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89号
【裁判摘要】至于佳龙公司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不能在国内市场交易中运用，《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无效。一审判决对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效力认定有误，但该约定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佳龙公司仍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三兴加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03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来凤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鄂2827民初1261号
【裁判摘要】担保责任的数额高于主债务时应当以主债务的数额为限——诉讼中，原告没有提交保全费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的依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李某某辩称抵押登记的担保主债权为300万元，故只承担300万元的担保责任的理由，本院认为，因原告与被告李永正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李某某的担保债权范围是主债权470万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虽然合同的约定与抵押登记中的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不一致，但是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合同的约定，故被告李某某辩称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担保合同中的担保数额高于主债务，其超过主债务本金的部分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91号
【裁判摘要】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具备有效的形式要件（加盖商融担保公司有效公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签字）外，商融担保公司另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供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可以证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对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即使刘某某的行为越权，因其时为商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为善意的情况下，也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对商融担保公司仍发生法律效力。且商融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案涉担保业务属于商融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商融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刘某某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商融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有关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问题，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并不构成影响，因此原审判决就此问题不存在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处理的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商融担保公司二审中就此提出的鉴定申请亦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2：【解读】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担保业务属于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8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为金融借款纠纷，而非股东之间的股权争议纠纷，作为公司之外的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并无实质上审核明力德公司内部股东签名真实性的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10号
【裁判摘要】照法律规定和办理抵押登记的一般操作流程，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在就抵押财产再次订立抵押担保协议后，本应到登记机关先申请办理涂销原抵押权登记，然后再申请办理新的抵押权登记，对抵押物新设立抵押权。．．．．．．双方当事人采取了变通的方式，于订立新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后，留用原先办理的他项权利证书，并将该他项权利证书作为合同的附件继续使用。该变通做法虽与常规做法有所不同，但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简化了当事人先办理涂销登记然后又办理设立登记之繁琐的程序。因此，根据案涉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先后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和履行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本案实际是当事人先办理了抵押登记，然后又签订了新的抵押合同，且由于签订的是最高额抵押合同，故抵押权设立在先，所担保债权发生在后，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由此，作为抵押人的张某某、乔某某、薛某应按照所签《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以其各自所有的抵押房产，为华宁公司的案涉8000万元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36号
【裁判摘要１】为解付信用证而贷款与为偿还旧贷而借新贷法律关系的性质上均属于以新债偿还旧债，可以适用同一法律规则——《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人新诚基公司自愿为天任公司自2005年7月29日起至2006年7月29日止，在农行阿拉山口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形成的债务在最高额800万元以内提供担保。在抵押期间内，天任公司与农行阿拉山口支行之间共计发生了两笔借款业务，即在2005年7月29日，天任公司分别向农行阿拉山口支行借款500万元和284万元。天任公司借款的用途表述为“解付信用证”，实质上是天任公司通过借新贷用以偿付在信用证法律关系中所欠农行的融资垫款。从形式上看，为解付信用证而贷款与为偿还旧贷而借新贷略有不同，但从法律关系的性质上看，二者均属于以新债偿还旧债，且新债中的款项均不实际支付给借款人，而是直接用以冲抵旧债，故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均属于借新还旧的范畴，可以适用同一法律规则。
摘要2：【裁判摘要２】《担保法解释》第３９条关于以贷还贷保证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可比照适用于抵押——《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单纯从文义上看，该条规定是对保证担保所设，但在以第三人财产设定抵押的情形下，抵押担保法律关系在主体、内容、目的、效果等方面与保证担保的特征相近似，在司法解释未对借新还旧中抵押人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担保法解释》关于保证的相关规定可比照适用于抵押。故二审法院根据《担保法解释》关于保证章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判决并无不当，农行博州分行关于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89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存在过错，担保人承担５０％赔偿责任——宁夏银色能源公司未按法律规定在未经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擅自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如前所述，兴业银行兰州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对案涉债务进行担保需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未尽到审查义务，亦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宁夏银色能源公司与兴业银行兰州分行的上述过错程度相当,故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对于债务人甘肃飞天公司不能清偿部分,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可以根据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对债务人或者反担保人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向兴业银行兰州分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甘肃飞天公司追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03号
【裁判摘要】济钢集团公司与民生银行南京分行2013年9月9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济钢集团公司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济钢集团公司与民生银行南京分行2013年11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也明确约定，济钢集团公司为5.35亿元重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虽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重组贷款到期后，常熟天铭公司如不能按期偿还本息，或处理抵押资产后仍不能全额偿还贷款本息，差额部分济钢集团公司先行代偿。但从该约定的表述内容，结合上述关于济钢集团公司为重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约定分析，可以认定该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并不相同。济钢集团公司关于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案涉担保应认定为一般保证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2号
【裁判摘要】合同加盖公司印章虽然与备案印章不符，但在其他场合中使用过，应认定该合同系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山东衡信司法鉴定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作出（2010）技鉴字第28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否定了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与该公司工商年检报告书中的印章系同一枚，但该鉴定中心作出的（2010）技鉴字第60号鉴定意见书认定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印文与2005年8月23日《同意协议》中邯郸华大公司的印章印文同一，证明邯郸华大公司除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公司印章外，还有其它的公司印章在实际使用。而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代表邯郸华大公司签章的系王某某，当时办理最高额担保所提供的邯郸华大公司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亦为王某某。据此，烟台银行有理由相信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邯郸华大公司的真实意愿。另外，李某某在二审庭审中所陈述的证言可以认定，王某某电话询问时任邯郸华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某某为烟台华大公司贷款担保一事时，李某某表示同意担保并指示由王某某具体办理；且李某某并没有明确否认案涉《同意协议》上邯郸华大公司公章及签字的真实性。因此，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审判决认定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邯郸华大公司应当受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束，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323号
【裁判摘要１】法院在向受送达人送达的邮寄单上未填写电话号码，邮政机关根据当事人户籍地址进行送达，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在向周某、熊某某送达的邮寄单上确实未填写电话号码，但在邮政机关根据当事人户籍地址进行送达的基础上，上述送达方式并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在此之后，一审法院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关于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之规定，进一步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周某、熊某某进行了送达，并无不当。此外，经本院核查，二审法院向周某、熊某某邮寄送达时存在地址、电话填写错误等瑕疵，但之后亦依法进行了公告送达，客观上保证了送达的效果。
【裁判摘要２】二人各自所举示的鉴定意见是自行委托鉴定机构所作出，相应鉴定结论并不具有司法鉴定结论的效力。周某、熊某某向鉴定机构提供的样本材料均不排除非同时期自书的可能，相关样本材料未经过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的确认，该鉴定结论只能证明二人在《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上的签字和二人提供给鉴定机构的样本签名不同，无法达到证明《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签字不是本人所签之目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01号
【裁判摘要】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但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合同效力如何认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虽加盖了安桐物业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个人印章，但无陈某某签字，且上饶银行吉安分行自认未与安桐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面签。签订案涉抵押合同时，上饶银行吉安分行在明知安桐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50%的股东陈某某不在公司，肖某某仅为安桐物业公司监事及持股50%的股东，肖某某与陈某某已解除婚姻关系等事实的情况下，未要求肖某某出具相关授权材料。上饶银行吉安分行主张其在放贷过程中已审核安桐物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有公司全体股东签字，但其该项主张缺乏证据证实，且与上饶银行吉安分行2020年12月10日出具的《关于吉瑞公司抵押贷款有关情况说明》中关于该行目前无抵押人安桐物业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的陈述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吉安监管分局出具的《吉安银保监分局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答复意见书》中关于“银行留存的股东会决议无陈××签字字样”的记载不一致。综合以上情况，二审判决认定上饶银行吉安分行在签订案涉抵押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注意和审查义务，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并无不当。．．．．．．鉴于安桐物业公司认可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上所盖的该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的真实性，二审判决认定其在公章管理上存在不当，对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并判令其对吉瑞公司案涉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民终706号
【裁判要旨】债务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并借新还旧的，抵押权设立的节点为新债权成立后抵押变更登记的时间节点，不得对抗变更登记之前成立的租赁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162号
【裁判摘要】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根据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书可知，长城公司针对的是生效管辖异议裁定提出的再审申请，其关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等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事由均围绕管辖异议是否成立进行。而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法定再审事由中并无管辖权错误可以启动再审的事由。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即便是本案所涉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且符合受诉条件，要合并审理本案，也应征得当事人同意。故原裁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苏民辖终70号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案中，长城公司将案涉十五份借款合同一并提起诉讼，上述合同的借款人虽均为翔盟公司，但各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及其担保的借款数额不尽相同；故虽然案涉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但所诉十五份合同构成各自独立的诉讼标的，应当分案起诉。即使作为非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应当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翔盟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上诉理由，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原审法院将上述十五份合同并案审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江苏翔盟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徐州市铜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3民初535号
【摘要２】被告翔盟公司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依法将本案移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翔盟公司与江苏银行签订了十五份借款合同，各合同对应的担保人不是唯一、固定的，担保人也不尽相同，所以上述十五份借款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如国资公司虽签订的是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其也仅对其中三笔借款提供担保。另外，翔盟公司抵押的机器设备也只是针对其中一笔借款。根据相关规定，本案并不属于共同诉讼的情形，如合并审理，应征得当事人同意。现翔盟公司不同意合并审理，故应当分别立案，并由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尽管涉案十五份借款合同项下保证人不尽相同，但债权人及主债务人均为长城公司及翔盟公司，现长城公司将涉及上述合同的借款担保纠纷一并提起诉讼，属于诉的客体合并，无需经过对方当事人同意。本案长城公司起诉标的已超过1亿元，符合本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故该公司向本院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此，翔盟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裁定如下：驳回江苏翔盟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40号
【裁判摘要】配偶一方事实受益并不能当然产生婚姻法上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已查明，2017年5月27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有林××以保证人三辕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签字，而在2018年5月18日另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林××已经不是三辕公司法定代表人，该保证合同上并没有林××的签字。由于案涉两份保证合同上均非林××与廖××以夫妻名义共同签署，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兰州银行还认为本案存在前述司法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所指的廖××与林××共同经营的情形，但所提交的林××为三辕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林××是以自己个人名义并以廖××配偶身份与廖××共同参与经营，故其关于案涉债务为夫妻债务的主张因缺乏事实根据而不能成立。兰州银行还主张林××在案涉交易中事实受益而应承担责任，因与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与公司的财产及责任相互独立的法定基本原则相违背，林××事实受益并不当然产生婚姻法上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林××不应承担廖××相应责任正确。
摘要2：
摘要1：【目录】合同法问题；1、合同效力的审查和确认；2、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3、企业间融资性买卖合同的效力；4、以签订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时的合同效力；5、银行保值储蓄合同的效力认定；6、预约合同的违约赔偿范围；7、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8、违约金的调整原则；9、人民法院不能代替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10、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应审查当事人是否享有解除权；11、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行使合同解除权；担保和担保物权；12、阶段性保证条款并非保证期间；13、法人分支机构或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效力；14、最高额担保中“最高额”的理解；15、抵押担保权利在判决主文中的表述规则；16、以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设立抵押权的设立要件；17、法律规定登记始设立的抵押权未办理抵押登记；18、抵押预告登记不能有效设立抵押权；19、未进行质押背书的票据可以取得票据质权；20、应收账款质押中的问题；21、存货动态质押中的问题；22、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行使追偿权的对象和范围；23、未经公司内部决议的担保合同效力认定；债权转让；24、债务人否认转让时经过其确认的债权金额；25、债权受让人以债权让与人虚构债权为由行使合同撤销权；票据法问题；26、无真实债权债务基础的票据及票据行为的效力；保险法问题；27、保险合同的成立时间；28、投保人未缴纳保费时保险合同的效力和保险责任；诉讼时效问题；29、他案诉讼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主张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保理合同纠纷；30、保理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银行卡纠纷；31、银行卡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公司法问题；32、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后就转让前的公司利润不再享有分配请求权；诉讼程序问题；33、民刑交叉案件中的程序问题；34、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标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914号
【裁判摘要】落款名称和加盖公章名称不一致，应当认定加盖公章名称为合同主体——临沧西地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1日和2016年1月1日与西电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虽然临沧西地公司辩称无法查证盖章过程，且2016年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落款名称不是该公司，但是该合同除加盖有临沧西地公司公章外，还有其时任法定代表人范军的签名，临沧西地公司既未提供相反证据，亦未申请司法鉴定证明合同上签章的真伪，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可以认定临沧西地公司为合同的一方主体。
摘要2：【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陕民终3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84号
【裁判摘要】社会经济活动中，在同一标的物上可能同时存在租赁权和抵押权。民法典施行前，针对抵押权与租赁权产生权利冲突该如何协调处理，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即“买卖不破租赁”原则，表明租赁权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物权化的特性。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体现标的物的交换价值属性，抵押权人行使权利实现抵押权，在实践中以发生标的物的所有权变动为一般样态。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判断和处理同一标的物上并存的租赁权和抵押权冲突，应以上述两种权利设立的时间先后为标准和遵循。也就是说，同一标的物上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交付给承租人占有使用，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导致标的物所有权变动的，原租赁关系不受影响，承租人有权继续占有并使用该标的物。反之，如果租赁关系于抵押权设立后形成，或者承租人未能举证证明在抵押权设立时其已合法占有使用标的物，抵押权人行使权利导致标的物权属变动的，承租人的租赁权则不能对抗该权利变动。从本案以及与诉争租赁物(抵押物)相关案件查明的事实看，交通银行南通分行与天翔大酒店就案涉租赁物(抵押物)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于2010年12月28日办理抵押登记，设定了抵押权。2010年12月24日，天翔大酒店、灏旺公司、远东电器公司三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但远东电器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案涉租赁物(抵押物)于何时交付其实际占有，其于何时开始实际行使租赁权。因此，远东电器公司所主张的租赁权在实体法上不足以对抗交通银行南通分行的抵押权。在交通银行南通分行与天翔大酒店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第四顺位轮候查封了案涉不动产。该案件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院裁定拍卖、变卖诉争不动产，远东电器公司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提起了本案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诉讼程序中，远东电器公司一直未能举证证明其是否于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经合法占有使用该诉争不动产。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9号
【裁判摘要】恒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反诉状中列明的请求是确认云铜公司与万宝公司签订的《阴极铜买卖合同》及云铜公司、万宝公司与恒宸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无效，其目的在于抵消、排斥或者吞并云铜公司要求恒宸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但恒宸公司关于确认《阴极铜买卖合同》、《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无效的请求，因云铜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已涉及到该合同效力问题，人民法院必须审理，故恒宸公司该项请求不构成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恒宸公司的反诉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本诉为合同纠纷，反诉为侵权纠纷，因反诉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与本诉不同，不符合反诉的条件。
摘要1：——抵押财产变价款分配之优先范围
【裁判要旨】抵押权的担保范围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准，应及于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但迟延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产生的加倍债务利息不在优先受偿范围之列。若抵押合同中未约定债权人可优先受偿法院罚息，则在执行程序中应作一般债权予以分配。
【案号】一审：(2016)沪0115民初83390号；二审：(2018)沪01民终344号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终344号
【摘要１】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不在抵押优先受偿范围内——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是法定的，其产生的基础是债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作为法院主动实施的一种执行措施，具有惩戒和赔偿的性质，其目的在于督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义务，而不是弥补优先受偿权人的损失。故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不应当在抵押担保债权所确定的优先受偿的范围内。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应当指出，一般抵押权与最高额抵押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民生银行作为拍卖不动产的第一顺位一般抵押权人，其优先受偿的范围，依法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0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将争议权利义务转移至第三人的，除受让人申请替代原权利人参加诉讼且被人民法院批准外，诉讼仍在原当事人之间进行。转让人的诉讼当事人资格并不因此丧失，在后续诉讼中自然具有全部诉讼权利。现行法律规定虽未明确后续诉讼程序是否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但考虑到转让人是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本院认为在法无明文限制的情况下，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确立的“当事人承继”原则，应作肯定性解释，即诉讼中转让争议权利义务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关于诉讼期间争议的权利义务转移后诉讼主体地位的规定，与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判决、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适用范围有别，并不矛盾。受让人如受让的是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从维持法律关系稳定性角度出发，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不允许申请再审；如受让的是诉讼中争议的债权，则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案涉债权系在诉讼中转让，不受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约束，陕西龙门公司关于如允许中信成都分行申请再审将使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落空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综合授信是商业银行在对客户的财务状况和信用风险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其能够和愿意承担的风险总量，确定授信额度和授信期限。为匹配综合授信的业务特点，商业银行通常采用最高额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但是并非所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特指某一个综合授信合同。
【解读】综合授信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保证期间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被保证人债务发生的时间未在综合授信合同期限内的，只要还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内，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号
【裁判摘要】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根据二审查明事实，美洁公司的破产和解申请确实已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但该和解程序因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和解协议已经被裁定终止。美洁公司对沙湖公司的借款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宝马公司对沙湖公司的借款在1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一条关于“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之规定，信达宁夏分公司对宝马公司的权利不受美洁公司和解协议的影响，原审法院判决宝马公司在1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范围内对沙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保证合同的约定，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588号
【裁判摘要】首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施工人的法定权利，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民事财产权利。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还是一贯的司法实践，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处分问题，均秉持权利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行使或放弃，但是不能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否则应为无效的原则。本案中，《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是旺朋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旺朋公司上诉称对远禾公司的财产进行拍卖并已分配，农民工的工资已进行发放，因此建筑工人的利益已经得到保障。旺朋公司再以损害建筑工人利益为由主张《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无效，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仅载明旺朋公司同意远禾公司将涉案在建工程抵押给杜阮农商支行，且承诺在杜阮农商支行的债权未全额受偿前，其放弃对涉案在建工程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处置所得价款由杜阮农商支行优先受偿。上述声明书系与远禾公司、杜阮农商支行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同一天签订，且未对杜阮农商支行的债权范围、发生时间等做出限制，应视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旺朋公司主张《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所涉债权已经全部实现、与中骏公司主张的债权不是同一债权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最后，《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合法有效，因此在杜阮农商支行的债权全部清偿前，旺朋公司应诚信履行其之前的承诺。其在原案诉讼过程中未提及《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的相关情况，虽不能对其过于苛责，但原审判决认定旺朋公司隐瞒声明书的存在，亦属事实，并无不当。旺朋公司以此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在不知道《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存在的情况下，作出（2014）粤高法民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未体现杜阮农商支行（债权转让后为中骏公司）对涉案在建工程享有优先于旺朋公司的权利，该判决的所涉部分内容确有错误，损害了中骏公司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对（2014）粤高法民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错误部分予以变更，调整了旺朋公司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中骏公司抵押权的受偿顺序，处理得当，符合法律规定。旺朋公司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不是变更之诉、旺朋公司与中
摘要2：【解读１】中骏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原审法院（2014）粤高法民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关于旺朋公司就广东省江门市嘉悦新城12、13、15号楼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40079722.68元范围内优先受偿的判项内容；2.由旺朋公司与远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解读２】一审判决：变更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江中法民一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就江门市嘉悦名都名校1号花园12、13、15号楼和40、43、45号楼副楼及增减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40079722.68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但中骏公司对上述江门市嘉悦名都名校1号花园12、13、15号楼的23套房的抵押权优先于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该工程优先受偿权。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833号
【裁判摘要１】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保证合同共同起诉债权人、保证人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同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联塑公司是依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及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一并起诉主债务人泰如公司和保证人华信集团。其中，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有内容明确的协议管辖条款，即由联塑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原审法院作为本案原告联塑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第二款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应根据主合同《保理合作协议》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
【裁判摘要２】关于华信集团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如具有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才能认定无效。而华信集团就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并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可认定无效的格式条款情形之一。而且，即便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联塑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但华信集团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内容负有审慎审查义务，其因未尽合理审慎审查义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且华信集团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管辖条款不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终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邦汇公司以其与恒波公司签订的《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为依据，要求恒波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并依据邦汇公司与刘××、詹××、前海佳浩公司签订的同意为恒波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刘××、詹××、前海佳浩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主合同《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的担保合同。因此，本案应当根据主合同《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因此，《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有效，本案据此判定案件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保理商所在地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是指执行法人的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本案中，虽然邦汇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但在《保理融资业务合同》首部写明：保理商邦汇公司住所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并在16.1条进一步确认有效送达地址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同时，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现场照片，佐以物业公司书面证明、《房屋转租协议书》为证，邦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总裁办均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办公，是执行邦汇公司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邦汇公司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即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因此，合同条款中的保理商所在地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故，本案管辖权即属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管辖权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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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渝01民辖终246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基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被上诉人重庆明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将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列为共同被告起诉，依据法律规定，因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的管辖。涉案主合同系被上诉人作为丙方与重庆畜产恒利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甲方、重庆三鼎动力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于2016年12月8日签订的《最高额债权转让合同》（合同号：2016明德转让合同字029号），第八条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中协议约定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应为有效，对当事人双方均有约束力。甲方重庆畜产恒利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辖区，故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再454号
【裁判摘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本案中，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基于与绿汀公司、于××、王××、同德公司、一信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张上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基于与绿汀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债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最高额抵押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抵押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由此可见，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等在合同中并未约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即没有仲裁协议。其次，《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不适用于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之间的纠纷。《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系由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东润公司签订，因此该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当按约提交仲裁解决。绿汀公司等并非上述合同仲裁条款的当事人，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以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1、一信公司归还贷款本金9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2、一信公司承担律师费用损失836709.89元；3、绿汀公司、于××、王××、同德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有权对绿汀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5、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恒丰银行苏州分行的起诉。
【解读３】再审裁定：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初490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于××、王××、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的起诉；三、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
摘要1：【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15民初1422号
【裁判摘要】保理融资交易过程中没有发生应收账款转让，性质上应属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约定的保理手续费、保理融资利息，均应视为借款利息——保理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是否具有真实的应收账款转让关系，是判断构成保理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被告陆通公司虽与原告签订《有追索权保理合同》，但双方并未具体约定所转让应收账款的金额、付款期限等要素，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交应收账款的交易合同、发票、货运证明等证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相关证据。保理合同签订后，双方未将应收账款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各到期融资款亦始终由被告陆通公司负责归还。综合上述情况，原告给予被告陆通公司的融资，目的在于出借资金后获得固定收益，性质上应属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约定的保理手续费、保理融资利息，均应视为借款利息。原告认同其与被告陆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据此调整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利率，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故被告陆通公司应向原告归还尚未清偿的借款本金23,370,261.77元、截至2019年2月22日的利息447,562.54元、逾期利息817,336.52元以及自2019年2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原告与被告林××、刘××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理应依约履行，故被告林××、被告刘××应在最高债权限额5,500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陆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陆通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承诺为其与原告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5,500万元，并对抵押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述约定合法有效，相关抵押权依法设立。现被告陆通公司未能依约还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陆通公司在最高债权限额5,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7民终5954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个别清偿，管理人无权侵权撤销个别清偿行为；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4日，双佳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一份，约定双佳公司用其定期存款1250000元为浦发银行发放的信用证业务6250000元提供质押，质押效力除及于质押财产本身外，还及于质押财产的从物、从权利、孳息及其代位物，担保的主债权在2014年2月24日至2014年8月24日止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250000元为限。2014年8月25日，浦发银行从双佳公司的账户内扣划了19568.84元用以清偿双佳公司在浦发银行的贷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浦发银行于2014年8月25日根据其与双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从该公司的银行账户中扣划涉案款项，在法院受理双佳公司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双佳公司此时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资产也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该个别清偿行为并未能使双佳公司的财产得到受益，却使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因此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星耀所要求撤销双佳公司对浦发银行的个别清偿行为并返还相应款项，其主张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判决：一、撤销浙江双佳制衣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清偿19568.84元的行为。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浙江双佳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人民币19568.84元。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信用证业务实际，本案浦发银行因信用证承兑产生对双佳公司债权之时即行使了质押权，根据《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约定，担保范围为主债权上限125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而此时该金融业务尚未发生利息，故浦发银行仅对125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据此，浦发银行从双佳公司相应账户中扣划超过125万元的部分，属于破产企业双佳公司个别清偿行为，一审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１）浦发已经已经收取收取125万元存款系质押财产，其享有优先受偿权，不属于破产撤销权的个别清偿；（２）浦发银行仅对125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超过125万元的部分属于破产撤销权的个别清偿行为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61号
【裁判摘要】涉互联网金额纠纷案件双方约定由非真实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条款无效——本案系互联网借贷引发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最高额循环贷款合同》系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其中，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双方当事人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出借人千方公司、借款人黄××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海淀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当事人系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此类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所谓的协议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系案涉合同签订地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25号
【裁判摘要】所有权保留与抵押权竞合时善意取得抵押权人可以排除所有权保留——本案中，平安银行与汇鸿福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在佛山市南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书》，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19卷（捆）201不锈钢卷板存放于汇鸿福公司厂区内，汇鸿福公司已明确向平安银行提供上列不锈钢卷板作为抵押物担保其向平安银行的借款，佛山仲裁委员会亦作出（2011）佛仲字第251号仲裁裁决，确认平安银行对汇鸿福公司提供的上列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的规定，涉案19卷201不锈钢卷板已交付并由汇鸿福公司管理控制，平安银行有理由相信汇鸿福公司对包括上列不锈钢卷板在内的抵押物具有处分权。英秀公司虽与汇鸿福公司在《购销合同》中就所有权保留事项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并不为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所知悉，而仅在英秀公司与汇鸿福公司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的规定，平安银行对涉案19卷201不锈钢卷板享有抵押权，其可就其处置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英秀公司主张取回上列不锈钢卷板或对应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汇鸿福公司未付清货款给其造成的损失，英秀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英秀公司向汇鸿福公司出售的201不锈钢卷板属普通商品性质的种类物，英秀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上列现存的19卷201不锈钢卷板是否属约定所有权保留的未付清货款的201不锈钢卷板，且该201不锈钢卷板已被汇鸿福公司抵押给平安银行，故英秀公司主张对涉案19卷201不锈钢卷板享有所有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