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法官：责令刑事退赔与民事执行内容发生重合时，如何处理？
摘要1：【高人民法院处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调解书的权利义务主体、给付内容与刑事判决书责令退赔一致，案涉款项属于违法所得，应责令退赔被害人，民事调解书符合终结执行的条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民事调解书应当终结执行。该民事调解书终结执行后，对刑事案件的执行已无实质影响，执行责令退赔即可保护被害人财产权利，民事调解书可不予撤销。
摘要2：无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号
【裁判摘要1】关于《委托拍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对案件各方当事人权利进行裁判的公开性文书，涉及物权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与登记、交付等公示方法相同的效力，因而可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本院作出的（1998）粤法民初字第12号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美华公司同意将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金田B118-29号地块所建的美华大厦一至十六层（包括地下停车场及其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产权归中信银行所有，故中信银行已依法取得该房产的产权，中信银行作为权属人有权对美华大厦一至十六层进行包括拍卖在内的权利处分。中信银行基于此与金槌拍卖行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是中信银行对其权益的自由处分，也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的合同，金槌拍卖行有权依中信银行的委托对标的物进行拍卖。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拍卖成交确认书》的效力问题，金槌拍卖行接受中信银行委托对美华大厦一至十六层进行整体拍卖，并在《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上刊登了《拍卖公告》，声明了参加竞买美华大厦的相关事宜。金槌拍卖行在拍卖前发布的《拍卖资料》及《竞买须知》中均如实明确了美华大厦第十六层处于司法查封状态，买受人须承担拖欠一冶公司工程款的事实，鸿燊公司也无提供其它证据表明金槌拍卖行存在隐瞒拍卖物真实情况等欺骗竞买人的事实。金槌拍卖行同时还通知了一冶公司作为承建商享有优先购买权，一冶公司未参与竞买。金槌拍卖行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的拍卖人的法定义务，其拍卖行为合法有效。鸿燊公司在明知《拍卖资料》及《竞买须知》内容的基础上，参与竞买并与金槌拍卖行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成交确认书》再次确认拍卖房产为在建工程，未竣工验收，曾在国土部门办理过楼花证，经我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至中信银行名下，但中信银行未办理过户手续，开发商美华公司拖欠承建商一冶公司工程款截止2003年3月底为本金人民币5664385.58元，利息1510688.78元，一冶公司已查封了第16层房产，建筑批文，图纸资料在一冶公司，鸿燊公司必须全部承担2003年6月3日中信银行与一冶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中信银行处置美华大厦后需向一冶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7175074.36元及滞纳金的偿还责任的事实，同时还明确约定，买受人不得因拍卖标的第十六层被法院查封或一冶公司对拍卖标的物的任何权利而主张拍卖无效，也不得以前述理由要求返还竞买保证金。上述事实表明，鸿燊公司明知拍卖标的物第十六层经一冶公司申请被司法查封的情况，并同意在第十六层处于司法查封状态下买受标的物，同时自愿放弃以上述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故《拍卖成交确认书》是金槌拍卖行与鸿燊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为有效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后，鸿燊公司未按约定支付拍卖价款显属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金不予退还的违约责任，故鸿燊公司关于要求中信银行退还1500万保证金、赔偿利息损失并要求金槌拍卖行对上述保证金本息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1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一审法院经调解并制作了民事调解书，但一方当事人未签收，该民事调解书尚未生效，后因中先实业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法定代表人韩松琪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孟月楼民事起诉正确。申请人提出一审法官怠于履行职务，未及时向被申请人送达调解书，涉嫌枉法裁判，但申请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审判人员在审理本案时因存在枉法裁判行为而被相关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确认，因此，申请人关于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31号
【裁判要旨】执行依据本身的对错问题不属于执行行为，当然也不应属于《民事诉讼法》第225条执行行为异议审查的范围，法院不能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对执行依据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审查。
【裁判摘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初字第493号民事调解书系本案的执行依据，根据审执分离原则，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应当按照执行依据确定的内容执行，而不能以执代审，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对执行依据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审查。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明确将异议范围限于违法的执行行为，执行依据本身的对错问题不属于执行行为，当然也不应属于执行行为异议审查的范围。申请复议人如认为该民事调解书违法无效，依法不能作为执行依据，可通过其他途径救济。本案中，北京恒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已为生效民事调解书所确认，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担保期限内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北京恒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法律地位上已经成为被执行人，其所承担的义务已成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北京恒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超过保证期间为由否定和排除其执行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川05执异17号
摘要1：【案号】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川05执异17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第一，异议人（被执行人）新鹏公司与申请执行人刘军在法院的主持下自愿达成的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前，双方又自行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并非是在执行程序中形成的，因此，该《还款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所规定的执行和解协议。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致山东省高级法院的复函（2003）执他字第4号的答复意见精神，当事人之间在执行前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效力，但协议本身并不当然影响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债权人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和解协议是否已经履行完毕应当进行严格审查，如果协议确实已经履行了，则说明原调解书确定的债务已经消灭，不能再以该调解书为依据强制执行，否则就可以强制执行。本案中，双方自愿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均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虽然新鹏公司在履行《还款协议》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违约情形，即最后近四千万元没有在约定的时限内归还，延迟了几个月，属于履行中的瑕疵，但最后权利人刘军实际接收了该资金，其间未提异议，生效调解书所确定的金额3.72亿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参照最高法院的个案答复精神，权利人刘军不能再依据原生效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异议人新鹏公司所持异议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1）执复字第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1）执复字第15号
【裁判摘要】作为执行依据的民事调解书虽被撤销，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改变，生效判决确认华龙公司仍是本案的被执行人，云南高院依据生效判决执行华龙公司是有法律依据的，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的“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情形，不存在执行回转的条件。
摘要2：
香港捷时洋行等诉四川通瑞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号
【裁判要旨】民事调解书确认债务人应将相关财产过户给债权人指定的第三人，第三人虽是财产的实际受让人，但并未否定债权人作为该调解书确定的权利人的地位，债权人当然可以申请执行。案外人并非调解书的主体，不是调解书中的权利人，应当由调解书的主体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67号
【裁判要旨】民事调解书约定了双方互负权利义务，但未规定履行先后顺序的，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另一方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不构成驳回执行申请、撤销案件的法定理由。
摘要2：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604民初14763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604民初1476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未设立董事会，仅设立执行董事，现任执行董事已另案起诉要求辞去执行董事一职，故虽然公司法规定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但在现任执行董事亦起诉要求辞去执行董事一职的情况下，应由股东对此作出决定。本案中，虽未有证据证明原告将辞去经理、法定代表人一职在起诉前有效通知被告公司，但起诉可视为通知，依据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公司原股东已将股权转让给广州公司，被告广州公司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明确表示同意原告辞去经理、法定代表人一职。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的，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因此，原告诉请免除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备案责任主体应为被告公司，公司股东及新任命经理、法定代表人应予配合。
摘要2：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604民初14762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604民初1476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股东会行使职权包括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以及第五十条的规定，“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本案中，虽未有证据证明原告将辞去执行董事一职在起诉前有效通知被告佛山公司，但起诉可视为通知，依据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公司原股东已将股权转让给广州公司，被告广州公司作为佛山公司的唯一股东，明确表示同意原告辞去执行董事一职。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的，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因此，原告诉请免除执行董事职务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备案责任主体应为被告佛山公司，公司股东广州公司及新任执行董事谢某某应予配合。
摘要2：
惠尔普法|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是否有权代为签收民事调解书？
摘要1：解答：特别授权中如没有包括代为签收调解书的权利，则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无权代为签收调解书。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3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38号
【裁判要旨】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指向同一标的物，且该标的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工程欠款和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时，抵押权人的权益必然会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有无以及范围大小而受到影响。因此，抵押权人可对债务人与施工人之间的内容涉及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民事调解书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
【裁判摘要】57号调解书内容错误将直接损害小河农商行的抵押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定优先权，该权利一旦确定，当然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指向同一标的物，且该标的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工程欠款和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时，抵押权人的权益必然会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有无以及范围大小而受到影响。从现有的证据材料看，57号调解书的执行标的物有三套房屋，其中，在两套房屋上小河农商行设有抵押权，该三套房屋在57号调解书执行过程中三次流拍，后小河农商行设有抵押权的两套房屋一套被变卖，一套直接作价抵偿给永泰公司，而从剩余抵押物的评估价来看，尚不足以清偿小河农商行的全部债权，因此，小河农商行对于57号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57号调解书存在错误，通过当事人约定的方式随意扩大法定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将直接损害小河农商行的抵押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29号
【裁判要旨】另案解决的纠纷与原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诉讼标的不同，另案处理结果单纯事实上、经济上的影响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不能作为确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资格的条件。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是保护因客观原因未参加前诉程序且受到前诉生效裁判损害的第三人的程序及实体权利，故对此类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判断标准应予以严格限制，要求其与案件处理结果要有权利义务性关系和法律上的牵连关系。
一审法院（2014）洛民金初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内容为“各方均同意西工联社就设定抵押的凝瑞镁业公司位于宜阳县产业集聚区的土地享有优先受偿权”，解决的是西工联社与乾纳冶金公司等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陈十斤和乾纳冶金公司等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标的不同，陈某某不是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主体，与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也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
虽然客观上不能排除西工联社就设定抵押的土地优先受偿后，陈某某债权的受偿能力受到影响的可能，但陈某某和乾纳冶金公司等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西工联社和乾纳冶金公司等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均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单纯事实上、经济上的影响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不能作为确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资格的条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2)执复字第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2)执复字第11号
【裁判要旨】抵押物因调解书而发生所有权变动并不影响抵押权的效力，新的所有权人不能对抗法院强制执行——导致抵押权物权变动的调解书只能在抵押人和新的物权人之间产生确定的拘束力，而不能产生对抗抵押权人依据现有抵押登记状况申请执行抵押财产并优先受偿的效力，也不能产生以此对抗执行法院对抵押物强制执行的效力。
【裁判摘要】关于抵押物中山大厦第二层房产的权属确认能否产生阻止执行的效力问题，依据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本案康泰公司自愿作为徐某某银行贷款的担保人，与徐某某共同办理了中山大厦第二、三、四层房产的贷款抵押登记，经本院（2009）民二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确认，本案抵押合同有效。徐某某与康泰公司为抵押房产的共同抵押人，农行新华支行为抵押权人。在抵押权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即使依据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08）云民一初字第59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康泰公司享有中山大厦第二层房产所有权，并不影响本案抵押合同的效力和抵押物的性质，只能在徐某某与康泰公司之间产生确定的拘束力，而不能产生对抗债权人依据现有抵押登记状况申请执行抵押财产包括中山大厦第二层房产并优先受偿的效力，不能产生以此对抗执行法院对抵押物强制执行的效力。
摘要2：【解读】抵押权人不能排除抵押物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但在抵押物非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物权变动后抵押权并不因此消灭，而是由抵押物新的所有权人继续承担抵押责任。
指导案例117号：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执复68号执行裁定书
【裁判要点】根据民事调解书和调解笔录，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的，执行法院可以在该第三人债务承担范围内对其强制执行。债务人用商业承兑汇票来履行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虽然开具并向债权人交付了商业承兑汇票，但因汇票付款账户资金不足、被冻结等不能兑付的，不能认定实际履行了债务，债权人可以请求对债务人继续强制执行。
摘要2：【裁判摘要】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前述四种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摘要】于此还需指出的是，文峰公司既是案涉汇票的付款人，亦是出票人，当票据未获付款时，可能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后果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可向作为出票人的文峰公司行使追索权。但是，该追索权是否确定产生以及应如何行使，在未经诉讼等实体处理程序确认前，执行程序无权认定，当事人亦不得要求执行法院据此直接执行。因此，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文峰公司未支付票据款项作为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注解１】（１）义务人履行票据签发义务仅为履行票据预约层面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票据原因层面的付款义务就此免除；（２）如果商业承兑汇票因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持票人可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付款责任。
【注解２】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接受票据作为支付合同款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其放弃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债权，在票据到期未被承兑的情况下，其有权继续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15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甲方逾期审核的，视为认可承包方提交的结算文件”约定有效。
【裁判规则1】发包人未经验收擅自使用之后又经各方共同验收合格的，不得以擅自使用免除质量保修责任。
【裁判规则2】违约金与利息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属性，当事人约定了违约金条款，如果支付利息不足以弥补当事人的损失，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支持违约金请求。
【要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艾某某持有青海景洲公司100%股权，该公司属上述规定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在本案中艾某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一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艾卫平对青海景洲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至于青海景洲公司与江西景洲公司之间，经查，青海景洲公司和江西景洲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均为经营房地产开发；在人员方面，艾某某同为青海景洲公司和江西景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持有二公司100%和99%的股权,艾某某对江西景洲公司的决策具有绝对控制权，且二公司在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青民初105号民事调解书中，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为二公司的总工程师程某某，上述事实表明，该二公司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形；在财务方面，青海景洲公司在向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申请书中，将江西景洲公司、青海景洲公司设立的银行账户均称为“我公司银行账户”，可见二公司在财务上亦存在混同情形。此外，二审期间，青海景洲公司与艾某某及江西景洲公司系以同一份上诉状共同提起上诉，一并交纳诉讼费用，且未能区分各自份额，该事实亦可证明三者之间存在人员和财产上的混同。故一审法院认定青海景洲公司与艾某某及江西景洲公司之间人格混同，并判决艾某某、江西景洲公司与青海景洲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874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18号
【裁判要旨】工程尚未完工但施工合同已经解除，质保金应退还承包人。
【裁判规则】发包人拖欠工程款构成违约，双方多次达成补充协议已经约定了相应赔偿金，双方约定违约金日万分之七应否调整？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47.补充条款（9）约定，“……如果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承包人的各项工程款，每逾期一天，发包人按照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三违约金支付给承包人；”2013年2月5日《补充协议（二）》第四条规定，“如甲方不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乙方的各项工程款（包括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前期工程进度款及补偿款），每逾期一天，甲方按照应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七违约金支付给乙方”。星辰公司本案存在拖欠工程款的违约行为。顺通公司未证明其因星辰公司违约行为造成的其他损失，顺通公司因此发生的利息损失应予认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情况，考虑到双方多次达成补充协议已经约定了相应赔偿金等，双方约定违约金日万分之七，过分高于顺通公司损失，应予调整。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违约金亦缺乏依据，应予纠正。本院酌定星辰公司应以欠付工程款5615206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支付违约金。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钱某某向创益能源公司转让案涉股权，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对外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故江苏高院依据中能源公司基于（2012）苏商初字第0008号民事调解书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查封冻结登记在被执行人创益能源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并无不当。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钱桂新基于该民事判决只是享有要求创益能源公司返还案涉股权的权利，该判决并未否定工商登记显示的案涉股权权利人的信息。因此，钱桂新凭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主张创益能源公司名下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中的19%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的只是股权返还请求权，故其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退一步讲，假如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了股权，依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诉讼请求亦不能获得支持。本案中，江苏高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3）苏执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于同年5月8日向河南省内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2013）苏执字第00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创益能源公司持有的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而钱桂新据以主张权利的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依据上述规定，钱某某的民事权益亦不能排除江苏高院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2：《九民纪要》124.【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未涉及执行标的物，只是执行中为实现金钱债权对特定标的物采取了执行措施。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依据该条规定，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未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而是基于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有效合同（如租赁、借用、保管合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物权请求权，亦可以排除执行；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有效合同（如买卖合同），判令向案外人交付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债权请求权，不能排除执行。
应予注意的是，在金钱债权执行中，如果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生效裁判认定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如买卖合同）无效或应当解除，进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此时案外人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本可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但在双务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在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将会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又执行不到本应返还给被执行人的价款，显然有失公允。为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不能排除执行。
【解读】本案处理结果与九民纪要规定不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3号
【裁判要旨】夫妻离婚时在财产分割协议中约定一方名下的股权归另一方所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构成委托持股关系。
【裁判摘要】首先，骆某某和李某于2008年离婚，双方在财产分割协议中约定李某名下的罗钾公司股权归骆某某所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一审庭审中，骆某某确认，其委托李某持股。因此，骆某某和李某之间构成委托持股的合同关系。其次，刘某某于2014年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李某名下的罗钾公司股权系李浩与刘某某等五人共有。经巴州中院主持调解，李某通过调解协议的方式将其名下罗钾公司1.1%的股权处分给刘某某等五人，并由巴州中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可见，李某是基于司法行为将罗钾公司的部分股权确认给刘某某等五人，并非个人私自处分行为。由于骆某某和李某之间是委托持股的关系，骆某某对李某享有的是债权，在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和刘某某等五人在管理层持股案中恶意串通达成调解协议，且巴州中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未被撤销的情形下，本案不能认定李某将罗钾公司的部分股权处分给刘某某等五人的行为对骆某某构成侵权。如果骆某某因为持股受托人李浩的处分行为导致离婚财产分割不公，造成其损失，可以基于委托持股的关系或者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3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33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根据该条规定，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当事人仅系与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非法人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虽然个人独资企业作为非法人组织，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诉讼活动；但在实体权利义务上，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2014）自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案件中，兴昌煤矿是债务人，而王某某作为其投资人也应为直接债务人，而不是该案的第三人，其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王某某如果认为（2014）自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存在程序或实体上的错误，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而非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救济。
摘要2：【解读】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川民提字第466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川民提字第466号
【裁判摘要】经查，泰和煤矿是吴某与李某某各出资50%所筹建，并各占50%的股份份额，其二人签订的合伙协议及工商登记均能证明该煤矿系合伙企业，且矿业权登记在该企业名下。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就《合解协议》约定“李某某将持有的泰和煤矿50%的合伙份额转让与秦某某并由其持有”的内容来看，明显具有合伙采矿企业转让合伙份额的性质。因本案矿业权登记在合伙企业名下，故转让合伙份额时就包括了矿业权的转让，案涉《和解协议》实为矿业权转让合同，应按照矿业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规制。对此，矿业权转让，应当符合《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条件；矿业权受让人应当符合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第七条、《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九条、《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均对矿业权的转让条件和受让人的资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矿业权转让纠纷案件时，应当审查转让矿业权是否符合转让条件，受让人是否符合资质要求。但本案一审法院在未就上述问题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形下，仅凭双方当事人的意志，按《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认定转让矿山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属于矿业权转让。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2民终3820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2民终382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预查封的法律效力等同于正式查封。在未依法解除预查封前，该预查封具有排他的法律效力。本案中，涉案商品房在（2015）甬慈民初字第730号民事调解书之前，法院已应被上诉人浦发银行的申请依法进行了预查封。因调解书的内容与浦发银行实现债权有利害上的法律关系，故浦发银行作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并无不当。如原审被告徐某某无其他经济纠纷，上诉人金启公司可依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可行使解除权，但徐某某的房产因金融借款案被法院预查封在先，且（2015）甬慈民初字第730号民事调解书对徐丰林的合同利益受到了明显的减损，故上诉人在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不能行使解除权。调解时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并不是行使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上诉人称遗漏事实但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八条规定：“预查封的效力等同于正式查封。．．．．．．”在未依法解除预查封前，该预查封具有排他的法律效力，出卖人无权解除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8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885号
【裁判摘要】作为普通债权人的第三人一般不具有基于债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但如果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债务人相关财产处分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撤销权条件，则依法享有撤销权的债权人与该生效裁判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具备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主体方面，只能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二款分别规定的，对当事人双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二是实体方面，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第三人的民事权益；三是程序方面，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摘要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见，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基本要素。燕诚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保护的民事权利系债权。由债权的相对性所决定，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普通债权人的第三人不具有基于其债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是，如果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债务人的相关财产处分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撤销权的条件，则依法享有撤销权的债权人就与该生效裁判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具备了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摘要３】本案中，燕诚公司举示的证据显示，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曾于2003年8月19日发出闽民建（2003）2号《检察建议书》，建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2号民事调解书依法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0月24日发出（2003）闽民监字第149号《犯罪线索移送函》，认为郑某某与张某某月涉嫌恶意串通，侵占远东厦门公司的财产，进而损害香港远东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将有关犯罪线索移送福建省公安厅进行侦查。由此，燕诚公司已就2号案件为虚假诉讼、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存在虚假的问题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其所主张的远东厦门公司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以达成调解协议方式承认郑耀南的虚假债权并制定还款计划的情形，属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无偿转让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之列，燕诚公司对于2号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特别是在远东厦门公司为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其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燕诚公司的债权必然会因为郑某某债权的有无以及数额的大小而受到直接影响。燕诚公司作为远东厦门公司的债权人，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享有撤销权，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6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609号
【裁判要旨】房屋买卖合同继续履行的判决不能排除对该房屋的继续执行——即使判决合同继续履行以及将房产交付使用，该判决也不能认定是对案涉房产的确权，房产交付也只是占有和使用的交付，并非所有权的转移。在原告所提供的的证据既无法证实该房产登记在其名下,也无法证实其对涉案房产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时,其对案涉房产的权利不能排除他人的执行。
【裁判摘要】首先，祥盛贸易公司提交的惠州中院（1997）惠中法房地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对案涉房产并未确权。湖南高院、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国立投资公司的申请，依法执行（1994）湘高经初字第103号民事调解书，对广东省惠州市龙峰上排6号小区东4栋的房产进行了查封、拍卖。针对上述房产，祥盛贸易公司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惠州中院于1998年3月2日作出（1997）惠中法房地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主文内容为祥盛贸易公司与海信公司、房产开发公司的《房产买卖合同书》、《商品楼宇转让合同书》等继续履行；房产开发公司、海信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交付房产给祥盛贸易公司使用。可见，该判决对案涉房产未进行确权，只是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和将房产交付使用，而房产交付是占有和使用的交付，并不代表上述房产所有权的转移。其次，祥盛贸易公司承认土地使用证、用地规划证、建设工程规划证和预售商品房许可证等均登记在房产开发公司名下，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房产登记在其名下；并且根据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祥盛贸易公司对该房产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因此，祥盛贸易公司主张该房产的所有权事实上已由其享有，且经（1997）惠中法房地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确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祥盛贸易公司对案涉房产的权利不能排除执行。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340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3401号
【裁判摘要】关于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债权人能否要求追加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各方的争议实质上针对的是公司在非破产与解散情形下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对此，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但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况除外。
由上，在有生效判决，经公司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情况下，如果穷尽执行措施公司还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其结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完全相同，故，这种情况下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股东未届期限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
本案中，各方均认可：莫某某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1月17日；滕某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1月17日。因此，要求追加莫某某、滕某作为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合创睦家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
摘要2：（续）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二是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
（一）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据此，破产原因是指下列两种情形之一：1.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2.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关于债权人如何举证证明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来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二）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
本案中，第一，蔡某与合创睦家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本院作出的（2018）京03民终786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经询，各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亦无争议。第二，上述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一审法院以（2018）京0112执6677号立案执行，即案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第三，经询，莫某某、滕某、合创睦家公司认可案涉债务全部未清偿；且莫某某、滕某、合创睦家公司明确表示合创睦家公司无财产可清偿上述债务；另经执行查询，被执行人合创睦家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即债务人未获清偿。由上，合创睦家公司符合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条件。
（二）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第一，经询，莫某某、滕某、合创睦家公司均认可合创睦家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第二，经一审法院以（2018）京0112执6677号执行案件中执行查询，被执行人合创睦家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即债务人未获清偿。
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法院对合创睦家公司穷尽执行措施仍无财产可供执行，合创睦家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蔡某有权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莫某某、滕某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蔡某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莫某某、滕某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本院予以支持。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14）浙杭知终字第5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14）浙杭知终字第5号
【裁判摘要】公司与其股东人格混同是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原因，而财产混同是人格混同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于一人公司而言，在认定财产混同时，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在认定其他形式的人格混同时还可适用该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一般规定。易言之，本案中，对于财产混同，百瑞旅业公司应当对四季酒店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负举证责任；对于路易威登马利蒂所主张的其他形式的人格混同，应当由路易威登马利蒂负举证责任。
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四季酒店公司开设了独立的存款账户，所制作并经有资质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2007-2012年度财务报表证据可以反映其作为一个独立法人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利润盈亏等财产状况，亦能反映四季酒店公司与百瑞旅业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及资金结算情况。据此，本院认定百瑞旅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四季酒店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即已经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所要求的举证义务。此时，路易威登马利蒂若仍欲依该条文规定主张四季酒店公司与其股东百瑞旅业公司构成财产混同，则应负进一步的举证义务。本案中，路易威登马利蒂以（2012）杭上民初字第754号民事调解书作为证据，拟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虽然在该调解书中约定由林业大厦公司补偿百瑞旅业公司400万元（含保证金100万元），四季酒店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由百瑞旅业公司负责处理，百瑞旅业公司除了财务资料、行政文书、企业证照及财务电脑二台可以搬离外，其余物品均不能搬离涉案房屋等条款。但这些条款是林业大厦公司与百瑞旅业公司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个案处理中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在合同相对性的限制下对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相关后续义务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尚不足以证明百瑞旅业公司与四季酒店公司发生财产混同。因此，路易威登马利蒂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认定四季酒店公司与百瑞旅业公司构成财产混同之主张因证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法院能否执行钟某某为谢某某代持的汇丰公司17%股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人民法院应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汇丰公司17%案涉股权于2009年时即属谢某某所有并无异议，只是由于案涉股权登记于钟某某名下，江某某基于其与张某某在（2014)岩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确定的债权，申请法院将钟某某名下的股权作为其与张某某夫妻共有财产而采取了查封措施。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从权利形成时间上来看，谢某某实际出资、作为隐名股东取得案涉股权、经其他股东同意担任公司总经理等事实均发生在据以查封案涉股权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调解书形成之前，虽然谢某某并未登记为汇丰公司的名义股东，但其对于案涉股权享有的权利在查封前即取得。从权利性质上来看，江某某系基于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形成的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一般债权而对案涉股权采取查封措施，谢某某系基于返还请求权而对案涉股权执行提出异议，江某某的权利主张并不能当然优先于谢某某的权利主张。从案件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江某某也未举证证明其与张某某之间因合伙协议纠纷产生的债权系张某某与钟某某夫妻共同债务，更不能证明该债权与谢某某存在关联。此外，江某某与钟某某之间并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江某某亦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相关规定。因此，谢某某对案涉股权提出执行异议，原审法院判决停止对案涉股权的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股东，与被执行人存在隐名持股关系，其他股东对隐名持股关系不表示反对的，执行的债权人又“与名义股东之间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法院可以判决排除执行。
【注解】与名义股东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债权人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实际出资人有权排除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33号
【裁判摘要】从协议约定的交易标的和权利义务看，进出口公司与宋某某１、宋某某２约定的交易标的是储运公司整个企业，即《出售协议》属于企业出售合同，本案纠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五项的“企业出售合同纠纷”。．．．．．．《出售协议》系企业出售合同，交易标的是储运公司，协议签订前储运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或处置，只可能影响当事人交易意愿和对交易价格等权利义务的具体约定，在当事人没有据此提出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主张时，不构成认定企业出售合同效力的法定事由，故原审以第456号民事调解书对储运公司主要资产进行了处置，以及主要资产已被查封为由认定《出售协议》无效，理由不能成立。
【要旨】企业出售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文件签发时间虽在请示文件之前，不足以据此认定批准文件系伪造或否定其效力。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以协议转让形式出售企业，企业出售合同未经有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职能部门审批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应当确认该企业出售合同不生效。”对具体审批权限，《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所出资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其中，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第二十六条规定，“所出资企业决定其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其中，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当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签财政部门后批准。其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需预先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本案中，储运公司系进出口公司的子企业，进出口公司系集团公司的子企业，没有证据证明储运公司系当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所出资企业的重要子企业，故进出口公司有权决定其子公司储运公司的出售，且进出口公司出售储运公司的行为还报请了其母公司集团公司的同意。因储运公司住所地在辽宁省，进出口公司出售储运公司还报请大连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审批。大连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最终的批准文件签发时间虽在进出口公司请示文件签署日期之前，但不足以据此认定批准文件系伪造或据此否定该部门批准的效力。故应认定《出售协议》经过了审批。
摘要2：【解读】企业出售合同签订前部分资产被查封或处置，不属于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的，不影响企业出售合同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
【裁判要旨】信用社整体改制成立商业银行，未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导致其主体在形式上仍存续的事实，不表明该信用社在改制过后海继续享有原有的权利。
【裁判摘要１】案涉编号为xxx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及相同编号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债权人及抵押权人为延河信用社。本案原由延河信用社提起诉讼，一审审理中原告由延河信用社变更为龙井农商银行。根据一审及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延河信用社经吉林银监局批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整体改制为龙井农商银行的事实，龙井农商银行已于2016年12月7日依法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在本案起诉前即已具备企业法人主体资格。银监会延边监管分局出具的《证明函》亦证明银行监管部门已对原延河信用社的债权债务作出了处理，即由龙井农商银行承继延河信用社所有的债权债务。据此，应认定龙井农商银行为延河信用社改制后的承继主体，延河信用社基于案涉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所享有的债权和抵押权应由龙井农商银行承继。延河信用社未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导致其主体在形式上仍存续的事实，不表明该信用社在整体改制为龙井农商银行后还继续享有原有的民事权利义务。因此，龙井农商银行作为延河信用社债权债务的承继主体，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龙井农商银行替代延河信用社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主体适格，该行依法享有诉权。至于龙井农商银行的案涉借款债权能否基于吉林高院（2014）吉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获得清偿从而消灭主债权、抵押权随之消灭的问题，属于抵押权实现的顺位问题，系案件实体审理问题，不属于起诉受理条件，新合作公司以此否定龙井农商银行的诉权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新合作公司关于龙井农商银行没有本案诉权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主债务未过诉讼时效期间，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应予支持——关于龙井农商银行行使抵押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案涉借款期限于2012年7月28日届满，后经债权人与债务人、五个抵押人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将案涉借款展期至2013年6月27日，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借款展期届满之日起算。鉴于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开始施行，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延河信用社于2014年10月21日向吉林高院提起（2014）吉民二初字第13号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系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5年5月15日延河信用社向新合作公司发出编号为xxx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要求新合作公司继续承担本金2亿元整及利息的借款债权的抵押担保责任，无条件履行担保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该行为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5年11月23日该信用社向债务人延边国贸大厦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案涉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6年12月24日延河信用社提起本案诉讼，距主债权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时间2015年11月23日仅一年左右，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据此，原审判决认定延河信用社行使抵押权尚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并无不当，新合作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63号
【裁判要旨】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先行合法占有并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优先取得土地，并可向法院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
【裁判摘要】土地转让方起诉前已经取得土地权属证书或者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同意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1996年12月31日、1999年12月23日，金霞公司与长沙市交通局分别签订的上述三份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签订协议时金霞公司虽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但在2011年7月11日金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该公司已于2003年4月20日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据此，涉案三份协议均为有效协议，双方亦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924号
【解读１】一地数卖且均未办理变更登记，先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优先取得土地使用权。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９９６年１２月，金霞公司与长沙市交通局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金霞公司将４３０００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长沙市交通局，转让价款５００万元（协议签订后已支付完毕）；（２）金霞公司因未及时偿还工行贷款被起诉到法院，经湖南省高院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霞公司、工行与江湾公司达成由江湾公司代金霞公司偿还工行欠款，金霞公司将案涉土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权益交给江湾公司；（３）金霞公司向湖南省高院起诉请求解除与长沙市交通局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长沙市交通局反诉请求金霞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长沙市交通局并赔偿损失，江湾公司作为第三人请求确认案涉土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归江湾公司所有；（４）长沙市交通局先行占有案涉土地并在该土地上投资建成长沙汽车北站，法院据此认定金霞公司应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长沙市交通局名下，江湾公司未取得案涉土地。
【摘要】金霞公司称本案土地因金霞公司与江湾公司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金霞公司与深圳祺芳实业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案，被本案一审法院查封至2019年5月26日，致使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金霞公司因与他人之间的金钱给付之债而导致本案土地被法院查封，仅可能对本案原审判决的执行产生影响，但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要件，金霞公司以此主张解除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不能予以支持。
【解读３】土地被查封不构成土地转让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土地使用权转让人与他人产生纠纷导致土地使用权被法院查封的，仅可能对土地使用权转让案件的执行产生影响，但并不构成《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条件，转让人不能据此主张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