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06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该条对公司法的适用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即依照该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长白钢窗厂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不属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只能参照原国家体改委《指导意见》的精神和企业章程规定进行处理。长白钢窗厂对拆迁补偿款的处分也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按股权比例表决的有关规定。代某某、王某某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应否向佳安公司实缴新增注册资本1604.565万元。佳安公司认为，***用以增资的土地使用权未交付佳安公司亦未办理权利变更手续，属出资不到位，应当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2004年9月，***作为佳安公司持股90%股东兼公司法定代表人，其通过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委托新疆德旺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对案涉土地价值进行评估并委托新疆宝中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新增注册资本进行验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申请，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并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其次，案涉土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中用地单位均为佳安公司，且依据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记载，该土地出让金已付清，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拆迁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单位的拆迁补偿事宜正在进行。再次，依据2006年5月15日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第三条债务处理，佳安公司股权转让以前的债务和或有负债，除与佳安大厦项目拆迁和办理前期手续有关的费用外，其余全部由乙方（***）承担。2006年7月3日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可，由股权变更后新佳安公司承担的发生在2006年6月30日之前的债务，包括与佳安大厦项目拆迁和办理前期手续有关费用，如拆迁补偿费等。上述协议约定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后的佳安公司对案涉项目土地正在进行拆迁的事实是明知的，并愿意承担2006年6月30日前的相关涉及项目拆迁的费用，直至2014年，案涉土地拆迁仍在进行，并就房屋拆迁补偿引起行政诉讼。故佳安公司关于***用以增资的土地使用权未交付佳安公司亦未办理权利变更手续，属出资不到位，应当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原股东以土地使用权增资公司，未获得土地权属证明，但已缴纳土地出让金，获得土地建设审批，完成增资工商登记，股权受让人明知该情况的，受让后无权以公司名义主张该土地使用权出资不到位，继而请求该股东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85号
【裁判摘要】红都集团不是涉案被拆迁主体。涉案房屋拆迁主体分别是国瑞地产公司和华表工贸公司，双方签订的《崇文区东花市三期危改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内容合法有效，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构成包括购房款和搬迁奖励费，不含土地补偿款，应全部补偿给华表工贸公司。尽管北京市住建委复函明确“拆迁款项中应包含土地的因素”，但由于红都集团不是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即使拆迁补偿款中包含土地因素也与其无关，故其无权参与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涉案土地原为政府无偿划拨的国有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对划拨土地使用权，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可以无偿收回，并可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出让。无偿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时，对其他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补偿的购房款和搬迁奖励费并不涉及土地补偿款。红都集团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将绝大部分拆迁补偿款评估为土地补偿款，混淆了土地使用权性质，本院不予认可。
摘要2：【解读】政府无偿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依法只对其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予以适当补偿，无需对土地使用权予以补偿。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也就是说，依据生活常理能够推定的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本案中，尽管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房屋被强拆后实际支付了房租，但是，在居住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必须要另找生活居住的地方。无论是租住他人房屋，或者另行购房居住，还是投亲靠友借住他人家中，在获得赔偿之前，被申请人因失去原有住房另行安排住处的损失都是实际存在的。即便是投亲靠友，未实际支出房租，客观上房租损失也是依然存在的，只是亲朋好友免除了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而已。而在法律上，并不能因为亲朋好友的馈赠而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因此，根据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在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是必然存在的。据此，二审判决在被申请人未出具实际支付租金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租金损失存在，符合行政诉讼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则。房租损失的具体金额认定应当科学合理，以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居住条件为原则。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98号通知规定：临时安置补助费18元／平方米，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每户每月最低600元，最高1000元。二审判决以该安置补偿标准为基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定租房损失为每月900元予以赔偿，判决结果依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问题｜（2005）行他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行政机关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被征用土地上的原农村居民对房屋仍享有所有权，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应当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对房屋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安置。”法释（2011）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亦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答复意见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未同时对被征收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经过若干时间后，原坐落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在区域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了城镇化，此时再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安置补偿。司法解释之所以作如此规定，其目的在于避免同区域内原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低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充分保障原集体土地上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行政机关因违法强拆除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补偿的标准——根据因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补偿的基本原则，行政赔偿应当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488号
【裁判摘要】行政承诺于行政协议区分——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于2007年10月26日给李某某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一份，载明同意给李某某安排在卧龙原耐火材料厂经济适用房南楼二层60平方米左右住房一套，价格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计算。从证明内容看，属于行政承诺，如属实，则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有义务履行。本案李某某认为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出具的上述证明属于双方达成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一审诉求之一就是要求鼓楼区政府立即履行该行政协议中的相关内容，本院认为该诉求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成要求履行行政协议，李某某的真实主张其实是要求鼓楼区政府履行承诺的职责，实为履责之诉。原审法院在未向李某某释明更改诉求表述的情况下，径行以上述证明非行政协议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实属不当，应予纠正，但考虑诉讼经济和节约司法资源，本案实无进入再审之必要。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来源除了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外，还应当包括其书面作出的行政承诺等，李某某可以依据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2007年10月26日出具的证明，另行提起要求行政机关履责之诉，至于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与鼓楼区政府的关系、上述证明内容是否属实，可以在另案诉讼中予以进一步查明。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行终字第14号
【裁判摘要】垫江县政府垫府发（1998）2号《关于认真做好北苑小区旧城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中含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属于申请复议的范围。重庆市人民政府认为该通知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行政复议的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作出的渝府复裁（2000）15号行政复议裁定书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摘要2：【解读】（１）当事人认为复议机关不予受理的裁定侵犯其合法权益，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予受理。（２）行政行为虽未明确具体指向的对象，但其对象是可确定的，该行政行为不能反复适用，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1921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对于评估机构在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对评估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
【摘要】嘉森评估所接受新民市政府的委托作出的530号《评估报告》，严重违反评估程序，评估结论没有事实依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涉案紫叶稠李赔偿价格的依据。主要理由如下： (一)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十一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首先明确评估目的。．．．．．．故530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目的不能成立。(二)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六条的规定，现场调查属于基本评估程序，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随意删减基本评估程序。．．．．．．故530号《评估报告》缺少现场调查程序。(三)530号《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8月28日，该评估基准日并非涉案紫叶稠李被强制清除的时间。．．．．．．评估报告以2015年8月作为评估基准日，涉案紫叶稠李在被强制清除时的价值难以准确体现。(四)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十九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涉案紫叶稠李系3年生，在2012年春季经过一次平茬。嘉森评估所称在评估时系以1年生的苗条作为询价对象，未将涉案紫叶稠李按3年树龄的整树作为询价对象，询价对象严重失实。(五)530号《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法是市价法。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业务需要收集评估资料，并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其中评估资料应包括查询记录、询价结果、行业资讯、分析资料等形式。嘉森评估所在询问中称评估技术人员进行了市场询价，但不能提供准确的询价对象、询价方式、询价过程以及评估师如何通过具体的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及最终评估结论。评估结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六)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编制和管理工作底稿。工作底稿包括管理类工作底稿和操作类工作底稿，其中操作类工作底稿应当包括市场调查及数据分析资料、相关的历史和预测资料、询价记录、其他专家鉴定及专业人士报
摘要2：（续）告等内容。嘉森评估所称开展了网络及电话询价、咨询行业专家等工作，但在询问中承认并未制作和保存任何工作底稿，无法证明其开展了相关询价、咨询专家等工作。(七)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第六条的规定，评估报告中应当提供必要信息，使评估报告使用者能够合理理解评估结论。530号《评估报告》的结论为，涉案紫叶稠李的现行市场价格为每株5元，但是在新民市政府2013年制定的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中紫叶稠李补偿价格为每株50元，二者价格存在十倍差距，但是评估报告中对此差距未作任何说明和分析。嘉森评估所作出的530号《评估报告》违反评估程序，评估结论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属于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第二款的规定，对嘉森评估所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处以罚款处罚。
【解读】本案中，新民市政府在一、二审程序中，均未对涉案的紫叶稠李价格申请评估，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明显不属于应当再审的“新证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5391号
【裁判摘要】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的情况下不能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被征收房屋的权属情况进行调查登记，如果被征收所有权人不明确的，应报请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予以公告。本案中，案涉被征收房屋的性质是公房，房屋承租人系陈某某１，在征收时案涉房屋没有产权证明。白塔区政府称房屋拆迁补偿事宜已告知陈某某１，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白塔区政府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某某等四人为产权人。白塔区政府在征收过程中未充分尽到调查职责，在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的情况下，即与陈某某等四人签订产权调换协议，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判决撤销其与陈某某等四人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鄂行终630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采取执行措施督促其履行;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机关限期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造成其损害，请求确认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行为违法并予以行政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衡某某的起诉请求是确认樊城区人民政府将法院已冻结的拆迁补偿款发放给李某某的行为违法并请求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本案应由法院受理。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人民法院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2021年11月9日）
【人民法院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目录】案例1.被执行人捏造事实，冒用他人名义制造系列虚假诉讼案件的，应当从重处罚；案例2.隐瞒民间借贷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已经消灭的债务的，构成虚假诉讼；案例3.为逃避执行，依据虚假离婚协议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的，构成虚假诉讼；案例4.公司与员工恶意串通虚构劳动债权，意图骗取拆迁补偿款的，构成虚假诉讼；案例5.当事人因虚假诉讼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仍应当为其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案例6.故意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构成虚假诉讼罪；案例7.捏造事实骗取民事调解书，据此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构成虚假诉讼罪；案例8.依法严厉打击“套路贷”虚假诉讼违法犯罪；案例9.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的，从重处罚；案例10.律师多次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共同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并在民事诉讼中担任代理人的，构成虚假诉讼共同犯罪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1)民申字第48号
【裁判摘要】应以开工条件成就之日作为实际开工日期——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部分第三条的规定，涉案工程2008年4月15日开工，2008年6月5日竣工，工期为50天，盛源公司的确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工程建设的任务。但是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工程延期完工的责任在顺凯达公司。一审查明：2008年9月盛源公司支付占地补偿费。二审查明：2008年8月29日、9月12日盛源公司与村民就35千伏线路杆塔永久性占地费用达成协议，由盛源公司向村民支付了补偿款25566元。2009年12月21日新疆电力公司博尔塔拉电业局温泉供电局出具《证明》，证实：因顺凯达公司对线路通道问题与温泉种畜场村民就永久性占地补偿费不能达成协议，致使工期延误。2008年8月28日，温泉供电局领导、种畜场领导、盛源公司经理助理、施工现场负责人等与村民见面，就35千伏线路杆塔永久性占地费用达成协议，补偿款先由盛源公司替顺凯达公司,向村民垫付，该工程的施工才正常进行。该工程于2008年10月2日施工完毕，2008年12月3日线路带电。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由于无法与村民达成占地费用补偿协议，村民阻扰施工，直至9月12日与村民达成补偿协议后，才具备开工条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8.1.(1)规定了发包人顺凯达公司的工作任务包括：“办理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平整施工场地等工作，使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在开工后继续负责解决以上事项遗留问题。”由于顺凯达公司没有解决与村民的占地补偿问题，不具备施工条件，因此，盛源公司顺延工期有合理的理由。
摘要2：
摘要1：解读｜合意以物抵债能否出具以物抵债裁定书，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１）第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合意以物抵债在《执行和解规定》出台后应以《执行和解协议》第６条规定为准，法院不应出具以物抵债裁定；（２）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９１条和《执行和解规定》第６条规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法院对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９１条规定情形仍可据此出具以物抵债裁定。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２７条第３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以物抵债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制作成调解书，债权人主张财产权利自确认书、调解书生效时发生变动或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物抵债协议可以经人民法院确认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制作成调解书，但不具有物权变动效力。
【注释１】（1）法院可以作出以物抵债调解书（该调解书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2）法院不得作出以物抵债裁定（该裁定具有物权变动效力）。
【注释２】（１）执行标的物尚未经拍卖、变卖，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物抵债，法院不予出具裁定确认；（２）执行标的物已经过拍卖、变卖均无法成交，申请执行人提出以物抵债，法院应当出具裁定确认。
【注释３】（１）以拍卖的财产抵债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法院不能在债权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将拍卖标的交其抵偿债务；（２）但抵债无须取得被执行人同意。
【总结】（1）被执行人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当事人合意以物抵债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告利益的，法院可以出具以物抵债裁定（具有物权转移效力）；（2）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以物抵债应由当事人自动履行（如不履行可以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或就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提起诉讼），执行法院不得对以物抵债协议除具有裁定（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执行效力，执行法院不得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中以物抵债内容作出以物抵债裁定）。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能否向法院申请执行以物抵债调解书？执行法院能否出具以物抵债裁定或者要求登记机构协助办理过户登记？｜（１）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以物抵债调解书——执行法院可以发出执行通知书要求债务人限期履行，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客观上无法履行可以终结执行；（２）执行法院不得出具以物抵债裁定或者要求登记结构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强制执行以物抵债调解书不具有强制过户登记的法律后果）——以物抵债调解书是对属于债的范畴的调解协议的确认，债权人依据以物抵债调解书申请执行的请求权基础为债权请求权的物之交付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以物抵债协议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
【注解２】法院执行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能否未经评估拍卖程序直接将拆迁补偿款的替代房屋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执行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的替代物房产仍须经过评估拍卖等法定变价程序，流拍后可以以物抵债，不能未经评估拍卖程序直接将拆迁补偿款的替代房屋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1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49号
【裁判摘要】政府通过溢价分成协议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上缴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具体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定，土地出让收入应全部收缴国库并按规定使用范围安排支出。同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出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以及其他支出。本案中，万载县政府和熊猫公司在《项目合同书》中关于“……根据利益共享原则，万载县政府将龙湖周边经营性土地约800亩，按40万元/亩挂牌出让，如超出挂牌价，超出部分万载县政府和熊猫公司按3:7的比例分成，即万载县政府得30%，熊猫公司得70%”的约定与土地出让收入的法定使用范围显为不符，该约定与上述法律规定精神相抵触。此外，《项目合同书》中约定的挂牌出让底价和分成比例亦非通过竞争性报价机制形成，而是由双方直接协商确定，此种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挤占挪用土地收益的行为，明显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应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因此，该溢价分成条款既有违现行法律，亦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项目合同书》无效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607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的规定，取回权是民法上物的返还请求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在破产程序中权利人依据本条规定行使权利的基础为民法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性质的权利。本案中，安居公司因案涉土地使用证被依法撤销，其依法应当返还此前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属于不当得利之债。六通公司与安居公司、案外人凯创公司就涉案补偿款相关事宜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亦明确约定："凯创公司、安居公司、六通公司一致同意对前述债权债务关系做如下处理：凯创公司已支付给安居公司的8899049.88元补偿款由安居公司如数返还给六通公司，剩余的补偿款2641959元由凯创公司直接支付给六通公司……"。六通公司因此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取回权。
【裁判摘要２】债务人因土地使用权证被依法程序，其所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应返还权利人，但拆迁补偿款取得于破产受理前且无证据证明其特定化，应作为破产普通债权清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毁损、灭失，因此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已经交付给债务人，或者代偿物已经交付给债务人且不能与债务人财产予以区分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处理：（一）财产毁损、灭失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权利人因财产损失形成的债权，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安居公司取得案涉补偿款是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所产生。由于货币的特殊属性，现并无证据证明安居公司对收取的案涉补偿款设立专款专户加以区分，该补偿款并未特定化，六通公司对没有特定化的案涉补偿款不具有所有权及其他物权关系，该案涉补偿款返还债权只能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00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审查焦点为万××区政府、小井峪街道办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根据张××等6人提交的申请再审材料及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万柏林区政府成立的太原市万柏林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协调领导组于2017年9月14日对小井峪街道办作出《关于同意大井峪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同意该方案实施，并批复小井峪街道办接文后，认真组织实施城中村改造工作。《太原市万柏林区小井峪街办大井峪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亦明确了“政府主导、规划引领、整村拆除、货币安置”的城中村改造原则。城中村改造拆迁领导组及其下设的宣传组、验收破拆组等均有小井峪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且领导组组长赵×系街道办主任。另，根据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107行初326号生效行政判决书，张××起诉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行政不作为，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答辩称，其已于2018年9月20日答复告知张××，房屋被拆一事属于拆迁问题，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以万柏林分局已经履行调查、告知职责为由，判决驳回张××的诉讼请求。张××等6人的案涉房屋所在土地现已建成市政道路。虽然大井峪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认可其实施了拆除张××等6人房屋的行为，但由于其不具有强制拆除他人房屋的职权，故其实施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应视为受行政机关的委托，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委托机关承担。二审法院未对万××区政府、小井峪街道办在案涉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全面审查和认定，而是基于大井峪社区居民委员会自认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就认为张××等6人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根据，裁定驳回起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注解】在村委会、居委会自认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房屋征收过程中适格被告？——居委会、村委会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政府的委托，政府是属于适格被告。
摘要1：【案号】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9民初559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作为皓麟商贸公司的唯一全资股东，有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严格区分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负有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皓麟商贸公司财产的举证责任。2014年8月5日，王××领取了皓麟商贸公司的拆迁补助款6620178元，但未将上述款项转入公司账户。．．．．．．王××作为皓麟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其代皓麟商贸公司领取了拆迁补偿款，一直未将该款项转入公司账户，亦未对这笔款项的去向和使用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王××在应当且亦能够将皓麟商贸公司的应收款项转入公司账户时，未将领取的皓麟商贸公司应收的拆迁补偿款转入公司账户，而是转至其个人指定的其他账户，该行为充分说明王××未尽到严明将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分离的法定义务，滥用了公司法人人格。同时，根据王××及皓麟商贸公司关于皓麟商贸公司自公司被拆迁后即未实际经营的主张，王××上述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导致皓麟商贸公司未能清偿所负杨××的债务，故王××应当对皓麟商贸公司所负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2022年4月20日）
【目录】一、赵某某诉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案；二、王某某、陈某某诉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变更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案；三、王某诉安徽省怀宁县国土资源局土地管理行政出让案；四、凤冈县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政府请求撤销补偿安置协议案；五、某国际有限公司、湖北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诉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解除特许权协议及行政复议一案；六、某停车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解除通知案；七、中山市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诉广东省中山市自然资源局要求解除行政协议案；八、宁某某诉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九、韩某某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不履行预征收行政协议案；十、成都某商贸有限公司诉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决定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823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瓯海区政府是否具有与吴锡铭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职责。吴××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判令瓯海区政府依照吴××的产权登记与建房许可证的合法面积，及历史遗留原有房屋40平方米面积，以本村拆迁统一政策，与吴锡铭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因此，吴××要求瓯海区政府履行与其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职责，系要求瓯海区政府按照该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与补偿实施方案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一，《梧田街道寮东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与补偿实施方案》已明确梧田街道办事处为房屋拆迁实施单位，承担房屋拆迁与补偿的具体工作，而非瓯海区政府，故瓯海区政府不属本案适格主体。因此，吴××诉请要求瓯海区政府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依法不能成立。第二，吴××已经以梧田街道办事处为被告并提起实质相同的诉讼请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梧田街道办事处按照温瓯政办抄[2017]290号《梧田街道寮东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与补偿实施方案》抄告单规定，和吴××已签订协议的第二条1、2点已确定的合计面积，与其签订正式的拆迁补偿安置补偿协议”，已经生效的浙江省温州市中级法院（2018）浙03行终410号行政判决驳回吴××的诉讼请求。第三，2017年6月27日梧田街道办事处与吴××签订《房屋产权置换（货币置换）腾空协议书》（以下简称《腾空协议书》），对吴××合法房屋及未经登记房屋经查证认定为合法（视同合法）的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了约定，并明确吴××最终的安置面积及购房款以产权置换（货币补偿）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准。梧田街道虽未在该《腾空协议书》上盖章确认，但梧田街道办事处已确认与吴××签订的《腾空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双方主要对未登记房屋的性质及面积发生争议，吴××对未登记房屋的性质及面积的认定可另行主张。据此，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认定行政协议的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二是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三是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本案中，案涉协议的甲方为禄口街道办，显然属于行政机关；协议约定的对建筑物进行拆迁、交付土地、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内容，均属于行政职权的范畴；协议的目的是为S340道路建设工程，明显也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因此，本案诉争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上诉人提出的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也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称其并未启动征地拆迁程序，故在签订协议时也没有行使行政权力。上诉人的这一解释只能说明其在签订协议之前的相关行政手续是否完备，并不能否定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裁判摘要２】经查，案涉协议系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上诉人在签订过程中曾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并就如何计算被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形成了内容详细的会议纪要。即便该计算方法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一致，亦属于上诉人自愿选择的结果，且上诉人作为曾多次处理拆迁补偿事宜的行政机关，应当对于如此约定的相应后果有清楚的认识。被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其基于该协议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其内容应当得到履行，上诉人存在未完全履行该协议的情形，且其不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9日错误。经查，2017年4月9日是案涉协议打印的落款日期，上诉人三名签字人员中有一人名下签署有2017年6月2日，被上诉人未签署日期，但称其盖章和签字之日就是2017年4月9日。在协议文本已经打印完毕，并且被上诉人已经签字盖章的情况下，如上诉人所言其迟至一个多月后才签字盖章，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并未签署日期，目前也无法判断三人签名的时间是否一致，故不能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签署日期来确定上诉人的签署日期。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9日，双方应当自该日起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未按期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违法但有效”——本案中，争议焦点为：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行政机关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二、上诉人主张要求撤销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现具体分析如下：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原审裁判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安委办［2012］61号等文件明确，临港管委会系由安吉县人民政府等以规范性文件设立并赋予相应职能的机构，其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行为。且该管委会于2013年12月30日被撤销后，更无权实施相关行为。临港管委会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主体适格。但临港管委会在被撤销后却一直未注销公章，甚至于被撤销两年多以后的2016年1月22日仍与上诉人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该签约行为违法。虽然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追认该协议的效力，但这仅是对涉案补偿协议权利义务的追认，并不能改变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事实。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的追认行为只会影响协议的效力性审查，但无法改变协议的合法性审查结果。二、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是否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综上，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三、关于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效力。本案中，上诉人与临港管委会于2016年1月22日达成的《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对搬迁补偿金额、
摘要2：（续）搬迁安置方式、付款方式及期限、腾空与拆除等事项作出约定，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协议签订后，合同双方均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政府方面依约支付补偿款，上诉人领取相应补偿款。故涉案补偿协议系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且补偿协议的内容未并损害上诉人的合法补偿权益。因临港管委会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在被上诉人对涉案补偿协议予以追认的情况下，协议效力应予保留。综上，上诉人提出的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审法院在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情况下，仅以指正方式处理，未在判决主文中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未能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5行初41号行政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的安吉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与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违法；三、驳回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要求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浙行再15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履约之诉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系宋××认为被申请人未按照约定完全履行拆迁补偿协议而提起的诉讼，焦点在于应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还是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宋××于2016年8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还未废止，仍在实施。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因此根据该司法解释，本案应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由于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丧失的是胜诉权，而非起诉权，因此即使权利人超过诉讼时效后起诉，法院仍应当予以受理，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因此，本案一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不予立案，二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又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宋××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均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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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豫08行终24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结合时代雅居商铺销售明细表、新发展公司与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政府就同期同一地段商铺交易的市场价格等证据，能够证实新发展公司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方式，将4084.28平方米商铺交付东王褚村委会所取得的收入是44283480元，并且新发展公司在2014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时，将44283480元计入了开发成本，但是，新发展公司并未将44283480元的销售收入进行纳税申报，其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税。
【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豫行申936号
《焦作市新发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税务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税务局税务行政管理(税务)一审行政判决书》【案号】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豫0811行初66号
【摘要】依据先前其与东王褚村委会签订的征地协议等，原告新发展公司已经交付涉案的4084.82平方米的商铺补偿征地款，该村委会接受并投入使用，上述换取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第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等规定的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的特征，依法应视同销售，应当以公允价值即市场价格确定价值，被告焦税稽查局作为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当地同类开发产品市场公允价值确定上述收入，符合法定确定收入的方法和顺序。该局结合时代雅居商铺销售明细表、同期同一地段商铺交易的市场价格等在案证据，确定上述涉案的4084.82平方米的商铺所取得的收入为44，283，480元事实清楚，且与原告新发展公司在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按照市场价44，283，480元所计入了开发成本数额相符。．．．．．．《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摘要2：（续）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原告新发展公司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方式，将4084.82平方米的商铺交付东王褚村委会取得的收入为44，283，480元，且该公司在2004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时已经将44，283，480元计入了开发成本，但并未将该44，283，480元销售收入进行纳税申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构成偷税。
【解读】（１）东王褚村未提供土地使用权——东王褚村提供的土地是集体土地不能用于商品房开发，合作建房协议书由东王褚村提供土地使用权条款无效，后由市政府出面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并向东王褚村支付征地补偿款，然后由新发展公司补交土地出让金，再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２）新发展公司与东王褚村应当是商品房销售法律关系，房款是东王褚村应当取得的征地补偿款；（３）新发展公司构成偷税——新发展公司将商铺市场价确认拆迁补偿费计入开发成本并分摊，而未将东王褚村的销售收入计入收入总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属于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构成偷税。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198号
【裁判摘要】（二）原判决认定涉案合同无法履行系由薛××违约导致，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不当｜．．．．．．最后，原判决认定合同目的落空应归因于薛成林一方，亦无不当。原审查明，合创公司在起诉薛成林、天都公司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义务的另案后，居委会作出决议要求对天都公司52%的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合创公司无法通过涉案协议达到受让天都公司100%股权的目的。虽然涉案协议签订时，合创公司应知晓天都公司股权结构，但由于薛××曾于2013年4月19日与薛××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由薛×８１协助将居委会在天都公司的48%股权变更到薛××名下，并且薛××作为天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保证天都公司由薛××100%控股。原判决认定涉案股权无法转让系因居委会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应归因于薛××一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判决适用定金罚则认定薛××应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定金，适用法律是否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明确约定，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协议或严重违约造成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均视为单方违约。如薛××构成本款约定的单方违约，则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付定金。本案中，因薛××根本违约导致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原判决依据双方协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薛成林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支付定金，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08号
【裁判摘要１】股权出让方因第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无法履行合同构成违约且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责任在于薛××，其构成根本违约从而认定本案适用定金罚则是否有误的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天都公司由薛××100%控股，股权过户完成后，合创公司持有天都公司100%股权。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薛××与薛××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薛××购买薛××１的网点房，薛××１协助薛成林将居委会在天都公司的48%股权变更薛××，并将天都公司的公章、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相关文件交给薛××。案涉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05年由薛家岛织布厂变更为天都公司。因此，虽然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合创公司知悉居委会持有天都公司48%股权，但在薛××承诺将天都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合创公司、双方达成合意，该约定有效的情形下，薛××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其因居委会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未能履行协议，造成合同目的落空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根本违约，并无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协议或严重违约造成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均视为单方违约。如薛××构成本款约定的单方违约，则合创公司已付定金双倍返还给合创公司。因薛××违约导致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判令薛××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支付的定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薛××上诉主张本案不应适用定金罚则，仅需支付已付定金的利息，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当事人在鉴定报告出具后有权撤回鉴定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之规定，当事人有权申请鉴定，当然也有权撤回鉴定申请，此系当事人的程序上的处分权。因此，在土地估价报告作出之后，一审法院准许合创公司撤回鉴定申请，并无不当。由于一审法院已准许撤回鉴定申请，故该报告对本案的审理已无关联，不再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未出示、组织质证，程序上并无不当。至于一审法院准许合创公司撤回诉讼请求的问题，合创公司撤回有关诉讼请求系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一审法院在判决作出前准许亦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431号
【裁判摘要１】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的表述看，并不能明确得出1200万元补偿款所对应的补偿内容为何。．．．．．．可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于合同目的，《协议书》应包括案涉宿舍楼拆迁，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
【裁判摘要２】证人与当事人存在诉讼纠纷对该方作出不利证言无其他证据作证不能采信——关于颜某的证言，由于颜某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鑫龙公司与颜某之间因颜某对鑫龙公司负有债务到期未偿还发生纠纷并正在诉讼之中，颜某因此与鑫龙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不利于鑫龙公司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
【摘要】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鑫龙公司是否负有对36户职工宿舍楼进行拆迁的合同义务，刘××等9人是否因鑫龙公司未完成对该宿舍楼的拆迁而应返还给牟维飞1200万元补偿费。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的表述看，并不能明确得出1200万元补偿款所对应的补偿内容为何。．．．．．．在《协议书》约定不明的情况下，鑫龙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对自己搬迁自己的财产设定义务，与一般合同当事人通过合同处分自己权利的做法相符，而在鑫龙公司并非专门从事拆迁事务的企业的情况下，若要认定鑫龙公司为自己设定了拆迁并非属于其自己所有也未占有和使用的财产的合同义务，则当事人需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协议书》约定的鑫龙公司的义务，即应解释为其搬迁自己财产。．．．．．．可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于合同目的，《协议书》应包括案涉宿舍楼拆迁，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第二，在牟××竞拍案涉土地和房产时，鑫龙公司已经租赁该块土地和厂房经营使用，并且在租赁期限届满后，作为重组方对案涉土地和厂房的原所有权人龙口棉纺织厂进行了重组，负责接收棉纺织厂职工。
摘要2：（续）因此，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虽然在《协议书》签订时租赁已经到期，但据此即推定补偿内容包括鑫龙公司搬迁经营损失和设施损失等不符合常理，显然罔顾本案上述基本事实，存在重大逻辑缺陷。第三，关于颜某的证言，由于颜某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鑫龙公司与颜某之间因颜某对鑫龙公司负有债务到期未偿还发生纠纷并正在诉讼之中，颜某因此与鑫龙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不利于鑫龙公司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第四，本案无论是委托合同纠纷，还是拆迁补偿合同纠纷，抑或无名合同纠纷，均为一般合同纠纷，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故牟××作为一审原告，应当对其主张刘××等九人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牟××所提交的证据中，仅有颜某的证言与1200万元对应的鑫龙公司合同义务是否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拆迁存在直接关联，其他证据均与该待证事实没有直接关联，而且如前所述，颜某的证言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在这种情况下，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1200万元对应的鑫龙公司负有的合同义务中包含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无法达到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应予纠正。第五，．．．．．．可见，从《协议书》的履行事实，亦得不出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应由鑫龙公司承担的结论。
【解读】双方对《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即“牟××按约定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双方存在争议，该约定并未明确载明拆迁内容是否包括涉案36户职工宿舍楼。牟××主张1200万元是对原棉纺织厂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安置和拆除警务室的补偿款，刘××等九人则主张是对鑫龙公司经营损失、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的补偿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前期可得利益损失的补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款中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
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查封不动产对应拆迁补偿款系受查封特定款项，在该特定款项为被执行人、案外人非法转移时法院有权循款项走向予以追及——本案中，为执行诚隆公司的债权，法院冻结的被执行人长春中心库的财产本是该单位的土地和房屋，为特定的不动产，并非作为种类物的货币，仅是因为政府行政拆迁，政府承诺担保将解封的土地、房屋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存入法院账户，才导致查封的土地、房屋转化成拆迁补偿款，故相应数额的拆迁补偿款应属查封物的“替代物”或者“赔偿款”。……因案涉拆迁补偿款系受查封、冻结的特定款项，在该特定款项为被执行人、案外人非法移转的情况下，允许人民法院循款项的走向予以追及，有利于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据此，本案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确认长春中院（2013）长执字第137号案件中冻结的收储公司6541账户内存款1100万元为长春中心库的拆迁补偿款，许可在该存款1100万元范围内予以执行，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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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本案中，黑河路政管理处与更佳公司在办公楼置换协议中约定，如更佳公司不能按期如约交付新办公楼，更佳公司将电业街更佳庭苑门市房2400平方米交付给黑河路政管理处处理，产权归黑河路政管理处所有。．．．．．．黑河路政管理处与更佳公司在前述置换协议及民事调解书中，系以附条件的方式就案涉2400平方米门市房屋置换补偿给黑河路政管理处进行了约定。现更佳公司并未在约定期限内兴建并向黑河路政管理处交付新建办公楼，因此其以2400平方米门市房屋对黑河路政管理处进行置换补偿的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黑河路政管理处作为被拆迁人，有权优先取得案涉房屋。执行法院依据黑河路政管理处的申请对案涉房屋予以强制执行，具有法律依据。高××虽就案涉房屋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但其享有的权利并不能对抗黑河路政管理处作为被拆迁人依法享有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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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非协助执行义务主体对外支付款项不能视为协助执行义务主体擅自支付款项，执行法院责令追回缺乏依据——根据前述银川中院（2017）宁01执185号执行裁定以及该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的（2017）宁01执185号之一执行裁定，掌政镇政府共应协助冻结拆迁补偿款8516050.67元，但是掌政镇政府自己擅自支付的仅有300万元，此外的由兴庆区拆迁办支付的拆迁补偿款，付款主体并非掌政镇政府，不能视为是掌政镇政府擅自支付的款项。银川中院以掌政镇政府变更付款主体为由责令其追回兴庆区拆迁办支付的拆迁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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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另案生效刑事裁判文书已经将被执行财产定性并上缴国库，被执行人对执行依据有异议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１５条规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虽然张××诈骗案的一、二审刑事判决、裁定均认为张××不构成诈骗罪，阳光公司在申请拆迁过程中应获得合理补偿，但是，由于佛山市禅城区法院的另案刑事判决已经将该3000万元补偿款定性为陈××、熊××犯滥用职权造成的国家公共财产损失，且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已将该款上缴国库，因此，阳光公司应否获得拆迁补偿及获得多少补偿与另案刑事判决关于陈××、熊××犯滥用职权造成国家公共财产损失范围的认定密切相关。另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案涉3000万元是陈××、熊××犯滥用职权造成的国家公共财产损失，阳光公司如果对该认定有异议，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申请通过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也可以与佛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就该拆迁补偿问题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予以确认。在另案刑事判决关于陈××、熊××滥用职权造成国家公共财产损失的范围没有改变以及阳光公司依法应当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数额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原决定认为阳光公司应就拆迁补偿款问题与佛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另循其他途径解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由于阳光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赔偿的3000万元拆迁补偿款与另案刑事判决的认定存在冲突，该款项是否属于阳光公司合法取得尚存在争议，阳光公司申诉主张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应当给予国家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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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注解】（１）租赁物由承租人出资修建，承租人收回建造成本的方式为低价租赁部分所修房屋，其与普通租赁合同中的承租方在权利义务上应有所区别；（２）案涉合同中约定在承租方使用期内如遇政府拆迁，所得补偿若属出租方使用权部分其补偿归出租方所有，若属承租方使用权部分其补偿归承租方所有，该合同约定有效；（２）双方的本意在于约定的低价租赁期未届满时如不能继续履行该合同，则应给予承租方相应的补偿，该补偿不同于直接对所有权的补偿，不能依据使用面积直接分配拆迁补偿款。法院结合评估报告中的预期收益评估法，在扣除土地出让金后，用承租方剩余使用年限代入公式得出相应的补偿金额，该方式既保证了土地出让金按规定上交国家，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又保护了出资建房的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对其预期收益进行了有效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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