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摘要】李某为台酱公司的股东、高管，在台酱公司授权其对外采购白酒的情况下，与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盛世金酱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使盛世金酱公司从中赚取一定的利润，损害了台酱公司的利益，应向台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台酱公司、李某均认可其中的差价为95568 元，因此，李某应向台酱公司赔偿95568元。另，损害台酱公司利益的为其股东、高管李某，并非盛世金酱公司，且盛世金酱公司与台酱公司《购销合同》中的白酒已经交付，台酱公司也已将案涉白酒交付其相对方，各方之间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并且台酱公司诉请赔偿损失也是基于在合同履行完毕的情况下的损失，台酱公司诉请撤销合同及要求盛世金酱公司返还货款差价没有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华尔公司与化建公司达成回购协议，化建公司已于2017年8月16日向华尔公司支付回购款171.89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化建公司回购华尔公司对其债权，使债权债务同归于化建公司，从而终止了华尔公司与化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华尔公司对化建公司的案涉债权由此消灭，嘉泰公司与加州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转让的标的（债权）已不存在，故该协议在事实上也履行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债务，当事人不得要求强制履行。加州公司要求华尔公司、嘉泰公司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黑民终546号
【摘要】华尔公司取得案涉债权后，因其欠付嘉泰公司工程款，华尔公司与嘉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补充协议》，根据该两份协议内容，能够看出华尔公司与嘉泰公司的真实意思是由嘉泰公司对案涉债权进行清收，以清收回的债权金额抵偿华尔公司欠付嘉泰公司的工程款，清收金额少于20万元的差额部分，华尔公司予以补齐，清收金额超出20万元部分归华尔公司所有。因此，双方虽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并未履行债权转让后合同义务，故嘉泰公司并未实际受让取得案涉债权。后嘉泰公司与加州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嘉泰公司以30万元价格将该债权转让给加州公司。因嘉泰公司不享有案涉债权的实际所有权，加州公司亦无法通过本次受让行为取得案涉债权的所有权，故加州公司、嘉泰公司与华尔公司经协商，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另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加州公司再向华尔公司支付80万元对价。合同签订后，华尔公司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加州公司依据与华尔公司的转让协议向法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通过以上事实，能够认定加州公司系从华尔公司受让案涉债权，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已变更了之前加州公司与嘉泰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对此，加州公司在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另案诉讼中亦认可其替华尔公司偿还嘉泰公司工程款，解除其与嘉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加州公司取得案涉债权。加州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虽否认其之前的主张，但并未提出充分合理的理由。故应当认定加州公司与嘉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已经协商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加州公司应向嘉泰公司主张返还30万元转让款，其要求嘉泰公司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名为债权转让、实为委托清收，非善意的债权再转让不保护——债权人虽与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协议目的是由受让人负责清收债权的，该受让人实际上并未取得债权。若第三人在对此事实明知的情况下仍与受让人签订债权受让协议，后因债权出现消灭情形，该第三人则无权要求受托清收人履行债权买受协议义务。
摘要1：【裁判摘要】房屋过户第二天收到征收公告卖家能否主张情势变原则反悔不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上诉人起诉认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诉争房屋的拆迁事宜应提前知晓，却对上诉人故意隐瞒，要求依照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但根据一审中的证据，诉争房屋在2021年5月25日之前即有较长时间流传即将拆迁的消息，上诉人对诉争房屋可能面临拆迁应有一定的预见性，上诉人对于2021年5月24日办理网签及过户手续也无任何异议，且上诉人已收到了合同约定的全额购房款，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因此，本案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又上诉认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规避限购政策、通过代持投机性购房进行恶意炒房赚钱，但上诉人对此事实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该主张也非解除合同的法定理由。
摘要2：【解读】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于2021年5月20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中介合同》、原告与被告徐××于2021年5月24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二、被告徐××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变更登记于原告名下，原告退还购房款181万元。
摘要1：——预期违约情形“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认定
【裁判摘要１】白银公司委托北京市××（郑州）律师事务所对开封东京公司的经营生产状况、涉诉案件情况进行法律尽职调查，证明开封东京公司已不具备履约能力。同年8月8日，白银公司发出《关于合同中止履行的函》,通知开封东京公司中止履行合同，并提供相应担保。因开封东京公司未提供相应担保，白银公司于同年8月16日向开封东京公司发出《合同解除告知函》，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20000Nm3/h制氧站空分系统采购及安装》订货合同并退还前期支付的预付款2226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本案中，开封东京公司明确表示因无法融资贷款，要求白银公司再支付超出合同约定的预付款。白银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作出的尽职调查也证明开封东京公司不具备履约能力，故白银公司有权要求开封东京公司提供相应的履约担保，在开封东京公司未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白银公司有权以预期违约为由解除合同。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20000Nm3/h制氧站空分系统采购及安装》订货合同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开封东京公司上诉主张应按照情势变更原则变更合同有关条款，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河南四建与开封东京公司组成投标联合体，开封东京公司为联合体牵头方，河南四建授权开封东京公司作为联合体的投标人进行投标，中标后河南四建、开封东京公司与白银公司签订了合同，河南四建也是本案的合同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第二项“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河南四建应当承担偿还白银公司预付款2226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97号
摘要1：【裁判摘要】隐名发包人应当与名义发包人共同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本案中，鑫科合作社与衣××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衣××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鑫科合作社将双孢菇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工程承包给衣××，而临时工程通知单显示郝××为甲方负责人即鑫科合作社，衣××在二审提交整改通知书显示监理工程师为郝××、建设单位为鑫北公司，黑龙江×××××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检材中有临时工程通知单工程量的认定，给付上诉人衣××工程款1000000元又是鑫北公司，鑫科合作社与鑫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均是王×，案涉工程立项在穆棱市发改局登记为鑫北公司、穆棱市下城子镇人民政府文件下政呈[2018]7号《关于穆棱市双孢菇标准化种植示范园区项目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的请示》：体现建设单位为鑫北公司、穆棱市双孢菇工厂化种植示范园区项目建设方案盖有鑫北公司公章、案涉土地流转合同说明也是鑫北公司，同时穆棱市设施农用地备案表体现申请单位为鑫科合作社而又盖有鑫北公司公章，说明人格混同，与衣××提交的整改通知书监理工程师、临时工程通知单为郝××整改通知书盖有鑫北公司相一致，已证实鑫北公司是案涉工程的用地单位、土地使用权人、建设单位并享有收益权，且在施工合同履行中也直接向衣××支付了1000000元工程款，虽然衣××与鑫科合作社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鑫北公司应视为施工合同的隐名发包人而与鑫科合作社共同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因此，衣××与鑫北公司签订的工程结算单为有效协议，衣××主张工程结算单应属于结算协议的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二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合同发生效力是否正确的问题。经审查，南通海洲公司与徐××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虽有债权受让方承担工程项目中一切施工责任的内容，但该约定仅约束合同双方，并不约束淮北嘉铭公司。南通海洲公司向淮北嘉铭公司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载明南通海洲公司将其对淮北嘉铭公司的工程款请求权转让给徐××，并未体现徐××替代南通海洲公司承担合同义务的内容，因此本案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并非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淮北嘉铭公司总经理刘××已签收《债权转让通知》，二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认定本案债权转让合同已发生效力，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定：根据潘××、曾××、健泰公司三方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及合同，围绕潘××持有的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及相关合同权利，本案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一是潘××与曾××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二是曾××与健泰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转让关系；三是潘××与健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在上述法律关系中，潘××系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的持有人及转让方，曾××系第一手受让方；后曾××将其享有的受让郑××及潘××持有的谷铭翠城公司60%股权的合同权利加价1200万元转让给健泰公司，曾××系合同权利转让方，健泰公司为合同权利受让方；健泰公司受让合同权利后，直接与潘××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系潘××所持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的真正受让方。二、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体问题。曾××仅将其享有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健泰公司，未将合同义务一并转让给健泰公司，且曾××在2010年11月9日及2013年8月28日通过书面方式承认拖欠郑××、潘××股权转让款并承诺与健泰公司结清股权权益转让款后，一次性与郑××、潘××结清欠款，故曾××仍应按照其与潘××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拖欠的款项。．．．．．．故健泰公司系谷铭翠城公司股权的真正受让方。如果健泰公司与潘××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则健泰公司取得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欠缺法律及合同依据，故健泰公司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潘××主张健泰公司应与曾××共同向潘××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裁判判摘要２】再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潘××将其股权转让给健泰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并在该约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登记机关才依法为健泰公司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此时健泰公司实际从潘××获得出让的股权，《股权转让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的约定履行完毕，健泰公司因此与潘××间形成了因转让股权支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虽在该合同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虚低，但应当按照在先与曾××约定的真实转让价格支付对价。．．．．．．鉴于上述客观事实和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和该法第一百零九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本院认为，在健泰公司尚欠股权转让款未付的情形下，
摘要2：（续）潘××要求健泰公司承担曾××欠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518.8万元的给付责任，符合案件事实情况，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问题：Ａ将股权转让给Ｂ→Ｂ将股权转让给Ｃ→Ａ与Ｃ签订工商变更股权转让合同并将股权直接变更至Ｃ名下，Ａ能否要求Ｂ、Ｃ共同向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解读１：（１）Ａ与Ｂ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Ａ系股权转方，Ｂ系第一手股权受让方）；（２）Ｂ与Ｃ之间系合同权利转让关系而不包括合同义务转让（Ｂ系合同权利转让方，Ｃ系合同权利受让方）；（３）Ａ与Ｃ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Ｃ系股权真正受让方）。
解读２：（１）Ｃ作为股权真正受让方实际从Ａ获得出让的股权，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的约定已经履行完毕，Ｃ因此与Ａ之间形成了因转让股权支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转让价款应当按照Ａ与Ｂ之间约定的真实转让价格支付对价；（２）在Ｃ尚欠Ｂ股权转让款未付的情形下，Ａ有权要求Ｃ承担Ｂ欠付股权转让款的给付责任。
摘要2：【注解】连环股权转让情形下，根据工商备案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手股权转让人和最后一手股权受让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和股权转让债权债务关系，只不过股权转让价款按照第一手交易价格支付。
摘要1：【裁判摘要】违约行为结束才能确定违约责任，违约金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从违约结束之时开始——关于上诉人硚口区土地中心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本案诉讼因硚口区土地中心主张武汉轻工大学履行《收储补偿协议》违约，进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而形成，硚口区土地中心关于违约金的主张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按照双方达成的关于“如武汉工业学院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腾退与交付迟延的，每迟延一日，武汉轻工大学应按硚口区土地中心已付款的万分之三向硚口区土地中心支付违约金，如超过30日，则自第31日起，每日按硚口区土地中心已付款的万分之六向硚口区土地中心支付违约金”的约定，双方应按照一定的比例按日累计计算违约金，违约的持续时间直接影响违约金的计算比例及最终数额。从查明的事实看，本案的违约及结束的时间待定，违约时间状态固定的，封闭而非持续开放，在违约期间过后，双方因违约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明确，当事人之间产生了包括确定数额在内的特定的关于违约金的权利义务关系，违约期间作为涉案债务形成的事实基础及计算依据，已成为一个时间整体，不能分割，故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从违约结束之时开始。在武汉轻工大学直至2013年8月15日就涉案土地资产交付完毕前，代表硚口区土地中心的六角亭指挥部就该土地收储的具体事由与武汉轻工大之间一直有往来函件。目的是督促武汉轻工大学履行合同义务，该主张权利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情形进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因此，硚口区土地中心于2015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尚未经过诉讼时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378号
【摘要】轻工大学未及时搬迁腾退的违约行为是持续行为，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违约结束之日开始，原判决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是妥当的。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土地出让方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受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关于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问题。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大鑫旺公司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构成违约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大鑫旺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因此，本案系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4次会议通过)中关于“……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就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制定本解释。……”内容，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当为民事合同。大鑫旺公司主张案涉纠纷应适用行政案件相关程序，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２】违约系合同约定的法律事实，自违约事实(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产生之日起，违约金债权请求权人的该项请求权即已产生，并自此计算违约金债权的诉讼时效，而履行主合同义务并非违约金债务人同意履行支付违约金义务并不构成违约金债务诉讼时效中断——关于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及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首先，从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内容看，大鑫旺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的义务在前，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付土地的义务在后，大鑫旺公司应先履行其付款义务。虽然，2××9年9月24日签订《福清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之时，已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及土地交付期限，但变更协议中双方约定原出让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均不变的情况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应由大鑫旺公司概括承受。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大鑫旺公司直至2018年6月8日才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金余款，显然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违约责任。其次，一二审判决以大鑫旺公司于2018年6月8日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金余款，应认定其同意履行义务致诉讼时效中断为由，对于2015年6月8日至2018年6月8日期间的违约金5384880.9元予以支持。该认定有所不当，应予纠正，主要理由为，违约系合同约定的法律事实，自违约事实(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产生之日起，违约金债权请求权人的该项请求权即已产生，并自此计算违约金债权的诉讼时效，而大鑫旺公司2018年6月8日付清土地出让金余额系履行出让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义务，并非违约金债务人同意履行支付违约金义务，故并不构成违约金债务诉讼时效中断。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设立项目公司承继租赁合同，虽未办理变更手续但已经实际履行的，认定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已经概括转让给项目公司；（２）承租人股权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合同主体变化，不构成转租——本案中巨洋公司(甲方)与湖心公司(乙方)于2013年8月1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7.2.1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单独设立该项目公司，同意可将本合同项目租赁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新设立的项目公司，给予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合同变更手续。但乙方应对受让的项目公司履行本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10月10日，湖心公司作为股东之一，设立了中影小象公司，并持有该公司65%的股权。虽巨洋公司未与湖心公司、中影小象公司办理相关合同变更手续，但中影小象公司自成立至2016月9月30日近二年时间内，向巨洋公司按时支付了租金，交纳了物管费、设施费等费用，中影小象公司已经履行了《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义务，巨洋公司根据中影小象公司的缴费情况出具收据以及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据此，可以认定湖心公司已按《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将该合同项目租赁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了中影小象公司，且经过了巨洋公司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及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中影小象公司与巨洋公司之间形成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影小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合同主体变化，不构成转租。退言之，即便如巨洋公司所称，其认可湖心公司控制的项目公司中影小象公司交付租金、使用租赁物业，是将中影小象公司的行为视为是湖心公司履行案涉合同的行为。则湖心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中影小象公司全部股份后，中影小象公司不再是湖心公司的项目公司，但中影小象公司仍是代湖心公司继续使用案涉租赁物业，湖心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亦不构成转租。故巨洋公司主张依据其与湖心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第13.2条解除合同并采取断电措施要求中影小象公司搬离案涉租赁物业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合理调岗属于生产经营自主权范围，劳动者要求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精解补偿金及赔偿金不予支持——朱××与欧开蒂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的主要地点为北京。欧开蒂公司在北京区域内对朱××实际工作店铺进行调整，并未违反双方之间的约定，且职务和工资待遇均无变化。朱××主张欧开蒂公司调整其工作岗位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缺乏事实依据。朱××主张其是被迫向欧开蒂公司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本案系欧开蒂公司恶意规避法定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义务，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再审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律师无偿代书申诉状因不清楚申请再审期限规定而错过申诉期限，被判决赔偿２０００元（律师费仅收７０００元）——尽管双方间的第三份合同因C集团诉讼案的二审终审而终止，但××律师所的王A律师仍然代秦××拟写申诉状，由于其全程代理秦××与D公司、C集团两起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及一、二审，本院有理由相信其行为是××律所为实现秦付安委托事项的终级目标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当秦××电话通知王A律师高院因申诉期限超过6个月而不受理申诉时，王A律师对申诉期限是6个月还是2年的回答不甚明了，可见其并不了解民诉法相关修订规定，由此导致秦××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诉，实属履行义务有瑕疵。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律所赔偿2,000元，与其过错程度相符，本院予以确认。鉴于双方之间的三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且第三份系无偿合同，秦××要求返还律师费7,000元，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申225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纠纷中一方起诉要求另一方履行合同中约定付款义务，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曹××因与巾帼西丽公司就案涉《怀宁新县城垃圾压缩中转站及公厕运营管理承包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并提起诉讼，属于合同纠纷。上述合同对合同履行地点没有约定，现曹××起诉要求判令巾帼西丽公司支付拖欠的中转站及公厕运营管理承包费用，针对的是案涉《怀宁新县城垃圾压缩中转站及公厕运营管理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付款义务，争议的合同义务是以给付货币为内容的，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接收货币一方即本案原告曹××所在地为本案合同履行地，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专业会议纪要(五)(集体土地补偿领域)》规定：“8.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应当尊重依法订立的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补偿安置协议个别约定需要明确和调整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补偿安置争议。被征收人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相应补偿费用且交出土地后，又起诉征收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但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保留提起诉讼权利，或者协议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情形的除外。”故原、被告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提起的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违法。至此，可以确定上诉人是针对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提起诉讼。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是行政协议，当事人针对行政协议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但行政协议行为不是一个单一的行政行为，包括协议的签订、履行、变更以及解除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上诉人必须明确具体的被诉行政协议行为，笼统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关于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评估价格偏低，内容显失公平，实质是对评估报告价格有异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5日内向原房地产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10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该条保障了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权利救济程序，即上诉人若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评估并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该程序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处理结果正确，但说理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能否申请受诉法院整体回避？｜《民事诉讼法》对回避的规定针对的是案件审判人员及相关人员，其对象并非某个法院，法院整体回避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本案中，一审法院保管案涉被扣留物品属于依法履职行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本案无利害关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回避的规定针对的是案件审判人员及相关人员，其对象并非某个法院，普普关于一审法院应当回避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裁判摘要２】关于二审判决对普×返还案涉被扣留物品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不予审理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本案中，租赁物为案涉房屋，将该房屋交付承租人使用并保证房屋符合约定用途为出租人负有的合同义务，而房屋与普×所有的放置于屋内的物品属于不同的物，普×对于其物享有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侵害，包括出租人。普×请求天河公司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是基于对其物权的保护。天河公司扣留相关物品的行为，与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所负义务无关，应属于独立的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情形。二审判决认为普×的该项诉请应另案解决，并无不当，且并未损害普普的实体权利。在对该项诉请不予审理的情况下，案涉物品被扣留时的状态，以及相应物品的现状等并非案件基本事实，二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审查，不属于应当再审的情形。
摘要2：【案号】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藏民终20号
【摘要】关于普×能否在本案中主张物品损失请求的问题。普×认为是土地储备中心和天河公司作为出租方，提前解除合同并强制拆除出租房，扣留其商品造成巨大损失，应由二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天河公司最早于2012年2月22日下发通知要求租户搬迁，此时便构成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之后国土局、天河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5日、5月10下发搬迁通知后，因普×拒绝搬迁，天河公司于2014年5月25日强制拆除房屋并留存普×商品，天河公司留存普×商品的行为独立于其违约行为，而非合同中的违约和侵权竞合可由当事人选择请求的情况，故，如该行为给普×财产造成了损失，应受侵权法律关系所调整，不宜在本案违约之诉中进行审理。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2011）苏商初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认为，焦化公司生产设备和地上建构筑物残留的危化物的处置，应当确定为再生开发公司的合同义务。焦化公司要求再生公司继续履行《处置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再生公司继续履行《处置合同》。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认定残留危化物的处置义务应当由再生公司承担。对再生公司以其不具备危化物的处置资质为由，主张《处置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故一、二审生效判决已明确残留危化物处理系再生公司义务，且再生公司未履行该义务违约，再生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在此情况下申请复议人复议认为生效判决内容不明确、判决不能继续履行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苏02执异90号
【摘要】具体到本案，本案为具体行为的执行，执行标的为再生公司继续履行《处置合同》，具体内容为：由再生公司拆除焦化公司厂区内厂房及部分废旧设备(财产所有权属于再生公司)。因焦化公司废旧厂区内存有大量年代久远的残留化学品，涉及危化物处置的行政许可、审批、监督等重要环节。为确保该案执行工程符合安全及环保要求，经我院向相关部门会商协调后，确定由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各行政职能部门相互履职，配合本院做好拆除工作的各项工作流程。本案在执行工程中，因被执行人再生公司无法主动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经本院指定由申请执行人焦化公司代为履行，并明确代履行费用由再生公司承担。本院确定焦化公司代为履行判决义务后，因焦化公司并不具备相应的设备拆除及环保资质，又通过招投标方式，选定了设备安装公司及泰华环保公司为具体实施拆除主体，并经本院同意，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应予认可。故设备安装公司及泰华环保公司成为实际上的代履行人，且其均按约承担责任、垫付资金并完成了相关代履行行为，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保护。因此，被执行人再生公司按照本院通知支付的款项系代履行费用，并非归属于焦化公司的财产，该款应当支付给实际代履行人设备安装公司和泰华环保公司，具体金额由本院据实核准。
摘要1：【裁判摘要】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现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依上述法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本案中，上诉人淮安东大公司因与新沂辉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向新沂辉寰公司交付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的行为发生在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公示催告期间，且涉案承兑汇票已被法院生效判决依法宣告无效，新沂辉寰公司未能取得涉案票据的相关票据权利，因而，淮安东大公司在票据基础法律关系即与新沂辉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支付相应对价的合同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新沂辉寰公司基于基础买卖合同关系向淮安东大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淮安东大公司依法应承担向新沂辉寰公司付款100000元的民事责任。对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涉案票据挂失后未及时向其通知，同时也未将涉案票据及时退还，导致涉案票据被作废，给其造成损失，被上诉人应予赔偿。本院认为，该主张属于上诉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提出的新的请求，二审中本院依法不予理涉。至于上诉人主张为减少诉累，人民法院应迳行判决涉案票据最初出具方承担付款责任，因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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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双方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提供《付款申请函》仅为附随义务，不能成为债务人拒付理由；（２）债务人未及时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构成违约，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立即使用现金支付——首先，根据案涉《采购订单》中约定“付款需要提供资料：对账单(原件)和增值税发票(含真伪查验)”可知，双方并未将盛美公司提供《付款申请函》作为恒都公司支付货款的条件。其次，虽然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盛美公司先行向恒都公司提供《付款申请函》，恒都公司再向盛美公司开出商业承兑汇票的交易习惯，但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盛美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依约交付货物，恒都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相应的货款，在双方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盛美公司向恒都公司提供《付款申请函》仅为其附随义务，不能成为恒都公司拒绝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的理由。最后，双方在2021年9月14日已完成对账，恒都公司亦于2021年11月19日收到了盛美公司的《律师函》，但直至盛美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恒都公司仍未向盛美公司开具相应的商业承兑汇票。鉴于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恒都公司存在逾期付款行为，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因恒都公司未及时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定盛美公司有权要求恒都公司立即使用现金支付案涉货款并无不当。恒都公司主张盛美公司无权要求其立即支付上述款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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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五项约定，锦弘盛公司在办理支付手续时应按照实际付款金额开具国家正规发票，锦弘盛不得提供虚假发票，否则中机公司将不予支付合同款项。该条规定没有明确锦弘盛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与中机公司付款的先后顺序，双方应当同时履行。中机公司支付货款系主合同义务，而锦弘盛公司按照中机公司实际付款金额开具国家正规发票系合同的附随义务，在锦弘盛公司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主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中机公司不能以锦弘盛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拒绝支付货款，且锦弘盛公司已经按照实际付款金额向中机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裁判摘要２】《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一项约定支付方式为“现金转账、电汇、银行承兑汇票”，中机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向锦弘盛公司付款，不符合合同约定，锦弘盛公司可以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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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要旨】票据未到期之前持票人可否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持票人能够举证证明汇票到期后将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在汇票未到期之前以预期违约为由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二审期间，华山公司也提交了2019年9月16日对所持案涉票据的现状打印件，并书面说明是按照票据结算要求，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提示付款指令，楚光公司认可其真实性，该票据现状显示是“提示付款待签收"。但是，承兑人宝塔石化财务公司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到提示付款请求当日足额付款，案涉电子商业汇票所涉及的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也未按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规定代承兑人作出付款或拒付应答，由此可见，案涉汇票事实上已经被拒付，能够证实楚光公司以汇票形式支付的150万元货款最终华山公司没有实际收到，该部分债权债务并未消灭，原判据此判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支付该150万元货款并无不当。
【案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11042号
【摘要】票据支付作为合法的支付方式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票据支付方式毕竟不同于实际支付。票据支付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而不是义务的全面真实的履行。所有的债权都存在最终无法履行的可能性，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票据就出现了兑付困难，也就是票据债权无法实现的问题，尽管华山公司提起诉讼的时候，该争议票据部分尚未到期，但华山公司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楚光公司存在预期违约的风险，事实上截止二审判决做出之前，该票据票面记载兑付时间已经截止，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依法行使预期违约的救济权利，合法有据。．．．．．．首先，票据作为一种支付工具，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楚光公司在一审和二审中也多次使用了票据债权的概念，而票据债权作为一种支付工具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基础债权消灭的法律后果，票据的交付只是一种基础合同义务履行的可能性，基础合同的权利最终能否实现仍然依赖于票据权利的实现。因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了票据，并不意味着华山公司真实的收到了对应的货款。楚光公司反复强调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独立性以及票据权利实现的顺序，却无视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的票据在一审提起诉讼时存在无法兑付的风险以及二审期间客观上无法兑付的现实，一味的强调拒绝付款证明的形式要件，
摘要2：（续）却无视华山公司一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争议票据的承兑人以涉嫌票据犯罪已被公安机关调查，导致票据客观上无法兑付的事实。其次，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互独立性并不排除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相互关联性。票据关系在法律上确是与基础关系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但票据关系始终应当服务于基础关系，从基础关系的角度而言，票据始终只是一个基础关系中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的一种工具。而票据拒绝兑付凭证的证据并不限于承兑人出具的标准格式的拒绝兑付文件，法律上可以认定的拒绝履行义务的证据从理论上而言至少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现实中拒绝履行义务的表现形式更加多种多样。楚光公司不能以华山公司客观上无法拿到承兑人出具的格式化的拒绝兑付文书就认为华山公司没有行使付款请求权，法律不应当强人所难，楚光公司同样不能强人所难。法律的首要价值是通过保护合法的利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能因为文字表达的局限性而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最后，至于票据的兑付出现兑付风险，在未到期之前能否提前行使付款请求权。票据法没有明确规定，按照票据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理论，票据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在这种情况下，华山公司可以行使合同法规定的预期违约救济请求权。华山公司在票据未到期之前即提起诉讼并无不妥。
摘要1：【裁判摘要】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到期日为2019年3月8日，溢璟公司虽提交承兑人××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汇票解付提交资料清单”，称该汇票可以兑付，只是时间问题，但在一、二审期间，经查询该汇票的状态一直为“提示付款待签收”，事实上在汇票到期后永新公司也未获得兑付，在此情况下，永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向溢璟公司主张权利，亦无不可。
摘要2：【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苏02民终784号
【摘要】法院判令直接前手承担合同义务后同时确认直接前手履行完毕判决载明义务后成为票据权利人依法享有再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由于汇票已到期无法返还，溢璟公司在清偿债务后，依法享有追偿权。
摘要1：【裁判摘要１】质权人对案涉票据不负主动提示付款的合同义务，其未在提示付款期限内主动操作提示付款，而是根据出质人的指示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并不构成违约——在质权人因质押而占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期间，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到期的，质权人是否负有提示付款的义务，双方未作出明确约定，现行法律也未作出明确规定。票据法虽规定票据权利的行使主体为持票人，但因持票人对于票据法规定的权利可以选择是否行使而非必须行使，故相关规定是赋予持票人权利而非义务。虽然根据票据的文义性，只能由票据文义记载的持票人对外提示付款，但这是就对外行使票据权利的主体和实际操作主体而言，并不影响出质人和质权人内部在基础法律关系即质押合同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不能由此得出质权人负有提示付款义务的结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关于票据质押的相关处理部分规定：“出质人与质权人签订质押合同时，应充分考虑债务期限与票据的提示付款期限等情况，并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产生票据纠纷。”由此可见，国家金融主管部门虽要求出质人和质权人在以票据质押时对于双方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约定，但对于谁负有提示付款义务亦未作出明确规定。另外，本案中双方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市场交易中对于该类问题如何处理已形成了交易习惯。对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票据是否负有在提示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的义务，本院认为应结合提示付款的性质、提示付款是否为质权人的保管义务、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义务的扩张以及双方对案涉票据提示付款的注意义务来分析认定。．．．．．．综上，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票据不负主动提示付款的合同义务，其未在提示付款期限内主动操作提示付款，而是在2018年11月16日根据江西升华公司的指示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并不构成违约。
【裁判摘要２】对于无法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退还至真实票据权利人的，法院在判决中要求上海票据交易所协助生效判决执行，将票据信息恢复至真实权利状态即协助将汇票退还至真实权利人名下——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主债务清偿完毕且质押期间届满后已无继续占有案涉票据的法律依据，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继续履行退还义务，根据电票规则，案涉票据当前不能由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操作解押退还，造成案涉票据的实际权利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的权利状态不符。在主债务清偿完毕且质押期间届满后，
摘要2：（续）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退还实为单纯交付行为而非票据行为，不违反票据法第三十六条关于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不得背书转让的规定。在当前电票规则尚未修改的情况下，江西升华公司作为案涉票据的实际权利人可以诉请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继续履行返还案涉票据的义务并确认其为案涉票据的持票人，人民法院对其该项诉请应予支持。在取得生效裁判后，上海票据交易所负有协助执行的义务，有义务将票据信息恢复至真实权利状态，即将江西升华公司变更为持票人，江西升华公司有权以持票人的身份行使票据权利。此外，由于通过诉讼确认和通过生效裁判的执行来变更持票人的时间较长，若为了及时实现票据权利，江西升华公司也可以选择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协商，由其委托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以持票人的身份对外行使票据权利并将获取的票据利益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依法负有协助配合义务。
【裁判摘要３】而案涉质物为票据，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付款请求权为第一次序的请求权，追索权为第二次序的请求权，只有在付款请求权不能实现或出现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追索权，如果付款请求权得以实现，追索权也随之消灭。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约定分期偿还借款，给付某一期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实质上即分期还款的借款合同时效何时起算的问题。合同中所确定的几次分别履行的款项应当被理解为整个合同整体权利义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合同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利义务是不可分的，同一合同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分别作为整体的权利与义务存在。尽管合同是分期履行，但其义务的设定是依据同一份合同，其义务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权利人的权利内容，权利人基于该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同样也是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其主张合同权利也是对整体权利的主张，故权利人可以在该项作为整体的权利最终到期而未能实现时，就该项权利提出主张。另一方面，如果债务人在分期履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没有履行其分期还款义务，只要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逾期利息，并且在合同所规定的总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履行所有合同义务，则其并未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任何损害。所以，应于债务人的整体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已经明确了分期付款合同的诉讼时效计算问题）因此，吉原石油天然气公司应当在约定的各个个别债务的履行期限内履行义务，否则即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逾期利息，但只有在整体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才构成对光大银行合同权利的侵害，光大银行亦由此取得要求吉原石油天然气公司履行义务、承担相应责任的权利。
【注释】2004年12月份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问题形成了统一的裁判尺度：基于同一合同所约定的同一债务具有整体性、分别起算会割裂合同的整体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考虑，分期履行合同的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开始计算。在此之前，已经审结的案件不再适用该民州标准，在此之后审理的一、二审案件，应当按照该裁判标准进行审理。——宋晓明、张雪《诉讼时制度适用中的难问题》，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民商事审判指导》2007 年第１期(总第1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7 年版。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保证期间、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为止等类似内容，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债权人应当在此期间依法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因此，本案中，对保证人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期间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借款合同中的前五期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也没有超过信托公司的担保责任期间，信托公司应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解读】信托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至主合同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对信托公司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在有能力核实对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情况下而未提供反证的，应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定案依据——赫徕森公司还主张宜联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单一的作为定案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记录记载，一审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现场将宜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涉及的三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进行备份，并将备份光盘交付赫徕森公司，责令其自行将上述记录与宜联公司提交的打印件进行核对。赫徕森公司虽在一、二审阶段称其无法判断前述证据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双方的聊天内容，亦不确认宜联公司指出的相关聊天内容可以证明宜联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双方一审当庭确认上述三个微信群中涉及的人员中包含了宜联公司及赫徕森公司的员工，且赫徕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亦均在上述微信聊天群中，其有能力核对宜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赫徕森公司未提交反证推翻上述聊天记录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二审法院采信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涉案合同履行的证据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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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观点】
1.法人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效力，在当事人没有确定送达地址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基于法人登记信息进行送达具有法律效力。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被送达人主观怀疑不构成拒收司法专递的理由。原审法院在法院专递上填写了公司的登记地及法定代表人的户籍所在地，在已经接到邮递员电话通知有司法专递的情况下，拒收司法专递邮件可以视为有效送达；
2.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具有相对性，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合同相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不能证明已明确告知将软件开发转交他人进行的事实的，仍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
3.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新事实，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摘要2：【裁判摘要】法院以司法专递方式向公司登记地及自然人的户籍所在地邮寄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已经接到邮递员电话通知有司法专递的情况下拒收司法专递邮件可以视为有效送达——关于原审送达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李×与卓翔公司、冯××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8年6月14日通过司法专递分别向卓翔公司的登记地及冯××的户籍所在地邮寄了本案的应诉材料以及开庭传票。邮寄至冯××户籍所在地的司法专递于2018年6月22日由他人代收；邮寄至卓翔公司登记地的司法专递因收件人拒收而退回。冯××称卓翔公司登记地没有营业，其曾两次接到要求签收法院快递的电话，但无法判定邮递员说话的真伪。本院认为，法人的住所具有法律意义，我国实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制度，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效力。在当事人没有确定送达地址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基于法人登记信息进行送达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以司法专递方式向卓翔公司登记地寄送诉讼材料及传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冯××的主观怀疑并不构成拒收司法专递的理由。电话通知并不是民事诉讼中送达的必经程序，原审法院在司法专递邮单上填写了冯××的联系方式，邮递员电话通知了冯××有司法专递，因此原审法院没有电话通知冯××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原审法院以司法专递方式向卓翔公司登记地及冯××的户籍所在地邮寄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冯××在已经接到邮递员电话通知有司法专递的情况下，拒收司法专递邮件，可以视为有效送达，两申请人关于原审法院未经合法传唤即缺席审理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快递业特许经营中，特许人对被特许人未尽到管理监督风险防控义务的，应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被特许的小公司雇佣的工作人员在运送快递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他人损害的，作为特许人的大型快递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承担何种责任？——韵×公司将快递业务授权给辉辉公司特许经营，并通过《特许经营（加盟）合同》将经营风险予以规避，韵×公司在合同订立、履行、结算等过程中均处于强势地位，且根据合同韵×公司对辉辉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有管理监督的义务。实践中，快递车辆须长期在路上行驶，快递行业是交通事故风险隐患较大的一个行业，应特别注意风险控制及建立应对风险的赔偿机制。辉辉公司仅为涉案车辆投保了3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投保金额明显不足，对受害人的保障不力。韵×公司作为特许人，系全国性的较大型专门从事快递货运企业，应明知快递经营中的风险点，其未尽到合同义务，应当对饶××的损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本案饶××的侵权损害应由辉辉公司承担赔偿，韵×公司在辉辉公司不能履行部分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２）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就本案而言，各方当事人确认博森企业已收取91617021.62元，且对该部分款项的清偿顺序没有特别约定，依法应遵循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本金的清偿顺序进行抵充，而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一、二审判决将乔普公司已支付的91617021.62元款项先抵充违约金，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显相悖，适用法律有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混同于利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违约金是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相应财产；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补偿守约方损失及惩罚违约方的效果，往往作为违反合同义务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而利息作为本金的孳息，是指资金所有者因出借资金而取得的报酬，在经济学上系指生产者使用该笔资金发挥营运职能而形成的利润的一部分，是货币资金向实体经济注入并回流时所带来的增值额。由此，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制度功能、目标定位。鉴于民商事交易的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约定违约金、利息的有无以及相应的具体标准。就本案而言，《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目标权益收购溢价款实则为年利率12%的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则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就上述约定而言，双方就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均是明确的，不存在因约定不明而将违约金视为利息的情形。其次，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但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续）该规定是对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合计最高限额的规定，当事人在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一并主张，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实际上，在不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下，违约金、利息并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区分，但若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就有必要进行区分。就本案而言，博森企业已收到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借款本金157000000元依约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若有余款再抵充本金；因余款已不足抵充本金，故不存在再抵充违约金的问题。当然，案涉逾期付款违约金可依约正常核算，并作为乔普公司应付款项的一部分依法给予认定，但不能优先抵充。最后，二审判决认为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加上逾期日万分之五违约金，合计并未超过总借款金额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总和，系理解错误，二者合计实为30%，显然已经超过当时生效司法解释所保护的24%最高年利率上限。基于上述审查分析，一、二审判决认定已付款项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违约金，然后再抵充借款本息，适用法律有误，进而导致最后认定的尚欠借款本息存在较大错误，需要重新核查认定相关具体事实。二审法院再审本案过程中，应严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遵循先息后本的抵充顺序重新核算尚欠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依法确定应支持的金额。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标通知书到达中标人时招标人与中标人之间以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为内容的合同已经成立；（２）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对招标人与中标人之间的业已成立的合同关系的一种书面细化和确认，其目的是为了履约的方便以及对招投标进行行政管理的方便，不是合同成立的实质要件——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中石化长岭分公司与富兴公司之间的合同成立，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招投标活动是招标人与投标人为缔结合同而进行的活动。招标人发出招标通告或投标邀请书是一种要约邀请，投标人进行投标是一种要约，而招标人确定中标人的行为则是承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因此，在招标活动中，当中标人确定，中标通知书到达中标人时，招标人与中标人之间以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为内容的合同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和涉案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要求双方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的规定和约定，是招标人和中标人继中标通知书到达中标人之后，也就是涉案合同成立之后，应再履行的法定义务和合同义务，该义务没有履行并不影响涉案合同经过招投标程序而已成立的事实。因此，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对招标人与中标人之间的业已成立的合同关系的一种书面细化和确认，其目的是为了履约的方便以及对招投标进行行政管理的方便，不是合同成立的实质要件。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认定涉案合同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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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履约保证金属于中标人向招标人提供的用以保障其履行合同义务的担保；（２）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
解析：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１０%。
【注解１】中标人不能按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招标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７４条）。
【注解２】法律法规对履约保证金退还时间没有规定，由当事人自行约定合理的退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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