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法立法目的和原则
摘要1：行政许可法立法目的和原则（一、合法原则；二、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三、便民原则；四、陈述权、申辩权和救济权；五、信赖保护原则）。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6号
【裁判要旨】以未充分履行说明理由义务为由判决撤销行政复议的适用情形——人民法院认为复议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满足司法审查需要，复议机关未完全履行说明理由义务的，可以要求复议机关重新调查处理，并提供可供审查的证据、依据及相应的理由说明。
摘要2：【解读１】采矿许可证是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采矿权申请人颁发的、授予采矿权申请人行使开采矿产资源权利的法律凭证，但并非唯一法律文件。采矿权出让合同依法生效后即使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也仅表明受让人暂时无权进行开采作业，除此之外的其他占有性权利仍应依法予以保障。同样，采矿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届满，仅仅表明采矿权人在未经延续前不得继续开采相应矿产资源，采矿权人其他依法可以独立行使的权利仍然有效。《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该条规定的“自行废止”，不能理解为所有矿产资源产权权益一并丧失。更不应以采矿许可证事后未得到延续的事实，来否定其与在先的采矿许可行为的利害关系。
【解读2】行政复议机关行使撤销权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并应当充分说明理由——颁发采矿许可证属于典型的许可类授益性行政行为，撤销采矿许可必须考虑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保护，衡量撤销许可对国家、他人和权利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大小问题。确需撤销的，还应当坚持比例原则，衡量全部撤销与部分撤销的关系问题。
【注解】《采矿许可证》与“采矿权”不同，《采矿许可证》废止采矿权并没有灭失，《采矿许可证》只是一种行政许可证件，它并不能完全代表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废止不能必然得出采矿权全部灭失的结论：（１）“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并不等于采矿权灭失——矿山企业取得《采矿许可证》属于特别许可，它使矿山企业获得采矿的资格（行为准许），也使矿山企业法人获得了特殊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果《采矿许可证》废止，只能说明矿山企业法人的这项民事行为能力暂时欠缺，而它的民事权利能力依然存在，矿山企业法人的“独立人格”仍然存在，矿山企业法人的各项财产权利当然存在；（２）采矿权属于用益物权——《采矿许可证》的有效与废止，只可能影响采矿权的行使，而不会发生采矿权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1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明确的被告，必须是适格的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提起诉讼的，享有相应法定职责而不依法履责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当事人向不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出履责申请，该行政机关未履责，当事人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并向当事人释明，应当向依法享有相应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对享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逾期不予答复，或对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解读】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适格被告是享有相应法定职责而不依法履责的行政机关。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为了加强煤炭安全生产，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市、县人民政府决定关闭正在合法生产经营的小煤矿的，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给予行政补偿。广西自治区政府应当监督下级政府，依法及时解决卢某某、覃某某等人提出的关闭煤矿行政补偿问题。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闽03行终223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闽03行终22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案被上诉人涵江区食品药品监督局于2016年2月2日对上诉人林某某作出莆涵食药监罚[201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于2017年2月14日再次对上诉人作出莆涵食药监罚[2016]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原审被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材料中，并未发现被上诉人涵江区食品药品监督局于2017年2月14日作出第二次处罚决定前有作出撤销第一次处罚决定的正式决定，显然被上诉人涵江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第二次处罚决定已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涵江区食品药品监督局作出第二次处罚决定成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对案件依法应当发回重审。
摘要2：【解读１】（１）一审法院重审后认为区市监局对林某作出第二次处罚前，未作出撤销第一次处罚的正式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撤销编号为[2016]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闽0302行初60号）；（２）之后，区市监局向林某作出编号为[2016]3-２号行政处罚决定，林某再次起诉后，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而判决撤销；（３）区市监局又作出编号为[2016]3-３号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又以其滥用职权且违反依法行政和信赖保护原则再次判决撤销（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闽0302行初149号）。
【解读２】《行政处罚法》第２４条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只能适用于罚款这一处罚形式。
【解读３】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一事”是指“同一个违法行为”：（１）牵连性的违法行为，应视为“一个违法行为”予以一次性行政处罚；（２）连续性违法行为，仍然应当被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３）持续性违法行为，法律上被视为单一行为。
【解读４】连续性违法行为和持续性违法行为如果已经被行政机关处罚，但处罚之后仍然不纠正并继续违反的，行政机关继续对其实施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再507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再507号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尚欠工程款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1.沙县法院（2015）沙民初字第2472号民事判决和三明中院（2016）闽04民终669号民事判决均在古××、王××提起本案诉讼之后才作出，一审法院采信在后生效的裁判作为审查古××、王×８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证据，无法律依据。2.在案证据证明沙县医院仅与安立信公司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无证据证明沙县医院知悉安立信公司将案涉工程以内部承包方式交由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古××、王××承建，王××、古××与沙县医院之间并不直接形成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仅在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具有约束力，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仅存在工程款转付责任，该种责任系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内部责任问题，古××、王××只对安立信公司享有债权，且为普通债权，不具有对抗他人对承包人享有的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债权申请财产保全的效果。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古××、王××是否享有要求沙县医院支付相应工程款的债权，应当通过以沙县医院为被告的诉讼进行主张，并经法院确认。且发包人对实际施工人承担的责任仅限于欠付承包人工程款范围内，并不直接等同于发包人欠付承包人的工程款即归实际施工人所有。三明中院要求沙县医院履行“暂停向安立信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协助执行义务，并未妨碍古××、王××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法院请求沙县医院在欠付安立信公司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权利。该工程款并未被查封、扣押、冻结，古××、王××诉求解除对该工程款的查封、扣押、冻结，亦无事实依据。综上，古××、王××对沙县医院尚欠安立信公司518万元工程款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摘要2：【解读１】（１）三明中院（2014）三民初字第649-1号民事上述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为：暂停向安立信公司支付工程款2064万元。（２）古××、王××起诉请求：1.确认古××、王××为沙县医院住院大楼实际施工人，沙县医院所欠安立信公司518万元工程款为古××、王××所有；2.判令不得执行古××、王×８所有的上述工程款518万元，并解除对该笔工程款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3.判令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３）三明中院（2014）三民初字第649-2号民事裁定，驳回古××、王××的异议。（４）一审法院认为，执行异议之诉应在“执行过程中”提起，本案尚处在审理未结阶段，即执行尚未开始，尚不具备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古××、王××的起诉。
【解读２】一审法院再审判决：一、撤销三明中院（2015）三民初字第415号民事裁定；二、确认古××、王××为沙县医院住院大楼实际施工人，沙县医院所欠安立信公司518万元工程款为古××、王××所有；三、不得执行古××、王××所有的上述工程款518万元；四、驳回古××、王××的其他诉讼请求。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认定行政协议的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二是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三是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本案中，案涉协议的甲方为禄口街道办，显然属于行政机关；协议约定的对建筑物进行拆迁、交付土地、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内容，均属于行政职权的范畴；协议的目的是为S340道路建设工程，明显也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因此，本案诉争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上诉人提出的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也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称其并未启动征地拆迁程序，故在签订协议时也没有行使行政权力。上诉人的这一解释只能说明其在签订协议之前的相关行政手续是否完备，并不能否定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裁判摘要２】经查，案涉协议系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上诉人在签订过程中曾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并就如何计算被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形成了内容详细的会议纪要。即便该计算方法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一致，亦属于上诉人自愿选择的结果，且上诉人作为曾多次处理拆迁补偿事宜的行政机关，应当对于如此约定的相应后果有清楚的认识。被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其基于该协议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其内容应当得到履行，上诉人存在未完全履行该协议的情形，且其不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9日错误。经查，2017年4月9日是案涉协议打印的落款日期，上诉人三名签字人员中有一人名下签署有2017年6月2日，被上诉人未签署日期，但称其盖章和签字之日就是2017年4月9日。在协议文本已经打印完毕，并且被上诉人已经签字盖章的情况下，如上诉人所言其迟至一个多月后才签字盖章，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并未签署日期，目前也无法判断三人签名的时间是否一致，故不能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签署日期来确定上诉人的签署日期。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9日，双方应当自该日起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未按期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笔记】因行政机关承诺解决行政争议撤诉后能否重新起诉？
摘要1：解读：因行政机关承诺解决行政争议撤诉后，因有正当理由再行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2：
【笔记】因合理期待行政府解决行政争议期间而耽误起诉时间能否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摘要1：解读：因合理期待行政机关解决行政争议期间而耽误起诉期限系因不能归责于起诉人自身的正当事由所致的，被耽误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46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符合给付判决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判决具体给付实体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贯穿于行政案件审理和判决的全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人民法院选择适用判决方式时，应当选择适用最有利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的判决方式，依法作出判决。对于符合给付判决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实体内容的判决，及时化解行政争议。以履行判决代替给付判决，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限期予以行政赔偿，不符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易造成累诉，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本案中，二审判决认为，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微山县政府、南四湖管理局对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旭沐公司的财产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行政赔偿。对于行政赔偿案件，应当适用给付判决，依法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内容的行政赔偿判决。二审判决责令微山县政府、南四湖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对旭沐公司依法予以行政赔偿不妥，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