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超过诉讼时效向债务人发出《企业询证函》，债务人在《企业询证函》盖章确认，不视为推定其有偿还已过诉讼时效债务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视为债务人对原债权的重新确认，不能中断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顺易公司与金桥公司、同鑫公司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为2016年12月4日。被上诉人金桥公司在2017年1月23日向卓×发送《企业征询函》，金桥公司在该函上加盖印章。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是指债权人要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但本案中的《企业征询函》明确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其名称和内容均无催收贷款的明确表示，债务人已经收到该征询函，但不能推定为其有偿还已过诉讼时效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能把企业征询函简单理解为“催款通知单”，也不能把双方当事人发出和签收企业征询函的行为视为对原债权的履行重新达成协议。因此该函不能达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原审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向权利人发送了询证函但注明“仅用于复核账目，不用于催款结算”，不足以构成新的还款承诺——关于涉案货款请求权是否已逾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柏狮公司是在大族公司于2016年2月23日向其发送《企业询证函》后才提起本案诉讼，柏狮公司理由为大族公司于2016年2月23日发出的询证函引发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对此，本院认为，在大族公司向柏狮公司发出该《企业询证函》之前，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柏狮公司在时效期间内就涉案债务向大族公司主张权利。而大族公司发出的该函，仅载明欠款金额，并注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未体现大族公司想要归还欠款的意思表示，柏狮公司也无提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要向大族公司催收这些货款。最高院法释[1999]7号《批复》是从“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角度对超过时效的债务予以保护。该批复是针对河北高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的“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是否受法律保护的请示》作出的答复意见。相应的司法解释还有最高院法复[1997]4号批复《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该批复认为，超过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保护。2004年最高院以（2003）民二他字第59号函复重庆高院，认为对超过时效期间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询证函的行为可参照法释（1999）7号批复的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但，无论是超过时效当事人达成还款协议还是债务人在逾期贷款催收文书上签收，着眼点均在于双方对超过时效的债务进行了重新确认。双方对原债务重新确认，受法律保护的理论基础是成立了一个新合同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原债务进行重新确认，是就原债务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产生一个新的合同关系，因此，双方达成的这个继续履行原债务的新协议应受法律保护。适用该批复前提是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是否足以形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或者欠债一方是否对自然债务产生了一个新的还款承诺。借贷双方对逾期债务进行重新确认，重头达成还款协议，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只有双方对履行原债务达成一致，符合合同成立要件，才能认定为成立了一个新合同，重新达成还款协议，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一、债务人有明确的还款意思表示，该表示应结合文书的名称和内容综合判断；二、该还款协议中债权范围得到债务权的认可和同意，
摘要2：（续）同意债务人该还款协议中确定的数额履行。达成一个新的还款承诺，一种单方法律行为，是欠债一方自愿对已逾时效期间的债务重新作出还款承诺。结合本案大族公司发出的该《企业询证函》，仅载明欠款金额，并注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未体现大族公司想要归还欠款的意思表示，故而不应认定为大族公司有就已逾时效期间的自然债务重新承诺还款，或有与柏狮公司就该笔自然债务重新达成还款协议，故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债务已逾时效期间，合理有据，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长春天地人公司账户中的50xxx10.97美元系由米×汇入，但该公司登记的投资人是徐××。因此，徐××确系用米×的资金设立了以自己为投资人的公司。徐××主张其仅为长春天地人公司的名义投资人、其与米×之间存在隐名投资的约定，则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判决认为米×应对其委托徐××的事项及徐××违反委托人的指示等负有证明责任，并以米×不能证明其委托徐××设立的公司名称不是长春天地人公司且其没有委托徐××作为名义投资人为由判令米×承担不利后果，实质系要求米×就消极事实举证，举证责任分配有误。
摘要2：【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再206号
【解读】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徐××、李××返还504000美元（按当期汇率合人民币4168080元），并按同期利率支付相应贷款利息合计人民币3445626元（截止到2011年1月24日），本案诉讼费由徐××、李××承担。
摘要1：合理使用是指在一定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
【注释】三步检验法——根据《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9条（2） 规定，“三步检验法”主要包括：（1） 合理使用只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2） 合理使用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3） 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署名权、作品名称权等）。
【注解１】使用电影海报美术作品注册商标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申5203号
【注解２】制作包含视听作品主要剧情和关键画面的“图解电影”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参考案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73民终187号
【注解３】图书馆以数字化形式复制并通过馆内局域网提供全文阅读的行为是否满足合理使用的有关要件应当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７条规定。——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3417号
【注解４】“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中的“复制”一词应当包括数字化形式的复制。——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3417号
【注解５】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７条之规定，图书馆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１）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属于合理使用，包括仅针对图书馆的特定用户群体在线提供数字作品的浏览服（不包括下载）属合理使用的范畴；（２）提供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则需符合第７条第２款规定的条件。——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3417号；广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192民初36898号
【注解６】正确理解合理使用的范围应当把握以下五项因素：（１）使用作品的目的；（２）使用作品的性质；（３）使用作品的数量；（４）使用作品对市场有无潜在价值影响；（５）使用作品是否侵犯其他著作权。——参考案例：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青民终71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631号
摘要2：【注解７】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合理的方式和范围”，应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再行使用”。——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09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特殊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２）当事人参与编撰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已经获得工资作为在工作期间履行工作职责的经济报酬，不享有额外依据著作权而要求报酬的权利——一审、二审查明，《青海省志》为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故二审判决认定《青海省志》为职务作品，著作权归负责地方志工作的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享有，陈××作为参与编纂的人员仅享有署名权正确。．．．．．．陈××作为民政厅公职人员，参与编纂《青海省志•民政志》是完成民政厅分配的工作任务，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对此，陈××已经获取工资作为公职人员在工作期间履行工作职责的经济报酬，并且陈××并非《青海省志•民政志》的作者，不享有作者获得报酬的权利，亦非《青海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参与地方志编纂的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中的“有关人员”，不享有获取“相应的资料费、撰稿费、编辑费、审稿费及其他工作报酬”的权利。故二审判决认定陈××额外要求民政厅支付撰稿费及后期编辑费无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对于特殊职务作品——（1）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2）若作者在履行工作职责后已经获得工资作为工作期间履行工作职责的经济报酬，则不再享有额外依据著作权而要求报酬的权利。
摘要1：2020年上海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十大典型案件之七——《碧蓝之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虽然原告未提交涉案作品的制作协议等有关权属约定的直接证据，但其提交的片头片尾署名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在被告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足以认定案涉作品的原始权利归于制作委员会成员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首先，涉案作品片头、片尾信息除标注“井上坚二吉冈公威讲谈社GRANDBLUE制作委员会"外，还同时标注了“原作「GRANDBLUE」井上坚二吉冈公威(讲谈社【good!afternoon】连载)"等信息，结合相关网页截图及公证书显示的涉案作品“看点改编自井上坚二原作、吉冈公威作画的漫画"，以及Avex公司《原产国证明》中关于涉案作品制作情况的说明，能够综合佐证原告对署名者中“井上坚二"“吉冈公威"“讲谈社"身份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其次，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就涉案作品原始著作权的取得及部分许可关系等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虽然本案不存在直接适用外国法的情形，但《法律意见书》中有关日本动漫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式、作品署名、权益分配、作品授权等行业惯例的介绍，具有能够客观反映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功能，可作为认定涉案作品权属的参考。从《法律意见书》中载明的“以制作委员会方式制作影视剧在日本业界成为商业惯例……属于日本民法规定的‘组合’"“采用制作委员会方式制作的动画作品，署名方式并无统一规则。有的作品以‘制作委员会’署名，有的作品则同时署成员公司名称"等内容，结合片头、片尾中标注的“制作GRANDBLUE制作委员会NBC环球娱乐Avex公司讲谈社JR东日本企划MBSZEROGQTECGYAO"的信息，可以确认涉案作品由上述成员组成的制作委员会制作。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验报告是否具有著作权？——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智力创作、原创性和可复制性是作品的法律特征。刘××在修复古旧照片的实验过程中，将实验所使用的工具、修复程序、实验的效果予以客观的记录而形成的实验报告，虽然是客观的记载，但该实验报告是刘××独立完成的。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独创性是作品表达形式，而不是作品反映的思想、观点、信息等，故刘××对其作出的实验报告享有著作权，原审法院将刘××的实验报告认定具有著作权并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准确。
【裁判摘要２】《照片档案修复》一书是由刘××１编著、武大出版社发行的，该书既有各种修复技艺的操作论述，也有修复理论的研究，符合作品的法律特征，依法也应享有著作权。刘××１在《照片档案修复》一书中的操作部分，虽然有一部分修复方法与刘××实验报告中使用的修复方法相同，但经对比，该书对修复方法的文字性表述与刘长华实验报告中的文字性表述完全不同，刘××也并未指出有任何抄袭之处，且两人使用的方法均属公知领域的技术，在技术陈述中会有相同的名称、工具或术语，这是使用技术的行为，不属对文字作品的抄袭。据此，本院认为，刘××１编著、武大出版社发行的《照片档案修复》一书未侵犯刘××实验报告的著作权。刘××要求刘××１、武大出版社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合作作品的认定中合作合意和直接实质的创作是必要要件，不满足条件无法取得合作作者身份——刘××是否享有《照片档案修复技术》录像带的撰稿人身份及表演者身份权问题。刘××要求作为共同撰稿人而享有相应的权利，但在编写录像带稿本前，刘××与刘××１并不存在共同的创作合意，刘××也未与其共同创作。刘××并不否认《照片档案修复技术》录像带的稿本系刘××１所撰写，但认为部分分镜头的稿本系由其修改且武大音像社也颁发了《证书》，故应属共同撰稿人而在录像带上署名。从现有证据看，刘××所提供的解说词修改稿复印件与录像带中的解说词不能对应，由于刘××所提供的解说词修改稿系复印件，其既不能提供原件，也不能证明已将修改好的分镜头解说词交给刘××及武大音像社，又不能证明录像带解说词就是根据实验报告所编写，故刘××要求作为共同撰稿人而享有相应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４】演示本身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邻接权中的表演权——刘××在《照片档案修复技术》录像带中共有4分25秒镜头。从当庭播放的录像带显示，刘××在片中系依据已写好的稿本，按实验操作顺序完成演示过程，其间不带任何形式的主观表演，也不需要其按稿本根据个人的理解完成复杂的表情再现。演示本身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邻接权中的表演权。刘××要求表明其表演者身份的权利的请求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５】对已修复的照片是否享有著作权？｜对古旧照片的修复是对原作品清晰度的还原，不是在原作品上再创作出另一新的作品而不享有著作权——刘××所使用的古、旧照片底片，系他人的摄影作品，该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原作者。刘长华对古旧照片的修复是对原作品清晰度的还原，不是在原作品上再创作出另一新的作品。刘××认为修复好的底片的著作权归其所有从而推断录像片中使用了已修复好的照片侵犯其著作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要旨】判断同人作品是否为侵权作品的关键，在于正确划分思想与表达的界限，独创且细致到一定程度的情节属于表达，未经许可使用实质相似的表达就是侵权；仅使用从具体情节中抽离的角色名称、简单的性格特征及较色之间的简单关系，更多的是起到识别符号作用，难以构成与原作品的实质性相似。
摘要2：【案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73民终3169号
摘要1：【裁判摘要】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仍不足以抚慰的，可通过判令侵权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予以弥补——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涉案书法作品系上诉人创作，因其独特的书法方式已具有一定的美感，可以作为美术作品予以保护。上诉人作为涉案美术作品的创作者有权行使自己对该些作品享有的包括署名权在内的著作权。被上诉人虽经授权获得了使用涉案作品的权利，但其未经许可擅自去除上诉人署名的行为已构成对上诉人就涉案作品享有的署名权的侵害。．．．．．．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合理费用、赔偿精神损失的民事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仅涉及对作品署名权的侵犯，署名权属于著作权人身性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是一种精神权利。涉案作品系被上诉人经上诉人授权使用，上诉人亦因此获得了对价，故未涉及到对上诉人财产性权利的侵害。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但被上诉人的行为确实会对上诉人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对精神损害的救济应聚焦于受损精神状态的恢复，在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仍不足以抚慰的，可通过判令侵权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予以弥补。本案中涉案小程序推广的对象为“宝洁旗舰店"小程序，宝洁公司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又恰逢新春期间，涉案书法作品在公众中确实存在一定的传播范围，会对上诉人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被上诉人理应就其行为承担刊登道歉声明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予以弥补，以修复上诉人人身权益所受到的损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网络游戏未经许可使用知名作品中的人物名称、武功、武器名称并将小说情节概况为游戏关卡名称可能成立反不正当竞争——《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四）项所规定的改编，是指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行使改编权所形成的改编作品，是在保持原有作品基本表达的基础上，对原有表达加以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有独创性的新作品。改编作品应当与原有作品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情节相符或者相适应，对于仅仅使用了原有作品的少量内容或表达，整体上与原有作品无法形成对应关系的，则不构成改编作品。同样，如果仅仅使用了原有作品的思想或创意，而未使用其内容或表达，也不构成改编作品。“利用授权作品的故事和/或人物名称和/或武功名称改编供移动端用户使用的游戏软件的权利”，是指单独或合并利用授权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名称、武功名称等作品要素制作供移动端用户使用的游戏软件的权利。如前所述，对于没有利用授权作品的故事情节，而仅使用了人物名称和/或武功名称，或者仅少量利用了授权作品的故事情节和/或人物名称、武功名称而形成的新作品，由于其表达与授权作品已经无法形成对应关系，不构成近似，因此无法认定属于授权作品的改编作品，该使用行为也就不受改编权这项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控制。．．．．．．综上，普游公司和微游公司的涉案行为利用了金庸作品元素在移动终端游戏领域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夺取了本应由吸引力的创造者金庸或者其授权的畅游公司所享有的商业利不符合公认的商业道德，其行为具有不正当性。
摘要2：
摘要1：——使用电影海报美术作品注册商标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
【裁判摘要】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十项规定，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金某在电影《非诚勿扰》上映后，未经许可将涉案“非誠勿擾”申请注册为商标，并且金某和非诚勿扰婚介所在其经营的非诚勿扰婚恋交友网站上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涉案“非誠勿擾”的行为，构成对华某兄弟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侵害。上述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之情形，既有对艺术作品的限制，也有对使用行为的限制，且还需要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金某、非诚勿扰婚介所的被诉行为显然不构成合理使用。
摘要2：【案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73民终2701号
【摘要１】尽管第×××号注册商标与××兄弟公司享有在先著作权的涉案“非誠勿擾”发生权利冲突，因超过商标法规定的争议期限而不可撤销，但是××兄弟公司仍然有权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商标注册人、商标使用人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金××将涉案“非誠勿擾”申请为商标，金××、非诚勿扰婚介所在其经营的非诚勿扰婚恋交友网站上未经许可以商业目的擅自使用涉案“非誠勿擾”的行为，并非合法的商标性使用行为，构成侵害××兄弟公司对涉案“非誠勿擾”的著作权，应当向××兄弟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并未否认商业性使用属于合理使用，这是制定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亦未违反《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断“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行为，关键在于判断再次使用行为是否以“合理的方式和范围”进行、是否“影响著作权人对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以及是否“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摘要1：【裁判摘要】合理使用若未指明作者姓名、身份仍会构成对署名权侵犯——本案属室外公共艺术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室外公共艺术作品是指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社会公众活动处所的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涉案作品是在公共场所的雕塑作品属室外公共艺术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在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利的同时，为平衡权利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传播，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了某些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他人对处于公众场所的雕塑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进行摄影，并对该摄影成果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以合理的方式再行使用，在使用时，可以不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但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依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深圳市艺丰园艺术有限公司可以不经上诉人同意，对其创作的上述雕塑作品进行摄影，对该摄影成果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再行使用，但在使用时须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被上诉人出于对外招揽业务的商业目的，在其宣传画册上，故意不标明雕塑作品的作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之规定，应当承担停止侵权、指明作者以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关于被上诉人的上述使用行为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财产权，是否要承担赔偿损失责任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其宣传画册中使用的是雕塑作品的摄影照片，而不是上诉人的雕塑作品，被上诉人的使用行为并不影响上诉人对其雕塑作品的正常使用，也没有不合理地损害上诉人依法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使用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图书馆通过数字化方式将馆藏图书复制后加以保存系行使其文献保存职能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关于国家图书馆将馆藏图书以数字化方式复制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根据2010年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本案中，国家图书馆通过数字化方式将馆藏图书复制后加以保存，系行使其文献保存职能的行为，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且在国家图书馆未对复制件进行传播或通过其他方式利用的情况下，仅就文献保存这一行为而言，并不会损害三面向公司对涉案图书享有的著作权。因此，国家图书馆的该项主张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１）图书馆若要通过信息网络向到馆读者提供以数字化方式复制的馆藏图书应满足“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要件；（２）否则，图书馆向到馆读者提供图书馆内在线全文阅读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关于国家图书馆向到馆读者提供涉案图书馆内在线全文阅读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首先，根据2010年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系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本案中，国家图书馆通过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向到馆读者提供涉案图书在线阅读服务，构成通过信息网络对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其次，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可见，图书馆若要通过信息网络向到馆读者提供以数字化方式复制的馆藏图书，该图书应满足“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
摘要2：（续）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这一要件。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以及二审法院勘验的情况，涉案图书确实存在纸张发黄，机械强度下降等情形，但从图书本身完整性看，并未出现明显缺页或正文页面破损情形；且国家图书馆向读者正常提供了涉案图书的借阅服务。虽然国家图书馆提交了其内部机构于2020年10月1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但该检验时间距三面向公司一审公证取证时间已超过5年，故《检测报告》并不能准确反映国家图书馆将涉案图书以数字化方式传播时的实际物理状态。因此，国家图书馆向到馆读者提供涉案图书馆内在线全文阅读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
【注解】”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中的“复制”一词应当包括数字化形式的复制。
摘要1：【裁判摘要】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应当满足有效要件，否则不能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侵权人以书面形式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包含下列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一）通知人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二）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三）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被侵权人发送的通知未满足上述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需要对被侵权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进行核实，由于壹久融贸易公司、壹久融服务公司发送给新浪公司的通知邮件中是以“罗××”名义发送的，并无相关授权材料，故新浪公司回复要求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制造复印件并未超出合理范畴。此外，虽然罗××在通知中发送了链接地址，但是该地址上包含文章和回复两部分，对于要求删除具体何处内容，未作具体明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罗××所发的通知不符合要求，视为未通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摘要1：【裁判观点】计算机软件程序包含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同时根据该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程序或文档存在相同或实质性相似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基础。对软件相同或实质相似既要尽力查明客观事实，同时也需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区别处理，不能将源程序的比对作为确定软件相同或实质相似的唯一标准。如果权利人已经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主张权利的软件界面高度近似，或者被诉侵权软件存在相同的权利管理信息、设计缺陷、冗余设计等特有信息，可以认为权利人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应由其提供相反证据以证明其未实施侵权行为。
【裁判摘要】根据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程序包含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同时根据该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程序或文档存在相同或实质性相似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基础。但应注意的是，对软件相同或实质相似既要尽力查明客观事实，同时也需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区别处理，不能将源程序的比对作为确定软件相同或实质相似的唯一标准。如果权利人已经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主张权利的软件界面高度近似，或者被诉侵权软件存在相同的权利管理信息、设计缺陷、冗余设计等特有信息，可以认为权利人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应由其提供相反证据以证明其未实施侵权行为。通常实践中认为计算机软件程序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情形有如下情形：其一为文字成分的相似，即以程序代码中引用的百分比为依据进行判断，其二是非文字成分的相似，即强调以整体上的相似作为确认两个软件之间实质上相似的依据。所谓整体上的相似，指的是两个软件在程序的组织结构、处理流程、所采用的数据结构等方面实质相似。因此，新思公司在本案中既可以程序代码相同或实质相似来主张芯动公司侵犯其软件著作权，亦可以双方软件之间组织结构、数据结构、输入输出形式等方面相同或实质相似来主张芯动公司侵犯其软件著作权。本案中，新思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并使用命令探查方式固定芯动公司相关计算机和服务器的使用状态。根据保全结果可知，芯动公司的电脑中存在与新思公司涉案计算机软件的名称、目录结构、错误信息等方面均相同的软件信息，显示芯动公司存在侵犯新思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可能。
摘要2：（续）芯动公司虽否认其使用新思公司软件，但一审及本院二审期间均未能对命令探查中发现的计算机软件标注的著作权人为新思公司作合理解释。此外，芯动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认为其未使用涉案软件而是使用其他软件进行相关芯片设计，但并未提交其实际安装使用其他软件的确凿证据。同时，芯动公司一审及本院二审阶段虽主张其电脑中包含涉案软件的相关环境变量系根据上下游需要进行设置，但一直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该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同理亦无进行源代码比对的必要。另外，其二审阶段提交的涉案软件系网络公开教学版，不论该软件是否真实，其作用仅限于学习使用，都无法否定原审法院证据保全时芯动公司电脑中的涉案软件状态。同时，芯动公司亦未对招聘时对应聘人员熟悉使用新思公司涉案软件的技能要求予以合理解释，可进一步佐证芯动公司存在使用涉案软件的可能。因此结合现有在案证据和已查明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芯动公司存在侵害新思公司涉案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1：——合同解释与变更的认定和应用
【裁判要旨】认定讼争软件是否属于合同项下争议软件，可从该软件的命名是否系臆造词、是否与软件开发合同的相关开发项目名称重合，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软件上传时间是否正值双方软件合同履行期，两者的开发团队人员是否基本一致，争议软件是否具有线上属性等自身特质，受托方是否深度参与争议软件开发，争议软件在整个委托开发的软件架构中的定位及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范围，开发及交付的相关产品是否符合约定要求，原被告双方有无动机独立于合同之外进行开发等角度出发，合理应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规则进行审查。
【案号】一审：（2017）浙02民初1495号；二审：（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标的的认定
【裁判要旨】系争软件是否属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标的的判断，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字面约定，而应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系争软件与合同约定软件的关联性或者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而应由快发公司享有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本案中，××××公司认为被控侵权软件系线下的购票机软件，不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QCHouses线上平台开发”项目。对此，本院认为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公司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版权归快发公司所有。因此，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不应拘泥于其是否属于线上软件，而是综合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综上，现有证据能够形成被控侵权软件属于涉案合同范围的证据优势，可以证明被控侵权软件系在涉案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的业务需要而开发设计，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被控侵权软件的著作权应当归快发公司所有。
摘要1：【裁判观点】
1.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在分析被诉侵权行为能否成立时，首先需依据权利人的举证，对需要保护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客体、保护范围予以确定，再分析被诉侵权主体实施的与计算机软件相关的行为，考虑被诉侵权软件以何种方式与权利人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进行比对，得出二者是否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的结论。只有在能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人要求保护的计算机软件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情况下，才考虑与被诉侵权软件直接相关的实施主体的被诉行为能否认定构成侵权。
2.提起侵权之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要完成的初步举证义务包括：(1)主张保护的计算机软件的名称、版本和具体内容；(2)确定被诉侵权的计算机软件的名称、版本和具体内容；(3)被诉侵权计算机软件与被告之间的关系。
3.android版本和ios版本分属不同的操作系统，分别使用不同的开发软件。因使用的开发工具不同，显然不可能存在相同或近似的源程序，由此无法认定不同操作系统下的两个软件为相同或实质相似的软件。
摘要2：
摘要1：【裁判观点】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履行中，当事人一方在技术上发生的能够及时纠正的差错，或者为适应情况变化所作的必要技术调整，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不应认为是违约行为。根据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的特点，软件的功能需求可能在签订合同时通过合同文本或附件明确，也可能在合同履行中随着双方交流、委托工作的阶段性完成而逐渐明晰，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对软件开发的内容和功能进行调整较为常见。如果双方在合同文本中约定了软件名称和软件实现的目的，而在合同履行中通过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对功能需求进行磋商、沟通的，经双方确认的功能需求是对合同内容的补充，构成软件开发合同的内容。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游戏直播画面应当认定是视听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２）游戏地图在满足相应要求前提下可以被归入图形作品，其独创性的整体构图、内部组合结构和布局安排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图形作品具体表达。
【注解１】游戏直播画面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涉案游戏连续动态画面属于文学、艺术领域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符合类电作品实质特征，可归入类电作品范畴。——参考案例：（2015）粤知法著民初字第16号；（2018）粤民终137号；(2019)粤0192民初38509号
【注解２】游戏地图在满足相应要求前提下可以被归入图形作品，其独创性的整体构图、内部组合结构和布局安排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图形作品具体表达。——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民终763号
【注解３】（１）简短的游戏名称表达过于简单，难以体现作者的选择、取舍和安排，难以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不构成文字作品；（２）每一关的游戏通关语而言，其表达过于简单，难以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的高度，但是涉案游戏方块上的文字说明即游戏通关语系用于说明方块和道具在游戏中所具备的技能和功能，将其组成一个整体，可以视为游戏说明书而作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文字作品予以保护；（３）具有独创性的游戏APP图标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应受法律保护。——参考：案例| 游戏通关语独创性及侵权的认定｜一审案号：（2017）粤0305民初4888号；二审案号 （2019）粤03民终11027号
【注解４】（１）游戏画面之间不具有连续性，不能表现出画面中的人物或事物在运动的观感，亦不具备相应的剧情或故事情节，未构成类似电影作品的连续动态画面，游戏画面不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２）游戏设计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任何一种作品形式，游戏设计未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３）游戏的用户交互界面设计布局系多数同类游戏所采用的惯常设计或属于为实现相关游戏功能的有限表达，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４）电子游戏规则属于思想的范畴，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如果游戏的文字规则达到作品的独创性高度可以认定为文字作品；（５）电子游戏的人物形象通常具有独创性，可以构成独立的美术作品；游戏人物的设定数值或者呈现人物时采用的常用界面设计不构成独创性的表达。——参考案例：(2019)京73民终2613号
摘要2：【注解５】网络游戏连续动态画面整体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式创作的作品”应获得著作权法保护。——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终552号
【注解６】提供云游戏服务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参考案例：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192民初1329号
【注解７】游戏中玩法规则的特定呈现方式可以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参考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终1054号
【注解８】网络游戏的设计对于创作元素及其属性与数值的取舍、安排形成了特定对应关系，各系统之间组合而成的特定玩法规则和情节达到区别于其他游戏的创作性高度，并能够通过操作界面内直白的文字形式或连续动态画面方式对外呈现，该些具体表达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参考案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民终70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概况性的玩法规则作为思想的一部分不受著作权法保护；（２）来源于公有领域素材的游戏中的人物较色名称及其事迹本身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但对这些素材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可以归入著作权的保护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这里的独创性是指作品表达而非作品思想或观点的独创性。换言之，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对思想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并不保护作者在其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判断请求保护的对象是否构成作品时，首先应当把其中不受保护的思想抽象出去，再把属于公有领域的部分过滤掉，然后对剩余的部分判断是否符合作品独创性的要求。独创性可以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表达形式上或者两者兼具。对于权利游戏的文字内容是否构成作品，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前述方法予以分析、认定。首先，．．．．．．前述用以描述出牌规则、胜负条件、模式等的文字内容属于对游戏玩法规则的概括性、一般性描述，与当下流行的各种“警匪游戏"等桌面推理游戏的玩法规则大同小异，此种概括性的玩法规则作为思想的一部分应当从作品中抽象出来，不受著作权保护。对此，原、被告双方都予以认同。其次，按照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作品的表达形式及/或内容应当是作者独立完成且不同于公有领域业已存在或他人在先作品。．．．．．．再次，判断权利游戏的表达是否与在先游戏构成相同或相似。．．．．．．最后，将权利游戏的思想部分抽象出去并把属于公有领域的部分过滤掉后，对剩余的部分再进一步判断是否符合作品独创性的要求。．．．．．．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权利游戏的文字内容系根据三国历史故事并结合桌面推理游戏规则创作而成且有独创性的部分，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特征的，应当认定作者对其创作性部分享有著作权。需要指出的是，就单张卡牌或者每一句或者每一段文字而言，由于其表达过于简单，难以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的高度，从而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卡牌上的文字内容是用以说明卡牌在游戏中所具备的技能或功能，将其组合成一个整体，勾勒出了一个以三国角色作为人物主体，三国典故体现技能特点，三国文学作品及史料作为卡牌、战功依托的架空幻想游戏世界，具备了著作权法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故可以视为游戏说明书而作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文字作品予以保护。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5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之八——涉及“魔兽世界”网络游戏诉中禁令案
——网络游戏侵权案件的禁令审查
【裁判要旨】
1．禁令应当审查原告胜诉可能性及原告是否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2．网络游戏具有生命周期短，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给原告造成的损害难以计算和量化。
3．禁令不应当影响为游戏玩家提供余额查询及退费等服务。
4．被诉游戏的名称、人物形象等重要组成部分均构成侵权，原告要求被诉游戏整体下线，依据充分。
【案件索引】一审：广东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5）粤知法著民初字第2号及（2015）粤知法商民初字第2号（2015年3月9日）
摘要2：
摘要1：【典型意义】本案是因“抄袭”游戏构成要素引发的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对前沿性的“游戏名称”、“游戏通关提示语”以及“游戏APP图标”的作品属性及其侵权判断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解决思路。本案的裁判结果，对规范当下游戏产业运营秩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并对权利人补充救济提出了现实、有效的路径。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每一关的游戏通关语难以达到独创性的高度，一整套游戏通关语的系列表达属于游戏规则的说明书具有独创性，但被诉侵权游戏与原告主张保护游戏如果仅是规则、玩法、题材大致相同，在表达上存在不同，并非完全抄袭的情形下，可以认定不构成侵权。
【案号】一审案号：（2017）粤0305民初4888号；二审案号 （2019）粤03民终11027号
摘要2：【注解】（１）简短的游戏名称表达过于简单，难以体现作者的选择、取舍和安排，难以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不构成文字作品；（２）每一关的游戏通关语而言，其表达过于简单，难以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的高度，但是涉案游戏方块上的文字说明即游戏通关语系用于说明方块和道具在游戏中所具备的技能和功能，将其组成一个整体，可以视为游戏说明书而作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文字作品予以保护；（３）具有独创性的游戏APP图标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应受法律保护。
摘要1：【裁判摘要】未获得著作权人授权许可在微信公众号文章中使用了著作权享有著作权的摄影作品，侵犯了著作权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长沙××公司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文章中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并未获得原告的授权许可，使用目的在于被告××××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营销所需，且没有在使用过程中标明著作权人姓名和作品名称，也没有说明作品来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合理使用范围，故对被告长沙××公司关于使用的图片来自没有做版权归属的水印抗辩意见，和被告××××公司关于因微信公众号文章由长沙拓众公司编辑、制作、投放而其不知情从而不构成侵权的抗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床上用品的行业习惯通常不会对相关美术作品的作者进行署名，并不侵犯署名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定性无法指明的除外。因此，署名权的保护不能一概而论，应考虑作品实际使用的方式、目的等，尊重行业习惯或商业惯例。由于涉案商品为床上用品，通常在该类产品上使用美术作品的目的不是基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仅是将其作为美化产品的装饰性图案，该些图案与产品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故从产品的整体性和外观效果考虑，该类产品的行业习惯通常不会对相关美术作品的作者进行署名。因此，原审法院未认定被上诉人侵犯上诉人郑某的署名权，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查明”部分未对争议事实予以认定，径行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定，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事由——黄××是否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事实，是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和本案裁判的重要依据,但通观一审判决和原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未看到载明任何有关付款事实的内容。一审判决第10页至第15页的“经审理查明”的所有内容,没有体现黄××付款的事实；原判决第24页至第25页“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部分，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虽然在“本院另查明”中通过载明“黄××在原审时提供了如下证据：1、……”的方式，描述了黄××一审时提交了《财务凭证》《确认书》及《说明》等有关付款证据的名称及其拟证明的事项，但并未从“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的角度对上述当事人提交证据的采信情况作出认定。原判决在未查明黄××付款事实的情况下，径行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黄××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以此下判，明显不当。另，原判决在“另查明”中列举的有关付款的《财务凭证》《确认书》及《说明》等证据能否充分证明黄××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事实，有待进一步查证。……上述转账凭证如何证明相关款项系支付的案涉合同项下转让款，亦需审查认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伪造的证据未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主要证据（而是补强证据）不支持再审申请——毕××、宋××、杨××申请再审主张一审法院以两份购车发票认定贷款金额，但该两张购车发票是伪造的，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为理由申请再审。经审查，本案中，由毕××签字确认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附件二中明确的约定了牵引车、挂车的总价、首付款、融资期限、每期租金等，在2018年6月15日前，毕××均按该约定支付租金。此外，静晨公司、毕××签订的《购车合同》第一条产品名称、规格型号、金额中明确约定牵引汽车的价款是380000元，挂车的价款是118300元，总计498300元，《购车合同》中所列的车辆价款与两张发票的金额一致。综合上述情况，原审判决主要依据民生公司、毕××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附件二中的约定确定贷款金额，并非单独依据两张购车发票确认贷款金额，不能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如果发现伪造发票行为，可以向相关行政部门反映。综上，毕××、宋××、杨××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能否对抗强制执行？｜（１）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２）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股权作为股东对公司享有各种权利的集合，主要权利为基于股东资格而对公司享有的财产利益和管理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转让是股权继受取得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法律行为，通过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转让协议后履行即可取得相应股权。股权转让导致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并非法律规定的工商登记事项。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昆明中院(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定云南能投公司已全额支付转让款，并实际管理、经营石新公司。本案一审亦查明，2014年5月10日，石新公司已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5亿元，云南能投公司作为公司唯一股东以货币方式全额出资。石新公司虽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云南能投公司自该公司章程修改之日起，实际已经成为石新公司唯一股东，享有包括涉案24%股权在内的石新公司全部股权。云南能投公司虽然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案件起诉时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提出了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协助办理股权登记等其他两项诉讼请求，但其在提出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时，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行使着相应股权。(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主文对“山路集团持有的石新公司24%的股权归云南能投公司所有”的确认，
摘要2：（续）不宜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与山路集团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一债权关系所作出，而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已成为涉案股权实际权利归属人这一事实作出，更符合事实实际情况。即云南能投公司并非仅基于(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确权取得涉案股权，而是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作出前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涉案股权。
摘要1：【裁判摘要】（１）劳动者要求在离职证明中写明其劳动合同期限确有依据；（２）公司应在离职证明即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写明劳动者工作岗位经历；（３）离职证明不得添注离职原因等信息（公司在离职证明中写明离职原因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难以认定该内容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但在劳动者有异议情况下公司宜不写入相关内容为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本案中，欧图公司在余×离职后虽向其出具交付了离职证明即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但余×对该证明内容持有异议，主张欧图公司未在离职证明中写明劳动合同期限、所写工作岗位有误且所使用英文未经翻译、对其实际入职时间所述不当、附加写入一项非法定的缺乏事实依据之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此分析如下：关于劳动合同期限，依据已查明事实，余×于2014年3月28日方首次与欧图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自2014年4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在此之前余×系通过外服公司派遣至欧图公司工作，对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有关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应写明内容之规定，余×要求在离职证明中写明其劳动合同期限，确有依据。关于工作岗位，欧图公司就余×原所处质量控制主管岗位已撤销、余×的职位变更为高级质量控制员之主张提供了2020年6月18日董事会决议、2020年7月29日电子邮件等证据予以佐证，余×虽对此持有异议，但依据2020年9月7日余×申请仲裁提出恢复劳动合同约定的原岗位之请求、仲裁委员会经审查决定对该请求不予受理等事实以及余×有关其在恢复劳动关系后的工作内容存在变化之自述，实难认定余×自2020年8月3日起仍从事质量控制主管工作。余×主张其工作岗位未发生变化，始终为质量控制主管，要求欧图公司仅按照劳动合同所约定工作岗位出具离职证明，缺乏事实依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对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法定内容之设置看，相关证明除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之终结外，亦有证明劳动者工作经历、专业技能之功用。虽然余×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未从事质量控制主管岗位工作，但从余×在欧图公司处的工作经历看，其长期担任质量控制主管，在2021年12月31日离职前调岗至高级质量控制员岗位仅一年余，
摘要2：（续）如欧图公司仅在离职证明中列明余×离职前工作岗位，显难以全面反映余×的实际工作经验、岗位工作能力。同时，欧图公司本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我国通用文字亦为规范汉字，在余×持有异议的情况下，欧图公司仅以英文名称列明余雷岗位，亦有不妥。故，就本案实际情况而言，欧图公司应在离职证明即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以规范汉字写明余×包括质量控制主管在内的工作岗位经历。关于余×在欧图公司处的入职时间，依据余雷所述的2000年10月1日前后之工作单位及在案证据，实难认定余×所称的1995年8月1日至2000年9月30日工作经历属于离职证明应写明的本单位工作年限范畴，故对余×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余×对离职证明中所载“由于业务整合的原因经公司决定停止部门所有业务”之异议，欧图公司在离职证明中写明离职原因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难以认定该内容对余×产生不利影响，但结合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实际用途以及《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15条有关用人单位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应写明劳动合同期限、终止或解除的日期、所担任的工作”“如果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可在证明中客观地说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之规定，在余×有异议情况下，欧图公司宜不写入相关内容为妥。
【解读１】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欧图公司向余×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2.欧图公司向余×支付延误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对余雷重新就业权益的损害赔偿，赔偿金额从离职当日起至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履行日每月33,000元。
【解读２】二审判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出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离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摘要1：【裁判摘要】（１）招标人因无评标标准而终止第一次招标活动系其在发现招标活动存在瑕疵时，自身纠正、完善招标活动的举措，不能认为将一个招标投标活动演变为两个阶段；（２）第二次招标活动已经完全取代了第一次招标活动，是一次新的招标活动，二次招标活动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东莞东港洪公司主张海南港航公司与海南远通公司在本案中存在如下串通投标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一为海南港航公司将一个招投标活动违法演变为两个阶段。对此，本院认为海南港航公司因无评标标准而终止第一次招标活动系其在发现招标活动存在瑕疵时，自身纠正、完善招标活动的举措，不能认为是海南港航公司将一个招标投标活动演变为两个阶段。理由是根据《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的规定，“评标标准”作为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是招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招标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若招标文件并无评标标准，则无法通过可操作性的方式评选出中标候选人，无法达到招标的目的。通过比对海南港航公司先后发布的《邀标通知书》和《邀请函》两份招标文件，不难发现《邀请函》设置更为明确、详细、合理，更具操作性和保密性，如《邀请函》设定了评标标准，组成了评标小组，对招标活动有异议不再由海南港航公司生产业务部负责解释而是由海南港航公司评标小组解释以及现场递交材料和现场开标等，以上内容的设置应当认为是海南港航公司在发现招标活动存在瑕疵时，自身纠正、完善招标活动的举措。其二为海南港航公司在终止第一次招标活动后未退还东莞东港洪公司投标材料，反而将其密封的投标材料拆封，将其标底泄露给海南远通公司，从而使海南远通公司中标。对此，本院认为海南港航公司的第一次招标活动的确存在诸多瑕疵，如缺乏详细的评标标准，未能组成评标委员会，但海南港航公司在发现上述瑕疵后，已经及时终止了第一次招标活动。在此之后，海南港航公司对招标文件进行了完善，形成了新的《邀请函》并向各投标人发布，各投标人也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响应第二次招标活动，故本院认为第二次招标活动已经完全取代了第一次招标活动，是一次新的招标活动，二次招标活动是各自独立存在的。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
摘要2：（续）不得开启”和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也可以由招标人委托的公证机构检查并公证；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的规定，投标文件在送达给招标人时和开标前应当是密封的，故海南港航公司在庭审中关于东莞东港洪公司递交的投标文件并未密封的陈述不能成立，此亦是海南港航公司第一次招标活动瑕疵所在。但是该瑕疵的存在是否就能据此认定海南港航公司将东莞东港洪公司的标底泄露给海南远通公司，从而认定在第二次招标活动中海南港航公司与海南远通公司存在串通投标不正当竞争行为，本院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判断，．．．．．．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海南港航公司二次招标活动均是独立的招投标，其第一次招标活动过程中存在的瑕疵不能影响第二次招标的结果，但从规范整个招标、投标市场的角度出发，本院认为包括海南港航公司在内的招标人、投标人，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尊重公认的商业道德，不断规范自身行为，以真正构建起公平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