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8-24 23: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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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名股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法院能否执行钟某某为谢某某代持的汇丰公司17%股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人民法院应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汇丰公司17%案涉股权于2009年时即属谢某某所有并无异议，只是由于案涉股权登记于钟某某名下，江某某基于其与张某某在（2014)岩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确定的债权，申请法院将钟某某名下的股权作为其与张某某夫妻共有财产而采取了查封措施。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从权利形成时间上来看，谢某某实际出资、作为隐名股东取得案涉股权、经其他股东同意担任公司总经理等事实均发生在据以查封案涉股权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调解书形成之前，虽然谢某某并未登记为汇丰公司的名义股东，但其对于案涉股权享有的权利在查封前即取得。从权利性质上来看，江某某系基于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形成的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一般债权而对案涉股权采取查封措施，谢某某系基于返还请求权而对案涉股权执行提出异议，江某某的权利主张并不能当然优先于谢某某的权利主张。从案件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江某某也未举证证明其与张某某之间因合伙协议纠纷产生的债权系张某某与钟某某夫妻共同债务，更不能证明该债权与谢某某存在关联。此外，江某某与钟某某之间并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江某某亦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相关规定。因此，谢某某对案涉股权提出执行异议，原审法院判决停止对案涉股权的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股东，与被执行人存在隐名持股关系，其他股东对隐名持股关系不表示反对的，执行的债权人又“与名义股东之间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法院可以判决排除执行。
【注解】与名义股东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债权人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实际出资人有权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6号
【裁判要旨】董事会决议由各股东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但该决议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不能证明担保关系成立。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商投石化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由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该记载仅表明商投石化公司曾为本案债务设定担保形成了《董事会决议》，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并未与重庆商贸公司实际订立担保合同，并未形成担保法律关系。虽然商投石化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出具了该《董事会决议》，但该行为主体是商投石化公司，不构成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依据商投石化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请求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追求效果意思的动机，客观上存在一般相对方可理解与接受的外化行为，同时该行为方式应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本案中，如何认定《董事会决议》中由商投石化公司股东方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共计人民币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等内容所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本案的关键。首先，从字面含义可解读为，三股东有为公司债务1.5亿元人民币向债权人重庆商贸公司提供担保所形成的意思表示，但没有三股东与商投石化公司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主张三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应为债务加入，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相符。同时，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因承诺担保的债务已到期，第三人所作出的担保承诺便应视为债务加入，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其次，因《董事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其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本案中，即便可以认定金某某、李某某在决议上的签名真实且取得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相应授权，亦仅能说明二公司具有向债权人就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效果意思，该意思以《董事会决议》为载体，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其知晓《董事会决议》内容即表示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其建立了保证法律关系，理据并不充分。因设定保证法律关系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该种行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应是两个意思表示双向交流的过程。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之规定，保证法律关系的成立还要求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董事会决议》中有关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对商投石化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决议内容，并不能证明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重庆商贸公司建立了民事法律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74号
【裁判要旨】抵销的债务不限于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法律并未禁止发包人和转包人抵销互负的债务——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该条并未规定抵销的债务应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本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并未禁止发包人和转包人抵销互负的债务。广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计算其欠付工程款数额时应扣减该已经抵销的4457776.9元，该抵销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合同依据，二审判决未予抵销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4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审生效裁定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列为本案被告为由，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上述条文说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都应适用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本案应否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应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此条规定为原告起诉的条件，从法院立案工作角度而言，也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民事诉讼法对受理条件的规定首先要求原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此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也称为原告的“适格性”，即适格原告应当是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规定与之不同，仅要求起诉时“有明确的被告”，即原告能够提供被告住所地或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证明被告真实存在。至于被告是否为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非人民法院审查受理时应当解决的问题。简言之，被告不存在是否“适格”的问题，仅存在是否“明确”的问题。人民法院不应以被告不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或责任主体为由，裁定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只要原告提出了明确的被告，且符合其它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并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以判决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做出裁判。如果人民法院经过依法审理，最终确认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法院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当对环保公司主张的国债资金承担清偿责任为由，驳回环保公司的起诉，在程序适用上确有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裁判文书的效力分为对人效力和对事效力。对人方面，裁判文书应当只约束参加诉讼的原、被告和第三人等诉讼主体，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的民事主体，裁判文书不应当对其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如果人民法院审理中认为其他民事主体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或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可在释明后，追加为案件当事人。对事方面，裁判文书只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案件的审理应围绕诉讼标的进行，审理对象应限于原告起诉及被告答辩的内容，对于原告没有提起的诉请，法院不得自行予以认定。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来的民事主体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间的法律关系，也不属于裁判文书应当界定的对象。．．．．．．关于案外人金马集团的权利保护问题。从诉讼权利角度而言，金马集团并非原审案件的当事人，二审生效裁定判项中也并未实际确定或处分金马集团的权利或利益。一般情况下，金马集团在原审审理中并不享有或承担出庭、举证和质证等诉讼权利及义务。但二审生效裁定裁决理由部分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二审法院在没有通知或追加金马集团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对金马集团的民事责任做出认定，且该认定在另案中被引用作为金马集团应承担朝阳微电机厂债务的理由之一，金马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实质性的影响，却没有获得出庭应诉、发表意见和举证质证的诉讼权利，其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实现。原审法院在没有听取金马集团陈述答辩意见、组织其参加质证的情况下认定的事实，难以保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从实体权利角度而言，民事裁定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作出认定。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对裁定的适用范围规定了十一种情形，均为对受理、管辖等诉讼程序性问题进行的处理。民事裁定书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义务等问题作出认定。二审法院以裁定书的形式认定金马集团对国债资金的偿还义务也有不当。二审裁定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金马股份公司作为各股东投资新设立的目标公司对该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不仅仅属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已经涉及到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民事裁定书仅适用于程序性事项，原审在对民事责任承担等实体问题做出认定后，又以裁定形式驳回起诉，确有不当。
- 日期： 12-29 15: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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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体不适格
摘要1：解读：被告不存在是否“适格”的问题，仅存在是否“明确”的问题。人民法院不应以被告不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或责任主体为由，裁定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
摘要2：【注解】另外观点认为：（１）被告主体不适格，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该种情形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起诉更为适当；（２）被告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起诉而非驳回诉讼请求。
- 日期： 12-31 21: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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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57号
【裁判摘要１】尽管美雅公司收到长利兴公司通过清远农商行监管账户划转的工程款后已按照长利兴公司的指示将相关款项转出，并未实际使用该工程款，但因货币性质上属于特殊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因此，自上述款项划付至美雅公司账户时起，长利兴公司即完成了工程款支付义务，美雅公司即对该等款项享有所有权，有权自行处置。综合考量清远农商行划付款项的形式审查义务履行情况、长利兴公司与美雅公司之间仅存在案涉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以及美雅公司按照长利兴公司指示转付案涉工程款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在美雅公司总计收到的款项已经超过了其应当收取的工程款，案涉工程款已足额支付美雅公司的情况下，本案应认定长利兴公司并不欠付美雅公司工程款。故美雅公司关于前述款项系走账款而非工程款，长利兴公司应向其支付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再审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关于本案长利兴公司尚欠美雅公司工程款76647010.37元的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弱者生存权利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债权人的一项民事权利。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相冲突的情形下，应秉持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结合法律规定与具体案情，在平等保护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予以审查。首先，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由此可知，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是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须具备的前提要件。如前所述，本案中，长利兴公司已足额支付美雅公司案涉工程款，因此，美雅公司主张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欠缺“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这一前提要件，其主张依法不能支持。其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是，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主
摘要2：（续）主要在于平衡承包人同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并非衡平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关系。故在判断承包人是否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时，不能仅依据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本案中，美雅公司作为承包人，依法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但不得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美雅公司在明知由长利兴公司账户转入其账户内的款项实为长利兴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款的情形下，仍然按照长利兴公司的指示将其账户内已收到的相关款项又转付给案外人，美雅公司对其工程款债权不能顺利实现具有过错。若允许美雅公司将因自己过错而不能实现债权的损失转嫁清远农商行承担，将有违公平原则。综上，美雅公司关于其应享有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在未适用具体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径行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虽有失妥当，但其关于美雅公司请求对案涉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予支持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承前所述，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之间因工程款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美雅公司依其与长利兴公司的约定另行将其账户内的款项转付至长利兴公司指定的第三人，系在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之间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鉴于长利兴公司已于2013年3月18日出具《证明》，证明162315400元走账款在银行贷款当日其已全额收回，美雅公司并未实际使用相关款项。而且，长利兴公司与美雅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及原审中均确认，长利兴公司仍欠付美雅公司76327605.23元工程款。因此，本院认为，结合上述已查明事实，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就上述款项的欠付确认，实质为案涉工程款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后，双方基于走账约定，对新形成的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欠付事实的确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948号
【裁判摘要１】一、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法理基础及适用范围——时效系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某种事实状态经过法定时间的持续而导致一定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后果。诉讼时效系以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为要件，作为阻却权利行使的原因。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旨在督促权利人积极、及时地向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进而尽快稳定相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尊重现存法律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保障民事生活的和谐和安定。基于上述制度目的，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并非适用于全部民事请求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一条即开宗明义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根据上述规定可知，首先，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主要适用于给付之诉。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最主要方式就是行使请求权，一方面，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主张债权请求权，请求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的债权请求权拒绝为给付，债权人可以债务人为被告，向国家裁判机关提出旨在获得某种给付内容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国家裁判机关根据该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债务人履行相应给付的裁判。债权人所提诉讼为给付之诉。其次，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可知，并非所有实体请求权都可以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包括部分债权请求权亦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不符合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虽然，确认之诉表现为当事人以提出请求的方式要求国家裁判机关对相关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作出裁判，但确认请求权属于程序请求权，而非实体请求权，更非债权请求权。在确认之诉中，诉讼对方不负有承认的义务。确认之诉既然仅是由国家裁判机关对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作出司法裁判，自然也就不存在通过强制执行方式强制诉讼对方当事人履行判决主文内容的必要。相应的，诉讼法意义上的程序请求权，自无适用诉讼时效的余地。原审法院虽然系基于盈电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进行审理，但如前所述，本案并非给付之诉，盈电公司作为确认之诉的相对方，无权援引诉讼时效进行抗辩。而且，结合前述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规定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相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可知，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不成立，自始不生效不属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范畴。原审法院对陈某某所提诉讼请求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进而认定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系认定错误，本院依法纠正。
【解读】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不成立，自始不生效不属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范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66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抚养费的案件，是否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从抚养费的性质来看，其属于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身份权请求权，且事关公序良俗和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事关未成年人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在抚养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给付抚养费的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不应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在执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或者其他相关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基本法的原则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本案中，淮南中院（2019）皖04执恢2号案件系对该院（2012）淮执字第00025号案件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恢复执行程序，故本案应当审查（2012）淮执字第00025号案件中，程某于2012年5月9日就2002年11月至2012年5月的抚养费申请执行时，是否适用申请执行时效。本院认为，程某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时，冯小x尚未成年，其与冯某的抚养法律关系尚在存续期间，且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执行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进行审查认定。申诉人主张程某在本案中的执行申请超过申请执行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从抚养费的性质来看，其属于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身份权请求权，且事关公序良俗和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事关未成年人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在抚养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给付抚养费的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不应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审判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一)（2018年12月4日）
一、关于管辖权相关问题（一）约定管辖相关问题（二）地域管辖相关问题（三）级别管辖相关问题（四）专属管辖相关问题（五）集中管辖相关问题（六）法院依职权审查相关问题（七）其他管辖权相关问题；二、关于法院主管相关问题；三、其他程序性问题
1.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管辖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如何判断？2.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债权转让后发生争议的，原合同约定的“一方当事人住所地”应如何认定？3.原合同没有管辖协议约定，也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点，债权转让后发生争议的，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 4.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应如何认定?当事人对于某项合同义务履行地的约定能否认定为对合同履行地的约定？ 5.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双方就管辖法院达成一致意见的，能否依据该协议确定管辖？6.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当事人双方对涉案合同是否存在约定管辖条款存在争议的，如何处理？7.合同存在效力瑕疵时，能否依据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8.当事人约定管辖时笼统约定由“某省法院”或者“某市法院”管辖的，如何处理？9.当事人约定管辖时明确约定由“某地某某法院”管辖，但案件级别管辖不符合当地级别管辖标准的，如何处理？10.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仅以变更、撤销、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为诉讼请求的，如何确定管辖？11.当事人主张因侵权行为受到经济损失的，能否以原告账户所在地或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 12.双方均为外籍且在国外缔结婚姻，原告以被告经常居住地在国内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被告经常居住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13.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以合同未成立为由否认存在合同关系进而否认合同履行地作为管辖连接点的，如何处理？14.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如何确定管辖？15.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住所地”应如何认定？16. 名誉权纠纷、信息网络侵权纠纷等侵权纠纷中，侵权行为发生时到起诉时，原告住所地发生变化的，起诉时原告住所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17.诉讼标的额如何确定？18.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标的额超出本诉级别管辖的标的额时，如何处理？19.涉及驰名商标的案件如何确定级别管辖？20.民事诉讼中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情形主要有哪些？
摘要2：21.很多婚姻家庭类纠纷会涉及不动产的分配及权属问题，是否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22.委托贷款合同纠纷属于何种案由，如何确定管辖？ 23.立案阶段及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是否需要对被告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24.因期货、基金交易等行为引发的合同纠纷，能否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共同被告并确定管辖？25.在管辖权异议阶段，法院审查的范围是否限于当事人提出的异议理由？26.当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影响案件管辖的确定时，如何处理？27.在审理管辖权异议案件时，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基本证据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不一致的，如何处理？28.实践中，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买卖合同等三类合同容易混淆且合同性质的认定对管辖有较大影响，应如何予以区分？29.受诉法院依职权审查管辖有何时间限制？30.先受案法院在立案审查阶段以本院无管辖权为由对案件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又以相同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诉至另一法院，后受案法院认为作出生效不予受理裁定的法院有管辖权时，如何处理？31.第三人是否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32.多个被告分别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如何处理？33.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在管辖异议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及仲裁条款时，法院是否需要对仲裁条款进行审查？34.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何种情形下可视为当事人放弃仲裁协议？35.涉及军队房地产腾退、拆迁安置纠纷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36.当事人享有司法管辖豁免的如何处理？案件起诉时享有特权与豁免人员职务已终止的当事人是否享有司法管辖豁免？37.涉落私政策案件是否受理？ 38.公务员因退休、辞退等提起诉讼是否受理？39.涉村民自治案件是否受理？40.仅针对政府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提起的诉讼，是否受理？41.针对信访事项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受理？42.当事人针对不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履责之诉，是否受理？43.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管理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受理？44.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受理？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主要包括哪些行为？45.当事人不服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民事裁定，能否提出异议？46.当事人不按时交纳反诉费用的，能否视为反诉未成立？47.上诉人主张上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64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由此可知，行政协议虽然与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行政行为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但与单方行政行为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双方行为，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通过平等协商，以协议方式设立、变更或者消灭某种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行政协议既保留了行政行为的属性，又采用了合同的方式，由这种双重混合特征所决定，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与协议相对方平等协商订立协议；协议一旦订立，双方都要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当出现纠纷时，也要首先根据协议的约定在《合同法》的框架内主张权利。另一方面，“协商订立”不代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是一种完全平等的法律关系。法律虽然允许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缔结协议，但仍应坚持依法行政，不能借由行政协议扩大法定的活动空间。法律也允许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行政优益权，当继续履行协议会影响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不必经过双方的意思合致。
摘要2：【裁判摘要２】通说认为，行政机关既然选择以缔结行政协议的方式“替代”单方行政行为，则应于缔结协议后，切实避免再以单方行政行为径令协议相对方无条件接受权利义务变动。如果出尔反尔，不仅显失公平，亦违背双方当初以行政协议而不是单方行政行为来形塑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合意基础。固然，基于行政协议和行政管理的公共利益目的，应当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单方变更权或解除权，但这种行政优益权的行使，通常须受到严格限制。首先，必须是为了防止或除去对于公共利益的重大危害；其次，当作出单方调整或者单方解除时，应当对公共利益的具体情形作出释明；再次，单方调整须符合比例原则，将由此带来的副作用降到最低；最后，应当对相对人由此造成的损失依法或者依约给予相应补偿。尤为关键的是，行政优益权是行政机关在《合同法》的框架之外作出的单方处置，也就是说，行政协议本来能够依照约定继续履行，只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才人为地予以变更或解除。如果是因为相对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行政机关完全可以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尚无行使行政优益权的必要。
- 日期： 05-15 17: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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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36号
【裁判摘要１】为解付信用证而贷款与为偿还旧贷而借新贷法律关系的性质上均属于以新债偿还旧债，可以适用同一法律规则——《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人新诚基公司自愿为天任公司自2005年7月29日起至2006年7月29日止，在农行阿拉山口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形成的债务在最高额800万元以内提供担保。在抵押期间内，天任公司与农行阿拉山口支行之间共计发生了两笔借款业务，即在2005年7月29日，天任公司分别向农行阿拉山口支行借款500万元和284万元。天任公司借款的用途表述为“解付信用证”，实质上是天任公司通过借新贷用以偿付在信用证法律关系中所欠农行的融资垫款。从形式上看，为解付信用证而贷款与为偿还旧贷而借新贷略有不同，但从法律关系的性质上看，二者均属于以新债偿还旧债，且新债中的款项均不实际支付给借款人，而是直接用以冲抵旧债，故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均属于借新还旧的范畴，可以适用同一法律规则。
摘要2：【裁判摘要２】《担保法解释》第３９条关于以贷还贷保证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可比照适用于抵押——《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单纯从文义上看，该条规定是对保证担保所设，但在以第三人财产设定抵押的情形下，抵押担保法律关系在主体、内容、目的、效果等方面与保证担保的特征相近似，在司法解释未对借新还旧中抵押人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担保法解释》关于保证的相关规定可比照适用于抵押。故二审法院根据《担保法解释》关于保证章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判决并无不当，农行博州分行关于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6-04 09: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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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申2374号
【裁判摘要】地方规范文件规定了商业保理是的设立标准和经营范围，对自贸区内商事主体及从事商业保理行为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认定是否构成商业保理合同关系的法律依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2月21日发布的《管理办法》第二条对商业保理的界定，因与目前国际商业活动中通行的商业保理国际惯例及相应国际公约规定基本一致，且涉案业务发生于《管理办法》有效期内，卡得万利公司又系登记注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故二审法院将《管理办法》作为认定商业保理关系成立与否的综合判断因素之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结合民法基本原理及商业惯例等因素，综合认定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约定之未来应收账款不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及确定性，故其不具可转让性，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之间不能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
摘要2：【解读】不具有可转让性（不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及确定性）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不能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二审法院认为，……前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商业保理为非银行机构的保理商与供应商通过签订保理协议，供应商将现在或将来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从而获取融资，或取得保理商提供的分户账管理、账款催收、坏账担保等服务。”据此规定，可认定该自由贸易区内的商业保理活动系非银行机构的当事人以转让现在或将来应收账款为对价，从而获取融资或服务的商业活动。该规定对商业保理所做界定与目前国际商业活动中通行的商业保理国际惯例及相应国际公约规定基本一致，可作为本案认定依据之一，据此可认定该自由贸易区内的商业保理系以债权转让及获取融资或服务为核心的商业活动。而纵观前述国际规则、现行商业惯例及商业保理之发展轨迹，亦均系以债权转让作为商业保理法律关系成立之前提，故相应债权是否具备可转让性系构成商业保理法律关系的首要基础。…….就本案而言，依照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之约定，佳兴农业公司将其“pos机上形成的所有应收账款及其收款权利”转让予卡得万利保理公司，并据此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处获取资金。……故在现有证据条件下，难以认定本案所涉将来债权已相对确定，据此亦无法认为，本案所涉将来债权具备合理期待利益，可对外转让。……综上，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约定之未来应收账款不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及确定性，故其不具可转让性，且佳兴农业公司、卡得万利保理公司合同权利义务亦与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不符，故本院认为，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间依据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不能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间既非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则应依照双方间实际权利义务确定其法律关系性质。……故应认定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间实际系构成借款法律关系。
- 日期： 06-08 15: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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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03民终888号
【裁判要旨】商业保理业务以真实的基础交易为背景，若保理商提供的商业保理合同、保理融资凭证之间缺乏关联性且前后存在矛盾，不能据此认定发生了真实的基础交易，不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
摘要2：【解读】保理商无法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商业保理合同关系不成立——（１）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以债权转让为前提，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基础交易合同关系并基于此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２）根据保理行业惯例，商业保理业务离不开真实交易背景以及应收账款的有效转让，缺少上述要素将难以认定商业保理法律关系。
摘要1：
摘要2：
- 日期： 08-30 19: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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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民终295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关于“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如果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承租人占有租赁房屋的合法依据则不存在，故承租人应当在租赁关系终止时返还租赁房屋；次承租人在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时，也即不再拥有占有、使用租赁房屋的合法依据，否则形成对出租人所有的租赁房屋的无权占有；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履行期限届满的，出租人作为所有权人，可以直接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向次承租人主张返还租赁物。同理，对次次承租人在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时返还租赁房屋的要求，与对承租人的义务要求是一致的。本案中，在出租人荔湾区住建局与承租人演出电影西门口公司因租赁期届满而解除第一手租赁合同关系、演出电影公司和次承租人蔡武对此均无异议并书面通知域海网络中心限期将占用场地腾空交还给演出电影公司或荔湾区住建局的情况下，作为次次承租人的域海网络中心就案涉租赁房屋所设立的租赁合同已没有继续履行的合法依据，而且域海网络中心起诉亦不能提交证明9215号案的处理结果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即便域海网络中心因返还租赁物、丧失占有而产生相关损失，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其也应当是基于转租合同法律关系向合同相对方主张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非9215号案应当审理的法律关系范畴。
摘要2：【解读】（１）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承租人占有租赁房屋的合法依据则不存在，承租人应当在租赁关系终止时返还租赁房屋；（２）次承租人在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时，也即不再拥有占有、使用租赁房屋的合法依据，否则形成对出租人所有的租赁房屋的无权占有；（３）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履行期限届满的，出租人作为所有权人可以直接基于《物权法》第３４条的规定向次承租人主张返还租赁物；（４）对次次承租人在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时返还租赁房屋的要求，与对承租人的义务要求是一致的；（５）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次承租人因返还租赁物、丧失占有而产生相关损失应当是基于转租合同法律关系向合同相对方主张相应的赔偿责任。
- 日期： 09-22 08: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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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贵民二终字第168号
【裁判摘要１】基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为了经营而签订的内部管理合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李某某、通泰出租车公司均认可自2008年6月起至2014年7月20日止，双方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本案中，在对外关系上，李某某与通泰出租车公司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关系；在对内关系上，李某某与通泰出租车公司签订《营运责任产值合同》的行为属于出租车行业对从业人员进行管理的经营管理模式，该合同是基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为了经营而签订的内部管理合同，用于约定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从属于劳动关系，故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该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２】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营运责任产值合同》是一个混合合同，既有劳动合同的条款，如甲方（被上诉人）要求乙方（上诉人）每五天回公司刷卡、达到公司的服务标准、不得擅自承接出城区营运业务等，也有内部承包合同的条款，如《营运责任产值合同》中的第一条至第六条等。内部承包条款是双方在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以营运出租车为标的物，设立、变更和终止双方营运收益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法律关系。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基于《营运责任产值合同》中的承包条款提出，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某与通泰出租车公司在对外关系上属于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营运责任产值合同》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为了经营而签订的内部管理合同，用于约定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从属于劳动关系，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并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翠华认为如果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应当驳回起诉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李翠华与贵港市通泰出租车的该劳动纠纷已经劳动仲裁，李翠华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一审法院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经审理后查明
摘要2：【解读】既有劳动合同的条款也有内部承包合同的条款的混合合同，内部承包条款是双方在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法律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
- 日期： 10-11 10: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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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642号
【裁判摘要】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债务后不构成债权转移，法律未规定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债务后可以向债务人的保证人追偿——首先，在债务加入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具体到本案，因荟鑫源公司怠于履行债务，马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成都银行西安分行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债务，成都银行西安分行亦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向马某某支付了相应款项。至此，案涉债权债务关系为马某某(债权人)向荟鑫源公司(债务人)借款(杨某某１、杨某某２以全部财产为上述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这一债权债务关系，则基于成都银行西安分行的清偿而归于消灭。此外，保证合同属于从合同，从合同因主合同的无效或消灭而相应地无效或消灭。上述债权债务关系基于成都银行西安分行的清偿归于消灭，杨某某１、杨某某２提供的保证担保亦随着案涉新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而归于消灭。其次，根据法律规定，在债务加入法律关系中，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债务后，不构成债权转移，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按照其与债务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处理，法律未规定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债务后可以向债务人的保证人追偿。故成都银行西安分行无权向杨某某１、杨某某２追偿，成都银行西安分行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成都银行西安分行作为债务加入人在向债权人马某某清偿剩余债务后，不能取得对债权人马某某的保证人杨某某１、杨某某２的追偿权有误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杨某某１,杨某某２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陕西荟鑫源实业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陕民终44号
【摘要】法律仅规定保证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可向债务人追偿，并未规定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可向保证人追偿。因此，成都银行西安分行清偿债务后，向保证人杨某某、杨君晓追偿没有法律依据。最后，保证担保具有从属性，主债权消灭，则保证担保一并消灭。因此，成都银行西安分行清偿债务后，马某某与荟鑫源公司、成都银行西安分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马某某与杨某某、杨君晓之间的保证担保关系也同时消灭，成都银行并不能因此而取得对保证人杨某某、杨君晓的追偿权。
【解读】（１）根据法律规定，在债加入法律关系中，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债务后不构成债权转移，其与子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按照其与债务人之阿金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处理；（２）法律未规定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债务后可以向债务人的保证人追偿，故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债务后主张向债务人的保证人进行追偿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211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变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诉讼请求导致法院无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确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审理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如果当事人变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诉讼请求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本案中，邢某某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能拓公司支付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开发费用56000元。根据邢某某的主张，本案的争议事项涉及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原审法院据此将案由定为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并确定管辖法院并无不当。至于邢某某主张的技术开发合同能否成立，需经原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实体审理之后才能确定，不影响现阶段根据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确定本案管辖权。原审法院如果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实体审理后，发现本案不属于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导致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原审法院则应当将本案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在审查管辖权异议案件时首先需要确定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的法律标准。管辖权异议案件解决的是受诉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的问题，并未进入案件的实体审理。因此，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原则上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本案中，邢某某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涉案合同约定能拓公司委托邢志刚进行国网江苏泰州配电自动化系统终端遥控操作报文与状态分析模块修理项目的开发工作，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双方就涉案项目的技术开发及现场调试等问题进行协商。上述初步证据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第二条规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发生在南京市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本案属于技术合同纠纷，能拓公司的住所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属于原审法院辖区，故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 日期： 10-27 14: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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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841号
【裁判摘要】被告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起诉而非驳回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案涉《销售合同》主体是民生商贸公司，成某某签订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仁博景隆公司撤回对民生商贸公司起诉后，因成某某不是案涉《销售合同》主体而造成本案诉讼被告主体不适格，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该种情形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起诉更为适当。原审法院对仁博景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进行全面审理，即对仁博景隆公司的实体请求权作出否定性评价，以判决形式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注解】被告主体不适格即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从程序上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更为适当；以判决形式驳回其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 日期： 11-19 09: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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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
【裁判摘要】（一）关于六十日除斥期间……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六十日为除斥期间，计算不得中断、中止。经过六十日，撤销权人不行使权利的，撤销权消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虽然齐某某于2007年3月29日提起股东撤销之诉时存在遗漏，未将副食品公司列为被告，但该诉讼行为表明齐某某已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法定撤销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六十日除斥期间，故对副食品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与通知……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及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通知全体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参加股东会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因此股东会的召开，不仅要在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内通知全体股东，且应以一定的方式有效地通知股东。公司未依法通知全部股东参加股东会而作出决议，剥夺了包括齐某某在内的未受通知的股东就公司重大事项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等重大权利，故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三）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计算——首先，对于总表决权数额，齐某某主张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以及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职务配股31万元，共计113.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副食品公司则主张31万元的职务配股未经验资、工商登记，不应予以认定，只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虽然公司将该笔资金作为流动资金挂在其他应付款帐中，未按照规定报验资机构审核检验，但股东之间已就该笔职务配股的资金达成合意并形成有效文件、进行实际出资。即使部分股东尚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也未进行验资登记，公司可以根据部分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的实际情况对其财产方面的权益作出合理限制，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补缴与违约责任，不影响股东依据其出资比例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主张并行使基于出资而享有的表决权。故应以113.5万元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实质上的权利人因自身过错未完成股
摘要2：（续）东名册上的股东名义变更，不能对抗公司。故不应以转让后的股份数额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最后，对于表决权的计票方式，……对于公司股东的身份认定，应当遵循内外有别的标准，如果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应当贯彻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以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内容为准；如果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则应当坚持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本案中，虽然副食品公司主张在公司注册登记时选出了5名持股代表进行工商登记，但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列明了全部103名股东的信息，并且在公司成立后制备了由103名股东组成的股东名册，向103名股东出具了《海拉尔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转制股东身份确认书》。由于本案为公司决议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不涉及第三人，故首先应当认定副食品公司股东人数为103人。在此基础上，因副食品公司5名出资代表与其他98名股东签订了股东代表委托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因该代表委托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应认定该代表委托书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当由5名出资代表代其余98名股东行使表决权。同时，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即委托人拥有随时解除权。因此，当被代表的普通股东参加股东会并自行行使表决权时，应视为对原委托的撤销，故对于本案中参加股东会会议并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的普通股东，其表决权应当予以计算。
- 日期： 12-19 15: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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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反诉应当与本诉合并审理而不能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情形包括——（１）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２）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
摘要2：【注解１】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未对反诉的条件作出规定，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３３条第１款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并在第２３３条第２款规定反诉应当合并审理的情形和第２３３条第３款规定反诉应当另行起诉的情形。
【注解２】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３３条第３款之规定，反诉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的情形包括：（１）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２）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
【注解３】反诉与本诉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并非基于相同事实的，不属于应当合并审理的情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880号
【裁判摘要】在本案中，钞××因经济往来对韩××负有债务，经协商后确定以钞××在盛景公司的股权和收益偿还韩××；钞××与陈××、李××之间则构成股权转让关系，钞××将其持有的盛景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了陈××和李××，同时享有要求李××和陈××支付2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债权；相关各方经协商，钞××将其对李东阳和陈××享有的上述债权转让给韩××，由盛景公司、陈××、李××将上述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韩××；盛景公司在2014年4月4日即向韩××实际支付了1000万元，剩余的1300万元则由盛景公司、陈××、李××在当天向韩××出具借条，承诺还款。上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既包括钞××与韩××之间的民间借贷，也包括陈××、李××与钞××之间股权转让，还包括钞××将其对陈××、李××的债权转让给韩××以及盛景公司自愿承担向韩××支付1300万元责任的债务加入。盛景公司、陈××、李××已经以出具1300万元借条的方式，承诺向韩××承担义务。因此，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判令盛景公司、陈××、李××承担向韩××支付1300万元等民事责任，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摘要2：
- 日期： 01-07 10: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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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1年第1期（总第291期）第12-18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7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依据多个法律关系合并提出多项诉讼请求，虽各个法律关系之间具有一定事实上的关联性，但若并非基于同一事实或者诉讼标的并非同一或同类，经人民法院释明后，当事人仍不分别起诉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摘要】依据《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可以合并审理的诉主要包含三种情况，一是系基于同一事实提起的诉，二是系诉讼标的同一或者同类的共同诉讼，三是系本诉和反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根据该规定,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应“基于同一事实”发生，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法律关系应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本案中，华远公司等六人起诉所依据的是春园公司、陇东公司、特亨营运公司相继与兰州银行建立的三个借款法律关系，以及基于该三个借款法律关系所衍生的抵押担保法律关系、保证担保法律关系及反担保法律关系。在上述法律关系中，陇东公司向兰州银行借款，华远公司以“华远假日旅游酒店”作为抵押，为陇东公司提供担保，该抵押担保法律关系与借款关系之间存在牵连，可以合并诉讼；特亨营运公司向兰州银行借款，秦××、边××、丁××、特亨房地产公司、豪威公司、瑞鑫源公司、宏达公司、李×、刘××、魏××为特亨营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该保证法律关系与借款关系之间存在牵连，可以合并诉讼；米××代表春园公司以果库、楼房向华远公司所做的书面承诺以及秦××以其在特亨房地产公司100%的股权质押给豪威公司、瑞鑫源公司、宏达公司，属反担保法律关系，应由权利人在处理担保法律关系之后，另行解决。由此可见，案涉三个借款法律关系之间不存在牵连，且华远公司等六人的诉讼请求各不相同，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亦不相同，因此本案诉讼并非基于同一事实发生，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合并审理的要件。其次，华远公司等六人的起诉不构成共同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共同诉讼包含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是指诉讼标的共同的诉讼，是不可分之诉，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并参加诉讼，否则为当事人不适格。本案三个借款法律关系互相独立，构成独立的诉讼标的，且各个诉讼标的之间不存在牵连，完全可以单独起诉，不属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是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合并审理的诉讼。本案所涉三个借款法律关系虽属同类，但各个借款法律关系涉及的主体不同、担保法律关系不同，且华远公司等六人基于不同法律关系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各不相同，所指向的主体也有所不同，故本案亦不属普通共同诉讼，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
- 日期： 01-11 17: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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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再334号
【裁判摘要】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杨××与东远公司、大华公司拆迁补偿纠纷；二是刘××１、刘××２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起的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效力及拆迁财产的权利人纠纷。杨××所诉一案中，东远公司、大华公司对拆迁财产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数额及给付事实均无异议，只是缘于刘××１、刘××２对拆迁财产所有权的异议而中止对杨学慧补偿款的发放。刘××１、刘××２所诉一案中，其要求确认《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充协议》无效，确认刘××１、刘××２为案涉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以上两个案件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形，本案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合并审理不当。二审法院认为杨××与刘××１、刘××２就案涉拆迁财产的所有权确认应另案诉讼。而刘××１、刘××２所诉一案本身就是权属争议纠纷，没有必要由杨××再另行提起诉讼。在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大环境下，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双方的起诉，徒增当事人诉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解读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辽民终4号——本院认为：本案杨××基于其与东远公司、大华公司签订的《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而提起补偿款给付之诉，其诉讼法律关系系拆迁补偿纠纷。而刘××１、刘××２以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在本案主张其是涉案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请求法院确认《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确认刘××１、刘××２为案涉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由此，刘××１、刘××２的诉讼法律关系系确认财产所有权纠纷。故杨××提起的诉讼与刘××１、刘××２主张的诉讼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合并审理不当。且针对杨××的诉讼请求，东远公司、大华公司对拆迁财产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数额及给付事实均没有异议，只是缘于刘××１、刘××２对拆迁财产所有权的异议而中止对杨学慧补偿款的发放。故杨××与刘××１、刘××２应就涉案拆迁财产的所用权确认另案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起诉；三、驳回刘××１、刘××２起诉。
【解读２】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民再13号——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杨××与东远公司、大华公司拆迁补偿纠纷。．．．．．．二是刘××１、刘××２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起的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效力及拆迁财产的权利人纠纷。．．．．．．杨××所诉一案中，东远公司、大华公司对拆迁财产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数额及给付事实均无异议，只是缘于刘××１、刘××２对拆迁财产所有权的异议而中止对杨××补偿款的发放。刘××１、刘××２所诉一案中，其要求确认《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充协议》无效，确认刘××１、刘××２为案涉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以上两个案件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形，本案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是否妥当。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 日期： 01-11 20: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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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673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均为诉争的法律关系时，可以通过并列案由将两个法律关系合并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指出，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因此，同一案件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并非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起诉的合法理由。本案中，博迈公司以何某、麦可公司侵犯其技术秘密为由要求二者承担侵权责任，以麦可公司申请的专利系其公司技术秘密为由请求确认诉争专利权由其享有，系在同一案件中提出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之诉与专利权权属纠纷之诉，符合前述规定之情形。而且，上述两诉指向的被告均是具体明确的，并无原审法院所述被告不明确之情形，故原审法院以本案法律关系及对应的被告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博迈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如前所述，法律允许将诉争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将基于同一事实或者其他原因存在密切关系的不同法律关系在同一诉讼中解决，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明确法律责任和避免裁判冲突，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实现诉讼经济的目标。考虑到本案中博迈公司起诉涉及的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与专利权权属纠纷在主要事实上的高度重叠以及裁判结果上的相互牵连，具有密切关系，本院认为宜将上述两诉合并在一个案件中予以审理。第一，主要事实的高度重叠。．．．．．．本案审理侵权之诉与确认之诉所需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在同一案件中审理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符合诉讼经济的目的。第二，裁判结果上的相互牵连。．．．．．．本案的确认之诉的结果系侵权之诉结果的自然延伸，两者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因此，本案通过诉的合并，还可以实现避免裁判冲突的功能。
摘要2：【裁判观点】
1.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均为诉争的法律关系时，可以通过并列案由将两个法律关系合并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同一案件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并非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起诉的合法理由；
2.将基于同一事实或者其他原因存在密切关系的不同法律关系在同一诉讼中解决，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明确法律责任和避免裁判冲突，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实现诉讼经济的目标。考虑到本案中博迈公司起诉涉及的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与专利权权属纠纷在主要事实上的高度重叠以及裁判结果上的相互牵连，具有密切关系，宜将上述两诉合并在一个案件中审理；
3.因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中需对专利权的权属作出确认，一方面，发明人参加诉讼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另一方面，侵害技术秘密之诉的审理结果和救济手段可能对涉案专利发明人地位产生直接否定效果。因此，发明人作为涉案专利的利害关系人，与案件审理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本着一次性实质解决纠纷的原则，发明人可以作为案件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
- 日期： 01-13 16: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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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0114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向莱芜中天公司主张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该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刘××已离职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任关系而产生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应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我国实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作为法定代表人必须是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能够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本案中，刘××与莱芜中天公司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并非莱芜中天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并没有形成由其成为“名实相符的法定代表人”的真实合意。根据莱芜中天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届满后未连选连任，在刘××已经离职且存在职工权益纠纷、已不具有再担任其法定代表人合意的情况下，足见莱芜中天公司并无自行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意愿，内部救济途径可以认定已经穷尽且无法成功。综上，刘××已不再具备担任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条件和资格，亦无继续担任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合意和义务。因此，莱芜中天公司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的义务主体，应涤除刘××作为其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尽快完成新任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及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因丁×系莱芜中天公司负责人，应当协助公司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关于刘××主张的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在丁×否认股权代持关系的情况下，涉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不符合诉的合并情形。经释明刘××坚持合并起诉的情况下，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既定案由前提下，对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本院不予一并审查，刘××可另行主张权利。．．．．．．判决：一、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涤除刘××作为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若逾期未变更，视为刘××不再担任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二、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办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三、驳回刘××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一、刘××不仅与莱芜中天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现在也已经离开莱芜中天公司，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2019)鲁0116民初5258号劳动争议案件中，莱芜中天公司亦自认“仅仅是法定代表人写的刘××的姓名”，故让刘××担任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背离了立法宗旨。二、刘××在莱芜中天公司的原职务为执行董事，从而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关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公司与董事之间为委托关系，根据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同意而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合同的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股东会有权解除刘××职务，刘××也有权解除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辞去执行董事职务，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判决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身份无误，本院应予维持。刘××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确认丁×系莱芜中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审判决丁×履行协助义务并无不妥。三、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职务后，莱芜中天公司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另行选任法定代表人，不能以此作为刘××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理由。
【解读】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3.判令丁×、莱芜中天公司以及山东中天公司协助刘××涤除其作为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
- 日期： 02-03 08: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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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8号
【裁判摘要１】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前述四种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调解书作出于2015年6月9日，其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第6款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9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第（3）项约定：“于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12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同日，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澳中公司、文峰公司调解的笔录载明：承办法官询问文峰公司“你方作为债务承担者，对于加入本案和解协议的义务及后果是否知晓？”文峰公司代理人邵红卫答：“我方知晓”；承办法官询问中建三局一公司“你方对于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加入本案和解协议承担债务是否同意？”中建三局一公司代理人付琦答：“我方同意”。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三方当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有关文峰公司出具汇票的意思表示不仅对文峰公司出票及当事人之间授受票据等问题作出了票据预约关系范畴的约定，也对文峰公司加入中建三局一公司与澳中公司债务关系、与澳中公司一起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承担债务问题作出了原因关系范畴的约定。因此，根据调解协议，文峰公司在票据预约关系层面有出票和交付票据的义务，在原因关系层面有就6000万元的债务承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清偿的义务
摘要2：（续）。文峰公司如期开具真实、足额、合法的商业承兑汇票，仅是履行了其票据预约关系层面的义务，而对于其债务承担义务，因其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案涉汇票，其并未实际履行，中建三局一公司申请法院对文峰公司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于此还需指出的是，文峰公司既是案涉汇票的付款人，亦是出票人，当票据未获付款时，可能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后果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可向作为出票人的文峰公司行使追索权。但是，该追索权是否确定产生以及应如何行使，在未经诉讼等实体处理程序确认前，执行程序无权认定，当事人亦不得要求执行法院据此直接执行。因此，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文峰公司未支付票据款项作为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注解】（１）义务人履行票据签发义务仅为履行票据预约层面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票据原因层面的付款义务就此免除；（２）如果商业承兑汇票因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持票人可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付款责任。
- 日期： 02-15 15: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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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50号
【裁判摘要】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事益公司与付××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付××向事益公司支付1300万元款项，借款一年后，按照3000万元的收益计算回报；超过3000万元，按照实际收益计算回报；事益公司承诺四年内支付给付××的收益达到其投资的数额。协议内容表明，付××所获收益是以固定回报方式计算，且约定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付××均按标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为公司股东，但事益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付××参与了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付××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该130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仅就事益公司与付××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原审认定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事益公司收到付××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事益公司应当将借款偿还给付××，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并根据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事益公司应支付的利息标准，亦无不当。
摘要2：【解读】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一方出资后，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均按标准计算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应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注解１】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付××、事益公司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2.事益公司向付××偿还1300万元借款；3.事益公司支付付××624万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4.事益公司支付付××本案的律师代理费19万元；5.由事益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注解２】一审判决：一、解除付××与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本金1300万元；三、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利息624万元利息（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律师代理费19万元。
【注解３】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付××与事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当然，如果事益公司将付××的借款全部清偿，付××应将股权返还事益公司。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日期： 02-18 09: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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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民终1369号
【裁判摘要】仅对一审无既判力部分内容不服提起上诉，不可能得到比一审裁判更为有利裁判结果的，应当认定不具有上诉利益——当事人起诉或上诉应当具有诉的利益，即法院有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换言之，即法院有必要且能够通过判决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当事人无诉的利益之情形下，当事人无权启动诉讼程序。既判力是指终局判决获得确定后，该判决即成为对诉讼请求判断规范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准从而被赋予通用性或者拘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产生于判决主文所表示的判断，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原则上不产生既判力，有关诉讼请求的判断与推导出该种判断的其他认定应当区分开来，推导过程中的判断仅系得出最终裁判的手段，之于其他法律关系中并不产生实际意义。即裁判文书中有既判力的为裁判的主文部分，而不包括本院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认为，本案一审由邓××对罗胜提起诉讼，要求罗×返还其多支付的款项，一审判决主文驳回诉讼请求本身对罗×是有利的，二审程序只有上诉人通过上诉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上诉人方具有上诉利益，罗×作为原审被告对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不存在上诉利益。．．．．．．综上所述，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罗×的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11820元予以全额退还。
【摘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规定，这里的不服第一审判决，应当系指不服判决主文，而非对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不服。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该条可知，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被当事人的相反证据推翻。即只有裁判主文出现错误时，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第三人撤销之诉来纠错。本案罗×对一审判决的不服，实际上是对一审判决关于双方之间经济往来款项抵扣的本院认为部分不服，甚至并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而此部分并非裁判主文，
摘要2：（续）并不当然产生既判力。如罗×认为该部分判断错误，可在其与邓××的其他法律关系中举示相应的新证据予以推翻，就本案而言，罗×上诉不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故本院认为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邓××起诉请求：1.罗×立即返还邓××多支付的款项802006.55元；2.本案诉讼费由罗×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作投资经营协议》虽名为投资协议，但协议约定罗×享有固定收益，不承担经营风险，前述约定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其投资款实际系出借的借款本金，固定收益实际系借款利息。故双方之间实际形成的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截至2019年4月9日，经抵扣涉案借款本金尚余98941.33元。故，邓××并未超额还款，对于其要求返还超额还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邓××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820元，减半收取5910元，由原告邓××负担。”
【解读３】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邓××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邓××向罗×的转款并非全系偿还罗×借款，一审法院认定邓××的欠款金额错误。
- 日期： 02-19 19: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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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购房人
摘要1：解读１：建设工程部分房屋已经出售后，承包人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消费者买受人，但是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承包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认定，可以判决在未出售房屋所对应建设工程范围内支持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主张。
解读２：商品房买受人可另行主张相应权利，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法院对承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
【注解１】权利人就其房屋享有的权益能否对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包人对未出售房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30号
【注解２】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仅限于未出售房屋｜（１）优先受偿权指向的是建设工程价款，已出售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不属于建设工程范围，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只能限于未出售房屋。——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30号；（２）工程的房屋已部分出售给众多购房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故承包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案涉房屋的买受人，且优先受偿权不涉及建筑物所占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30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997号
【注解３】案涉工程中有部分房屋已经出售、回迁给“村民”且已交付使用，承包人对该部分房屋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67号
摘要2：【注解４】（１）商品房买受人可另行主张相应权利，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法院对承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761号；（２）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商品房买受人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应由买受人另行主张权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终762号；（３）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与商品房买受人之间权利优先性的规定，建工合同中的发包人并不享有该条款规定的权利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69号；（４）针对查封前已经出售的房屋，法律未规定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即便涉及第三方利益也应当由购房人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33号
【注解５】能否对抗买受人并非判定承包方享有建设工程优先权的要件，不影响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行确认。——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