放任这种不利后果发生。对此行为，捷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依照前述规定，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可对捷顺公司的上述行为予以训诫、罚款。
摘要2：【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2021）鄂01司惩复1号——最终罚款6万元。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系经本院二审作出（2009）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后，经当事人申请本院裁定进入再审，本院作出（2017）粤13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再审发回重审，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7）粤1302民初1173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二审作出（2019）粤13民终2949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人潘××对（2019）粤13民终2949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2019）粤13民终2949号是经再审程序处理的再审判决，再审申请人潘××对再审判决（2019）粤13民终2949号提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再审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四方支行提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且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其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故应当认定为新证据，吉通公司该抗辩不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再审申请人二审判决作出后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能提交证据证明该证人在原审中存在无法作证的客观原因不属于申请再审新的证据——申请人提交的修××的证人证言于二审判决作出后出具，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原审中修××存在客观原因无法作证，因而亦不符合上述法定情形，不属于申请再审新的证据。
摘要2：
摘要1：——延迟履行是否导致根本违约的判断
【裁判要旨】在拆迁安置类行政协议中，行政协议的目的在于老旧城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以提升城乡整体环境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居住条件。协议履行过程中，只有在一方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根本违约时，另一方才享有解除权。行政相对人以延迟履行为由请求解除行政协议的，首先要看协议有没有就履行时间进行约定，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延迟履行是否导致根本违约进行实质性判断。
【案号】一审：（2020）豫7101行初1201号；二审：（2019）行终143号；申请再审：（2020）最高法行申15143号；再审：（2021）行再20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国用土地出让合同日千分之一违约金能否调整？｜法院不宜依职权调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1‰／日违约金标准——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变更协议》约定的日千分之一违约金是否应予调整。．．．．．．本案违约金所涉欠款既是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也是龙泉驿区规划局贯彻中央行政机关的行政意志，事关公共利益，人民法院应当谨慎调整行使违约金的裁量权。虽然《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违约金过高时,人民法院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但是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带有一定的行政因素，相较于普通的民事合同具有其特殊性。况且，违约金兼具损失填补功能和惩罚功能，是否调整违约金还应考量具体合同类型及对方当事人的履行情况。《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第七条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均明确规定，在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按土地出让合同、划拨用地批准文件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应当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上述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土地出让合同违约金标准的规定,系针对国有土地交易市场做出的政策性规定,其目的不仅在于弥补损失,更在于通过发挥违约金的惩罚性功能加强土地市场调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证国家及时取得土地收益并投入国家建设。故上述规定体现在土地出让合同中,不属于双方能够任意协商达成的条款,在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原则上不宜以私法判决的方式否定其效力,亦不宜依职权作出相应调整。本案中，承基公司作为房地产公司在签订《变更协议》时应对协议内容有明确清晰的认知，一旦签署，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同时龙泉驿区规划局已依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土地出让义务。因此,对《变更协议》中违约金条款的约定,除非有充足且正当理由,一般不应予以调整。．．．．．． 综上所述，承基公司主张调减违约金事由不能成立，龙泉驿区规划局不存在违约，其主张按照每日1‰支付违约金的请求，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没有具体提出涉及鉴定结论的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人出庭予以说明，虽然鉴定人未出庭作证，但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在一审中，双方在质证环节及庭审中对于《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及鉴定意见本身均进行了质证。建信公司并未对相关施工图纸提出异议，而是提出了鉴定意见依据的《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未实际履行，以及鉴定价格高于唐达公司承揽工程时提交的预算金额等意见。并没有具体提出涉及鉴定结论的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人出庭予以说明，因此虽然鉴定人未出庭作证，但对建信公司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二审中建信公司就该图纸未经质证提出异议，二审法院也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亦对建信公司的诉讼权利予以了保障。因此，建信公司主张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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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单方委托鉴定意见不能作为申请再审新证据｜当事人在原审中经法院释明后未申请鉴定，而在民事判决书生效之后单方委托鉴定机关作出的“鉴定意见”，其证明力显然不能等同于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鉴定意见，且送检的样本并未经对方质证，该“鉴定意见”并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昆锦司[2020]文鉴字第E2号《印文鉴定意见书》是横山煤矿2019年12月20日自行委托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而形成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的鉴定意见限于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委托而形成。本案中，横山煤矿在一、二审中，经法院释明后未对《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而在二审之后自行委托有关机构对《保证合同》上的印章进行鉴定，表明《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宣威市乐丰乡横山煤矿”印文与样本印文并非同一枚印章所盖形成。但单方委托形成的“鉴定意见”其证明力显然不能等同于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鉴定意见，且送检的样本并未经对方质证。据此，该“鉴定意见”并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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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原判对于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将有偿委托合同认定为无偿委托合同），且原审人民法院未对部分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应予再审——工行宜宾分行、中远物流公司及案外人聚长久公司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中远物流公司负责监管质物，而因质物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聚长久公司承担。该合同为有偿委托合同，不因工行宜宾分行未直接承担给付监管费的义务，而改变合同的性质，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为无偿委托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由于法律对于有偿委托、无偿委托中受托人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举证责任划分完全不同。原判对案涉合同性质的错误认定亦直接影响对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再审庭审情况，双方对于事实认定的争议焦点在于2013年11月7日后最低质物数量及处置情况，上述事实直接影响到是否存在保管物毁损的事实认定，但原判对于上述基本事实并未进行审理和认定。综上，因原判对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且原审人民法院未对部分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故将本案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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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能够存在的情形不属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２）人民法院确信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 “具有高度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原审判决认为阳江市国土局所举证据不够充分，并认定其主张本案挂牌出让竞买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不存在，属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能够存在的情形，而不属于前引规定所要求的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人民法院确信本案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前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具有高度可能性”。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43号
【摘要１】挂牌出让不适用《拍卖法》——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确认并经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使用权出让交易是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实施的。挂牌出让土地使用权交易作为一种特定的民事行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规定执行并受合同法的规制。虽然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与拍卖出让两种方式在部分操作程序上有相近之处，但却在交易的主体资格、竞买人人数要求、竞报价方式、成交条件等方面存有重大差异；而拍卖法约束和规范的只是拍卖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条明确规定，该法只适用于由拍卖企业所组织实施的拍卖行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实践中，不但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行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而且对于不属于拍卖企业的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土地使用权拍卖行为，亦明确强调不适用该法。本案中，《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基于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而非拍卖出让行为而签署，并且其组织实施的主体是当地土地管理部门设立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机构，该机构属于专门的事业单位而非拍卖企业，故对于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行为，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
摘要2：（续）对于本案当事人因该项挂牌出让活动所签署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认定。原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确认上述成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２】（１）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按件收费；（２）有过错的胜诉方应当承担案件受理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财产案件的受理费按照诉讼请求的金额或价额交纳，“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本案中，阳江国土局的诉讼请求虽然包括双方相互返还财产的内容，但是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所争议的以及一、二审法院审理的只是案涉《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并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经阐明相关财产争议问题需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故对于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应按照非财产案件受理费的收费标准收取。关于诉讼费用的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之所以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是基于败诉方对于纠纷的产生和诉讼的形成负有过错这一一般情况。．．．．．．据此应当认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以及本案诉讼，完全是由于练达公司的上述不当行为所引发，阳江国土局并无过错。所以，尽管本院认为认定练达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的证据不足，对该公司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练达公司对于引发本案争议和诉讼所负有的责任。故而，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案件受理费，理应由练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阳江市练达×××××公司承担。
摘要1：【裁判摘要】交通事故受害人在二审期间死亡，法院未围绕查明的新事实审理和裁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本案争议焦点是：因案涉交通事故致残的受害人叶××在二审诉讼中死亡，二审法院是否应当围绕该项事实进行审理和裁判。根据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围绕当事人再审请求，综合评判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基本事实是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本案中，因案涉交通事故致残的受害人叶××在二审诉讼过程中死亡，直接导致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发生变化，并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叶××死亡这一事实属于二审中出现的新的基本事实。其次，虽然同一侵权行为可能导致多个损害结果发生，但因本案系因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从法律对同一侵权案件的评价及从同一被侵权人的生命健康角度而言，死亡与残疾的损害结果无法同时存在。一审中，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的直接损害后果为叶××构成一级伤残，故一审法院按照案涉交通事故导致叶××伤残的后果进行审理并无不当。但因在本案二审审理中，生效判决作出前，出现了叶××死亡这一新的要件事实，导致一审判决认定的损害后果发生了变化，二审法院应当围绕该项新的要件事实进行审理并据此作出相应处理，但二审法院既未对叶××死亡的损害后果进行审理，也未向当事人进行释明，而是继续围绕叶××伤残的损害后果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其认定的损害事实与客观存在的事实显然不符。 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规定，因二审判决已就交通事故导致叶××的损害后果进行了裁判，故叶××的继承人也无法以叶××死亡为由再提起侵权之诉，客观上也导致叶××继承人的权利无法通过另行诉讼获得救济。综上所述，因本案二审未就可能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要件事实进行审理，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清。同时因该项新的事实系二审出现，一审法院客观上也未对该事实进行审理，再审若直接改判则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摘要2：【案号】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渝0231民初649号；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渝03民终1211号
摘要1：——保证责任不因借款期间保证人死亡而消灭
【裁判要旨】借款期间保证人死亡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可以要求保证人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案号】一审：（2013）湖民初字第1954号；二审：（2013）厦终字第2963号；再审：（2014）闽民申字第1475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在讼争债务履行期未届满时去世，保证人的继承人依法应在遗产范围内承担相应连带保证责任——2010年5月31日，被申请人农商行马垅支行与原审被告陈××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双方约定陈××向农商行马垅支行贷款80万元，同日被申请人农商行马垅支行又与林某、被申请人陈××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林某、陈××为陈××上述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均合法有效。农商行马垅支行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生效当日即已发放贷款80万元给予陈××，至此，林某和陈××的连带保证责任即产生。虽然林某在讼争债务履行期未届满时去世，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再审申请人江××、林××１、林××２、陈××作为林某的继承人，依法也应在林某的遗产范围内承担相应连带保证责任，即应承担讼争债务的相应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对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的裁定，当事人以“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再审法院应当对案件是否符合移送公安机关的条件进行审查——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规定的情形。．．．．．．由此可见，案涉《协议》的签订是基于“云×惠”运作的商业模式和规则，本案纠纷的产生极可能是“云×惠”传销模式运作的结果。据此，鉴于“云×惠”因涉嫌传销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也为此发布通告，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及的积分乐享金可能与“云×惠”传销活动存在关联为由，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黄×的起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无不当，二审法院裁定予以维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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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对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的裁定，当事人以“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再审法院应当对案件是否符合移送公安机关的条件进行审查——因亿米公司的行为涉嫌经济犯罪，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李××的起诉并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并无不当。李××璐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属民商事案件予以受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生效判决仍可再审撤销原审判决、移送公安及驳回起诉——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再5号民事判决及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654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的起诉；三、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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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查明”部分未对争议事实予以认定，径行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定，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事由——黄××是否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事实，是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和本案裁判的重要依据,但通观一审判决和原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未看到载明任何有关付款事实的内容。一审判决第10页至第15页的“经审理查明”的所有内容,没有体现黄××付款的事实；原判决第24页至第25页“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部分，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虽然在“本院另查明”中通过载明“黄××在原审时提供了如下证据：1、……”的方式，描述了黄××一审时提交了《财务凭证》《确认书》及《说明》等有关付款证据的名称及其拟证明的事项，但并未从“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的角度对上述当事人提交证据的采信情况作出认定。原判决在未查明黄××付款事实的情况下，径行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黄××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以此下判，明显不当。另，原判决在“另查明”中列举的有关付款的《财务凭证》《确认书》及《说明》等证据能否充分证明黄××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事实，有待进一步查证。……上述转账凭证如何证明相关款项系支付的案涉合同项下转让款，亦需审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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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事诉讼法对调解书进行再审的前提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调解违背自愿原则，另一个是违反法律规定；（２）以主体不适格为由撤销原一审调解书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关于本案调解书是否存在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本案是否属于法律规定调解书应予再审的情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即民事诉讼法对调解书进行再审的前提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调解违背自愿原则，另一个是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原再审后的处理结果实质上是否认了辽宁科技馆商场主体资格。而辽宁科技馆商场主体资格是否合适的问题，在原一审2003年10月28日中国银行沈河支行起诉时，起诉所列被告主体是辽宁科技宾馆商场，被告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落款是辽宁科技宾馆商场盖章，上载明马××是辽宁科技馆商场任经理，是法定代表人，盖章与证明的主体存在不一致。在一审审理中既有辽宁科技宾馆商场相关证照，又有辽宁科技馆商场的相关证照。在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确定的主体是辽宁科技馆商场，中国银行沈河支行代理人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字，最后的调解书列明的主体亦是辽宁科技馆商场。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应当遵从原告的意愿且与原告具有法律关系，根据以上情况，中国银行沈河支行对被告的主体情况应当知晓，中国银行沈河支行在调解协议书签字应当视为对被告辽宁科技馆商场主体身份的认可，且从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看，辽宁科技宾馆商场与辽宁科技馆商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本案不能得出辽宁科技馆商场与中国银行沈河支行不具有利害关系，从而不具备起诉条件的结论。从调解书进入再审的条件看，本案并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违反调解自愿原则和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以主体不适格为由撤销原一审调解书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综上，原一审调解书并未违反调解自愿原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由于辽宁科技馆商场与辽宁科技宾馆商场存在主体混同，实际为一个主体，且调解书载明的主体双方签字时均认可，原调解书确定的内容符合客观基本事实。因此原再审以辽宁科技馆商场主体不适格为由撤销原调解书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均存在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