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聚成公司、世门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首先，原告出具的收据中并未加盖聚成公司印章，也无聚成公司员工、法人签名确认，原告表示其一直与夏××联系，夏××以聚成公司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故涉案收据根据夏××要求将交款单位名称写为“聚成”，但原告无证据证实在出具该收据时夏××系聚成公司员工；其次，原告表示涉案货款均为夏××向其支付，无证据显示聚成公司曾向原告支付货款；第三，涉案收据收货人为“夏××１”、“夏××２”，原告表示该收货人为夏××的弟弟，无证据显示该收货人系聚成公司员工，且涉案收据并无夏××签名确认；第四，涉案收据显示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10月28日、2014年11月28日，但被告世门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15年3月4日，即该收据出具时世门公司暂未成立。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聚成公司、世门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偿还货款988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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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买受人对送货单的签收人不认可，法院应当根据送货单记载内容的完整性、出卖人关于送货过程的事实陈述、买受人认可的其他签收人是否出具了员工证明等事实综合加以判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第五条约定“预拌混凝土方量验收：甲方派员在混凝土生产的搅拌站监磅，并在工地进行验收。预拌混凝土数量以乙方出厂时的磅秤计量为准。在混凝土供应中，乙方应出具预拌混凝土发货单（一车一单）由甲方人员在施工现场签字验收作为结算凭据，结算时以混凝土实际供应量为准”，因此，徐州××混凝土有限公司九里分公司就涉案工程向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供应的混凝土总量应以徐州××混凝土有限公司九里分公司出具的有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签字的发货单为据进行确定。徐州××混凝土有限公司九里分公司提供的发货单上分别有刘××、许××等人的签字，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除对有刘××签字的发货单认可外，对其他人签字的发货单均不认可。但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否定除刘××外尚有他人在施工现场签收的情况，其一概否定除刘××签收之外其他人签收的发货单的真实性显然与事实不符，亦与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相悖。徐州××混凝土有限公司九里分公司提供的275车发货单均注明了所供混凝土的浇注部位、工程名称、发货时间、车次、浇注方式、净重、方量等内容，相关人员在上签收。即便是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认可的刘××也未向徐州××混凝土有限公司九里分公司提供其系该公司工作人员的证明，故不能简单认为只要徐州××混凝土有限公司九里分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他签收人是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就轻易否定其他发货单的真实性，因徐州××混凝土有限公司九里分公司不能提供签收人系对方工作人员的相关证据有其交易习惯上的客观原因，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陈述综合认定。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否认其中绝大多数发货单的真实性，但其拒不提供其持有的能够对此事实予以明确的相关证据，在不能有效否定上述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原审判决对涉案发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认定涉案的混凝土总量为1900m3，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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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有司法据实确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收益”，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法有明文，当无异议，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股权本身可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由司法据实确认。
【裁判摘要２】股权不同于股东权利——案涉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查阅公司账簿、表决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行使财产权利虽然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但不改变股权的财产本质属性。将“股东的权利”笼统称之为股权，不能准确把握夫妻共同财产中股权的内涵和外延。
【裁判摘要３】股权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而仅产生对抗效力——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案涉股权基于股东出资而产生，是股东因出资事实而发生的法律效果之一，即在取得股东资格之外，股东通过投资取得的相应财产权利。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登记与否，不是判断该股权设立与归属的实质要件。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
摘要2：【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受理费——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施以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类型。此类诉讼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依据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执行异议申请人对驳回保全行为异议申请裁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种起诉性质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起诉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计费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
摘要1：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互联网联系方式等内容。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包括政府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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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要求公开“贵局对房屋拆迁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的申请，该申请类似于咨询，并未明确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等特征。被上诉人据此作出该局根据《实施细则》对房屋拆迁活动进行监督管理，该信息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上诉人可上网到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网站获取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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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公安机关执法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公开——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四）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的”。公安机关对于作为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如拘留期间的日期、违反拘留管理的行为等属于案卷材料，不能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获得。其次，《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除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向特定对象告知执法信息外，公安机关应当通过提供查询的方式，向报案或者控告的被害人、被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家属公开下列执法信息：（一）办案单位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二）刑事立案、移送审查起诉、终止侦查、撤销案件等情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三）行政案件受案、办理结果。”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案件办理情况和结果等执法信息应当向特定对象公开，并为特定对象提供查询服务。特定对象如需获取上述信息，应通过查询方式取得。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仅限于政府信息。该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而训诫、具结悔过、使用警械等属于公安机关在对被拘留人员执行拘留处罚过程中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基于以上，彭××向乐平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之内容，部分明显不属于政府信息，部分属于不能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获得的材料，故乐平市公安局不予答复并未对彭中林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亦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乐平市政府并无法定义务作出复议决定，不具有行政诉讼意义上的法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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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风险评估报告属于过程性信息，属于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豁免的范围——关于风险评估报告应否公开问题。该报告系非诉执行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此类有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政府信息，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前据以研究、讨论使用的内部信息，也属于过程性信息，属于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豁免的范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也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而且，此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本身即包含部分敏感信息，其中有关风险隐患的认定、分析与防范，一旦公开既可能侵犯相关个人隐私，也可能造成风险防范措施的失效；且一旦公开，就存在在一定范围内将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可能性，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依法决定不予公开。
【裁判摘要２】（１）参与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名称和执法人员的名单及执法证明显属于要求行政机关加工、汇总的信息；（２）有关执法人员名单和执法证均属于政府机关内部人事管理信息——关于参与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名称和执法人员的名单及执法证应否公开问题。由于本案系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的强制拆除，不论是准予执行的行政裁定书还是其后的强制执行通知，以及现场执法人员的身份表示，均已经明确组织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系拱墅区政府，再审申请人也已明确知悉此节信息。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信息，只是提供行政机关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因为申请人的请求而承担为其制作信息的义务。要求公开参与实施强拆的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各行政执法人员的名单及行政执法证，已经明显属于要求行政机关加工、汇总的信息，行政机关对此类申请可以不予支持。尤其重要的是，有关执法人员名单和执法证，均属于政府机关内部人事管理信息，公开历次参与执法的人员名单和包括个人信息的执法证件，可能影响今后行政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或者威胁相关人员人身安全，且当此类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显著小于公开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时，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依法决定不予公开。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于“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公开申请是否已经依法得到处理问题。拱墅区政府虽然组织实施了强制搬迁，但并不意味着拱墅区政府即制作或者保存了强制搬迁全过程的所有信息，也不意味着强制搬迁全过程形成的所有信息均属于需要公开的信息。政府组织实施，多个执法机关参与的强制搬迁，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也仍然遵循“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要求，政府不需要也不可能公开具体职能部门自身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也不应当成为整个实施过程信息的公开义务主体；其信息公开义务止于公开其实际制作和保存的信息为限。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供全部录音录像资料的信息公开申请，拱墅区政府向其提供了由其保存的公证书及附财物登记清单、光盘。再审申请人虽然主张拱墅区政府未将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公开，但由于其既未提供拱墅区政府应当保存全部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依据，也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线索证明拱墅区政府尚保存有其他录音录像资料未公开，在拱墅区政府经检索并陈述已经公开了与再审申请人户强制执行过程有关的全部资料情况下，应当认为拱墅区政府已经依法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摘要1：【裁判摘要１】“政府信息不存在“内涵和外延｜（１）行政机关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相关信息以及保管不善造成信息灭失是否合法问题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２）在现行立法未对“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除明确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外，行政机关答复“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未找到”相应的政府信息，均可视为属于“政府信息不存在”范畴——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是指行政机关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公开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以此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依申请公开的义务主体，仅具有在根据申请查找、检索相关政府信息后，依法提供其已经制作或者保存的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的义务，并不具有另行制作政府信息再予以公开的义务。国办发〔2010〕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三款也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作区分处理的除外）。依据《条例》精神，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也即行政机关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相关信息以及保管不善造成信息灭失是否合法问题，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在现行立法未对“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除明确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外，行政机关答复“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未找到”相应的政府信息，均可视为属于“政府信息不存在”范畴。行政机关在尽到合理的查找和检索义务后，将相应查找和检索情况告知申请人，并就应当制作、获取、保存但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等情况作出合理说明的，即应视为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原告起诉行政机关“政府信息不存在”答复违法的，应当提供该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者保存的相关线索；
摘要2：（续）并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五款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
【裁判摘要２】需要说明的是，《条例》为保障申请人的知情权，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对行政机关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不仅规定了司法审查程序，而且规定了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程序和行政监察程序。因此，并非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纠纷均需通过行政诉讼渠道解决。鉴于司法审查强度的有限性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局限性，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程序和行政监察程序在解决政府信息不存在引发的纠纷方面有其自身优势。行政机关未尽合理检索查找义务，或者故意隐瞒政府信息，构成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信息公开申请人可依据《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依据《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第三十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答复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行政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三条规定，为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申请人尽快获取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对一些要求公开项目较多的申请，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对申请方式加以调整：即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由此可知，申请人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所作的内容描述，应是能够据以指向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尽量特定化、具体化，以便使行政机关能够寻找、确定并提供给申请人希望获得的政府信息。如果申请人提供的描述过于笼统，必然会增加政府机关检索的工作量，影响政府机关的正常运作。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向莲池区政府申请公开其在履职过程中制作或者取得的关于乌马庄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所有信息，该申请并未指向具体、明确的政府信息。在此情况下，莲池区政府依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告知再审申请人对申请内容进行更改、补充，并在再审申请人提交《补正说明》表示其“提出的申请简单明确，任何有正常生活经验的人都能理解申请人的意思”的情况下，视为再审申请人放弃申请，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只要申请中对内容描述和特征描述能够被理解和识别，不会发生歧义，可以进行查找检索，行政机关就不能以内容描述不明确不具体为由拒绝答复，更不能以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内容或者名称与申请中的内容描述不完全一致为由不予提供——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应当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中应当包括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实践中，为方便行政机关查找检索并及时提供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进行内容描述时，一般应当包括明确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性描述。在判断信息公开申请中“内容描述"是否明确具体，行政机关是否能够检索、查找到该政府信息时，要处理好群众习惯用语与法律专业术语之间的关系，只要申请中对内容描述和特征描述能够被理解和识别，不会发生歧义，可以进行查找检索，行政机关就不能以内容描述不明确不具体为由拒绝答复，更不能以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内容或者名称与申请中的内容描述不完全一致为由，不予提供。另外，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因此，只有在申请人的申请内容不明确、不具体，难以查找和检索时，行政机关才能启动补正程序，告知申请人对申请内容作出更改或补充，并且在申请人拒绝更改或补充情况下，行政机关才能不予支持。另外，《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也即，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的前提是其制作或者保存该信息，行政机关不负有基于申请人的申请，而为其制作或者保存政府信息的义务。具体到本案中，徐跃××将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表述为：“1.贵府批准征用申请人宅基地使用证所载土地的批准文件；2.贵府批准征用申请人宅基地使用证所载土地的补偿方案；3.贵府批准征用申请人宅基地使用证所载土地周边农用地的批准文件。"从内容描述来看，案涉第1、3项信息指向的批复及补偿方案能够特定化，并不存在不能够被识别的问题。浦东新区政府关于徐××提出第1、3项申请内容不明确的认定不符合《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需要说明的是，浦东新区政府在通知徐××补正申请内容的同时，已经将其能查找到的可能涉及徐××要求公开的批复在内的共计九份批复一并提交给徐跃进，
摘要2：（续）也即针对徐××的第1、3项申请，浦东新区政府实际已经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职责，法院再责令其向徐××提供案涉批复已经无实际意义，因而在此仅对浦东新区政府针对徐××提出的第1、3项申请的答复理由予以指正。针对徐××提出的第2项申请，浦东新区政府告知徐××：因其未制作案涉信息，该信息不存在。对未制作上述信息的原因，浦东新区政府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案涉土地征收时并无制定案涉补偿方案的法律规定。在浦东新区政府明确答复没有制作上述信息并且作出说明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中，不能责令其为徐××制作其所申请的信息。至于浦东新区政府是否应该制作或者保存相关信息以及未制作或者未保存相关信息是否合法的问题，属于行政机关是否履行职责范畴，不属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审查范围。
摘要1：【裁判摘要】不服直属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答复的复议被申请人为该直属事业单位所属政府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或者其他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对外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本案中，芙蓉区政务中心对周××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回复，周××对该回复不服向长沙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芙蓉区政务中心作为芙蓉区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申请人对其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行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以芙蓉区政府为被申请人并无不当。长沙市政府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作出的55号释明函告知周××，申请复议事项不存在，被申请人和复议机关不适格，并指出如对该回复不服，亦不由本复议机关管辖。根据55号释明函回复内容可知，该函实际上是对周××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对于周国兴的申请复议的权利进行了否定。虽然文件名称为释明函，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具有可诉性。该释明函认为对芙蓉区政务中心的信息公开行为不服不应向长沙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实际上是否定了将芙蓉区政务中心的直属上级机关芙蓉区政府作为适格被申请人，该认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周××就55号释明函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本应就长沙市政府在55号释明函中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行为进行审查，在审查中，即使将长沙市政府于2014年4月4日作出的55号补正通知书视为行政机关对行政复议申请进行了受理，上述补正行为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的自我纠错行为，在此情况下，周××如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对原行为进行审查后，判决确认违法。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获取已经移交给各级国家档案馆的政府信息，应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政府信息转变成档案信息有两种情形：一是政府信息由行政机关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保管。行政机关仍保存政府信息，仅仅是保存主体的内部分工发生改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二是政府信息已经移交各级国家档案馆。行政机关已不再保存该信息，在客观上难以提供相关信息的，应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本案中，刘××向丰台区政府申请公开的信息已经归入北京市丰台区档案馆，丰台区政府不再保存所申请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关于“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的规定，丰台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232号《答复告知书》，告知刘××信息已归档并建议刘××向北京市丰台区档案馆咨询，并无不当。北京市政府作出的7号《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原、被告在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价格、价款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原、被告在钢材交易过程中，原告出具的钢材《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该内容应当系双方为促成交易而作出的关于钢材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且已经实际履行，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并不违反《宪法》、《合同法》及《增值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应为有效约定。原告主张确认原、被告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供应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的货物价格、价款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诉的税款21,7837.27元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的问题。原告出具的《出库单》中除载明其向被告所供钢材的型号、吨数、单价及价款金额外，还同时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的内容，据此应当确认《出库单》所载明的钢材价格、价款为不含税的交易价格、价款，至于交易税款应当由哪一方承担，双方没有约定。．．．．．．其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号”通知规定，在2016年5月1日之前，被告系营业税的纳税人而不属于增值税纳税人，原告在此之前所缴纳的涉案销售钢材税款，被告依法不能享受增值税抵扣利益，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6年5月1日之前的涉案税票税款183,134.21元（217,837.27元-34,703.06元），实际上增加了被告的购货成本，使其货物交易利益明显受损。．．．．．．2016年5月1日之后，虽然被告公司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而且原告于2019年1月7日及同年1月14日开具了3张购货方名称为被告公司、税款为34,703.0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因原告并未将该3份税票交付给被告，致使被告在客观上不能享受相应进项税、销项税额抵扣利益，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原告主张此34,703.06元税款由被告负担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有悖于公平、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税款34,703.0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钢材买卖交易发生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期间。一审在卷证据《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但对于税款由谁负担，并未进行约定。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上诉人兴发公司依据其提交的《纳税申报表》、增值税发票等纳税凭据，主张涉案税款应由买方即被上诉人负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上诉人兴发公司长期滞后的申报、纳税行为有违企业应当及时缴纳税款的相关税法规定和一般缴税习惯，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及在卷证据，认定上诉人承担案涉税款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空白支票可以申请挂失支付和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沙区五交化商行取得空白支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根据我国《票据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同时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途径。以上法条制定的初衷即在于方便商业交往中的票据流通，减少背书次数和被追索的程序和次数，也符合商业交易惯例。本案中，出票人海来公司因业务上的关系，将未填写收款人名称的支票交付精益重庆公司，即可推定出票人授予他人对收款人名称的补充权，而且对收款人的范围可理解为未作限制。持票人精益重庆公司可以不记载自己为收款人，而依单纯交付方式将票据让予他人。被上诉人沙区五交化商行正是基于其同精益重庆公司的买卖关系，合法取得精益重庆公司交付的空白支票并补记自己为收款人，其作为最后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付款请求权。关于除权判决的法律效力。沙区五交化商行作为本案支票的最后持有人，在遗失票据后，及时要求海来公司协助办理了银行挂失手续，并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依法判决宣告遗失的支票无效，申请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摘要2：
摘要1：——失票人无权要求票据善意受让人返还票据
【裁判要旨】票据系文义证券，产生票据权利的票据行为应当以书面方式作出。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只能依据票据记载文义享有票据权利、承担票据义务。失票人未加入背书，也不持有涉案汇票，不能享有票据权利。正当持票人的权利优于失票人的权利，失票人丧失票据后，一旦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其即丧失了票据上的权利。善意第三人通过前手合法取得票据，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案号】（2012）扬广商初字第0117号；（2012）扬商终字第0121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失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失票人一是在票据丧失以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失票原因的人。而对最后持票人的涵义，应作宽泛解释，即不仅包括姓名或名称已被记载于票面上的权利人，而且包括基于票据权利人意思委托占有的保管人、代收款项人等，以及通过直接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人。票据受让人如能证明自己最后合法占有票据，亦可成为适格的票据权利人。本案中，广裕配件厂主张存在遗失票据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从案涉票据的背书内容来看，广裕配件厂从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处取得票据，但此仅能证明广裕配件厂曾合法持有票据，不能当然认定其系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即使广裕配件厂遗失票据，在其失票后一旦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即失去票据权利，其失票受损的权利可向拾得或盗得等以恶意方式取得票据的人主张权利，而不应要求正当持票人返还，否则有违票据的流通性原则。综上，恒美纺织公司所举证据能证明其系通过支付对价方式且系在公示催告及承兑到期日前从其前手合法取得案涉汇票，广裕配件厂未能举证证明恒美纺织公司系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的手段，或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故恒美纺织公司系诉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益，广裕配件厂要求恒美纺织公司返还其合法取得的票据及项下款项依据不足，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请的处理，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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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收款人开户行不属于票据必要记载事项，可进行补正更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欠缺法定必要记载事项或者不符合法定格式的；（二）超过票据权利时效的；（三）人民法院作出的除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四）以背书方式取得但背书不连续的；（五）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第四十三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九条以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票据金额的中文大写与数码不一致，或者票据载明的金额、出票日期或者签发日期、收款人名称更改，或者违反规定加盖银行部门印章代替专用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对此类票据付款的，应当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根据上述规定，票据债务人基于票据填写错误的抗辩应系法定必要记载事项错误，而涉案汇票填写错误的收款人开户行不属于必要记载事项，亦可进行补正更改，故该事项填写错误不影响票据的效力，也不影响票据权利人票据权利的行使，中捷公司认为涉案汇票收款人开户行填写错误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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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硚口区支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大理市支行、云南省大理州物资贸易中心银行承兑汇票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1998年11月4日法经[1998]457号函）
【注解】该答复认可空白票据被补记被背书人名称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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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空白背书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四维公司将汇票背书并交付给永佳公司，致使自己不能持票行使票据权利、永佳公司可以对票据再次背书，现再以汇票上后续背书时存在未记载被背书人等情形、构成票据背书不连续等为由，主张永佳公司的后手不能取得票据权利，二审判决对此未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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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被背书人栏可否补记问题，如背书人仅在背书人栏记载自己名称即将汇票交付给被背书人，该行为视为背书人将在被背书人栏记载的权利授予其后手被背书人，故持票人根据汇票背书签章情况逐一补记被背书人名称的行为符合各背书人的意思，也不违反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影响票据权利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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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因此，票据法本身对于票据权利的转让并未限定在背书行为，未经背书的空白票据的交付仍然可以使持票人获取合法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32号）第四十九条规定：“依据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背书人将空白背书票据交付他人，就包含有授权他人补充被背书人签章的意思表示，实际持票人所作的记载，产生与背书人记载相同的法律效力。因此，在杨××取得空白背书汇票时，完全有能力也有权利将自己或他人的名称记载于被背书人一栏，从而取得汇票权利。空白背书汇票的交付，发生了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将他人记载于被背书栏属于票据权利的让渡行使，票据权利实现的风险自其接受票据时发生转移。本案中，中茶园公司出具的汇票虽然未载明杨××与孟××为收款人，但古汉方公司依据中茶园公司的指令，向孟××交付了收款人及背书人均为古汉方公司，被背书人空白的汇票和加盖公章的空白《委托书》。孟××和杨××收取汇票时票据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此后的背书及贴现行为即古汉方公司背书给晨润公司，晨润公司背书给闽赢公司，闽赢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商业汇票贴现合同》，将汇票贴现，均是杨××和孟××找到贴现人后填写的背书内容。委托书填写的贴现收款人为孟××朋友所有的虹馨麒公司。孟××在虹馨麒公司收到该笔贴现款后，承认收到中茶园1000万元，并支付给杨××200万元。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独立是票据法上的重要原则，但该原则是为了保障票据的顺利流通，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本案中，杨××、孟××、汇票上载明的各个主体对于背书、被背书只是为了实现该汇票的贴现系明知，故在此种情形下不存在需要强调票据关系和各个基础关系相独立的情形。杨××及孟××二人亦明知并认可中茶园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来偿还借款。本案中茶园公司空白背书汇票的交付及载有偿债内容收条的签收，表明中茶园公司借款债务履行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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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
（１）背书人在为票据背书转让时将被背书人的名称记载为其简称，而被背书人持票行使票据权利时或者再次以背书方式将票据权利转让时，其在票据上所为的签章所体现的名称为其全称——持票人可以以一般的认识为依据而主张二者具有同一性，也可以以票据记载事项以外的其他证据证明二者具有同一性；
（２）背书人在进行票据背书时记载了被背书人的全名，而被背书人为再次背书时所使用的印签且为其简称——持票人可以通过提供有关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的方式证明背书实质上的连续而要求行使票据权利；
（３）背书人在票据背书时对被背书人名称的记载与后次背书中背书人名称不一致但并不是简称（如因笔误）——持票人可以以票据记载事项以外的证据证明其背书实质上具有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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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汇票收款人名称与第一背书人名称存在区别系笔误所致，实质为同一法人，主体唯一且确定的，应认定票据的背书连续——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而票据的不连续应限定为票据记载或签章主体的实体不一致所造成的背书不连续。从案涉承兑汇票的记载来看，汇票收款人名称与第一背书人名称存在“设备”两字的差别系笔误所致，经审理查明该漏写在出票时即存在，并非润丰银行的原因所致。经查询工商登记资料，并不存在漏写“设备”后的“苏州普润德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因此该汇票的收款人与第一背书人实质为同一法人，主体唯一且确定，据此应认定票据的背书连续。润丰银行对该笔误既可通过要求出票人、收款人等配合出具更正说明等方式予以补救，亦可如本案通过行使票据追索权的诉讼方式寻求救济。江苏银行盛泽支行已在面查时告知润丰银行票据收款人与第一背书人名称不符，润丰银行称其贴现行为发生在其向付款行电查之后、面查之前，如依其陈述则面查毫无意义，因其陈述不符常理，故不予采信。润丰银行虽在贴现的审查环节存在过失，但该过失尚未达到票据法规定的“重大过失”的程度，因此该处书写笔误未致润丰银行丧失票据权利，应认定润丰银行通过贴现票据取得持票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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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保证人的签章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某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票据担保人的责任问题，法院认为，根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粘单上记载：表明“保证”的字样、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人签章等。某集团有限公司虽然在汇票的背面记载了为某实业公司提供连带保证的字样并加盖了公章，但由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没有同时具备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章，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关于签章的规定，因此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票据保证人的签章无效，原告要求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票据担保人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由于造成票据保证无效的原因在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签章的无效，某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故某集团有限公司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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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更改”，是指原记载人所作出，对票据的一般事项所作的有权更改，只要签章证明即可，但仍然对于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否则，票据无效；（２）“变造”，指的是原记载人以外主体所作出的无权的，非法的行为。其效力是，票据上有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变造票据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包括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法律只是规定不同签章主体承担的票据责任有所区别，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主体对于变造事项并不承担责任，仅对变造之前的事项承担责任——根据《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第十四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的“更改”，是指原记载人所作出，对票据的一般事项所作的有权更改，只要签章证明即可，但仍然对于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否则，票据无效。而《票据法》第十四条规定“变造”，指的是原记载人以外主体所作出的无权的，非法的行为。其效力是，票据上有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变造票据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包括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法律只是规定不同签章主体承担的票据责任有所区别，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主体对于变造事项并不承担责任，仅对变造之前的事项承担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汇票系变造票据这一事实并无异议，并且结合工商银行宁夏分行以涉案汇票系变造票据为由，向贴现申请人中宁兴鑫公司出具了“假票收缴凭证”，进一步印证了变造的事实。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票据存在原记载人也就是出票人海南××实业有限公司更改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故二审适用《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确认涉案汇票为无效票据没有事实根据。
摘要2：（续）本案中亦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票据金额的变造系昊华化工公司的行为，在昊华化工公司为履行其与中宁兴鑫公司签订的《电石战略采购标准合同》中的付款义务时，背书转让涉案汇票给中宁兴鑫公司其签章具有真实性，根据《票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昊华化工公司应当对其签章时的票据金额240万元承担票据责任。如果确认涉案汇票无效，将会导致票据自始无效，那么票据变造之前签章的人也将不承担变造之前的票据责任，这将破坏票据的流通性，并影响后手向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因此，中宁兴鑫公司请求确认涉案汇票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涉案汇票被工商银行宁夏分行收缴事实亦不是确认票据无效的法定理由。中宁兴鑫公司在不能实现付款请求权的情形下，可以向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即使票据追索权不能实现，也可以依据其与昊华化工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行使债权请求权来实现其权利的保护。基于票据无效的法定性，二审以票据收缴为由确认涉案汇票无效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1：——变造并不导致票据无效
【裁判要旨】票据的更改系原记载人对票据的一般事项所作出的更改，是有权的、合法的行为，但对于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否则，票据无效。而票据的变造是原记载人以外主体所作出的无权的、非法的行为，其效力是，变造签章的，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变造签章以外的事项，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
【案号】一审：（2014）山民一初字第00271号；二审：（2015）焦民三终字第00005号；再审：（2016）豫民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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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邮电部关于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七项内容的批复（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２日）
【摘要】
一、“其它妨害邮政企业及分支机构或者邮政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行为”是指邮政法及其实施细则水明确列举的妨害邮政工作正常进行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指随着邮政工作发展变化而新出现的行为。
二、“其它妨害邮政企业及分支机构或者邮政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行为”目前主要包括下列行为：（一）建设工程未按照规定配套建设邮政设施，擅自改变邮政设计或者配套建设不合格的邮政设施的；（二）已建成的居民楼未按照规定设置信报箱、间（群）或者收发室，或者将已建成的上述设施改作它用的；（三）未征得邮政企业同意，擅自拆除、迁移邮政设施的；（四）未受邮政企业委托，擅自经营邮政专营业务的；（五）擅自生产、销售未经邮政通信主管部门监制的明信片和通信用信封以及其他邮政通信用品用具的；（六）擅自销售利用邮资凭证加工制作的制品的；（七）冒用邮政企业名称、企业标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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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法公布（2003）第38号）
【裁判摘要】票据付款人已经尽到审查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确定虎门支行应否承担责任，主要看虎门支行在办理汇票兑付的过程中有无过错，是否履行了审查义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会计核算手续》第二项之规定，兑付行兑付汇票时应认真审查：1．汇票和解讫通知是否同时提交；2．汇票上的收款人或被背书人名称是否为该收款人，与进账单上的户名是否相符；3．汇票上盖的印章是否真实，并符合规定；4．压数机压印的金额是否有统一制作的压数机压印，与大写的汇款金额是否一致；5．汇票是否真实，填写是否符合要求，内容有无涂改，付款期是否超过，收款人或被背书人是否在汇票背面盖章；6．汇票实际结算金额是否在汇款金额以内，与进账单所填金额是否一致，多余金额结算是否准确。虎门支行对汇明公司所持汇票进行了审查，认为所持汇票符合上述各项规定，具备兑付条件，予以兑付。虎门支行兑付票款的行为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会计核算手续》的规定，并无过错。虎门支行在审查汇明公司提交的汇票时只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即只需审查持票人所持汇票是否真实，汇票背面是否有背书人和被背书人签章等，手续完备即应付款，邢××将汇票及解讫通知一并交于虎港公司，证明邢××是将票据权利转让于虎港公司，邢××未在虎门支行预留印章、本人签名或身份证件。虎门支行无法对邢××的身份证件的真伪进行判断。邢××的印章盖在发证机关处，属于填写不规范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背书转让的效力，汇明公司将汇票及解讫通知一并交给虎港公司造成失票，同时又未采取通知虎门支行对汇票挂失止付或公示催告等失票救济手段，造成票款流失，其后果应自负。虎门支行在审查汇票背书及兑付票款的行为上没有过错，不应对票款流失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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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收款人的名称不得更改。该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以外的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由于出票人制作票据，或者其他票据债务人未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给他人造成损失的，除应当按照所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持票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前款情形而接受的，可以适当减轻出票人或者票据债务人的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深圳朗鑫公司开具支票的收款人名称错误又拒绝重新开具，而支票的收款人不得更改，导致佛山菘锋公司无法取得票据款，深圳朗鑫公司依法应当按照票据所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和相应的民事责任，向佛山菘锋公司支付票面金额、利息和相关费用。但佛山菘锋公司在接受支票时应当即时核对名称但未核对，有一定的过错，依法可以适当减轻出票人佛山菘锋公司的责任，本院酌定免除深圳朗鑫公司支付利息和相关费用的义务。综上，本院对佛山菘锋公司请求深圳朗鑫公司支付票据款项77，42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要求深圳朗鑫公司承担2倍贷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权利人提交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没有载明邮寄文件名称，不足以证明邮寄的是催收债权文书，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二审判决否认锦纶集团破产管理人向江门工业用布厂发出的债权催收通知的效力，是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锦纶集团破产管理人虽主张向江门工业用布厂发出过债权催收通知书，但其提供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仅是其投递的收据，没有江门工业用布厂签收的证据，且该收据没有邮寄文件的名称，不足以证明邮寄的是催收债权文书。二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晋商终字第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