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12民终65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擅自终止招标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河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投标五原崤、干店安置区项目工程，自筹资金缴纳了投标保证金、招标文件费，并为制作编制工程报价书支付了投标预算编制费、制作标书材料费等费用。后因上诉人发布案涉工程施工终止公告，致被上诉人的缔约目的未能实现，给被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上诉人依法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因此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
摘要2：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1民终1191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均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对政府机关、招标人等在招投标及监督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查，人民法院不宜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直接对招标人的行为作出法律评价——海韵公司主张幼师学校存在违法行为，应赔偿其损失。对此，海韵公司至少应举证证明幼师学校作为采购人在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具有违法行为。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均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对政府机关、招标人等在招投标及监督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查，因此，人民法院不宜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直接对本案中幼师学校作为招标人的行为作出法律评价。若海韵公司认为幼师学校作为招标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违法情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之规定，依法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进行认定。若海韵公司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逾期未作处理的，海韵公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外，海韵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幼师学校存在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或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综上，海韵公司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幼师学校在本次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行为或其他缔约过失行为，其主张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4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调出必须招标项目目录前签订的合同未经招标程序合同有效——案涉工程涉及的是经济适用房项目，根据2000年5月1日施行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18年6月1日废止）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商品住宅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但根据2018年6月1日施行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自2018年6月6日施行的《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的规定》，案涉工程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一审判决认定城苑公司与中天公司2012年12月6日自愿签订并已实际履行的《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城苑公司关于案涉工程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双方当事人未经招投标签订的《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一审判决城苑公司承担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用17万元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城苑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引起的纠纷，中天公司据此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并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其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其为此支出的保全费以及保险费系其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必要的费用，一审判决该部分费用由城苑公司承担，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一审诉讼请求：．．．．．．10.判令城苑公司向中天公司支付诉讼保全产生的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用170000元；11.本案诉讼费用由城苑公司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0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本案系海天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向发包人智弘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引发的争议。王某作为海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项目负责人，其代理行为或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由海天公司承担。王某作为智弘公司的总经理履行职务的行为依法由智弘公司承担。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海天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由海天公司承担。智弘公司主张王某、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于法无据，且智弘公司主张的“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不应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将诉讼代理人转为证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王某原为海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后海天公司撤销了该委托。王某于2019年10月23日作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北海智弘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它公司和个人汇入王某个人卡的款项说明》，就智弘公司、张××等向其支付的款项用途及退还问题作出陈述，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证人证言还是当事人陈述均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智弘公司据此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发包人反诉请求承包人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承包人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反诉不予受理——智弘公司在一审期间对海天公司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智弘公司在案涉工程竣工后未经验收擅自使用，自其实际使用之日起即应认定工程已经验收合格，智弘公司反诉请求海天公司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故对智弘公司的反诉不予受理。一审法院的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且智弘公司已经就案涉工程主体结构质量问题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权利未受影响。智弘公司关于一审法院不受理其反诉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４】无效合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违法性。本案审理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已不再将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列入必须强制招标的范围，即相关法律法规发生了符合当事人合同预期的变化，案涉合同不再具有违法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6.24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既符合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又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对案涉合同的评价，具有法律适用的正当性、妥当性。智弘公司、张××、智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借用或租用施工资质导致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其主张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6.24补充协议》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本案中，案涉系列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均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10月份期间，案涉工程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进行施工作业，纠纷的发生亦是在2015年。因此，本案应当适用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和2000年4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对案涉工程是否属于必须招投标项目进行认定。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五）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具体到本案，根据双方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条关于工程概况及承包范围的约定，案涉工程项目规划用途为生产车间和专用市场，工程施工范围除工业厂房和交易市场外还包含两栋24层商住楼。因此根据上述规定，案涉工程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而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2012年12月5日在招投标之前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并无不当。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经过招投标程序，但是该合同的签订仅是为备案所用而不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和工程款结算依据，双方在此之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表明，双方在招投标之前已经进行实质性磋商，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该《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属无效。至于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6月18日、9月6日和10月24日签订的四份《华中电动车CBD一期一标专业市场土建工程补充协议》，均是为履行2012年12月5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该合同为框架和基础形成的补充协议，同样属于未经招投标程序而签订的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东森公司关于案涉工程不属于必须招标工程，
摘要2：（续）一审判决对案涉系列合同及补充协议效力认定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如何确定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判断，即：“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案涉工程是陆续完成，陆续交付，虽然2015年3月27日系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就案涉工程维修事项进行商议的时间节点，但是从此后国基公司已完全撤场，并由东森公司自行组织维修的事实来看，一审判决认定该时间节点为案涉工程最终交付之日，符合本案事实，并无不当。自2015年3月28日至一审查明的国基公司向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立案受理时间2015年8月3日止，并未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限，因此国基公司在东森公司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40号
摘要1：【裁判摘要】虽然《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分别自2018年6月1日和2018年6月6日起施行，但将该原则适用于既往签订的合同，有利于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并无证据证明适用的结果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应为合法有效——关于2014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查明，案涉工程系商品房项目，不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所规定“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而根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的规定，案涉工程亦不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虽然《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分别自2018年6月1日和2018年6月6日起施行，但将该原则适用于既往签订的合同，有利于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并无证据证明适用的结果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综合上述分析，2014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成民终字第594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工程必须进行招标并不等同于工程施工中所需的材料也必须进行招标，承包人购买设备、材料依法不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核工业公司对案涉《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自愿订立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新开创公司未缴纳履约保证金，从而失去中标资格致使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七十四条中关于履约保证金的规定，其适用前提是案涉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本案中，西科大综合实验楼工程系国家100%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资金来自国家灾后重建资金，西科大已依照招标程序将西科大综合实验楼工程总体发包给核工业公司。而案涉《买卖合同》是核工业公司作为承包人为履行其与西科大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进行的采购行为，工程必须进行招标并不等同于工程施工中所需的材料也必须进行招标；且西科大与核工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约定，案涉西科大综合实验楼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均由承包方自行提供，发包方并不负责采购，故核工业公司购买上述设备、材料依法不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据此，《买卖合同》所涉电缆、电线的采购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买卖合同》系双方自愿协商订立，新开创公司未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事实并不能否认《买卖合同》的效力。故西科大出具的《证明》不能否认《买卖合同》的效力，核工业公司关于《买卖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鄂0691民初3087号
摘要1：【裁判摘要】被告襄阳五中作为襄阳市教育事业单位，因其体育馆改造工程采购项目需要招标，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采购，后经过竞争谈判，原告申港建筑公司以94.6万元价格中标成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程序合法，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因案涉体育馆改造工程需要项目变更，双方又签订《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合同价格暂定为48万元。根据国家发改委于2018年6月1日实施的《必须招投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二条“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包括：(一)使用预算资金200万元人民币以上，并且该资金占投资额10%以上的项目；(二)使用国有企业使用单位资金，并且该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及修改更新后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十二条“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五)在建工程追加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原中标人仍具备承包能力，并且其他人承担将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的规定，原告申港建筑公司在中标施工被告襄阳五中体育馆改造工程过程中，与被告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虽未经过招投标程序，但该补充协议的标的额并未超过200万元，且原告具有承包施工的能力。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属合法有效，均应受法律保护。被告襄阳五中辩称双方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未经招投标程序，该协议无效，且未经审计、不具备付款条件的理由，与事实和法律规定均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东商终字第13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招标邀请时，应该具有合法的招标资格，主要包括项目已经法定部门审批，资金已经到位等基本条件。胜利油田中心医院作为招标人，对外发出招标文件后，纯江环保公司按胜利油田中心医院的要求制作提交了投标书并缴纳了投标保证金。经过竞标纯江环保公司被确定为第一拟成交商，但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却以资金未落实到位为由取消项目，并将工程发包给投标人以外的供应商，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纯江环保公司、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尚未签订合同，纯江环保公司请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赔偿可得利益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根据招标相关法律规定，投标保证金属于缔约定金，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应按定金罚则的规定双倍返还纯江环保公司保证金。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第四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本案中，被上诉人纯江环保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赔偿其可预见利益122万元，上诉人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未向被上诉人纯江环保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未成立。被上诉人诉请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属于违约责任，因双方合同关系不成立，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诉请的可得利益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正确。被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返还投标保证金30万元及利息损失，原审法院认定投保保证金属于缔约定金，判令上诉人双倍返回被上诉人投标保证金，超出了纯江环保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按上诉人要求参加了涉案项目的投标并缴纳了投标保证金，上诉人应返还占用期间投标保证金所产生的孳息。故本院支持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12月18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即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损失10125元。
摘要2：【解读】原告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赔偿纯江环保公司可预见利益122万元，并返还投标保证金30万元及利息损失。
【笔记】招标人应当在哪些媒介发布招标公告？
摘要1：解读：（１）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应当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或者项目所在地省级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统一简称“发布媒介”）发布；（２）根据《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项目应当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信息）、省级分网（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信息）发布。
解析：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发布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由招标人自行决定发布媒介。
摘要2：【注解】招投标活动存在程序瑕疵是否导致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以非正式方式发布公开招标，招投标活动中出现的招标程序瑕疵对中标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视为已履行了招标程序，中标有效，不影响施工合同效力。——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65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3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投标人应提供的证明文件应以市场上通行的交易规则为限,招标人不能要求供应商提供客观上不存在的书面证明形式——采购人（招标人）对投标人提出的供货要求，也应遵循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投标人应提供的证明文件，应以市场上通行的交易规则为限，并与招标人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即设定该资格条件，是为了实现其合同目的，而不是用于限制潜在的投标人。招标人不能要求供应商提供客观上不存在的书面证明形式，如果不可能获得相应的书面形式的文件，而供应商提供可替代的且不妨碍采购人实现合同目的有效证明，也应予接受。……故教育中心要求超恒公司提供产品流通市场并不通行的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不符合上述公平、公正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由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教育中心可据以行使约定或法定的合同解除权的事由，故教育中心于2014年5月14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函》不具法律效力。因此，教育中心以对方没有提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为由拒绝接受履行，已构成违约，超恒公司上诉要求教育中心继续履行合同，给付迟延履行违约金，可予以支持。
摘要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兵08民终152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无原件但原件不在其处的解释合理应确认复印件为认定事实依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下列情形：(一)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二)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知提交而拒不提交的；(三)原件在他人控制之下，而其有权不提交的；(四)原件因篇幅或者体积过大而不便提交的；(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过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其他方式无法获得书证原件的。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虽然绿培公司不认可双志公司一审中提交的两份客户受电工程竣工检验意见书复印件，但根据该意见书显示客户单位是绿培公司，检验单位石河子××农电有限责任公司，双志公司并非该检验意见书中的一方主体，该证据原件不在其处的解释合理。绿培公司虽对该证据不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该两份意见书本院予以认定。
摘要2：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84号
摘要1：【裁判摘要】破产管理人取得承租人添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应属于共益债权——关于奥斯玛公司申报债权的性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的规定，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厂房、办公楼等设施建设装修后，快菱公司破产管理人拍卖了厂房、办公楼所取得了基于建设装修部分添附的价值，快菱公司破产管理人取得该添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本院核查的结果，有证据证明的奥斯玛公司投入建设装修的款项合计1249942.9元，应属于公益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规定，奥斯玛公司对快菱公司享有的公益债权，应由快菱公司随时清偿。
摘要2：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闽0981民初310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租赁合同解除后装修拍卖款属于不当得利的共益债务——二、案涉债务系因不当得利而产生。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航博公司基于租赁合同的约定对案涉房屋投入资金进行装修建设，该装修部分已经形成添附，案涉租赁合同解除后，美格公司占有该部分添附物所转换的现金价值，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三、本案债务构成共益债务。案涉债务系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因美格公司不当得利而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规定，本院认定本案债务构成共益债务。且从共益债务设立目的来讲，共益债务是指破产程序开始后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非程序性债务。案涉装修添附于租赁房屋，有利于破产财产的增值，进而有利于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符合共益债务的设立目的。
摘要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0102民初878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系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存在欺诈。首先，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原告认为作为中介方的三木安家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故应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次，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于“个税、契税、土地出让金”等的约定并非制式合同原有的印刷文本而属于手写体，该约定内容应认定为双方随时可协商可变更内容，而原告亦认可该约定内容上的按印系其本人形成；再次，原告作为房屋买受人且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税费等应有必要的了解与认知，对其签署的合同内容、尤其对其加印手印的地方应存在审慎义务，故即便存在原告陈述的可能性但原告更应向法庭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综上，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三方签订的合同并未存在法律规定的欺诈情形，不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合同作为双方协议的最终确认形式，应认定为原告认可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
摘要2：
宋×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门口支行借记卡纠纷案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7年第12期（总第254期）】
【裁判摘要】
一、银行负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应努力提高并改进银行卡防伪技术，最大限度防止储户银行卡被盗刷。
二、借记卡章程关于“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的规定，仅适用于真实的借记卡交易，并不适用于伪卡交易，银行不能据此免责。
三、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持卡人自行泄露银行卡密码的情况下，不应判令持卡人承担部分损失，从而减轻银行的赔偿责任。
摘要2：【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116号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规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该条款系银行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具有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工行新门口支行依法应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因该条款与其他条款并无明显区别，且系小号字体，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工行新门口支行依法就该条款的内容向原告宋鹏进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故该条款应为无效，不应适用。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闽民申90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属于“农村土地”属于土地租赁合同而非土地承包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讼争的《原山地平台租赁合同书》属于土地租赁合同还是土地承包合同。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该合同内容均为土地租赁的相关事项，其中并无土地承包的内容，杨××关于讼争的《原山地平台租赁合同书》名称与内容不一致之主张缺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是指农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根据华侨农场一审中提交的《林权证》，讼争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华侨农场，而华侨农场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本案讼争土地不属于该法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杨××依据该法条主张讼争合同为土地承包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讼争合同为土地租赁合同并无不当。杨××关于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华侨农场无权解除合同、其享有优先承包权、其应获得承包地征用补偿费用等主张，均是建立在讼争合同为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之上而提出的，因讼争合同为租赁合同，故其上述主张亦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漳民终字第1641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民申319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本院（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864号民事裁定，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4)阳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号民事裁定，撤销了（2011）阳中法民一终字第145号民事判决及（2010）城法民一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冈安片经济合作社的起诉。上述民事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钟××向江城法院申请执行回转。在执行回转过程中，陈××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主张其与梁×就涉案滩涂经营权签订了《承包权转让合同》，系涉案滩涂合法承包经营权人，对涉案滩涂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本院认为，因上述生效(2014)阳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冈安片经济合作社的起诉，故钟××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将涉案滩涂经营权执行回转至其名下。执行回转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原执行标的物是否存在。本案中，陈××与梁×在钟××申请执行回转前已经就涉案滩涂经营权签订了《承包权转让合同》，取得了涉案滩涂经营权，涉案滩涂已交陈××经营多年，并不在冈安片经济合作社掌握中。而且据以执行回转的法律文书(2014)阳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号民事裁定也没有否定陈××与梁×签订的《承包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故陈××基于有效的《承包权转让合同》，对涉案滩涂经营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钟××申请执行回转的标的物即涉案滩涂经营权已无法返还。钟××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另行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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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钦民一终字第24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海域包括了其相应的滩涂属于国家所有；（２）滩涂属于土地性质应当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确认其所有权——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其对本案所讼争的虾塘所在滩涂享有所有权及使用权问题，其理由是其持有1966年时的山权落实登记表上注明有84亩“海”，且一直由其发包给被上诉人并收取租金，因此，其即有所有权及使用权。根据1993年《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海域，包括了其相应的滩涂。即上诉人的山权落实登记表的记载，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其享有所有权的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占有海域和滩涂。任何单位和个人所享有的，也只能是滩涂的使用权，而滩涂使用权的设立和取得、转移，必须经过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并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管理权，即使用滩涂，必须经过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本案中，尽管上诉人认为其一直对该滩涂管理并出租，且被上诉人一直向其交纳租金，但其对相关滩涂并没有享有所有权，其使用滩涂的行为，也没有得到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其收取租金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其即享有该滩涂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使用权。即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滩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上诉人认为该滩涂属于土地性质，则也应当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确认其所有权，而上诉人并没有取得过该滩涂的土地所有权或滩涂使用权登记。对于被上诉人在其海域使用证过期后，仍使用该滩涂的行为，应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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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308号
摘要1：【裁判摘要】（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所认定的内容为，华城公司以“君悦华庭”B栋裙房四层整层及五层面积约为941.6平方米的房屋抵偿其所欠潮阳公司的债务，并由双方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显然，该调解书确认的是双方于本案诉讼中达成的以房屋抵偿金钱债务的协议。该调解书并不能够产生确定物权的效力，而是对双方以他种给付替代金钱给付协议的确认。换言之，华城公司依据该调解书需要履行交付及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义务，在变更登记完成之前，前述房屋的所有权并不发生变更。因此，该调解书并未侵害对申请撤销该调解书的孟××、王×的民事权益。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系对保全措施中解除或撤销保全措施权限及与执行程序衔接的规定，并非针对查封中财产能否处分的规定。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可知，即使被执行人将其被查封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也并不影响在先查封措施的效力，在先的申请执行人利益仍能得到保障或者仍然能够获得执行利益。尤其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等规定，（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出。．．．．．．《还款协议书》在性质上系以物抵债，其中约定如在该协议签订之日即2010年1月27日起至2012年12月4日止，如华城公司能偿还汕头潮阳公司全部工程款，则汕头潮阳公司退还华城公司案涉房产的权利证书。从上述约定来看，双方以案涉房产偿还债务的约定虽然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但如果华城公司未在上述期限内清偿债务，则转让房产与汕头潮阳公司的意思表示即应产生效果。该意思表示应该拘束双方。同时，以物抵债协议为诺成性合同，如果债务人尚未履行，债权人当然有请求继续履行的权利。在本案中，继续履行的请求权就表现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华城公司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当然，在房产变更登记完成之前，汕头潮阳公司并非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汕头潮阳公司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该请求权，在诉讼形态上为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汕头潮阳公司请求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判归原告”，应当理解为在请求华城公司履行给付义务。
摘要2：（续）双方在（2013）黔高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中达成的华城公司、新世纪公司将案涉楼房四层整层“分归汕头潮阳公司”、五层楼房进行分割的协议，在性质上也只能是需要债务人给付和债权人受领给付的协议，而非确认权属或者类似共有物分割的协议，均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由此，原审判决关于“该约定不能成为汕头潮阳公司直接取得房屋产权的依据”的判断就不够清晰，该协议能够成为汕头潮阳公司请求继续履行交付房屋并办理过户登记义务的依据，但不能成为其已经享有所有权的依据。更进一步，原审判决以《还款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因而潮阳汕头公司只能请求华城公司履行原工程款债务的结论就难以成立。原审判决此部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黔高民再初字第1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再4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黄××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虽王×将借款打入黄××的农商银行账号，但该银行账号系伊××和范××向王×提供，黄××对该款项打到其账号事先并不知情；范××在涉案款项进入黄××银行账户后并未向黄××如实告知该款项的性质，王×亦未在转账时标注涉案资金流转原因，故黄××对涉案转入资金的性质并不清楚，其对涉案资金的收取及使用系在公司负责人不实陈述和安排下被动进行的，并非明知涉案资金系借款而实施上述行为。同时，黄××的个人建设银行账户虽用于公司相关业务，但该行为与伊××不能偿还涉案借款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此外，王×亦无证据证明其系因黄××的涉案银行账户而出借涉案款项，王×更无证据证明黄××从出借银行账户中获取非法利益，故本案不符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的情形。原审判令黄××对涉案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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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民再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纵观本案事实，叶××、陆××通过与美新公司恶意串通签订《装饰装修施工合同》，套取银行贷款，损害的是银行信贷秩序，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合同无效，得当。因借款人叶××已实际归还了银行贷款，故不存在损害银行利益的情形。本案美新公司通过其公司帐户将涉案的130万元款项予以流转的行为虽然存在不当，但据此成为其对叶××、陆××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原审以美新公司对涉案款项的流转存在过错判决美新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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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川执复2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放弃主债务人债务的法律效果及于连带债务人，申请执行人单独申请连带债务人应予驳回——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润成公司对中铁物资公司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两者系连带债务关系，浙商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单独或同时向中铁物资公司、润成公司主张付款义务。中铁物资公司、润成公司任何一方向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履行付款义务，其法律效果均及于另外一债务人。根据浙商银行成都分行与中铁物资公司2016年7月21日达成的《和解协议》，浙商银行成都分行自愿放弃（2016）川01民初284号、（2016）川01民初289号案件票据欠款本金在清偿日前对中铁物资公司的所有利息，同时放弃上述案件中对中铁物资公司的其他一切诉讼请求，并自愿承担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据此，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已免除中铁物资公司作为连带债务人在履行《和解协议》后，基于（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所负的其他全部债务，债务免除之法律效果应当及于连带债务人润成公司。因此，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基于（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对中铁物资公司润成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经《和解协议》之履行到位，应当认定为已全部实现。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另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6）川0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项下资金利息等债务，缺乏法律依据，亦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其强制执行申请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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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24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原审法院没有对各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先后和份额作出确定的情况下，连带责任人则要通过提起新的诉讼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追偿权——首先，根据本院1992年复函的意见，如果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载明了各个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先后或份额，那么已经承担超额责任的连带责任人可以直接向原审法院请求行使追偿权，由原审法院直接作出裁定要求主债务人或其他连带责任人对申请人偿还超额履行的部分；在原审法院没有对各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先后和份额作出确定的情况下，连带责任人则要通过提起新的诉讼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追偿权。1996年复函对1992年复函进行了补充，明确了判决主文中已判定连带责任人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数额，可根据生效判决和连带责任人的申请立案执行，不必再作裁定。本案执行依据（2010）辽审二民再字第26号民事判决虽然判令金百公司对鞍钢修造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无金百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对鞍钢修造厂进行追偿以及追偿数额的判项。因此，金百公司主张依原判决直接行使追偿权，与本院1996年复函和1992年复函精神不符。其次，从本案执行依据的判项内容看，金百公司和鞍钢修造厂要分别返还富地公司加工费，金百公司还应对鞍钢修造厂返还富地公司的加工费328375元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同时明确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可见，无论是金百公司还是鞍钢修造厂，只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均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执行依据作出的时间是2010年10月18日，鞍山中院强制金百公司履行判决义务是在2014年，金百公司对鞍钢修造厂在向鞍山中院提出执行异议时所称金百公司与富地公司是通过和解的方式履行义务的事实未予反驳，现金百公司主张其支付给富地公司的491280元中，有451875元是代鞍钢修造厂偿还的本金和迟延履行利息，没有判决依据，且鞍钢修造厂对金百公司追偿的金额持有异议。故金百公司代偿债务后，若要行使追偿权，应当向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监79号
摘要1：【裁判摘要】终本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执行时效中断效力应及其他连带债务人，申请执行其他连带债务人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八条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执行法院；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执行法院核查属实的，应当恢复执行。2014年7月11日，本案执行依据（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明确判令周某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8月21日，田某向黄埔法院申请对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强制执行，可见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黄埔法院在该案执行中因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此时田某胜诉债权尚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可以依法恢复，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周某与广洋环保公司、吴某系连带债务人，田某申请执行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的时效中断效力应及于周某，故田某申请执行周某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黄埔法院根据田某申请增列周某为被执行人，符合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并无违法不当之处，周某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苏13执复75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本案执行依据(2015)泗商初字第00780号民事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间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义务，该判决书于2016年1月12日生效，故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为2016年1月22日。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向泗阳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时效中断，虽然未申请执行丁×和李××，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此时，对丁×、李××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断，执行时效重新计算二年至2018年1月18日届满。而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向泗阳法院申请对丁×、李××立案执行，已超过法定执行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丁×于2020年4月14日出具的申请书，虽然此时执行时效已届满，但丁×作出了“申请先执行泗阳鑫农养殖有限公司资产，对缺口部分按份额还款”的意思表示，属于义务人丁×作出新的承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因该申请书内容不是对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作出同意继续履行的承诺，而是改变了原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数额、履行条件、保证责任承担方式等，属于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丁×达成了新的协议，不应在本案执行依据的执行案件中执行。如双方对新的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83号
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依据已过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生效判决主张债务抵销不为法律所禁止——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执行人能否依据已过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生效判决主张债务抵销。申请执行是当事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实体权利的司法程序，给申请执行赋予一个期限，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实现自己的实体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但这并不导致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消灭，其请求在对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时抵销对方当事人所欠其种类、品质相同的债务，并不为法律所禁止。红寺堡开发区法院(2005)红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邱××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但其债权是客观存在且经生效判决确认的。邱××虽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不影响其主张债务抵销的权利。由于邱××与赵××互负到期金钱债务，邱××请求抵销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及现行法律关于抵销的一般规定。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鄂执复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服原审民事判决进行的上诉、申请再审、申诉等行为属于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再审裁定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关于大冶特钢公司申请执行是否超出执行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黄石中院（2002）黄开民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江铃汽车公司应偿还原告大冶特钢公司货款的执行内容，但在该民事调解书约定履行期限内，江铃汽车公司按黄石中院《关于将应付大冶特钢公司标的款8014781.42元直接向我院交纳的通知》要求直接向该院付款的行为系属于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依法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大冶特钢公司不服西塞山区法院（2003）西经初字第020号民事判决，进行的上诉、申请再审、申诉等行为，属于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故申诉后本院作出的（2014）鄂黄石中民再终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撤销西塞山区法院（2003）西经初字第020号民事判决，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故，黄石中院认定该院通知和（2014）鄂黄石中民再终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引起大冶特钢公司申请执行期间的中断，符合法律规定。江铃汽车公司关于大冶特钢公司申请执行超过时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粤执监14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利息计至本生效确定应付清之日止”，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计算判决确定应付清之日，此后为迟延履行期间，只能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再计算一般债务利息——关于迟延履行期间利息的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般债务利息，是指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根据实体法规定所确定的利息。本案中，[2013]霞法民三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已经明确了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即“利息按（1998）霞法小字第224号判决书主文的计算方式和比例计至本生效确定应付清之日止。”根据上述判决结果，该判决于2014年9月1日发生法律效力，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计算至2014年9月12日，此后为迟延履行期间，只能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再计算一般债务利息。霞山法院（2016）粤0808执恢31号通知书计算方法并无不当。申诉人认为本案一般债务利息应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3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一般债务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问题。本案执行依据（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第一项“被告信德祥公司偿还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借款本金29981286.43元并支付利息3381851.72元,2013年5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涉案《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第3.1条第(2)项及第3.4条约定计取;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该判决确定了计算利息、罚息、复利的截止日期，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之后，进一步明确该还款之日是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判决没有载明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据此，本案执行依据已经明确了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和截止期间，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自2013年5月21日起开始计算，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同时执行依据要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因此，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时间为判决生效之日再加上十日的履行期间。
【裁判摘要２】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关于迟延履行利息是否应当优先受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债务人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其立法本意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给迟延履行的债务人以惩罚，该债务利息具有惩罚的性质。而民事法律文书中确定的金钱给付之债中的利息是当事人基于合同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具有收益、补偿损失的性质，因此，两种利息的性质明显不同。而且本案中，(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明确，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对上述第一项确定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从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中并不能得出包含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内容。因此，信达河南分公司主张的应将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