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由起诉方法院协助解决管辖协议有效——该《产品购销合同》第十二条约定：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为双方协商解决或由起诉方法院协助解决，起诉方法院即为原告所在地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原审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对本案亦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２）当事人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法律效力——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是否符合执行案件立案条件。对此具体判析如下：首先，据以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具有明确给付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4)项规定，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是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给付内容明确。本案中，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为执行法院作出的(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了恒业公司对新东方公司所负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即新东方公司据以申请执行的民事调解书相应的给付内容并不明确。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新东方公司根据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其次，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民事调解书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但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非人民法院应予执行的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可见，当事人之间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但若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仍应依照生效法律文书予以强制执行，而非对和解协议予以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并不具有交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新东方公司与恒业公司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该协议虽与生效民事调解书相互关联，但并非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不能以此作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
摘要2：【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12执258号
【摘要】(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内容为确认涉案债务金额及由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另行协商具体还款方式。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及案外人在本案申请执行前已就该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具体还款方式另行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约定乙方仍拖欠甲方的工程款乙方应当按照工程款项优先权的有关规定，在取得其他款项的同时支付给甲方，直至清偿完毕。因此，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内容不符合(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约定，故对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应予以驳回。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法院能否将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的替代物房产不经评估拍卖程序直接交付申请人抵债？｜执行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的替代物房产仍须经过评估拍卖等法定变价程序，流拍后可以以物抵债——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理时，应当首先采取拍卖的方式，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寒亭区住建局向潍坊中院请求交付同等价值的房地产，以替代拆迁补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潍坊中院的查封效力及于该替代房地产。因相应替代房地产的价值不易确定，对于此类特殊替代物，应由潍坊中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寒亭区政府交付的替代房地产进行查封，再依法采取拍卖等方式进行变价处理。潍坊中院径行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寒亭区住建局向申请执行人和进公司交付案涉房地产的行为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九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即不经拍卖变卖的法定程序将财产以物抵债的前提是，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同意。本案潍坊中院下达协助执行通知时，寒亭区住建局未与被执行人华明公司及申请执行人和进公司达成以物抵债的合意，亦未与被执行人华明公司签订补偿协议，潍坊中院直接通知寒亭区住建局向和进公司交付替代房产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山东高院据此裁定撤销潍坊中院(2019)鲁07执恢3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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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在原审法院没有对各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先后和份额作出确定的情况下，连带责任人则要通过提起新的诉讼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追偿权——首先，根据本院1992年复函的意见，如果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载明了各个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先后或份额，那么已经承担超额责任的连带责任人可以直接向原审法院请求行使追偿权，由原审法院直接作出裁定要求主债务人或其他连带责任人对申请人偿还超额履行的部分；在原审法院没有对各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先后和份额作出确定的情况下，连带责任人则要通过提起新的诉讼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追偿权。1996年复函对1992年复函进行了补充，明确了判决主文中已判定连带责任人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数额，可根据生效判决和连带责任人的申请立案执行，不必再作裁定。本案执行依据（2010）辽审二民再字第26号民事判决虽然判令金百公司对鞍钢修造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无金百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对鞍钢修造厂进行追偿以及追偿数额的判项。因此，金百公司主张依原判决直接行使追偿权，与本院1996年复函和1992年复函精神不符。其次，从本案执行依据的判项内容看，金百公司和鞍钢修造厂要分别返还富地公司加工费，金百公司还应对鞍钢修造厂返还富地公司的加工费328375元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同时明确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可见，无论是金百公司还是鞍钢修造厂，只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均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执行依据作出的时间是2010年10月18日，鞍山中院强制金百公司履行判决义务是在2014年，金百公司对鞍钢修造厂在向鞍山中院提出执行异议时所称金百公司与富地公司是通过和解的方式履行义务的事实未予反驳，现金百公司主张其支付给富地公司的491280元中，有451875元是代鞍钢修造厂偿还的本金和迟延履行利息，没有判决依据，且鞍钢修造厂对金百公司追偿的金额持有异议。故金百公司代偿债务后，若要行使追偿权，应当向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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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本案中，高创建工公司继续施工对郑州中院查封的土地价值并无损失，且能够增加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价值，亦不妨碍郑州中院对查封土地的处分。高创建工公司作出《承诺书》是为了撤销郑州中院的强制退出土地公告并可以继续施工，并非为了中止或暂缓土地处置，亦非为了担保东泽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郑州中院作出(2017)豫01执异235号执行裁定，撤销强制退出土地公告，其主要理由并非基于高创建工公司作出的《承诺书》。郑州中院至今没有处置0143号土地，亦没有证据证明系《承诺书》引起。高创公司应郑州中院要求，于2017年7月20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在东泽公司无力履行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综合考虑该《承诺书》的出具目的和经过，《承诺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的执行担保的成立要件，不构成执行担保，亦与实体法上的一般保证有别。从公平原则出发，应该对《承诺书》中东泽公司“无力履行"的条件是否成就，坚持严格的审查判断标准，不宜参照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被执行人东泽公司名下有土地及在建工程，且财产价值远高于执行标的，虽然涉及非法集资案件，但尚未经刑事判决确认为赃物，其未经变价程序，不宜认定被执行人东泽公司无力履行。综上，申诉人关于本案“无力履行"的条件已经成就、应当强制执行高创建工公司财产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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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终本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执行时效中断效力应及其他连带债务人，申请执行其他连带债务人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八条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执行法院；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执行法院核查属实的，应当恢复执行。2014年7月11日，本案执行依据（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明确判令周某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8月21日，田某向黄埔法院申请对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强制执行，可见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黄埔法院在该案执行中因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此时田某胜诉债权尚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可以依法恢复，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周某与广洋环保公司、吴某系连带债务人，田某申请执行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的时效中断效力应及于周某，故田某申请执行周某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黄埔法院根据田某申请增列周某为被执行人，符合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并无违法不当之处，周某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６８条规定“申请执行期间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断，其期间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重新计算。”（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０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除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重新计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外，其他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中断应当自中断时起重新计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本案执行依据(2015)泗商初字第00780号民事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间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义务，该判决书于2016年1月12日生效，故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为2016年1月22日。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向泗阳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时效中断，虽然未申请执行丁×和李××，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此时，对丁×、李××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断，执行时效重新计算二年至2018年1月18日届满。而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向泗阳法院申请对丁×、李××立案执行，已超过法定执行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丁×于2020年4月14日出具的申请书，虽然此时执行时效已届满，但丁×作出了“申请先执行泗阳鑫农养殖有限公司资产，对缺口部分按份额还款”的意思表示，属于义务人丁×作出新的承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因该申请书内容不是对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作出同意继续履行的承诺，而是改变了原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数额、履行条件、保证责任承担方式等，属于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丁×达成了新的协议，不应在本案执行依据的执行案件中执行。如双方对新的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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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应以当事人享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为前提条件——关于庄胜公司申请执行是否超过申请执行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该条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一方负有附条件义务的情况下，申请执行期间的起算日期应该如何确定。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行使权利，尽快实现法律文书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应以当事人享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为前提条件。本案中，中建一局负有的返还房屋义务，以庄胜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为条件，在条件成就前，中建一局不负有返还房屋的义务，庄胜公司亦不享有请求中建一局返还房屋的权利，申请执行期限亦无从起算。因此，庄胜公司要求中建一局返还房屋的申请执行期限应当从相关条件成就时起算。此外，中建一局返还房屋的义务系附条件的义务，虽然所附条件是分批次成就的，但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分期履行的情形，庄胜公司的申请执行期限并不当然从每次条件成就时起算。本案中，根据第989号调解书约定，中建一局与庄胜公司互负多期支付款项、返还房屋的义务，一方迟延履行或者不履行某一期义务，可能会产生迟延履行利息或者对方在履行义务过程中行使履行抗辩权，将导致后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难以确定。在庄胜公司和中建一局均可能存在迟延履行的情况下，庄胜公司支付具体款项所对应的返还房屋面积将难以计算，庄胜公司享有要求返还具体面积房屋权利的条件何时成就将难以确定，因此，庄胜公司申请执行的期限宜统一以庄胜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的时间起算较为合理。而且，庄胜公司支付款项，既是对调解书确定庄胜公司还款义务的履行，亦是积极促成调解书确定中建一局返还房屋义务所附条件成就的行为，应当视为庄胜公司正在积极行使权利，庄胜公司的申请执行期限以庄胜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最后一次积极行使权利的时间起算，更加符合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立法精神，更加公平合理。
摘要2：（续）本案中，庄胜公司最后一笔付款时间是2013年12月，其申请执行时间是2014年12月，距离最后一笔付款时间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申请执行期限。中建一局认为庄胜公司的执行申请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第２５０条第２款规定“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２）当事人合意达成和解协议对履行期间另有约定的，申请执行期限从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再审审查程序终结——自动恢复执行（不存在申请执行时效限制问题｜《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０４条第３款规定）；（２）再审判决维持原裁判——自再审裁判生效之日起中止情形消失，恢复执行应当受到申请执行时效限制；（３）再审新执行依据——应当开始起诉新执行依据的执行时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原生效法律文书被再审维持，执行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根据该规定，再审审理案件是以中止执行为原则，不中止执行为例外。本案中，并不存在“可以不中止执行”的例外情形。同时，中止执行属于法院暂时停止强制执行程序的制度规定，由于原生效法律文书在再审期间，其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如不中止执行，可能会影响各方当事人利益。本案中，原生效法律文书被两次再审维持，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执行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规定，“……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本案中，原审执行依据的再审是由被执行人即本案申诉人申请，故申诉人认为原审执行依据的再审期间，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不服原审民事判决进行的上诉、申请再审、申诉等行为属于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再审裁定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关于大冶特钢公司申请执行是否超出执行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黄石中院（2002）黄开民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江铃汽车公司应偿还原告大冶特钢公司货款的执行内容，但在该民事调解书约定履行期限内，江铃汽车公司按黄石中院《关于将应付大冶特钢公司标的款8014781.42元直接向我院交纳的通知》要求直接向该院付款的行为系属于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依法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大冶特钢公司不服西塞山区法院（2003）西经初字第020号民事判决，进行的上诉、申请再审、申诉等行为，属于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故申诉后本院作出的（2014）鄂黄石中民再终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撤销西塞山区法院（2003）西经初字第020号民事判决，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故，黄石中院认定该院通知和（2014）鄂黄石中民再终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引起大冶特钢公司申请执行期间的中断，符合法律规定。江铃汽车公司关于大冶特钢公司申请执行超过时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表述无误——关于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计算的起止时间，原审法院确定为“自2012年11月1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对于起算时间，福信公司并无异议。对于终止时间，福信公司提出了异议，认为终止时间应确定为“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确定的终止时间具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原审法院指定的债务履行期间，以及如出现迟延履行该指定期间时债务人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承担迟延履行责任的规定，对于债权人福信公司来讲，原审法院对其所主张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保护是连续的，不会出现免除部分时段债务人支付义务的情形。其次，如将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计算的终止时间确定为“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则会出现部分时段债务人须重复履行支付义务的情形，这对债务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第三，原审法院确定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计算的终止时间，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并不相悖。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利息计至本生效确定应付清之日止”，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计算判决确定应付清之日，此后为迟延履行期间，只能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再计算一般债务利息——关于迟延履行期间利息的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般债务利息，是指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根据实体法规定所确定的利息。本案中，[2013]霞法民三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已经明确了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即“利息按（1998）霞法小字第224号判决书主文的计算方式和比例计至本生效确定应付清之日止。”根据上述判决结果，该判决于2014年9月1日发生法律效力，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计算至2014年9月12日，此后为迟延履行期间，只能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再计算一般债务利息。霞山法院（2016）粤0808执恢31号通知书计算方法并无不当。申诉人认为本案一般债务利息应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翔森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现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执行人翔森公司已承担了调解协议约定的3万元违约金，故无须再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主张申请执行人未申请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应视为放弃迟延履行利息的复议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被执行人林××应否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莱西市人民法院采取的强制执行迟延履行利息的执行行为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明确规定，被执行人迟延履行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执行人林××距判决生效至今，未按照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完全履行给付金钱的法定义务，其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对迟延履行利息的执行，是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应当采取的法定强制执行措施，莱西市人民法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林××的银行存款并计付迟延履行利息的执行行为合理合法，并无不当。且申请执行人从未明示放弃被执行人因迟延履行而产生的债务利息，其向执行法院亦明确表示，要求被执行人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此，被执行人主张申请执行人未申请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应视为放弃迟延履行利息的复议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申请执行人申请终本不免除被执行人在终本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２）申请执行人不对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不属于扩大损失情形——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可否以申请执行人交行贵州分行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为由，免除被执行人盛安公司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规定：“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据此，被执行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支付迟延履行利息；如果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而对生效法律文书进行审查所致的执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以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则不计算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本案中，被执行人盛安公司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也不存在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情形，其请求免除终结本次执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缺乏法律依据。进而言之，终结本次执行的实质原因系被执行人未有效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所致，由此带来的迟延履行后果应由被执行人承担。本案被执行人盛安公司欠付交行贵州分行的是金钱债务，盛安公司应该按照判决确定的金额和期限，及时足额向交行贵州分行支付金钱；在其无法及时足额支付金钱的情况下，交行贵州分行可以就案涉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但此系交行贵州分行的权利而非义务，交行贵州分行并非只能以接受对案涉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方式来获得清偿，其当然有权要求盛安公司按照判决及时足额支付金钱，否则即构成对债权人权利的无端减损，对债权人极为不公。盛安公司所主张的违约相对方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违约损失扩大的情形，在合同法上是指违约相对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而不采取，放任违约损失扩大，就该扩大的损失，违约相对方不得要求赔偿。而交行贵州分行作为债权人要求盛安公司支付金钱，不对案涉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属于正当行使债权，并不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也不构成过错，不属于盛安公司所主张的违约相对方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违约损失扩大的情形。从另一个角度说，在终结本次执行期间，
摘要2：（续）被执行人盛安公司也可以向贵阳中院申请自行处置案涉抵押物，以所得价款向交行贵州分行清偿债务，其以终结本次执行导致案涉抵押物未被及时拍卖处置为由，要求免除终结本次执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
摘要1：【裁判摘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应否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本案判决确定的是金钱给付义务，故青海高院裁定中以“迟延履行金”概括表述的意思，应当是指上述条文中所要求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本案判决中所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系计算至判决生效前的2007年8月15日，故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不存在继续计算一般债务利息的问题，而只涉及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计算迟延履行利息问题。对于青海高院裁定确定的不予计算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执行人需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前提，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债务。金钱给付判决的被执行人负有以其全部财产清偿债务的法定责任，东湖公司有责任根据自身履行能力主动偿付相应的款项，即使在无力偿清全部债务，或者对履行数额有争议的情况下，东湖公司也有义务先行偿付部分债务。东湖公司提出以物抵债的相关方案，并不等于实际履行义务。青海高院虽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非债务消灭意义上的终结执行，其法律上的效果实际相当于中止执行。该执行程序的暂时中止并未改变被执行人未依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的状态。故确定被执行人不承担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关于东湖公司主张的青海银行拒绝接受多种以物抵债方案，导致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否属于青海银行的过错问题。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是金钱给付，申请执行人青海银行有权利主张以被执行人的实物资产变价所得款项受偿，以物抵债则是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行使的权利，而不能把接受以物抵债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义务。对于东湖公司提出的以物抵债等多种变通执行的方案，青海银行最终未予同意，是依法行使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将其视为青海银行的过错，并据以要求其承担迟延履行利息方面的不利后果。第三，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所带来的实际损益情况看，案涉土地和地上建筑物未拍卖成交，继而青海高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解除查封，东湖公司的资产仍得以维持且未受限制，此对于东湖公司继续正常经营具有客观利益。因此，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对迟延履行利息不作任何计算，亦不合理。
摘要2：（续）因此，青海高院径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产生的利息及迟延履行金并非东湖公司的原因形成”为由，不予支持青海银行主张的相关利息请求，理据不足，应予纠正。青海高院在下一步执行中，应考虑本案标的物三次流拍、整体处置或分割处置实属两难等客观现状，对本案加倍部分债务利息酌情予以计算，公平合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一般债务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问题。本案执行依据（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第一项“被告信德祥公司偿还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借款本金29981286.43元并支付利息3381851.72元,2013年5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涉案《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第3.1条第(2)项及第3.4条约定计取;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该判决确定了计算利息、罚息、复利的截止日期，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之后，进一步明确该还款之日是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判决没有载明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据此，本案执行依据已经明确了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和截止期间，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自2013年5月21日起开始计算，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同时执行依据要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因此，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时间为判决生效之日再加上十日的履行期间。
【裁判摘要２】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关于迟延履行利息是否应当优先受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债务人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其立法本意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给迟延履行的债务人以惩罚，该债务利息具有惩罚的性质。而民事法律文书中确定的金钱给付之债中的利息是当事人基于合同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具有收益、补偿损失的性质，因此，两种利息的性质明显不同。而且本案中，(2014)郑民四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明确，原告工行陇海路支行对上述第一项确定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从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中并不能得出包含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内容。因此，信达河南分公司主张的应将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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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终本后可以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十六条第二款“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符合法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后，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虽然本案能否恢复执行尚不能确定，但不影响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主体。因此，本案广州中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裁定终结执行后，经审查认为华英公司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并裁定予以支持并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理由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本案目前解决的是变更申请执行人的问题，申请执行人尚未申请恢复执行，广州中院亦未决定本案是否恢复执行。如果将来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复议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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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岩×在绵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因与徐××发生纠纷，被徐××伤害后住院医治，出院后岩×离开四川绵阳返回其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在此期间，岩×有权委托代理人代其进行诉讼和申请执行等活动。陆××系岩川在绵阳银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及以受伤住院期间的同事，岩×为进行本案诉讼和执行活动，委托陆××以个人身份作为其诉讼代理人，陆××参加诉讼和执行，前有绵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推荐信、后有西盟佤族自治县XXXXX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推荐函，其代理行为、包括代理岩×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涪城法院在此情况下立案受理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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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担保函并无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的表述或者意思表示，而是表达自愿作为被执行人之一加入执行程序对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明确意愿，属于执行中债务加入——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傅氏制造公司出具执行担保函并交给国开行香港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被执行人提供执行担保，还是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担保以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为目的，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保证，以担保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本案中的执行担保函并无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的表述或者意思表示，而是表达了傅氏制造公司自愿作为被执行人之一加入执行程序对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明确意愿。现傅氏制造公司主张其本意既不是作出执行担保又不是作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书面承诺，无法解释其为何要向国开行香港分行出具这一不具备任何法律上意义的书面文件。国开行香港分行在收到傅氏制造公司出具的上述文件后即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而不是要求其承担执行担保的法律责任。可见，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由傅氏制造公司书面承诺作为被执行人之一参与到执行程序中，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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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财产不足清偿的情形，不符合追加被执行人的条件——本案是否符合追加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承受人应限定于权利义务关系清晰，责任容易认定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本案人保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沧州人行无偿接受沧州金融市场的财产致使沧州金融市场财产不足清偿的情形，不符合依据此规定追加被执行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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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广州中院直接将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在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案中，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即是要求红石公司对(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石锁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据此，云南高院作出(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判令红石公司应当“对广州中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2亿元和第二项借款利息、复利、罚息及(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3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判决石锁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两案款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且应当结合广州中院两案的执行情况来确定红石公司的清偿义务，并且明确如果在红石公司实际履行了该判决项下的偿还义务，则在广州中院两案中不再偿还。由此可以看出，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本身即是根据中建公司和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对红石公司就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具体应当如何承担清偿责任作出的裁判，只有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和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结合起来，才能明确本案中各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红石公司是广州中院两案的共同债务人，故广州中院依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直接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广州中院已对同一笔案涉债权立案执行的情形下，从避免重复执行和提高执行效率的原则出发，云南高院也无需另立执行案件对(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予以执行。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一并予以执行，并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执行管辖的相关规定。红石公司的申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复764号
【摘要】执行法院对本案债务立案强制执行后，其他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确定案外人应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执行法院对此判决能否合并管辖执行的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是针对广州中院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的确认判决，判令云南红石公司因债务加入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申请执行的债权以及债权人均未改变，该判决亦指向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债务人，必须与本案的其他被执行人共同向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分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故广州中院在本案执行中一并执行(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并未加重云南红石公司的债务负担，且能够避免重复执行，提高执行效率，更为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与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817号民事判决拆分由两地法院分别管辖执行，亦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作为执行依据一并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管辖的立法本意，有利于实现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在双方当事人依据自行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要求出具裁定时，对于该以物抵债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执行法院应当在作出裁定前依法审查——经查，咸阳中院系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之规定作出的（2018）陕04执恢10号之一裁定，将澳兴公司名下的007号地抵偿给国金公司。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在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因此，在双方当事人依据自行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要求出具裁定时，对于该以物抵债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咸阳中院应当在作出裁定前依法审查。本案中，根据咸阳中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9月，美迪公司、澳兴公司以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为由向咸阳中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终结对案涉土地的拍卖，咸阳中院亦于2017年10月终结对案涉土地的拍卖程序。因此，本案双方协商以9611.2万元以物抵债，并不属于《拍卖、变卖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债权人在拍卖过程中以流拍价承受标的物，实际上是以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财产价格抵债。因此，不能以该二拍流拍价作为抵债价格不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当然依据。因作出抵债裁定时，已经超过评估报告的有效期，应当考虑此时双方协商确定的这一财产价格是否符合市场情况。吴××是涉案土地使用权轮候查封债权人，咸阳中院在处置涉案土地过程中应当知悉，应当充分注意保护其合法权益。对于申诉人吴××提出的曾向咸阳中院执行人员表示以更高的价格接受或处置涉案财产的事实，应进一步查明。本案异议、复议裁定未充分审查上述问题，即认定以物抵债裁定不损害吴海杰的合法权益，系认定事实不清。第二，本案中，根据咸阳中院查明的事实，美迪公司与澳兴公司、西安银行等签订和解协议约定，由美迪公司代澳兴公司偿还所欠西安银行的贷款本息。美迪公司系代澳兴公司向西安银行偿还债务，美迪公司是否有权及如何取得西安银行的债权人地位，以及美迪公司是否有权向国金公司转让该债权，咸阳中院和陕西高院均未查清，即认定抵债的数额应当包含并先减去西安银行已经受偿的5930万元债权，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剩余部分不足清偿在吴海杰案件之前已对案涉土地采取查封措施的五个普通债权案件，由此认定咸阳中院作出的（2018）陕04执恢10号之一裁定并未损害吴海杰的权益，亦显属事实认定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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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情况下以物抵债，除了要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外，还应当满足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者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根据该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情况下以物抵债，除了要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外，还应当满足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要求。具体到本案，判断以物抵债妥当与否，应当审查该行为是否损害本案另一债权人广日公司的合法权益。尽管海南高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中东公司、盛秦公司为广日公司提供付款担保函并愿意提供相应担保，但在广日公司不认可上述担保的情况下，海南高院并未查明上述担保承诺能否保障广日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海南高院在异议程序中部分事实未查明，据此作出的裁定没有事实依据，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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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依该规定，经依法公证的债权文书，在债务人到期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债权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债权人可以不经诉讼，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是法律赋予经公证的债权文书所具有的特殊效力。这一制度设计的立法价值在于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减少诉讼，降低维权成本，从而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而本案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5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时，上诉人并未在收到执行通知书的15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而是以执行证书确定的履行标的，对履行期限与被上诉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现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按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恢复执行，上诉人才提出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的诉请，该请求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人员有权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六条第二款对此亦作了进一步规定：“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根据上述规定，虽未明确赋予执行人员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的职责和职权，但实际蕴涵了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的内容。审查的内容包括执行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真实性的审查属于形式主义审查。对合法性的审查，应当根据法律关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进行，包括：（1）主体是否适格；（2）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4）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被执行人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并认为该《情况说明》实质上是和解协议，法院执行人员对此进行审查并无不妥。在法院执行法官审查核实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明确表示该《情况说明》是在其本人受胁迫情况下出具，否认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根据本院审查过程中前往公安机关调取的视频资料显示，在2017年2月13日上午9：33分，于×在朋友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报警，其与接待人员交谈过程中有明确的债务人闯入自家受到胁迫等意思表示。该视听证据与其在2017年3月14日法院执行人员调查过程中的谈话内容能够前后对应。加之，自2016年12月13日起，执行法院启动对被执行人房产的评估工作、送达评估报告等执行行为，也能够反映出申请执行人要求法院继续执行的主观态度。上述事实表明《情况说明》并非于×真实意思表示，因缺乏该要件，执行人员经过审查，对《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继续进行执行程序，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西城法院于2017年8月4日以(2017)京0102执异9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张××的异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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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作出实质性改变，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各方当事人受此约束。本案中，各方共同约定“自甲方田××取得公证书之日视为丙方张××已履行了《调解协议》和《民事调解书》中的全部义务，乙方许××的债务全部清偿。”根据该表述，只要田××取得公证书，即许××的债务全部清偿。调解书第二项确定“被告许××再给付原告田××人民币40万元了结本案”，该内容系许××对田××依据调解书负有的债务，田××主张该款项不是许××欠田××的债务，因此协议书约定的“全部债务”不包括40万元给付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协议书虽是由当事人在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自行达成,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根据该规定精神,即使案涉协议书是当事人自行达成,未提交人民法院,如果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人民法院仍可以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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