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粤20执复4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规定，“债务人的股东主张以下列债务与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抵销，债务人管理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本案中，陈某作为宝田公司的股东，对宝田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基于借款合同产生，但陈某对宝田公司承担的债务是因其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而产生的。本院认为，若允许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就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其因损害公司利益所负的债务进行抵销，会导致对公司外部债权人不公平的结果。尤其宝田公司处于清算阶段（因股东未履行法定义务导致未实际进入清算程序），若允许陈某对宝田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抵销，违反了法律公平原则及相关规定。故陈某要求其与宝田公司互负的上述两案债权债务抵销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民终156号
【裁判摘要】中海阳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是否及于成都禅德公司｜本院认为，中海阳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不应及于担保人成都禅德公司。理由如下：首先，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该条是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对债权利息如何止付所作的特别规定，但仅规定破产债务人与其债权人之间如何在该程序中计息问题，并未涉及担保人。其次，担保制度的设立目的即是为了预防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风险，成都禅德公司在签订《抵押协议》《补充协议》时，已经预见到其有可能要代替主债务人中海阳公司承担包括本金、利息在内的全部债务。无论债务人是否破产，该责任和风险在上述协议签订之时即已存在，并不因债务人破产这一事实的出现而消减或免除。因此，北京银行昌平支行要求成都禅德公司承担破产申请受理后的债权利息，本身并未加重成都禅德公司的担保责任。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主张担保债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停止计息的，人民法院对担保人的主张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因案涉《抵押协议》第二十一条约定，成都禅德公司或中海阳公司在本协议有效期内被宣告解散、破产或歇业的，北京银行昌平支行有权处分部分或全部抵押资产，并从处分后的价款中优先受偿。即在《抵押协议》签订时，北京银行昌平支行与成都禅德公司均认可在中海阳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以抵押财产价值实现北京银行昌平支行的全部债权。如果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显然背离了北京银行昌平支行的合理预期。故成都禅德公司应对担保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相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新民终137号
【裁判摘要】关于主债务人破产后，应否对担保债务停止计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主张担保债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停止计息的，人民法院对担保人的主张应予支持”的规定，山西金晖集团公司、李××１、李××２关于担保破产债务自2018年7月23日起停止计息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对华融资产新疆分公司要求山西金晖集团公司、李××１、李××２承担2018年8月21日之后债务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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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4461号
【裁判摘要】范××与陈×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虽然范××与陈×签订《协议书》约定的金额比民事判决书判决的金额少9万多元，但其约定的金额为38万元，多于范××需偿还胡××的20万元及利息和违约金。当事人自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系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的行为，范××适当放弃部分权利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其自身债权的顺利实现，最大限度地保全其债权，实际上并未减损其偿债能力，客观上亦未损害范××之债权。虽然范××与陈×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款项系通过代理人黄××的账户收款，但并不能据此得出范××通过与陈×签订案涉《协议书》逃避法院强制执行的结论。因此，范××与陈×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可予行使撤销权之情形。
摘要2：【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1民终7005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陈×与范××就履行（2013）仓民初字第4453号判决书及（2014）榕民终字2406号民事判决签订《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虽然陈×与范××就履行×××民事判决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执行款金额比上述民事判决书判决的金额少了9万多元，但是范××所放弃的债权的额度不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胡××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范××有恶意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行为，故胡××的要求依法撤销范××和陈×于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通过法院执行生效判决并不是履行生效判决的唯一方式，当事人通过自动协商、达成和解，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并非法律所禁止；当事人自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系当事人尊重法院判决，自觉履行法定义务行为。在自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过程中也大量存在通过协商适当放弃部分权利，并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这些放弃部分权利的情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解读】（１）事实和理由：三、本案中胡××对范××的债权为20万元，合同法第74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一审判决收取上诉人8546元诉讼费，不合理。（２）一审法院：案件受理费8546元，由胡××负担。（３）二审法院：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按撤销权的行使范围收取诉讼费不合理”有理，予以支持，本院依法对诉讼费予以认定。二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25元，均由胡××负担。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苏民申3849号
【裁判摘要】如无相关证据证实不应推定股东向公司注入款项即为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股东向公司汇入资金，可以基于借贷、赠与等关系，也可以基于出资关系，区别在于出资系股东的法定义务，出资款汇入公司后形成实收资本，是公司开展日常经营和承担债务的物质基础，非经减资程序不得向股东返还，否则构成抽逃出资。因此出资款与借款等存在性质上的区别，二者并无等同或者替代关系，如无相关证据证实，不应推定股东向公司注入款项即为出资。
摘要2：上诉人孙某某、孙某与被上诉人江苏友谊国际旅行社、原审第三人常州苏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
【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1民终8888号
【摘要】
摘要1：解读：（１）现行法律规定中并无禁止采矿权承包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未明确采矿权承包必须经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采矿权承包合同的效力应属于有效；但矿业权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应依法认定矿业权承包合同无效；（２）采矿权承包权属于普通金钱债权，案外人因执行行为导致承包权无法行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以基于承包合同另行向被执行人主张赔偿，案外人以与被执行人签订《采矿权承包合同》主张排除执行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１５条通常被认定为管理性规定，对于该条的违反虽应受到行政处罚但不影响民事合同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841号
【裁判摘要】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不影响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4号、5号楼、地库、地库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富房产公司已实际占有使用，应视为对工程质量的认可，一审认定中兴建设公司就4号、5号楼、地库、地库未付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责任在于百富房产公司，并不在于中兴建设公司，且法律并未以工程未取得相关手续作为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条件。
【摘要１】即使是非强招标工程，承包方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就已经进场施工属于串通投标无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年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7月26日就百富明苑小区7号楼签订《承包协议书》，并于2011年9月20日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述合同虽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百富房产公司亦在向本院起诉前取得7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但中兴建设公司认可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已就案涉工程进场施工，此行为属于先定后招、明招暗定的串标行为，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关于案涉7号楼工程的中标无效，案涉7号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因中标无效属无效合同。
【摘要2】关于百富房产公司主张的中兴建设公司应向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摘要2：（续）依据上述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开具发票。“开具发票”虽从文义解释看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和履行，但从上述规定及建设工程合同交易习惯来看，其含义并非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发票，而是指在给付工程款时需由收款人向付款人给付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该给付义务属收款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本院应当依法审理，中兴建设公司关于该项请求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税务机关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百富房产公司认可中兴建设公司就案涉工程已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数额为98903600.85元，中兴建设公司对该数额虽不认可，但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实际移交发票数额，故中兴建设公司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数额应认定为81475609.72元(180379210.57元－98903600.85元)。
【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新民初64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亦有规定，但适用新的解释更有利于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对本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长不超过十八个月的除斥期间。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民终13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在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案涉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32.1条约定：“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承包人按国家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发包人提供完整竣工资料及竣工验收报告。双方约定由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应当在专用条款内约定提供的日期和份数。”提交工程竣工报告和竣工资料是承包人的法定义务和合同约定义务。本院认为，煜豪置业公司与广宇建设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广宇建设公司又将该工程以分包名义交由梅××实际施工。广宇建设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承包方，对其承包的工程负有提供施工资料并协助发包方完成竣工验收的义务。梅××虽然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人，但其是广宇建设公司的转承包人，也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依法负有协助广宇建设公司向发包方煜豪置业公司交付案涉工程施工资料和配合完成竣工验收的义务。二审庭审中，梅××和广宇建设公司均认可并同意提交案涉工程施工资料并配合竣工验收备案，故各方当事人应切实履行其承诺。一审法院判决梅××与广宇建设公司交付完整的工程竣工资料和验收报告，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目录】1.双方当事人在竣工结算方面并未按照约定的程序和条件进行，当事人主张工程款和质保金付款应当分段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2.质量保证金条款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对应的是“缺陷责任期”,而非保修期，工程未完工情况下，已完工部分仍应按照质保金条款，对于合同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已经到期的部分，应返还质保金并承担法定保修义务，对于缺陷责任期未至届满的，应预留至期满再行返还；3.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停工，且停工期限超出约定的质保金期限的，发包人应当返还质量保证金；4.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合同解除不影响质保金条款效力，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工程质量保证金应返还施工方；5.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不再履行，但保修期已满，后续工程由其他主体继续施工，在结算工程款时应不再提取质保金，但是，并不因此而免除施工人对于其已经完成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的保修责任；6.承包人的保修义务是法定义务，在施工合同解除情况下，质量保证金条款虽然终止履行，但不免除施工人对其施工工程的质量保修法定责任；7.发包人对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只是推定工程质量合格，并不能免除承包人对工程质量保修义务，发包人有权按照约定在欠付工程款中扣除保证金；8.《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关于缺陷责任期最长二十四个月的规定，并非法律关于质保金返还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的强制性规定；9.双方合同约定质保金返还的条件为，保修期满且无工程质量问题或者所产生的质量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在上述条件未能全部满足情况下，发包人有权拒绝返还质保金；10.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的一部分，不因合同无效而免除承包人留取质保金的义务；11.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施工合同约定的质保金条款，对实际施工人具有约束力；12.质量保证金属于工程价款的一部分，应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之内
摘要2：【观点】1.工程质保金本质上并不是建设工程价款，不能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2.施工合同无效，工程质保金约定无效，即便工程质保期未届满，承包人也可主张返还；3.工程质保金比例约定属意思自治范围，即便超过行政规章规定比例上限，也为有效约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32号
【裁判摘要】首先，本案合同解除系因发包人违约，承包人并无可归责事由。合同约定的质保期最长为五年，但工程停工至今五年有余，扣留质保金，有悖于公平正义。其次，在施工过程中监理单位对分部工程的质量进行了把控并确认验收合格，栩宽公司亦未主张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案涉合同业已解除，上述质保金条款终止履行。再次，承包人的保修义务是法定义务，保证金条款虽然终止履行但不免除华建公司对其施工工程的质量保修法定责任。华建公司关于本案案涉质保金不应暂扣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670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的规定，本案联通××分公司虽于2017年3月20日向陈×出具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但该《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系通知文本格式，其与上述法律规定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证明文本格式不吻合，且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故联通××分公司辩称其于2017年3月24日已向陈×出具了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书面证明，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时，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是用人单位应负的法定义务。本案联通××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与陈×终止劳动合同时，未依法及时出具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致使陈×无法正常再就业而遭受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16号
【裁判摘要】不能将请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作为申请执行人无条件的权利，应当允许执行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根据双方在履行债务过程中的表现及过错等相关因素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倍支付迟延利息——依照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条规定于执行措施一章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制裁不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的行为，达到促使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的目的，同时也进一步补偿债权人因迟延履行造成的损失。通常情况下，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被启动的，可以推定是因为被执行人迟延履行义务的结果，执行部门因而主动依法起算迟延履行利息。但是，在个案中查明债务人有积极履行债务的具体行动，而债权人对债务未履行负有一定责任的情况下，如果对此具体情况完全不予以考量，一律无条件要求被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则将对积极诚信履行债务的人施以制裁，此与设置迟延履行利息以达到促使债务人普遍积极履行义务的立法目的不符。因此，不能将请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作为申请执行人无条件的权利，应当允许执行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根据双方在履行债务过程中的表现及过错等相关因素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倍支付迟延利息。本案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本案判决生效后，武汉国土局为了履行债务作了如下工作：一是在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间内提请财政审批拨付了案款；二是在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间内采取邮政快递、报纸公告等方式通知债权人受领案款；三是2015年2月12日发函并派员前往审判部门询问债权人账户信息并请求将案款付至法院账户。上述做法表明，武汉国土局在判决生效后并无怠于履行债务、拖延还款的意图，其曾已经取得了财政部门审批准备了案款，具备了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的条件，且通过一定途径向债权人发出通知，向审判机关寻求帮助，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准备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此种诚信履行义务的积极行动应当得到肯定。人民法院缺乏在判决生效后、执行程序启动前接受债务人向法院账户支付债款的相关制度，也是债务人不能及时解除责任的原因之一。而时利和公司作为债权人，对于武汉国土局履行债务应当给予基本的配合，即提供账号信息。如果在此期间时利和公司与武汉国土局取得联系，
摘要2：（续）则完全不需要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而使判定债权得到实现。由于时利和公司未预留账户信息，住所地无人办公，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与武汉国土局联系，致使武汉国土局未能在具备案款支付条件时顺利履行判决确定的债务，时利和公司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武汉国土局亦并未充分尽到使债务得到履行的责任。当然本院认为该责任不在于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进行提存。依该条规定，债务人可以选择提存方式清偿债务，但该选择应是债务人的权利，而非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提存公证收费的通常做法是，提存公证的申请人先行交纳公证费用，办理提存后，受领人受领时可以提取的是提存本金及其产生的活期存款利息。因此，如果确实进行提存，不仅增加债务人负担，债权人在利息方面的利益也将受到减损。且武汉国土局申请财政审批该费用确实存在现行财务规则方面的障碍。因此，将武汉国土局未办理提存公证视为其未尽到履行责任，不尽合理。．．．．．．第三，本案生效判决将武汉国土局支付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期限设定为“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即判决生效后三十日。此类判项实际上是适应2014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前，人民法院在执行实务中将判决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计算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日期，此后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做法。但本案判决生效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后，依该解释，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将迟延履行利息区分为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一般债务利息按照判决确定的方式计算，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的利率标准统一确定为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其计算结果接近于一般债务利息。鉴于本案债务未能实际履行的客观情况，可考虑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弥补债权人一般债务利息的损失。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定将湖北高院审判人员就武汉国土局询问时利和公司账户信息及向该院账户付款的请求作出明确答复之日作为加倍部分迟延履行利息计算的时间节点。自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截止该答复之日，可视为武汉国土局的行为不构成迟延履行，不承担该期间内的迟延履行利息；从该答复之日起，武汉国土局应当承担迟延履行利息。
摘要1：【要点】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职工向用人单位出具“自动放弃缴纳社保声明”，用人单位据此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行政机关仍可根据职工一方的申请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用人单位以职工已出具“自动放弃缴纳社保声明”为由，要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沪03行终10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民申5672号
【裁判摘要】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给同样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承包人将工程层层分包或者转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该承包人与其招用的劳动者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而是形成劳务雇佣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于都县科力源建材有限公司与郭荣林劳动关系争议一案的答复》意见和劳社部发［201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宏润公司与潘××虽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但其仍负有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宏润公司与郭××签订《爬升脚手架、外脚手架和四口五临边防护搭拆劳务用工协议》，将其承建的句容鸿锦府1＃-3＃楼外脚手架工程分包给郭××施工，郭××负责聘用管理包括潘贤坤在内的所有务工人员,故宏润公司有义务向潘××支付劳动报酬。因郭××作为架子班组代表，全权处理施工中一切事务，由其代领生活费、代为结算面积及工程款，故郭××有权代表潘××与宏润公司结算并领取工资。2018年2月14日，宏润公司与郭××根据实际施工面积进行结算，并将余款268506元支付给郭××，郭××同时出具承诺书，确认仍需支付工人工资268506元，宏润公司款项已支付到位。决算单另载明：“搭拆面积有差距，以后甲乙双方审计后多退少补；在2018年6月1日之前乙方没有提出面积差距书面意见报给甲方，否则认可甲方上述面积，乙方放弃面积误差，按以上决算面积为准结清认可"。宏润公司与郭××就脚手架的搭拆工程量进行结算后，郭××未在2018年6月1日前上报结算面积有误差，表明其对决算数额认可，宏润公司已按决算单支付完毕工程全部款项。据此，应认为宏润公司已经履行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现潘××再次要求宏润公司向其支付劳务费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驳回潘××对宏润公司的请求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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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桂14民终1259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所确立的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在本质上体现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关于劳动权利义务意思表示的合意，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需要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于都县科力源建材有限公司与郭荣林劳动关系争议一案的答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经研究，答复如下：郭荣林与科力源公司并无身份上的从属和依附关系，不受科力源公司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的制约，也不享有科力源公司的劳动保护、福利和社会保险等待遇。科力源公司没有就钢棚修复工程与郭荣林达成书面或口头协议，也未直接招用郭荣林和向其支付过报酬。科力源公司违法发包钢结构修复工程，并不必然导致其与郭荣林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故，郭荣林与科力源公司不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的规定适用于特定主体，科力源公司不属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故该规定不能扩大适应于本案。案外人张龙驰违法承揽钢结构修复工程，其与郭荣林等人存在雇佣关系。如郭荣林就其受雇期间造成的身体伤害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科力源公司、张龙驰承担责任，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认定。”该答复意见明确指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的规定适用于特定主体，即仅适用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本案中，万翔公司既非建筑施工企业，亦非矿山企业，因此，不应适用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发包工程中涉及劳动争议的处理》审判指导意见指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给同样具备主体的承包人，则承包人招用的劳动者与承包人之间形成劳动关系，与发包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如果承包人又将工程层层分包或者转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该承包人与其招用的劳动者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而是形成劳务雇佣法律关系，发包方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但发包人仍负有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法定义务。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与发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不予支持。”万翔公司系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
摘要2：（续）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实际施工人农××施工，农××与其雇佣的黄××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而是形成劳务雇佣法律关系。黄××与万翔公司并无身份上的从属和依附关系，不受万翔公司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的制约，也不享有万翔公司的劳动保护、福利和社会保险等待遇。万翔公司与黄××之间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故，万翔公司没有义务支付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3730元，对万翔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摘要1：【注解１】工程保修阶段包括缺陷责任期与工程保修期。
【注解２】缺陷责任期是指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缺陷修复义务，且发包人预留质量保证金的期限，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缺陷责任期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2年、具体由发承包双方在管理合同中约定。在缺陷责任期内，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如承包人未履行缺陷修复义务，则发包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质保金，并由承包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缺陷责任期届满，发包人应当返还质保金。发包人返还质保金后，承包人仍应按合同约定的各部分工程的保修年限承担保修责任。
【注解３】保修期是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承担保修责任的期限，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承包人对建设工程的保修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合同约定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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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注解】（１）承包人的保修义务是法定义务，即使合同中对此没有约定，承包人仍应承担。（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解除，不影响承包人承担保修义务。承包人的保修义务应从已完工部分验收合格、确定质量合格或者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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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预告登记、网签或备案与权属转移登记无必然联系，买受人有权排除执行——《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其系买受人为由而提起执行异议的情形。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一般也应参照该条对买受人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能否成立予以审查。．．．．．．案涉《车位申购协议书》签订时车库虽被抵押，但该抵押有期限，买受人对解除抵押有合理预期，不应认定买受人未尽基本的注意义务。第二，预告登记并非买受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网签、备案系房屋行政主管部门为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出的管理性要求，故宋××未就案涉车位申请办理预告登记、网签或备案与造成案涉车位未办理权属转移登记并无必然联系。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车位申购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银鹰公司与宋××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车位申购协议书》对车位转让价款、交付时间、产权办理等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具备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协议文本约定宋××受让“车位使用权"，但结合前后文可知，当事人实际买卖的标的物是车位所有权。尽管银鹰公司系先将案涉车库设立抵押后再与宋××签订《车位申购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但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法律后果是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非导致《车位申购协议书》无效。综上，农行渝北支行关于《车位申购协议书》效力的异议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银鹰公司与宋××签订的《车位申购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在建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得交付使用，交付尚未竣工验收的房屋构成违法交付，购房人基于违法交付所占有房屋不是合法占有，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圣圆公司二审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1日作出的(2016)内2921民初1789号民事判决可知，该判决已认定“目前美景公司开发的《美景盛世》小区完成土建工程，未进行验收，处于停建状态”。也即，金桥公司所称的交付案涉房屋可能是交付的尚未竣工验收的在建工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之规定，案涉房屋作为建设工程只有经过竣工验收合格才能交付使用。因此，美景公司应履行向买房人交付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这一法定义务。否则，即构成违法交付。而购房人基于违法交付所占有的房屋，不是合法占有。具体到本案，原判决并未对美景公司所交付的案涉房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作出认定。在此前提下，金桥公司基于该交付所占有的房屋是合法占有这一事实，也缺乏证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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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三款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述批复系指：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6条、127条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或者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的，管理人可请求上述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未主张上述赔偿，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上述诉讼。A公司现已破产，刘×作为债权人之一要求吴××、朱××、赵××对刘×进行个别清偿，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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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有权以自己名义主张破产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向其个别清偿——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北大中基公司破产程序中，清算组在破产清算后期就已发现北大中基公司的部分股东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形，但当时北大中基公司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毕，向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北大中基公司股东提起追偿之诉又需要各债权人按比例垫付诉讼费用，因清算组提出的处理方案未获债权人会议通过，导致清算组不能在破产程序中向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进行追索。但是，清算组在发给各债权人的函中已经写明：对北大中基公司注册资本不实相关责任人的追究问题，如要追究可在终结本案破产程序后两年内提出。故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的情形，所以，原审认定农行深圳分行在破产程序终结后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起诉主张自己的权益并无不当。其次，农行深圳分行在本案破产程序中就积极主张向北大中基公司股东进行追索，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仍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北大中基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股东向其个别清偿，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至本案再审庭审结束时，北大中基公司其他债权人(包括同意追索的另外四家债权人)亦没有提起相关诉讼，农行深圳分行向北大中基公司出资不实的股东主张权利，亦不损害北大中基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同意追索的另外四家债权人也主张该笔债权，应在其他相关程序中处理予以解决，而非本案的审理范围。第三，破产程序是集体强制清偿程序，破产程序的开始意味着个人清偿程序的中止，当破产程序终结后，个人清偿程序恢复，而本案清算组提出的处理方案未获多数债权人通过，但并未免除债务人的债务，仅是对该部分财产在破产程序中不予处理，亦没有禁止主张追偿的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结束后向北大中基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股东进行追索。第四，股东的出资义务属于法定义务，海南金厦公司作为北大中基公司的原始股东本应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但其未履行，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出资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免除，即与股权转让行为无关，因此，海南金厦公司持有的北大中基公司股权是否被他人盗转，并不影响海南金厦公司承担本案责任承担。原审认为农行深圳分行可以普通民事诉讼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就此提起诉讼并判决海南金厦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事实清楚、依法有据，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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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有权以自己名义主张破产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向其个别清偿。
摘要2：【注解１】最高院（2016）最高法民再279号案例并不意味着破产程序终结后所有个人债权人均可以个人名义提起追收股东未实缴出资诉讼：（１）该案件前提是债务人无财产缴纳诉讼费，管理人就是否追收股东未实缴出资责任及诉讼费承担问题形成议案，要求全体债权人进行表决，因表决未达到法定条件无法在破产程序中提起该诉讼，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２）个别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并非个别清偿。
【解读】破产程序中追收股东未缴出资责任是管理人的法定义务，但若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清偿破产费用，无财产支付诉讼费用，管理人应当召开债权人会议就追缴出资问题及债权人垫付诉讼费事宜形成议案，由全体债权人进行表决，管理人根据表决结果履行职责——若债权人未就该议案形成一致意见导致管理人无法在破产程序中追缴股东出资责任，不同意追缴出资责任的债权人视为放弃该部分债权的追偿，同意追缴出资责任的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以个人债权人名义就个人债权部分要求债务人股东承担未实缴出资的责任。
【注解２】另外裁判观点认为，不应在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后由债权人个别进行追偿破产公司股东瑕疵出资并用于清偿其自身债权。——参考案例：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0115民初54725号；其他参考案例：（2012）一中民终字第12816号；（2021）粤0303民初18695号；（2021）沪01民终49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已积极主张向破产公司股东进行追索，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破产公司未实缴出资的股东向其清偿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首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在宝×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嘉欣公司已经向管理人提出要求追究宝×公司股东未足额出资的法律责任，嘉欣公司提出当时因不同意管理人提出的垫付费用金额，故不要求管理人追缴宝×公司股东未足额出资的法律责任。但是，宝×公司管理人在发给嘉欣公司的《关于债权人佛山市南海嘉欣展柜有限公司提出异议的回函及表决表》中明确，关于嘉欣公司主张追缴宝×公司股东未足额出资的法律责任可以有两种路径，其中一种是嘉欣公司有权自行提起诉讼并决定诉讼请求；且嘉欣公司是宝×公司破产程序中的唯一债权人。因此，嘉欣公司在宝×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起诉主张自己的权益并无不当。其次，嘉欣公司在案涉破产程序中已积极主张向宝×公司股东进行追索，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宝×公司未实缴出资的股东向其清偿，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至破产程序终结后，宝×公司也没有出现其他债权人，嘉欣公司向宝×公司出资不实的股东主张权利，并未损害宝×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再次，股东的出资义务属于法定义务，若宝×公司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嘉欣公司就此可以普通民事诉讼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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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对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应当做如下理解：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给付相应金额的义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国家负有从其应给付劳动者的款项中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由于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本质是劳动者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实质也应当来源于劳动者。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本案的焦点问题为申诉人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内容时，主张从中扣除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理由是否合法有据。首先，关于用工单位是否应当对离职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78号）第一条之规定，对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取得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的公告》第二条及第四条的规定，扣缴义务人有义务实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并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十五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支付所得的所有个人的有关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除事项和数额、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资料。因此，就本案而言，申诉人履行生效调解书，对周××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资、奖金应当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本案所涉个人收入不符合自行申报的情形，不能由所得人自行申报，应由扣缴单位代扣代缴。如单位未代扣代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八、六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除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外，应对扣缴义务人处予以相应的罚款。其次，关于代扣代缴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在法律上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持有纳税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法定义务在支付纳税人收入的同时，从所持有纳税人收入中扣缴其应纳税款，并代为汇总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扣缴义务人是一种特殊的纳税主体，一方面，代扣、代收税款时，它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
摘要2：（续）另一方面，在税款上缴国库时，又在履行纳税主体的义务。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均是劳动者履行完毕缴纳税款的义务，且缴纳税款的费用虽然形式上来源于用人单位，但实质均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所得。因此，对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应当做如下理解：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给付相应金额的义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国家负有从其应给付劳动者的款项中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由于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本质是劳动者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实质也应当来源于劳动者。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因此，申诉人关于在向周××履行的金额中应当扣除其代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金额的主张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企业按照法院裁判向个人支付利息、红利收入时作为“支付所得的单位”申报代缴税款，税务局依法予以受理后征收入库并出具税收完税凭证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税法第二条所说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根据上述规定，个人利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陈××、张××所得款项为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利息、红利所得，属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取得利息、红利收入的陈××、张××系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对国家负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并不因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而予以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还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故荣盛公司在支付利息、红利时，作为“支付所得的单位”申报代缴税款，具有在辖区内进行税务征收管理法定职责的石鼓区税务局依法予以受理后征收入库，并出具税收完税凭证，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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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代扣代缴申请执行人劳动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税金为被执行人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组成部分——本案执行依据所判决的代理费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申诉人纽威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扣缴义务人，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申诉人代缴税款系履行法定义务。苏州市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对申诉人作为扣缴义务人代缴税款的情况予以确认。而增值税不属于代扣代缴的税种。
【解读】生效判决内容：纽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支付代理费6042371.8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6042371.83为基数，自2014年7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18年1月19日，纽威公司向周××支付4852842.58元及20204元；向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支付周庆明个人所得税2273396.5元，品目名称为劳务报酬所得。2018年1月29日周××向虎丘区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标的为2279395.74元。执行法院立案后，向纽威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执行案号(2018)苏0505执342号，纽威公司遂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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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1）通常情况下，行政处罚决定标准高于行政处理决定，如纳税人存在因误解政策或计算错误原因等少缴税款的非主观故意行为，通常不予行政处罚，因此可能会出现处罚决定书认定的金额可以低于处理决定的情形；（2）不存在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的少缴税款的类似情形，税务机关针对同一少缴税款的行为在同一日作出两种不同标准、不同金额的认定，进而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罚是对当事人处以一种额外的或者附加的义务，这种额外或附加的义务，主要是为了保证原来规定的行政义务的履行，如警告、罚款、没收、吊销营业执照与许可证等，而行政处理是让当事人履行原来该有的法定义务或不是附加的额外义务。本案中，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处罚决定系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的两个行政行为，二者关系紧密，在少缴税款认定上具有极高的共通性。差别主要体现在前者不要求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因行为人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地少缴税款应亦予以追缴，但免于行政处罚；后者在事实认定上必须有主观故意这一构成要件，即采取了偷税的手段。案涉《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因为发现全新彩钢公司少缴增值税，故税务机关要求全新彩钢公司把少缴的税补缴，实质上是让企业履行原来该有的义务，而没有增加新义务。通常情况下，行政处罚决定标准高于行政处理决定，如纳税人存在因误解政策或计算错误原因等少缴税款的非主观故意行为，通常不予行政处罚，因此可能会出现处罚决定书认定的金额可以低于处理决定的情形。但经审查，案涉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少缴增值税税款中不存在全新彩钢公司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的少缴税款的类似情形。税务机关也未能举证证明，其认定的全新彩钢公司何种少缴增值税行为应科以行政处理而不应科以行政处罚，故税务机关针对全新彩钢公司的同一少缴税款的行为，在同一日作出两种不同标准、不同金额的认定，进而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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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２）扣缴义务人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七项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故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纳税所得时，应代扣代缴个人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故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本案中，生效判决确定凯威公司应归还许×借款1962598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凯威公司系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扣缴义务人。根据凯威公司结欠利息及已付利息之和计算得出的应纳税款5784921.15元，由凯威公司向税务机关代缴代扣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二，凯威公司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未进行应纳税款的代缴代扣，并不意味着凯威公司放弃其代扣代缴的义务。且扣缴义务人的代扣代缴义务系法定义务，并不以纳税人的授权为依据。故许×主张凯威公司已经放弃代扣代缴义务或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复议申请人援引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条文系对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时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能得出扣缴义务人可以放弃其法定扣缴义务的结论，而本案中，被执行人凯威公司已经依法履行其扣缴义务，并不存在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情形，该条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摘要2：（续）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案中，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系取得利息的申请执行人许×，凯威公司并非纳税人，只是扣缴义务人，其所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产生于申请执行人取得的利息，应由申请执行人在所得利息中支出，而非由凯威公司承担。因此，凯威公司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
摘要1：【裁判摘要1】关于案涉合同是否无效问题。沈阳世茂公司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是案涉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案涉工程确实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办理该许可证是作为发包人的沈阳世茂公司的法定义务，沈阳世茂公司以其自己未履行法定义务为由主张案涉合同无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且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发包人能够办理审批手续而未办理，并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沈阳世茂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２】（１）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原审判决在认定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判令解除合同超出了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２）约定“雇主应有权为其便利在任何时候，通过向承包商发出终止通知，终止合同”，但该约定不符合公平原则，无权依据该约定主张合同解除——关于案涉合同应否解除问题。沈阳世茂公司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原审判决在认定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判令解除合同，超出了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沈阳世茂公司虽然提交了《情况说明》，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诉讼请求的变更应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而沈阳世茂公司系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提交《情况说明》;且《情况说明》亦无明确变更诉讼请求的内容，故应当认定案涉诉讼请求并未变更，原审判决判令合同解除，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剥夺了当事人就该问题辩论的权利。退一步说，即便不考虑诉讼请求变更的因素，仅就合同解除而言，案涉合同也不具备解除条件，具体来说：……而第15.5项虽约定“雇主应有权为其便利在任何时候，通过向承包商发出终止通知，终止合同”，但该约定不符合公平原则，尤其在目前建筑市场中承包人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形下，允许发包人轻易解除合同会使得发包人以此逃避合同义务，导致双方利益显著失衡，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故其无权依据该约定主张合同解除。……最后，案涉合同不存在法定解除事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沈阳世茂公司向北京城建公司发送解除合同函，属于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此时应由对方当事人即北京城建公司决定是否解除合同。在北京城建公司未主张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原审判决适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令解除案涉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３】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不构成法定解除合同事由，当事人无权据此主张解除合同——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系对履行非金钱债务违约及其责任的规定，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不构成法定解约事由，且案涉合同也不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双方存在矛盾也不意味着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故原审判决适用该条判令合同解除亦属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村委会不予确认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可以申请乡政府或街道办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村委会不予确认村民集体经济资质成员，村民有权申请乡镇政府或街道办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以其没有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权责为由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三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和第三十六条第一、二款：“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的规定，结合《阳江市江城区城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城南街道办作为江城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在江城区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街道管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应当依法行使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权，对辖区内的玉沙村委会和塘尾经济合作社具有监督和纠正其错误自治行为的法定职责。在玉沙村委会和塘尾经济合作社不予确认姚××１、姚××２为玉沙村塘尾经济合作社成员的情况下，姚××１、姚××２申某城南街道办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属于城南街道办的行政职责范围。城南街道办以其没有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权责为由作出的南行决〔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江城区政府作出的江城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该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审法院撤销上述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