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立法目的
摘要1：《反垄断法》立法目的：（１）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２）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３）维护消费者利益；（４）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摘要2：
【笔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和第２９条竞合时案外人能否择一适用？
摘要1：解读：（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了不动产买受人排除金钱债权执行的权利，第２９条规定了消费者购房人排除金钱债权执行的权利；（２）《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第２９条在适用上产生竞合时案外人可以择一适用排除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予审查；（３）法院如未采纳案外人关于适用第２８条或第２９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的主张，而径行适用第２９条或第２８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解析：《指导案例156号：王岩岩诉徐意君、北京市金陛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裁判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不动产买受人排除金钱债权执行的权利，第二十九条规定了消费者购房人排除金钱债权执行的权利。案外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可以选择适用第二十八条或者第二十九条规定；案外人主张适用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审查。
摘要2：【注解】《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和第２９条适用关系：（１）属于选择适用关系，应当赋予房屋买受人选择权，选择适用对其最为有利的规则；（２）买受人购买“二手房”或非居住用房不得适用第２９条主张排除执行；（３）适用第２８条不得对抗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或抵押权。
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
摘要1：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1年第37号）：《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的公告——为规范和加强医疗美容广告监管，有效维护医疗美容广告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附后），现予以发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23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排除强制执行的对象限于金钱债权的执行——《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一般原则，除非法律、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债权不能优先于物权获得保护。《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是金钱债权执行中，也即符合条件的买受人的债权能够排除执行的对象限于金钱债权的执行，而不能排除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的执行。（2018）鲁民初6号生效判决已经确定中建二局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中建二局有权对该房产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虽然《批复》同时规定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能对抗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所购商品房价款的消费者，但这一规定是为保护消费者生存权而作出的例外规定，一般买受人不适用该处理规则。本案中，广电章丘分公司显然不属于消费者范畴，其享有的以物抵债的债权不足以对抗中建二局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2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250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的“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可以理解为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一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诉争商品房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天润诚泽公司名下，贾某某与天润诚泽公司签订《认购协议》发生在案涉房屋被法院查封之前，该《认购协议》虽不是书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约定了商品房的基本情况、房屋价款、付款时间和方式等协议条款，贾某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由天润诚泽公司开具购房款发票，天润诚泽公司向贾某某交付了案涉房屋，双方实际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贾某某与天润诚泽公司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有证据证明贾某某购买案涉房屋用于生活居住，尽管其名下另有一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建筑面积45.37平方米的房子，但贾某某实际生活居住在延庆城区，贾某某所述建筑面积45.37平方米的房子无法保证其夫妇二人、公公婆婆和两个孩子一共六口人的生活居住的情况符合生活常理，故贾某某因购买案涉房屋所享有的生存利益有获得优先保护的必要和正当性。二审判决认定贾某某就涉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最高法民终4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最高法民终447号
【裁判摘要】即使对未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存在过错仍可排除强制执行：（１）是否网签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２）购房人是否对房屋未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存在错误不影响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第２９条规定对当事人权利义务认定——网签系房屋行政主管部门为防止一房多卖而建立的网络管理系统，是对房屋买卖双方合同关系的确认及公示，是否网签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中建一局上诉认为案涉房产没有办理网签备案手续不符合房屋买卖的常理、存在虚假买卖的可能，该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案系商品房消费者向房地产开发商购买商品房，李某某是否对争议房屋未办理网签存在过错，不影响依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对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予以认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10起涉互联网典型案例之五：庞××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
摘要1：庞××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航空公司、网络订票平台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认定
【裁判要旨】经营者安全管理存在漏洞，且未举证证明其迅速采取了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以加强信息安全保护，综合审查判断双方证据情况，结合案件背景等辅助性因素，可认定其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具有过错，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0634号（2016年1月20日）；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509号（2017年3月27日）
摘要2：庞××诉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个人信息认定、举证责任分配及个人信息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裁判要旨】
1．隐私权纠纷保护可指向特定个体的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家廖住址、私人活动等整体信息。姓名、电话号码及行程安排等个人信息作为整体信息组合呈现的，应认定为个人隐私，该类信息被泄露的，权利人可通过隐私权诉讼寻求救济；
2．个人信息泄露案件应适用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权利人仅需举证证明信息控制者存在泄露其隐私信息的高度可能性，由被告信息控制者对其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以及信息泄露主体确系他人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69号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与商品房买受人之间权利优先性的规定，建工合同中的发包人并不享有该条款规定的权利请求权——中兴公司主张因涉案工程项目为住宅小区，已全部出售，故中铁大都公司不再享有优先受偿权。本院认为，本案纠纷产生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判定承包方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而《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批复》第二条“二、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的规定，是就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与商品房买受人之间权利优先性的规定，建工合同中的发包人并不享有该条款规定的权利请求权。故中兴公司以此条款否定中铁大都公司的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505民初3520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505民初3520号
【裁判摘要】合同签订后因国家税收政策变化导致增值税税率下调是否调整价款应以合同约定为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因涉案商品房销售而产生的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10%后，对房屋总价款的影响。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在合同第四条约定，本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除面积差异的原因外，不再做变动，上述约定系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房屋约定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且不动产属于家庭的大额财产，不动产买卖事宜关系重大，故原被告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其次，合同补充条款第23条第5项约定，原告购买涉案房屋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被告辩称上述约定仅是基于当时营改增政策，原被告双方对税种、开票种类的约定，原告主张上述约定系原被告双方约定将增值税税率作为房屋总价款的计价因素之一，故税率下调后房屋总价款应当随之调整，本院认为，开发商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税款系开发商的经营、销售成本之一，开发商在计算商品房的成本时将其考虑在内无可厚非，但原被告已经通过合同第四条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且补充条款第23条第5项的约定并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被告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第三，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本案被告作为开发商销售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并非原告。现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的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但降税后必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综上，本院认为，因涉案商品房销售而产生的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10%后，不影响涉案房屋的总价款，现房屋总价款因面积差异原因变动为1621699元，被告根据上述价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及收取契税的行为并无不妥，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法院认为，开发商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税款系开发商的经营、销售成本之一，开发商在计算商品房的成本时将其考虑在内无可厚非，在合同双方已在合同中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开发商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与房屋总价款无关，故增值税税率调整对房屋总价不产生任何影响。
【注解】合同仅约定合同价款是含税价而未约定税率，增值税税率从16%下调为13%。虽然在订立合同时是以16%增值税点计算合同价款，但因未明确税率，无法从书面上区分增值税费和不含税价，且未明确税率下降对总价款的影响，无法跟卖方要回3%增值税点的费用，等于是卖方享受了3%的税收优惠。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仅约定“不含税单价”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开具发票义务人买方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增值税具有可转嫁的性质，纳税人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之中，从而转嫁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卡卡公司系货物销售方即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在向鸿鑫公司销售钢材时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将增值税转嫁给购买方的鸿鑫公司。然而本案中，卡卡公司在签约时确认合同约定的价格为“钢材单价按‘我的钢铁网’杭州市场价格（此价格为不含税单价）”，并未主动将增值税纳入价格中，亦未就税款负担问题与鸿鑫公司作出明确约定，在此后的每月货款结算及最终货款总确认过程中，卡卡公司亦从未向鸿鑫公司作出转嫁其应承担的增值税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销售货物应按规定开具发票，并计算缴纳税款。卡卡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交易发生之时就知晓必须履行交纳税款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而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其索要发票。根据卡卡公司的前述行为可以确认，卡卡公司已经放弃了向鸿鑫公司转嫁增值税的权利。本院还注意到，在（2012）浙杭商终字第1110号案件审理中，卡卡公司并不否认“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是含税价，但认为双方约定以此作为不开票的结算价。也就是说，在“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含税价的情况下，卡卡公司与鸿鑫公司之间却特别约定为不含税价、是“不开票”的结算价。显然，从上述约定内容看，合同价格对鸿鑫公司并无优惠。卡卡公司对此解释，“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一级代理商送货到码头的价格，因卡卡公司不是一级代理商，还需另行承担运费、装车费、卸车费以及赚取利润等，因此双方达成的不含税价格并未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本院认为，即便如此，卡卡公司完全可以明示的方式在合同中对价格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将增值税额纳入价格中，以达到其期待的利益。而卡卡公司先是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并以不开票为条件，待本次交易完成后再向鸿鑫公司追索税款，显然有逃避税收之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即便合同中有“不含税单价”的约定，也不能因此而
摘要2：（续）免除相关义务。同样，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卡卡公司索要增值税发票，都不能当然免除卡卡公司交纳税款的义务。涉案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卡卡公司于2012年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等，在该案审理期间鸿鑫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后，卡卡公司又于同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该笔交易的税金。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卡卡公司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现交易已完成且鸿鑫公司也已履行付款义务，卡卡公司又因税款承担问题再次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卡卡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但存在规避税收的嫌疑，还造成了交易的不稳定，况且，在合同中仅对“不含税单价”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卡卡公司作为开具发票的义务人，要求鸿鑫公司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26号
【裁判摘要】能够对抗申请执行人担保物权的仅限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除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对申请执行人享有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的执行标的，案外人主张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条所说的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即建筑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和商品房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本案已查明，（2016）渝民初23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原债权人新华信托公司对中冶投资公司提供抵押的案涉房屋所在商住楼在内的在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2016年7月27日，重庆高院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在建工程。凌云公司依据与新华信托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取得了案涉全部债权和抵押权。杨×未举证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建筑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且杨×自述案涉房屋系作经营使用，故杨×对案涉房屋也不享有商品房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因此，杨×对案涉房屋主张权益，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其请求排除执行，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1民初231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终410号
摘要1：将他人注册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的责任认定
【裁判要旨】当注册商标权利人主张被诉侵权人实施了侵害注册商标权专用权的行为时，即使被控侵权人抗辩其系对企业字号的使用，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审查被诉侵权人在经营活动中是否实施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1民初231号（2016年9月22日）；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终410号（2017年4月24日）
【摘要】依据商标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禁止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误导公众，并明确已经取得企业名称注册的，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第二款规定，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依据上述规定，虽然企业名称和注册商标的法律性质并不相同，也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注册，但是二者均属于商业标识的范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均可以在相关公众中起到区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作用，因此，市场经营主体在申请企业名称注册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对他人经过经营使用、已经在相关公众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字注册商标或者未注册的驰名商标进行合理的避让，禁止经营者利用取得企业名称注册的方式借助他人文字注册商标的影响力，开展经营活动，误导公众，损害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含有“如家”字样的企业名称，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不得包含“如家”字样；）
摘要2：【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民终410号
【摘要】本案属于将他人在先文字注册商标用于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引发纠纷的典型案件。商标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该规定旨在禁止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误导公众，并明确已经取得企业名称注册的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但是，依据该规定并不能得出将他人注册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后，在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该字号的使用行为就不再依据商标法进行处理。商标法第一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宗旨均在于，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区别点在于，前者是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专门法，后者用于制止除知识产权专门法规定的侵权行为外的、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发挥补充保护的功能。因此，当注册商标权利人主张被控侵权人实施了侵犯注册商标权专用权的行为并构成不正当竞争时，即使被控侵权人抗辩其系对企业字号的使用，人民法院也应当首先依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审查被控侵权人在经营活动中是否实施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517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74号
【裁判摘要１】“稻花香”是否属于法定的通用名称．．．．．．首先，法律规定为通用名称的，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将其作为商品通用名称使用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本案中，五常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稻花香”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应认定为法定的通用名称。其次，品种审定办法规定的通用名称与商标法意义上的通用名称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不能仅以审定公告的名称为依据，认定该名称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通用名称。品种审定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审定公告公布的品种名称为该品种的通用名称。禁止在生产、经营、推广过程中擅自更改该品种的通用名称。”此处规定的通用名称是指根据品种审定办法审定公告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名称，用以指代该特定品种。该名称在生产、经营、推广过程中禁止擅自更改。商标法中的通用名称指代某一类商品，因该名称不能用于指代特定的商品来源，故相关公众都可以正当使用。再次，根据品种审定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审定公告的通用名称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不得擅自更改。审定公告的原代号为“稻花香2号”，并非“稻花香”，在在先存在涉案商标权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证明“稻花香”为法定的通用名称。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稻花香”为法定的通用名称，二审判决以品种审定办法为依据认定“稻花香”为法定的通用名称，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福州米厂关于“稻花香”不属于法定的通用名称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稻花香”是否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列为通用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一般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判断标准。对于由于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形成的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商品，在该相关市场内通用的称谓，可以认定为通用名称。．．．．．．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稻米品种的通用名称是否可以作为大米商品的通用名称。根据水稻种植、收获、生产、销售的过程，水稻最终以大米这种商品的形式呈现给消费者。因此，如果“稻花香”为涉案特定稻米品种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对于用该稻米品种种植加工出来的大米，可以标注“稻花香”以表明大米品种来源，即稻米品种的通用名称可以延伸使用于以此品种种植加工出来的大米上。
摘要2：（续）其次，关于“稻花香”是否属于涉案特定稻米品种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一般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判断标准。当然，本院注意到，基于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某些商品所对应的相关市场相对固定，如果不加区分地仍以全国范围相关公众的认知为标准，判断与此类商品有关的称谓是否已经通用化，有违公平原则。但是，适用不同评判标准的前提是，当事人应首先举证证明此类商品属于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商品。否则，是否构成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仍应当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知作为判断依据。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销售范围并不局限于五常地区，而是销往全国各地，在福州米厂的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的超市内就有被诉侵权产品销售。在这种情况下，被诉侵权产品相关市场并非较为固定在五常市地域范围内，应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标准判断“稻花香”是否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为证明“稻花香”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五常公司先后提交了五常市农业局出具的《关于稻花香大米名称的使用证明》、五常市龙凤山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五常市稻米商业商会提供的《关于五常市稻花香大米品牌维权的综合材料》、“稻花香2号”主要育种人田永太出具的证明材料、媒体的相关报道等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上述证据多为五常市当地有关部门、稻农或育种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媒体报道数量有限，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标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稻花香”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二审判决认为“稻花香”属于五常地域范围内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未考虑被诉侵权产品已经销往全国，相关市场超出五常地域范围的实际情况，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福州米厂关于“稻花香”不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0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050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生效判决后出售其名下另一套房产不符合“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案涉房屋并非唯一满足杨×、章×居住需求的房屋，杨×、章×不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商品房消费者”权利，故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并不优先于长城资产湖北分公司所享有的抵押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杨×、章×申请再审提供房屋买卖合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告知单、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及工程竣工标志牌照片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案涉房产是其唯一住房，其购买的第二套房屋的竣工验收时间在长城资产湖北分公司查封案涉房产之后。本院认为，杨×、章×在收到二审判决后出售房产，不排除存在规避法律规定的可能性，杨×、章×主张以此推翻二审判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9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969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张××是否属于消费者购房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消费性购房者应是以生活居住为目的的购房人。本案中，第三人于××在广信公司无力偿还其借款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以物抵债的合意并签订《顶房协议》，约定广信公司将涉案房产抵顶给于××，并对抵顶房产的面积与金额作出明确约定。于××与张××系朋友关系，且欠付张××借款，其后张××与广信公司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虽然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支付定金并采取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但张××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向广信公司支付购房款。综合本案事实，广信公司与于××之间的借款行为，以房抵债行为，张××与于兰芳之间的借款行为，以及张××与广信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其实质是实现以物抵债的交易目的。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张××不属于商品房消费者，驳回其要求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预告登记原则上应认可其破产保护的效力，但不应一概而论；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时房屋尚未竣工验收，不具备转为本登记的条件，且预告登记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６个月内，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对交付房屋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预告登记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据此，预告登记系为保全一项请求权而进行的不动产登记，其登记内容是对物权的请求权，能够排除在后的物权变动，故原则上应认可其破产保护的效力，但不应一概而论。本案所涉房屋虽已办理预告登记，但广信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时，案涉房屋尚未竣工验收，也不符合实际交付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条件，并无证据证明案涉经预告登记的房屋已具备转为本登记的条件。且如果允许交付案涉房产将对整个破产重整计划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再结合本案的预告登记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或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该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原审法院对张××要求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登记的请求未予支持，认为张英绍作为债权人可以向广信公司管理人申报相应的债权，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实现权利，亦无不当。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再40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再4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二、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根据上述规定确定的原则，已交付大部分购房款的消费者对其所购商品房可享有优先于抵押权的债权。本案中，江××向新船公司购买涉案房屋前，房屋已由前手买受人李××抵押给农业银行，江××未查询该房屋的他项权利情况，且江××未付清房款；江××提交的水费及管理费发票仅仅是2005年至2007、2009年部分时段的收费凭证，亦无法证明1804房的实际占用情况，故江××不是上述规定所指的善意消费者，其主张依据上述规定享有法定优先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执行异议之诉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区分——本案中，江××对农行享有抵押权的依据并不持异议，也没有主张撤销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其主张是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在法律上享有优先顺序（案涉房屋存在多个权利，因一个权利存在而阻却另一个权利行使；不应以一个权利的存在而否定另一个权利），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而非第三人撤销之诉。——参考：《审判监督指导》２０１８年第４辑（总第６６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１９－１２１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7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772号
【裁判摘要】尽管买受人名下已有一套房屋，但购买的另一套房屋在面积上仍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时仍可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03年2月，钟×与鸿源先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钟×购买鸿源先科公司开发的鸿源生态新城B幢二单元303号房；2003年2月21日，钟×交付房款49768元，后以上述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向银行按揭贷款110000元付清了剩余房款；2006年11月1日，钟×作为买受人又与出卖人鸿源先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钟×购买鸿源生态新城C幢1202号商品房，房屋面积92.32平方米，总价约定为350816元，双方对房屋的基本状况、价款及付款方式和时间、交房条件等作了具体约定；2010年3月6日，钟×与鸿源先科公司、北海润隆居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鸿源生态新城B栋置换房屋协议书》，约定钟×同意将鸿源生态新城B栋二单元303号房与C栋1202室商品房进行置换；2017年7月22日，北海鸿源生态新城物业管理处出具《证明》，载明“鸿源生态新城业主C栋1202号房业主钟×于2011年6月份已装修完毕并已入住。入住后一直正常缴纳物业费”；案涉房屋首次被查封期间届满后未续封，该次查封效力灭失，2011年11月3日案涉房屋再次被查封；截至2017年7月12日，经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钟×名下有一套房屋，面积为68.2平方米。尽管钟×作为商品房消费者名下已有一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可以理解为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由此，结合钟×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贷款转存凭证、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支付凭证、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鸿源先科公司收据等证据材料，基本可以认定钟×作为购房消费者针对案涉房屋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78号
【裁判摘要１】信达甘肃分公司认为，姜××向案外人支付款项不应认定为其履行购房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多由合同当事人享有或承担。但基于意思自治之原则，法律并不禁止合同当事人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亦即由第三人享有合同履行利益的问题作出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即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据此，在当事人约定向第三人履行的情况下，虽然接受履行的主体发生变化，但并不改变该给付系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之行为的认定。本案中，根据《住宅认购协议书》落款栏智霖房地产公司经办人处的记载内容，可认定该公司已就向案外人付款的问题作出指示。姜××根据该指示向案外人付款，当然属于其履行房屋买卖合同项下义务的行为。信达甘肃分公司有关该付款行为并不能直接产生商品房销售价款支付法律后果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信达甘肃分公司认为，姜××系通过债务抵顶方式从案外人处取得案涉房屋，且《住宅认购协议书》既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也不具备真实交易的实质要求，并非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此本院认为，首先，姜××向第三人刘××履行的事实并不改变其与智霖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信达甘肃分公司有关姜××并非直接从智霖房地产公司购买房产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案涉《住宅认购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商品房的基本情况、合同价款、付款方式等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同时姜××依约交付了房款，智霖房地产公司并出具了《收款收据》。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五条有关“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规定，原判决认为该《住宅认购协议书》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３】消费者购房人是否知悉房屋抵押情况以及房屋买卖合同与抵押权设立先后等问题并非认定其能否对抗执行的要件事实——《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有关消费者购房人的规定系出于保护消费者生存利益的考虑，消费者购房人是否知悉房屋的抵押情况，以及房屋买卖合同与抵押权设立的先后等问题，并非认定其能否对抗执行的要件事实。故信达甘肃分公司以智霖房地产公司和姜××明知案涉房屋因抵押无法网签而签订《住宅认购协议书》为由，主张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保护消费者购房人生存利益的考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房人可排除金钱债权甚至是享有抵押权等优先受偿权的金钱债权的执行。“所交易的房屋是否因处于预售阶段而无法办理物权登记”并非适用该条所需审理的要件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78号
【裁判摘要】商业用房不能依据消费者生存权保护的规定排除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属于商品房消费者生存利益排除强制执行的特别规则。案涉房屋系商铺，具有投资属性，不属于消费者生存权保护的范畴，不能参照适用该条规定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摘要2：【解读】当事人购买商业用房作为住宅用于居住不能认定为住宅——自然资源局关于案涉房屋的规划用途为“商业建筑”，而异议人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案涉房屋的用途为住宅，但该合同相关条款及所附房屋平面图、案涉房款收据均表明案涉房屋为商业用途。同时，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房屋系小区临街的二层建筑，案涉房屋系一层3号房，房屋结构为单间。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房屋系商铺。异议人主张其购买案涉房屋用于居住，案涉房屋应认定为住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买受人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但未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房屋是否属于债务人财产及其权利实现顺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买受人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但未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房屋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的消费者买受人就所购房屋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享有的债权具有特定性和优先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破产程序中优先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已建成房屋并协助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义务，该行为不构成破产法第十六条所称的无效的个别清偿行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3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30号
【裁判摘要１】民事案件案由反映民事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在起诉阶段，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案由。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
【裁判摘要２】消费者通过网络购物方式购买商品后以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向经营者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应当认定为侵权责任纠纷——本案中，吴××起诉时主张其与安沛阁公司存在着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但从诉讼请求看，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要求安沛阁公司支付十倍货款的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生产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经营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向经营者请求赔偿，固然存在买卖合同，但其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请求权基础为侵权赔偿责任，由此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之诉应当认定为侵权责任纠纷，故本案吴××提起的诉讼应当认定为侵权责任纠纷之下的产品责任纠纷，本案应当依照诉争的产品责任纠纷而不是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因产品、服务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服务提供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本案中，作为被告的安沛阁公司的住所地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虽然吴××与安沛阁公司约定的网络购物收货地在浙江省长兴县，但不能就此认定浙江省长兴县为吴××就本案起诉主张的侵权法律关系的侵权行为地，也不能认定将该地认定为案涉产品的制造地、销售地，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3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3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张××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商铺的问题。芙蓉建筑公司申请再审称案涉楼盘不具备交付条件，尚不足以否定雨田房地产公司认可已将案涉商铺的钥匙交给张××，张××已实际占有该商铺的事实。
【裁判摘要２】购买商铺不属于购房消费者——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范的对象是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但从该条第二项“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规定来看，第二十九条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所谓房屋消费者应当指直接用于满足其生活居住需要购买住宅的当事人，与本案中张××购买雨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作为商铺的房屋并不相符。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80号
【裁判要旨】国有工业用地上厂房不是商品房，不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案外人无权以购房消费者身份排除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诺客公司所购案涉房屋是国有工业用地上的厂房，不是商品房，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诺客公司不能依据前述规定主张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者的相关权益，不能依据前述规定请求排除执行。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诺客公司购买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因在于其购买前，该房屋已设立有其他人的抵押权登记。诺客公司购买案涉房屋没有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忽略了他人权利障碍，导致所购房屋因存在他人抵押权而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故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因买受人诺客公司自身的原因。因此，一审判决关于诺客公司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其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认定并无不当。诺客公司关于其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有权请求对案涉房屋排除执行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5号
【裁判摘要】购房者将商品房住宅出租不影响其作为购房消费者认定——《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系针对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所做的规定，该条规定的“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应当做宽泛理解，不管是单纯的居住房还是商住两用住房，只要是有居住功能的，即应视为用于居住的房屋；这里的“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通常是指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长期居住，而在同一地点其名下无其他能够用于居住的房屋。本案中，案涉房屋系商品住宅，具有居住功能，符合“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的要求。虽然案涉房屋目前被出租，但不能以此否定该房屋系用于居住的房屋性质。长城资产贵州公司以案涉房屋用于经营而未实际居住为由，主张案涉房屋不符合“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的条件，依据尚不充分。同时，根据东街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载明的内容，买受人张×户籍所在地在安顺，在外地没有长期的正式的工作，只是短期务工，且其本人名下除案涉房屋外没有其他具有居住功能的房屋，可以认定其符合“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条件。故一审认定张青所购案涉房屋系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购房消费者无其他用于居住房屋是否要求其配偶、子女都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
摘要1：解读：《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２９条第２项中规定的“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１）系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２）系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不要求购房者的配偶、子女名下也都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摘要2：【注解１】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是否有地域限制？——（１）“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是指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长期居住，而在同一地点其名下无其他能够用于居住的房屋。——江必新、刘贵祥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３３页。（２）按照通常的生活经验，同一地点应当是指买受人工作、生活的地点，设区的市限于市区范围，不应限定在区的范围内；不设区的市、县限于市、县城区范围。
【注解２】买受人配偶名下有居住的房屋如何适用《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应作严格的文义解释，不能扩大解释至其配偶名下有用于居住的房屋（从条文本身无法解读出及于买受人配偶的意思）。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7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77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购买商品房数量明显超出居住需要应推定商业性投资而非购房消费者——原审查明，包括案涉商品房在内，李×一次性购买案涉楼盘14套房产（其中一套未被强制执行），说明李×购买房产的目的并不是用于消费性居住，而是商业性投资。本案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李×作为购房人不能对抗本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5754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5754号
【裁判摘要】注册商标专用权共有人无正当利益不得阻碍其他共有人行使除转让之外其他权利——本案中，王×和李××为“纤思哲”商标的共有人，依据商标法第五条关于“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共同享有和行使该商标专用权”的规定，王×和李××有权共同享有和行使“纤思哲”商标的专用权。作为商标的共有人，王×和李××可以约定其对“纤思哲”商标的具体使用方式与范围等，但由于王×和李××并未签订商标使用的书面协议，亦未能就商标使用协商一致，故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王×不能阻止李××行使除转让之外的其他权利，李××有权自己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涉案商标，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共有权人。据此，二审法院判决认定李××授权他人使用“纤思哲”商标的行为不构成对涉案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其授权他人使用“纤思哲”商标所获收益应由商标共有人合理分配，王×关于李××存在侵权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同时，王×和李××作为“纤思哲”商标的共有人，应当各自诚实经营，相互尊重，尽快协商商标的使用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附加一定的区别性标识，以防止市场主体的混淆和冲突，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
摘要2：【注解】（１）共同申请商标可以就核准注册商标后如何行使注册商标专用权进行约定；（２）若无约定，共有权人平等享有除转让之外的使用该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除非该共有权人的行为损害了其他共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所得收益应当归属于共有权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4）民提字第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4）民提字第24号
【裁判摘要１】未经核准注册的商标不具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第4157840号商标迄今为止尚未被核准注册，无从产生注册商标专用权，王××持有的商标注册证显然系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误发，王××无权据此对他人提起侵害商标权之诉。一审、二审法院在未查明第4157840号商标真实权利状态的情况下认定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构成对该商标权的侵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对王××与第4157840号商标有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它鼓励和支持人们通过诚实劳动积累社会财富和创造社会价值，并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产性权益，以及基于合法、正当的目的支配该财产性权益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方面，它保障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当事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裁判摘要３】对于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最早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字号使用的时间为1996年，歌力思公司最早在服装等商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时间为1999年。此后，经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歌力思”品牌于2008年即已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作为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的“歌力思”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对前述商业标识享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其次，歌力思公司在本案中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王××认为，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品牌中文名：歌力思”字样的行为构成对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侵害。本院认为，商标的基本功能是区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
摘要2：（续）本案中，从销售场所来看，歌力思公司对被诉侵权商品的展示和销售行为均完成于杭州银泰公司的歌力思专柜，专柜通过标注歌力思公司的“ELLASSAY”商标等方式，明确表明了被诉侵权商品的提供者。在歌力思公司的字号、商标等商业标识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而王××未能举证证明其申请注册的第7925873号商标同样具有知名度的情况下，歌力思公司在其专柜中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不会使普通消费者误认该商品来自于王××。从歌力思公司的具体使用方式来看，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外包装、商品内的显著部位均明确标注了歌力思公司在第18类女士手袋等商品上享有商标专用权的“ELLASSAY”商标，而仅是在商品吊牌之上使用了“品牌中文名：歌力思”的字样。由于“歌力思”本身就是歌力思公司的企业字号，且与其“ELLASSAY”商标具有互为指代关系，故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歌力思”文字来指代商品生产者的作法并无明显不妥，不具有攀附第7925873号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意图，亦不会为普通消费者正确识别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制造障碍。在此基础上，杭州银泰公司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亦不为法律所禁止。最后，王××取得和行使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行为难谓正当。第7925873号商标由中文文字“歌力思”构成，与歌力思公司在先使用的企业字号以及在先于服装商品上注册的“歌力思”商标的文字构成完全相同。“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依常理判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同注册的可能性较低。歌力思公司地处广东省深圳市，王××曾长期在广东省广州市经营皮具商行，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度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对“歌力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较低。在上述情形之下，王××仍于2009年在与服装商品关联性较强的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第7925873号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据此，王××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滥用，其与此有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歌力思公司的在先权利状况、使用行为的正当性以及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权利的正当性等因素，对王××所提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侵害其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四（2022年版）
摘要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四（2022年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修订课题组 2022年4月18日）
【目录】问题1|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保险公司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相关承诺为由，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应如何处理？问题2|因“隔离险”引发的纠纷，保险人提出被保险人申请理赔的情形不符合约定理赔条件的，应如何处理？问题3|疫情期间，部分保险公司向参与防疫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居（村）委会工作人员等赠送保险产品，后续发生保险纠纷的，应如何处理？问题4|在信用卡纠纷、个人住房贷款及其他金融借款等融资类纠纷案件中，债务人以受疫情影响导致收入来源全部或部分丧失、经营困难或客观上履行还款义务存在障碍等为由，提出免除部分还款义务、延期归还欠款或调减违约金的，应如何处理？问题5|在涉金融征信记录案件中，个人以受疫情影响导致其未能及时归还欠款为由，要求金融机构撤销其不良征信记录的，应如何处理？问题6|金融投资者或金融消费者以金融机构利用疫情实施不当金融产品营销行为造成其损失为由，要求金融机构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应如何处理？问题7|债券持有人以未按期支付利息、交叉违约、预期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为由，主张提前还本付息，而发行人以疫情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如何处理？问题8|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如投资者持股经历了疫情期间，上市公司或其他虚假陈述行为赔偿责任主体以疫情构成证券市场风险因素或疫情防控措施严重影响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为由请求相应扣减损失赔偿金额的，应如何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847号
摘要1：以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志作为显著识别部分的包装装潢不能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847号
【裁判要旨】包装装潢中包含具有不良影响的商业标识，且该标识构成包装装潢的主要识别部分，该包装装潢不能作为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摘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规范的对象是市场竞争环境下仿冒商业标识的行为。竞争本身并非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对象，反不正当竞争法仅制止有损竞争秩序的特定竞争行为。因此，在判断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仿冒行为时，既需要审查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也需要经营者证明其所遭受损害的利益乃正当的竞争利益。如果主张受到保护的竞争利益非法或者具有不正当性，对此类竞争利益的争夺通常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关于仿冒商业标识行为项下的竞争利益是否正当的问题。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当事人请求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予以保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包装、装潢的仿冒行为，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应当符合以下两个层次的要求：1、被仿冒的包装、装潢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2、被仿冒的包装、装潢有一定影响，具有可识别性。其中，不违反法律对商业标识的禁止性规定是第一层次的判断，如果包装、装潢属于法律规定禁止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情形，则无需进一步判断该包装、装潢是否具有一定影响。即使其能够产生独立的识别性，也不应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首先，通常情况下，商标标志与包装、装潢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发挥识别作用。商品的包装、装潢一般由商标、商品名称以及装饰性图案、颜色等要素组合构成。商标是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通常产生溢出效应，能够使相关公众将含有该商标的包装、装潢与商品提供者建立一定的联系。因此，含有商标的包装、装潢，可以在整体上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当然，在商标以外的其他包装、装潢元素也产生了独立的市场价值，
摘要2：（续）能够独立发挥识别作用时，也需要考虑包装、装潢中其他构成要素的利益保护。．．．．．．其次，判断单个的包装、装潢元素能否成为正当的竞争利益，需要考虑商标标志与装潢元素的关系。．．．．．．最后，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经营者请求保护的包装装潢只有在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换言之，如果包装、装潢的显著识别部分是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商业标识时，包装、装潢与该商业标识均不具有获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否则，将导致无法依据商标法获得保护的标志，反而能够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获得保护的不良导向。综上，本案中，涉案包装、装潢的构成要素均指向特种兵，在特种兵商标已被生效判决认定具有不良影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下，将“特种兵"文字作为显著识别部分的涉案包装、装潢同样不应当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进行保护。据此，苏萨公司关于超鑫湘汇公司生产的椰汁采用的包装、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