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民辖终154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签订地域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签订地认定为合同签订地并据以确定案件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涉案合同明确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向本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合同载明的签订地为上海市黄浦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综上，原审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01民辖终965号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起诉请求判令天津市双荣纸制品有限公司承担回购责任，支付回购价款及相关利息及判令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提供了与两上诉人签订的《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保证合同》，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为持有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至于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开办保理业务的资质问题，涉及案件实体审查内容，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审查范围，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保证合同》中均约定如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应向被上诉人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未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被上诉人的住所地为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金岭北路××号×××房，在原审法院的辖区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04民辖终202号
【裁判摘要】涉及以房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属于合同纠纷而不属于物权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请，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房屋买卖纠纷不是物权纠纷，故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发生争议由被上诉人住所地法院处理，该约定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住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辖终100号
【裁判摘要】票据权利纠纷属于法律规定可以约定管辖范围——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国内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回执》《商业承兑汇票》等证据材料，本案系被上诉人基于《国内保理合同》权利的受让人，因上诉人为付款人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票款5241.1万元未能兑付，请求上诉人支付相应金额票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而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系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作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属法律规定可约定管辖的范围。本案中，《国内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均载明，对转让应收账款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纠纷，由保理商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中，《国内保理合同》第五条“全部权利转让”之5•1载明：受核准应收账款所从属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均一并转让给保理商。包括取得受核准应收账款项下结算工具如票据等。本案所涉票据为《商业承兑汇票》，是基础交易合同的结算方式，也是应收账款转让的标的，在应收账款转让的相关文件中，均特指向合同号码为xxxXXXXXXX的《商业承兑汇票》，故本案当事人在转让应收账款中约定的管辖法院适用该票据引发的纠纷。根据上述约定，保理商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属原审法院辖区，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2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系列合同中将非双方住所地及履行地记载为签约地并约定该签约地法院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系互联网借贷引发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重庆度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协议》系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其中，借款协议载明签署地、实际履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发生争议，由协议签署地或人民法院管辖，出借人度小满公司、借款人郭××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海淀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当事人系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并履行案涉借款协议，北京市海淀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度小满公司住所地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将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66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根据管辖恒定原则，不影响受诉法院管辖权——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依据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第4.2条和《股权转让协议》第13.2条均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如无法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上述管辖协议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该管辖协议合法有效。但是，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均未提出管辖异议，参加了原审法院于答辩期届满后组织的证据交换程序，并对实体问题发表了陈述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诉答辩。”根据上述规定，尽管本案当事人事先有管辖法院的约定，但原审法院基于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诉讼程序中的应诉答辩行为，依法取得了对本案的管辖权。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依照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三，关于山青公司是否应对诉讼代理人的行为承担后果的问题。原审程序中，刘××１、孙××２律师持有加盖山青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参加诉讼,其权限为特别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刘××１、孙××２作为山青公司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陈述意见的行为合法，相应法律后果由山青公司承担。山青公司虽然其后又在诉讼过程中解除对上述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但诉讼代理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仍然对山青公司有效。山青公司关于诉讼代理人非法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专属管辖情形的问题。本案是因履行股权及项目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虽然涉及项目工程的竣工验收及产权移交等问题，但争议法律关系是股权以及项目权利义务的转让关系，而非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引起的物权纠纷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此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苏01民辖终351号
【裁判摘要】属于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有效——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铁路设备、设施的采购、安装、加工承揽、维护、服务等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案涉合同标的物为钢绞线，用于盐城至南通铁路站前工程YTZQ5标项目，依法应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钢绞线买卖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友好协商解决不成时，采用向买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方式解决争议。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载明买方为中铁三局广东公司，住所地位于广州市，故一审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61号
【裁判摘要】涉互联网金额纠纷案件双方约定由非真实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条款无效——本案系互联网借贷引发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最高额循环贷款合同》系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其中，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双方当事人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出借人千方公司、借款人黄××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海淀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当事人系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此类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所谓的协议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系案涉合同签订地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5号
【裁判摘要】一般合同纠纷区别于互联网金融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的，以约定为准确定管辖法院——本案系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签订的《项目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可提请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签订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等内容，上述约定系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的情况看，尽管可能存在着链家高策公司陈述的案涉合同系项目办公地重庆市签章后交与宇晟公司签章的情形，即：实际的合同签订地与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不一致，但是，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约定实际合同签订地之外的地点作为合同签订地，进而作为协议管辖的连接点，系自行决定如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区别于诸如互联网借贷纠纷中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产生的纠纷案件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本案合同主体相对固定，产生的纠纷进入法院诉讼后表现为个案或者一定数量的类案，不会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四川法院关于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上述约定无效的处理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88号
【裁判摘要】票据纠纷属于典型的财产纠纷，故票据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各方当事人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商业汇票贴现协议》，均确定如发生争议，由济南民生银行住所地即山东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有效，应予认定。
摘要2：
摘要1：——约定管辖虽不能确定具体管辖法院，但可以排除内地法院管辖的，内地法院无管辖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205号
【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一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外国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保证书》中约定了“台湾＿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上述协议虽未明确本案具体由台湾地区哪一个地方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可以根据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确定由哪一个地方法院管辖，且可以确定的是该协议已经排除了内地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据此，原审裁定认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并驳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在约定“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条款情形下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起诉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此处的“原告”应为《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债权受让人起诉的实质是行使债权转让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故债权转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应为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受让了即科金融公司对黄×享有的债权，依据《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等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黄×履行债务。在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未主张受让案涉权利时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情形下，案涉《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关于“纠纷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对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即科金融公司与黄×签订的《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关于“纠纷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其中，《金融信息服务居间协议》签订时，“原告”虽无法具体确定，但能够明确的是，此处的“原告”应为合同签订主体即科金融公司、黄×。南昌××重庆渝北分公司作为即科金融公司对黄×债权的受让人，起诉的实质是行使即科金融公司对黄×的请求权，因即科金融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原被告通过第三人完成借贷并约定由该第三人所在地（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法院管辖有效——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协议管辖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让双方当事人选择法院审理涉诉纠纷。一旦以达成协议管辖的方式共同作出决定，当事人双方都应接受协议管辖的约定。关于如何理解“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应当结合具体案件情况具体分析，结合争议的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形，综合考虑当事人的情况及涉诉法律行为等诸多因素，确定该地点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本案中，当事人通过丙方砚下公司的金融平台签订《砚下金融借款协议》电子合同，明确约定“如发生纠纷，由丙方(砚下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同时，出借人和借款人均授权通过砚下公司完成借贷行为。由此可见，砚下公司的所在地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作为砚下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管辖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条虽载明“该纠纷由××法院管辖”，但该欠条系被告单方出具的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现无其他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原、被告就协议管辖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故该协议管辖条款不成立——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刘××主张与徐×存在着劳务合同纠纷，请求法院判令徐×支付人工工资。案涉欠条虽载明“该纠纷由兴化法院管辖”，但欠条系徐×单方出具的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现无其他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刘××、徐×就协议管辖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案涉协议管辖条款不成立，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有效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处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徐×的住所地在杭州市西湖区，刘××作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在江苏省兴化市，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和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和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考虑本案原告刘××选择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且本案已经移送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为避免诉讼迟延、减轻当事人诉累，本案可以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特殊地域管辖可以适用协议管辖｜（１）公司诉讼的管辖属于特殊地域管辖；（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的规定，除级别管辖或者专属管辖不能以协议方式约定外，属于特殊地域管辖的纠纷并不排斥协议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具体到本案，首先，各方当事人因案涉《协议书》的履行问题引发本案纠纷，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规定的可以协议约定管辖法院的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其次，本案纠纷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公司诉讼。即使如峰峰集团公司所称，本案系公司诉讼。公司诉讼的管辖属于特殊地域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除级别管辖或者专属管辖不能以协议方式约定外，属于特殊地域管辖的纠纷并不排斥协议管辖。因此，在案涉《协议书》已协议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况下，峰峰集团公司关于本案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后，峰峰集团公司主张案涉《协议书》实质上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转让矿业权，交易的核心资产是煤矿这一不动产，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案纠纷属于煤矿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不涉及矿业权和矿区企业的确权问题，故峰峰集团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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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互联网合同不存在地理意义上签订地，约定以签署地法院作为争议管辖法院无效——本案系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程××通过支付宝小程序“淘气租”平台，与××贸易(浙江)有限公司签订的《淘气租租赁服务协议》中第九条，约定了“任何一方应向本合同签订地(即上海市浦东新区)、或乙方所在地(即浙江省舟山市)法院提起诉讼(如发生债权转让的，由债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内容。分析上述约定，关于“向本合同签订地(即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案涉协议是通过互联网签订的协议，在判断该约定管辖是否有效时，应审查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案件争议是否具有实际联系。首先，互联网合同不存在地理意义上的签订地，案涉合同系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签署确认。其次，案涉协议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均不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亦无相应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原被告任何一方在合同约定的签订地实施了签字或盖章行为。为维护正常诉讼管辖秩序，防止异地案件通过约定方式进入无连接点法院审理，考虑到此类互联网纠纷面广量大，该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这一约定应当认定无效；关于“乙方所在地(即浙江省舟山市)法院提起诉讼(如发生债权转让的，由债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系合同当事人为第三方即将来的受让方涉诉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受让方不确定亦不可能参与缔结这一协议管辖条款，故该协议管辖条款应当认定未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为被告程××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裁定移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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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即主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未提供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借款人秦××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赵县，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用以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的“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公法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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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贴现可以协议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自贡银行与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协议未尽事项可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双方依法向甲方（即自贡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自贡银行依据该约定，向其住所地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双方的约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的规定受理本案，并无不当。而该合同中民泰商行瓜沥支行的印章是否伪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合同法律关系，是实体审理的问题，不影响本案管辖法院的确定。故本案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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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第34条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各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并特别注明合同签订地为天津市河西区。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司法解释，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等司法解释。但是，对于上述已经废止的司法解释中的程序性规定的精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不冲突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等，人民法院可以在办理程序性事项时作为参考。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了合同签订地为天津市河西区，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四条关于“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的规定，天津市河西区可以认定为合同签订地，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至于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的问题，在当事人对此未提出无效主张的情况下，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依职权认定为格式条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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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双方约定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纠纷之管辖法院的条款无效——金××、姚××作为甲方，万事利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第十五条约定，“甲、乙双方之间因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乙方债权转让，向债权受让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借款合同》第七页载明“合同签订地：杭州市江干区”。该协议管辖条款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甲乙双方之间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这部分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应当按照该条约定确定管辖法院。第二部分是对乙方将债权转让给第三方后，第三方与甲方之间发生纠纷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乙方是否会将债权转让给第三方处于不确定状态，在此情形下订立的管辖协议，因该法律关系的不确定、当事人的不确定，通常会损害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管辖利益，造成诉讼的不公平和不便利，故该部分协议管辖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依据第一部分管辖约定，本案可以由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合同签订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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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由起诉方法院协助解决管辖协议有效——该《产品购销合同》第十二条约定：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为双方协商解决或由起诉方法院协助解决，起诉方法院即为原告所在地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原审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对本案亦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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