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671号
【裁判摘要】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未提供支付凭证）能够证明律师费发生，无需提供其他支付凭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承诺承担本合同项下有关费用的支出，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公证、鉴定、评估、登记、拍卖、律师服务等事项的费用。枣阳农商行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证明枣阳农商行为实现合同目的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发生的合理费用，符合借款合同约定。昊天公司申请再审认为原审判决关于律师费的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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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7)苏1181刑初34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因此，孙××、刘×律师作为刘××的委托代理人，有权调取与刘××诉祝某民事诉讼案件相关的证据，丹阳市档案局在孙××、刘×提交上述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证件材料后，有义务向孙××、刘×提供其保存管理的与前述民事诉讼案件相关的祝某与张××的婚姻登记信息材料。并且，孙××、刘×调取该婚姻登记信息材料后，即用于提起前述民事诉讼，祝某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孙××、刘×将此信息材料用于其他非法事项，故孙××、刘×调取婚姻登记信息材料以及据此提起上述民事诉讼的行为均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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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辽02民终637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离婚案件诉讼，双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订立合同当时未尽到明确告知义务，即告知可能存在败诉风险，直接影响了上诉人对是否订立合同、是否交纳律师费、是否采取保全措施等行为的准确判断，故主张案涉合同因显失公平而应予撤销。．．．．．．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定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的行为。主观上要求一方有背离诚信原则的故意，客观上要求双方利益显著失衡，案涉合同并不符合前述主客观要件，不构成显失公平。．．．．．．上诉人因未实现预期的诉讼结果，而后悔支付高额律师费，进而主张撤销委托合同的行为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其关于合同中告知内容不明确，且属于格式条款应作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解释的主张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代理费金额，因该代理事项包括离婚和分割财产两项内容，被上诉人按照《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在双方自愿协商基础上约定了30万元代理费，且未约定该30万元代理费以胜诉为收取条件，该约定不违反规定，应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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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5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卢××虽于2013年3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但其主张曾于2013年1月25日委托律师向林××发出《律师催款函》，并提供了加盖顺丰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快递单为证。林××再审申请时主张其事实上没有收到该快件并否认快递单的证明效力。本院认为，快递单上的收件地址“石狮市××路36号”虽并非林××确切住址“石狮市××路36号裕丰大厦××室”，但与林××的身份证标明住址一致。另，快递单上写有收件人林××有效的手机号码，通常情况下足以使快递员联系到林××。林××主张快递单托寄物名称一栏为空白故无法说明投递物品就是《律师催款函》，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卢××与林××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且卢××不仅向林××寄送了快递，同时也向吴××、鑫盛达公司寄送有关资料，这三份快递同时寄出，从三方均为卢××的保证人这一事实看，存在内在的相互关联性。林××称原审中卢××委托代理人已确认其律师事务所未寄出《律师催款函》，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综上，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只要权利人在法定期间恪尽一定注意义务向义务人提示权利，应认定为已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之效果。本案中卢××提供的快递单及其载明事项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足以认定该《律师催款函》“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可以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曾向林××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要求，林××应当向卢光耀承担案涉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
摘要2：【注解】本案快递单上写有收件人有效的手机号码，通常情况下足以使快递员联系到，对其主张快递单托寄物名称一栏为空白故无法说明投递物品就是《律师催款函》事宜，因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其主张对方并未寄出《律师催款函》，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可以证明权利人在保证期间内曾向保证人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要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10号
【裁判摘要】同一案件中的诉讼参与可以委托同一家履行事务所的不同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吉林辛禾公司与兴安盟医院均委托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做代理人，是否属于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未限制在同一案件中，诉讼参与人不得委托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做代理人。本案二审中，吉林辛禾公司与兴安盟医院虽然均委托内蒙古天厚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做代理人，但并不存在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可见，东亚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存在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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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摘要】实习律师作为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正在实习阶段的人员，不能以律师名义进行诉讼活动。但是，实习律师受委托代理律师指派，并持有关手续到人民法院立案窗口递交立案材料等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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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13民初290号
【裁判摘要】货币资金取回权应当举证证明该笔资金已经特定化（即该笔资金的具体流向和该笔资金没有被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货物的买家LGNE公司于2014年8月5日向被告在中国银行宿迁宿豫支行开设的47×××73账户支付6252.21澳元的货款，因被告就其和该买家的货款问题已经原告保险理赔，根据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该货款中的按5366.18美元（原告起诉时折合成人民币为36550.13元）应属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因本案原告要求取回的系货币型财产，而货币属于种类物，一旦进入被告账户即与其他资金产生混同，故而原告要取回货币资金，应当举证证明该笔资金已经特定化，即被告应当能够证明其行使取回权时该笔资金的具体流向和该笔资金没有被使用。本案中，根据本案证据和原、被告的确认，该笔资金系以LGNE公司支付的货款方式进入47×××73账户，此时该笔资金已经特定化。后被告将47×××73账户中包含本案原告主张取回权的资金转为人民币进入510558225715账户，可以清楚地表明该笔资金的流向，也可以判定为该笔资金已经特定化，但根据510558225715账户的银行交易流水，可见在原告提起诉讼主张取回权时该笔账户上资金已经为零，原告主张取回的资金已经被被告使用，其后进入该账户的资金与原告取回的资金已没有关联性，故原告主张取回该账户的资金没有事实依据。原告还主张510558225715账户上的两个保证金账户也应当作为行使取回权的资金账户，本院认为，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资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特定化后进入保函保证金账户47×××70和信用证保证金账户49×××34，故其主张行使对该二个账户资金取回权依据不足，且该两个保证金账户的资金在2018年2月28日亦已经为零，故原告要求取回该两个账户中的相应资金也没有事实依据。虽然原告主张取回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但其相关权利可以转化为普通债权，由其向破产管理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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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795号
【裁判摘要】出资人组会议并非股东（大）会议，股东要求查阅复制出资人组会议记录以及投赞成票的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讼争的2016年9月22日出资人组会议，其性质系在特定的破产重整程序中，人民法院依据《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的相关规定组织召开的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会议，对《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审议表决，并非海洋公司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自行召开的股东大会。且宏亿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亦出席了该出资人组会议，知悉会议的情况。故《公司法》关于股东查阅、复制股东会会议记录、股东名册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宏亿隆公司主张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查阅复制出资人组会议记录以及投赞成票的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对宏亿隆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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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菏执异议字第8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委托人有权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于1996年施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施行。根据后法优先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在本案中，2012年11月20日，紫阳投资中心作为委托人，中行福田支行作为受托人，菏泽紫阳公司作为借款人，三方共同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由紫阳投资中心委托中行福田支行向菏泽紫阳公司发放8000万元贷款。紫阳投资中心与中行福田支行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三方当事人之间建立的是委托贷款合同关系。菏泽紫阳公司作为借款人，系合同签订方之一，明知涉案贷款系紫阳投资中心委托中行福田支行发放的事实，因此该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紫阳投资中心和菏泽紫阳公司。而委托贷款合同第十九条约定了委托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直接对借款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因此，无论是基于法律规定，还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紫阳投资中心均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菏泽紫阳公司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２】合伙事务的执行权利的行使与合伙企业直接行使权利并不矛盾。企业的公章对外即代表企业的意思表示，刘×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一栏加盖了紫阳投资中心的公章，应视为合伙企业对刘×律师相关授权的准许。因此，刘×律师及其他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手续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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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481民初56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葛××系秒购网络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作为原告诉请任职公司变更登记，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葛××系秒购网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数月后担心因公司经营所带来的风险，且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秒购网络公司亦未向葛××发放薪资报酬，故要求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而秒购网络公司不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秒购网络公司登记在滕州市，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综上所述，葛××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本院依法应予受理。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后果由所任职公司承受。因此，法定代表人与所任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应当定性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辞去代理。本案中，作为受托人的葛××有权解除委托合同，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及与本案，葛××第一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其已不愿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秒购网络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葛××自2021年5月份即提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曾与股东赵×多次协商变更法定代表人未果，且多次至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业务均被告知无法办理，表明葛××主观上已无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意愿，亦表明秒购网络公司并无配合葛××办理变更法人登记的意愿。因秒购网络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葛××并非秒购网络公司股东，股东赵×不配合办理法人登记变更，葛××则无法通过公司自治途径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若人民法院驳回葛××的诉讼请求，则葛××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因此葛××要求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由谁担任，应当由秒购网络公司决定，葛××无权干涉。因此，葛××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将法定代表人由葛××变更登记为赵×，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秒购网络公司为一人公司，赵×为唯一股东，因此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葛××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赵×有义务办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5号
【裁判摘要】一般合同纠纷区别于互联网金融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的，以约定为准确定管辖法院——本案系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签订的《项目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可提请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签订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等内容，上述约定系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的情况看，尽管可能存在着链家高策公司陈述的案涉合同系项目办公地重庆市签章后交与宇晟公司签章的情形，即：实际的合同签订地与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不一致，但是，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约定实际合同签订地之外的地点作为合同签订地，进而作为协议管辖的连接点，系自行决定如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区别于诸如互联网借贷纠纷中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产生的纠纷案件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本案合同主体相对固定，产生的纠纷进入法院诉讼后表现为个案或者一定数量的类案，不会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四川法院关于链家高策公司与宇晟公司上述约定无效的处理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81号
【裁判摘要】借用资质（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主张权利，但可以依据民法典规定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第一，关于单××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主体适格。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鑫源公司参与案涉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单××以鑫源公司名义交纳投标保证金并参与了投标全过程，并在中标后以鑫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字。次日，单××与鑫源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鑫源公司将该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义务交由单××履行，单××承担工程实际施工内容、全部项目管理工作及所需费用，并向鑫源公司交纳管理费。因此，单××系借用鑫源公司的资质承包案涉工程，其与鑫源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单××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就其施工工程对管委会享有工程款给付请求权，其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第二，关于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单××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鑫源公司的资质参与招投标，并以鑫源公司名义与管委会签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第四，关于鑫源公司是否应向单××返还工程款问题。管委会累计给付工程款510万元，其中单××实际收到工程款285万元，鑫源公司实际收到工程款225万元。管委会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案涉工程款汇入合同相对方鑫源公司账户符合一般交易规则，鑫源公司应将其中属于单××施工部分的款项及时支付给单××本。单××自认应向鑫源公司交付管理费及材料费共计25万元。因此，鑫源公司从管委会处受领的225万元工程款，扣除前述鑫源公司施工的工程款206103元及25万元后，鑫源公司应将剩余工程款返还给单××。
摘要2：
摘要1：【要旨】公司主要通过代表与代理两种方式对外从事交易活动，除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任何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的行为（包括冒充法定代表人名义对外进行的所谓代表行为）均属代理行为，要综合考虑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或者在无权代理时相对人是否善意、有无过失等情形确定公司应否及如何承担责任。考察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要区别职务代理与委托代理进行具体判断，不可一概而论，但不论何种情形，都不会因为所盖公章的真实性而使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理。当然，考察公章真实性并非全无意义，其是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的重要考量因素，但绝非全部因素。在认定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还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身份及职责、盖章场所、公章类型等因素。就此而言，“认章不认人”“认人不认章”等表述均不够全面准确，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有其合理性。
摘要2：【注解】无权代理人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合同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公司有权抗辩其并非合同当事人则不应承担责任。
摘要1：【摘要】关于建房行为已经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追诉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精神，沈某某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在未恢复原状之前，应视为具有继续状态。本案中，黄平县自然资源局对沈某某的违法行为从立案到作出处罚时，沈某某非法占用耕地仍然处于继续状态，黄平县自然资源局作出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故沈某某的该诉讼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最终，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沈某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的意义在于明确了违法占地行为的行政处罚追诉时效应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摘要2：沈某某与黄平县自然资源局资源行政管理:其他(资源)一审行政判决书
【案号】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黔2625行初45号
【摘要】关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提出原告的建房行为已经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追诉时效，被告仍对原告的建房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程序违法的诉讼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的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院认为，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在未恢复原状之前，应视为具有继续状态。为此，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从立案到作出处罚时，原告非法占用集体土地仍然处于继续状态，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故对原告委托代理人提出的上述诉讼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摘要１】实务中，挂靠法律关系的认定应重点审查——（１）投标保证金的缴纳主体和资金来源；（２）实际施工人是否以承包人的委托代理人身份签订合同；（３）实际施工人是否与发包人就合同事宜直接磋商；（３）实际施工人是否全程参与投标、保证金的支付、合同的订立、实际施工等；（４）是否以劳务分包形式来掩盖挂靠行为等，以此来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否为挂靠。
【摘要２】以下情况一般认定为挂靠——（1）假借内部承包名义，但没有人员聘用合同、没有缴纳社保、没有工资发放记录，办公场所是各自独立的；（2）挂靠协议签订后，挂靠人再以被挂靠人的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在没有挂靠协议的情况挂靠人以被挂靠人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合同的；（3）工程款直接流向挂靠人，被挂靠人仅收取管理费，无实质参与工程管理，各自财务独立的；（4）从履行合同看，现场管理人员由挂靠人聘请、发放工资，挂靠人实际出资，以自己的名义或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对外聘用人员、购买机械、材料或租赁设备的。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根据前述规定，在行政许可中，尽管申请人应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但行政机关亦负有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的义务；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还应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相应的核查。具体到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文件：……（三）个人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量、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办理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的相关申请材料系由范正林向勐海县林业局提交，李××、小×、干×等8人作为申请人并未到场。此种情况下，勐海县林业局有义务对范正林是否有李××、小×、干×等8人的授权委托进行相应审查，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交的证据中并无李××、小×、干×等8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行政许可系依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前述材料的欠缺致使申请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意思表示存疑，行政机关启动颁证行为亦缺乏事实依据。另，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申请人为李××、小×、干×等8人，根据前述规定，申请材料中应具有前述8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仅有李××、小×、干×3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无其余5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即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不齐全。
摘要2：（续）综上，尽管本案中存在范正林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情形，但勐海县林业局在申请人本人未到场，又无申请人本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且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颁发涉诉林木采伐许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依照法定程序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颁证行为违法。
【裁判摘要２】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的实质为勐海县林业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与他人恶意串通共同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与他人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等因素，确定被告的行政赔偿责任；被告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职责，因他人行为导致行政许可决定违法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前述规定明确了行政许可中行政行为违法与他人民事侵权交叉混合致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损时，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承担及分摊的基本原则。即：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其他人或组织恶意串通、共同违法、共同侵权情形下的连带赔偿责任；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其他人或组织分别违法、混合过错下的按份责任以及行政机关尽到审慎合理审查义务情形下不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勐海县林业局在办理涉诉林木采伐许可中未尽到合理审慎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其违法颁证行为与范正林提供虚假材料申办林木采伐许可及其私自砍伐林木的民事侵权行为共同致使李×财产损失，勐海县林业局应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过程中内部请示材料是否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在复议案件没有最终结果的情况下请示材料不能认定为《政府信息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公开的政府信息，是被上诉人在行政复议案件程序中，为妥善处理好复议案件，在对法律、政策把握不准情况下，向有关机关的请示，应当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请示材料。由于行政复议还未形成最终结果，该请示材料能否对复议案件起到影响，最终该材料确定为不对外公开的内部答复，还是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而对外发布，仍处于不确定状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没有明确说明“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公开时机，即是职责履行完毕应当公开？还是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任何环节都要公开？本院认为如果政府机关获取的信息在行政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要公开，不仅不利于行政活动的开展，而且将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因此，在复议案件没有最终结果的情况下，该请示材料不能认定为《政府信息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对于上诉人的信息公开申请，被上诉人及时给予答复，并告知其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赋予的权利，查阅、复制复议案件的材料、了解办案相关信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徐××律师，也到被上诉人处查阅复议案件的卷宗，复印了相关材料，从被上诉人处获知到其申请要求公开的信息，也就是说上诉人要求信息公开的目的已经达到，从而说明被上诉人履行了法定职责。上诉人在已获知信息的情况下，仍以被上诉人没按照其要求的方式公开，而诉被上诉人行政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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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汇票上未载明付款地的，票据支付地确定的连接点应为“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规定：“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未载明付款地的，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据此，汇票上未载明付款地的，票据支付地确定的连接点应为“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案中，案涉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并未明确记载付款地，但明确载明：付款人为长春鋆地公司，账号为69×××81，开户银行为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付款人开户行行号为305391015103，地址为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328号金某花园一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开户银行收到通过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将商业承兑汇票留存，并及时通知付款人。（一）付款人收到开户银行的付款通知，应在当日通知银行付款。付款人在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３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同）未通知银行付款的，视同付款人承诺付款，银行应于付款人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第４日（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同）上午开始营业时，将票款划给持票人。付款人提前收到由其承兑的商业汇票，应通知银行于汇票到期日付款。付款人在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３日内未通知银行付款，付款人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第４日在汇票到期日之前的，银行应于汇票到期日将票款划给持票人。（二）银行在办理划款时，付款人存款帐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三）付款人存在合法抗辩事由拒绝支付的，应自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３日内，作成拒绝付款证明送交开户银行，银行将拒绝付款证明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
摘要2：（续）并结合恒丰银行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所述“2015年12月23日、2016年1月22日，上述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的开户行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分别向持票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的事实，以及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票面中关于“此联持票人开户行随托收凭证寄付款人开户行作借方凭证附件”的记载，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作为付款人长春鋆地公司在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上载明的开户行，可以认定为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的代理付款人。原审裁定依据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载明的代理付款人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的营业地址，认定本案的票据支付地在福建省福州市，进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依法确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挂靠人不能突破承包合同约定仲裁条款对发包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电力建设公司与大年建筑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一切由执行合同引起或者与合同有关的争端，均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对于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争端，提交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依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该约定合法有效。关于赵××所主张权利是否应受到上述仲裁条款的约束，一方面，赵××作为大年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施工合同》中签字，其对大年建筑公司与电力建设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当是明知的。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明确了对转包合同的承包人和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的权益保护问题，但不包含对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的权益保护。赵××主张其借用大年建筑公司的资质，故其无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电力建设公司主张权利。赵××向电力建设公司主张的权利来源于《施工合同》中的权利，故赵××向电力建设公司主张权利应受到《施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法院对此无管辖权。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赵××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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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和票据追索权纠纷中票面记载的承兑人开户行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未载明付款地的，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本案中。代理付款人为承兑人的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宁夏路支行，其营业场所位于青岛市市南区，故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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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和票据追索权纠纷中票面记载的承兑人开户行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因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未载明付款地的，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本案中，中国银行北京雅宝路支行作为案涉票据载明的付款人远东××公司的开户行，其应为远东××公司的代理付款人，其营业场所所在地亦可认定为票据支付地。据此，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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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人持有公章应否认定其代表公司意志？｜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是法人意志的当然代表，能够对外代表公司的人一般仅有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授权，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法律规定。鉴于《协议书》及其附件非由三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而由各自其他职员加盖公司公章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是否依法发生效力，需要根据具体签订的经办人员是否具有公司的授权（具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授权）而定。．．．．．．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至于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综上所述，应当认定黄××、汪××均无权代理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辽宁立泰公司也无正当理由可以相信黄××、汪××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对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而言，依法应属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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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司对外担保善意人认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中兴天恒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均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华融江西分公司虽主张，据中兴天恒公司2017年4月20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其净资产达4017403024.36元，其10%为401740302.44元，该金额足以覆盖案涉担保金额。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载明：“本规则下列用语含义如下：(十三)净资产：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金额。”故前述“净资产”概念为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在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华融江西分公司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兴天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显示，案涉担保发生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313251896.91元，案涉3亿元担保金额已经超过上述10%的比例，故应当进一步由中兴天恒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次，由于案涉《保证协议》未经适格机关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应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兴天恒公司主张，案涉担保数额由于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而中兴天恒公司并未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华融江西分公司仅审查董事会决议，未采取正确的审查方式，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在案涉担保为非关联担保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
摘要2：（续）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本案中，债权人华融江西分公司在订立《保证协议》时，对中兴天恒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且中兴天恒公司对该《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董事会决议》不仅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并声明担保金额和相关事项完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中兴天恒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显示，案涉担保数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应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上述《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对相关担保的决议机关规定属于约定限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并非基于其对外效力，故应以形式审查为限；且对外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并不能从相关公开文件中直接获取，需要债权人进一步计算得出，故不能以上述文件对外公开披露就认定本案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案涉担保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且要求债权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比例进行实质审查，或者对债务人董事会相关声明的真伪予以确认，亦增加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和交易成本。综上，本案中，华融江西分公司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协议》有效，并判令中兴天恒公司对案涉武汉绿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能否将原告庭后补交证据邮寄给被告进行质证？｜可以——对于华融江西分公司庭后提交的律师费转款凭证，原审法院亦邮寄给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未提交质证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转帐凭证和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相互印证的证据，对律师费予以认定，程序上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约定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仅有双方公司加盖的公章，没有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且并未付诸实际履行，应当认定该协议尚未生效；（２）解除合同的对象，应当是已经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未生效的合同不属于可以依法解除的对象；（３）原审认定未生效合同能否解除对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未产生实质影响再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效力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双方2014年3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了协议的生效条件是须经双方公司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该协议上仅有双方公司加盖的公章，没有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协议的签署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而且在该协议盖章后，并未付诸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没有依约履行协议签订程序，协议尚未达到当事人约定的发生法律效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协议尚未生效。解除合同的对象，应当是已经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未生效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未产生法律效力，不具有相应拘束力，因而不属于可以依法解除的对象。二审判决认为解除合同不以合同生效为前提，系对法律规定的错误适用。在合同缔约程序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该合同内容无论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均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广鹏物资公司申请再审所持上述协议违法无效的理由虽不能成立，但二审判决解除未生效协议的做法确有不当。在双方当事人关于还款安排的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广鹏物资公司与广鹏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当仍按照原基础法律关系认定和解决。本案一审、二审判决虽然对上述未生效协议予以解除的做法存在错误，但是认定该协议未生效和解除该协议，对广鹏物资公司与广鹏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产生实质影响。换言之，无论是按照二审判决解除该未生效的合同，还是按照合同未生效来认定诉争协议的效力，都将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回归到二审判决判令广鹏物资公司偿还广鹏房地产公司欠款及利息的结果上来。而且，二审判决并未按照诉争协议的内容认定广鹏物资公司应当偿还的欠款数额，而是根据双方之间款项的实际支付、偿还时间，最高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欠款利息，
摘要2：（续）支持了广鹏房地产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因此，对本案进行再审不会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产生影响。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对广鹏物资公司的再审申请予以驳回。
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６条的规定，代理人开庭时间冲突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的情形；（２）委托代理人以开庭时间冲突为由，请求延期开庭，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分别于2017年5月12日和2018年2月5日开庭审理本案。2018年2月5日开庭审理前，一审法院向鑫诚造船厂、谈××、刘××邮寄送达《告知合议庭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文书，前述邮件显示于2018年1月29日投递并签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据此，一审法院已于第二次开庭三日前向鑫诚造船厂、谈××、刘××送达《告知合议庭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代理人开庭时间冲突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的情形。鑫诚造船厂、谈××一审的委托代理人以开庭时间冲突为由，请求延期开庭，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鑫诚造船厂、谈××在收到《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缺席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８５条规定，民事案件委托诉讼代理人“近亲属”范围包括与当事人有以下关系的亲属——（１）夫妻关系；（２）直系血亲；（３）三代以内旁系血亲；（４）近姻亲关系；（５）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
【注释】《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对于公民作为委托代理人的范围宽于《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近亲属的范围。
摘要2：【注解】可以被委托为民事案件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范围具体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叔/婶、伯父/伯母、姑父/姑姑、舅舅/舅妈、姨妈/姨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堂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表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侄子/女（及其配偶）、甥子/女（及其配偶）、岳父/母、妻弟/妹（俗称“小舅子/姨子”，及其配偶）、女婿（及其父母）、儿媳（及其父母）等等。
摘要1：【裁判摘要】委托人未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特别授权的律师代签协议放弃部分款项须赔偿——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泽×所指派的律师袁××在赵×案件和赵×案件执行过程中以姜×的名义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基于袁××是特别授权，就外部相对人而言，执行和解协议对姜×发生法律效力，但并不影响姜×在代理人存在不当行为时对内享有向代理人索赔的权利。袁××在执行和解协议中放弃部分款项，现并无证据证明得到了姜×的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故一、二审判决将放弃款项数额认定为损失判令泽×所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11民终3734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2修正）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上述赵×１、赵×２两案执行中，泽×所指派律师袁××代理姜×参与执行和解，在泽×所没有证据证明征得案件当事人姜×同意的情况下，对执行案件标的数额作出较大减让，致使案件当事人姜×的利益明显受损。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泽×所应当向姜×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泽×所上诉主张其指派的律师袁××代理姜×系特别授权，在执行和解中，无需征得当事人同意的问题，本院认为，姜×特别授权泽×所律师袁××代理案件，袁××有权在案件执行中对相关执行事项行使特别授权代理权，但是，在该委托代理关系中，袁××行使代理权不当，造成姜×损失的，应当向姜×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本案系海天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向发包人智弘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引发的争议。王某作为海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项目负责人，其代理行为或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由海天公司承担。王某作为智弘公司的总经理履行职务的行为依法由智弘公司承担。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海天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由海天公司承担。智弘公司主张王某、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于法无据，且智弘公司主张的“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不应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将诉讼代理人转为证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王某原为海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后海天公司撤销了该委托。王某于2019年10月23日作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北海智弘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它公司和个人汇入王某个人卡的款项说明》，就智弘公司、张××等向其支付的款项用途及退还问题作出陈述，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证人证言还是当事人陈述均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智弘公司据此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发包人反诉请求承包人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承包人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反诉不予受理——智弘公司在一审期间对海天公司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智弘公司在案涉工程竣工后未经验收擅自使用，自其实际使用之日起即应认定工程已经验收合格，智弘公司反诉请求海天公司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故对智弘公司的反诉不予受理。一审法院的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且智弘公司已经就案涉工程主体结构质量问题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权利未受影响。智弘公司关于一审法院不受理其反诉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４】无效合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违法性。本案审理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已不再将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列入必须强制招标的范围，即相关法律法规发生了符合当事人合同预期的变化，案涉合同不再具有违法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6.24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既符合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又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对案涉合同的评价，具有法律适用的正当性、妥当性。智弘公司、张××、智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借用或租用施工资质导致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其主张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6.24补充协议》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岩×在绵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因与徐××发生纠纷，被徐××伤害后住院医治，出院后岩×离开四川绵阳返回其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在此期间，岩×有权委托代理人代其进行诉讼和申请执行等活动。陆××系岩川在绵阳银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及以受伤住院期间的同事，岩×为进行本案诉讼和执行活动，委托陆××以个人身份作为其诉讼代理人，陆××参加诉讼和执行，前有绵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推荐信、后有西盟佤族自治县XXXXX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推荐函，其代理行为、包括代理岩×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涪城法院在此情况下立案受理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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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担保合同被判决无效，担保赋强债权文书中担保财产不予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一)公证债权文书属于不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二)被执行人一方未亲自或者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公证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的;(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四)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债权争议提起诉讼。本案中，异议人刘××以三处房产向华控担保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李×以刘××与河北华控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反担保抵押合同》(就晋州市东城区签订的《反担保抵押合同》)无效为由提起诉讼，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刘××与河北华控担保有限公司就晋州市东城区(房屋所有权证号0230002662)签订的《反担保抵押合同》无效。另外两份《反担保抵押合同》(就晋州市东城区房产及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科技电子广场1-87房产签订的《反担保抵押合同》)的抵押物已判决确认有案外人李×50%的份额，造成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导致公证文书出现错误，故此异议人刘××的异议成立，对(2017)冀石燕证执字第00068号执行证书中刘××财产部分应不予执行,并解除对异议人刘××名下房产的查封。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解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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