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本案中，大兴公司于2011年10月17日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2011年10月24日莱芜市钏锋矿业有限公司持案涉汇票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遂终结公示催告程序。根据上述规定，山东钢铁莱芜公司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除权判决以前，通过真实的交易关系取得案涉票据，其取得汇票行为合法有效。原判认定山东钢铁莱芜公司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依据不足，应于纠正。故，山东钢铁莱芜公司作为案涉票据最后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现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依上述法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本案中，上诉人淮安东大公司因与新沂辉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向新沂辉寰公司交付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的行为发生在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公示催告期间，且涉案承兑汇票已被法院生效判决依法宣告无效，新沂辉寰公司未能取得涉案票据的相关票据权利，因而，淮安东大公司在票据基础法律关系即与新沂辉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支付相应对价的合同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新沂辉寰公司基于基础买卖合同关系向淮安东大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淮安东大公司依法应承担向新沂辉寰公司付款100000元的民事责任。对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涉案票据挂失后未及时向其通知，同时也未将涉案票据及时退还，导致涉案票据被作废，给其造成损失，被上诉人应予赔偿。本院认为，该主张属于上诉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提出的新的请求，二审中本院依法不予理涉。至于上诉人主张为减少诉累，人民法院应迳行判决涉案票据最初出具方承担付款责任，因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法定的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决于该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础关系（特别是实质原因关系）引起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影响。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实质原因，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所以，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产生的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持票人只要依票据法的规定，能够证明票据债权的真实成立和存续，就当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亦即，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符合票据法规定的有效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即便原因关系无效或存在瑕疵，也不影响票据的效力。这就是法定的票据无因性原则。
【裁判摘要２】公示催告程序非因作出除权判决而终结时，在此期间转让的票据行为不能认定为无效——至于通达公司在庭审中提及的涉案汇票在通达母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期间背书流转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通达母公司虽在2017年7月14日向本院申请对涉案汇票的公示催告，但该案于2017年7月31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即该案的公示催告期间应从2017年7月31日起算。而最后持票人悦盛公司在此前的2017年7月28日就从五泉公司处背书取得该汇票，其背书转让行为是发生在该汇票登报公示催告之前，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关于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其次，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并非一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新民诉法为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由此可见，公示催告程序非因作出除权判决而终结时，在此期间转让的票据行为不能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失票人无权要求票据善意受让人返还票据
【裁判要旨】票据系文义证券，产生票据权利的票据行为应当以书面方式作出。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只能依据票据记载文义享有票据权利、承担票据义务。失票人未加入背书，也不持有涉案汇票，不能享有票据权利。正当持票人的权利优于失票人的权利，失票人丧失票据后，一旦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其即丧失了票据上的权利。善意第三人通过前手合法取得票据，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案号】（2012）扬广商初字第0117号；（2012）扬商终字第0121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失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失票人一是在票据丧失以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失票原因的人。而对最后持票人的涵义，应作宽泛解释，即不仅包括姓名或名称已被记载于票面上的权利人，而且包括基于票据权利人意思委托占有的保管人、代收款项人等，以及通过直接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人。票据受让人如能证明自己最后合法占有票据，亦可成为适格的票据权利人。本案中，广裕配件厂主张存在遗失票据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从案涉票据的背书内容来看，广裕配件厂从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处取得票据，但此仅能证明广裕配件厂曾合法持有票据，不能当然认定其系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即使广裕配件厂遗失票据，在其失票后一旦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即失去票据权利，其失票受损的权利可向拾得或盗得等以恶意方式取得票据的人主张权利，而不应要求正当持票人返还，否则有违票据的流通性原则。综上，恒美纺织公司所举证据能证明其系通过支付对价方式且系在公示催告及承兑到期日前从其前手合法取得案涉汇票，广裕配件厂未能举证证明恒美纺织公司系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的手段，或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故恒美纺织公司系诉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益，广裕配件厂要求恒美纺织公司返还其合法取得的票据及项下款项依据不足，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请的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6期(总62期)】
【摘要】银行承兑汇票第一联复印件不符合《票据法》对汇票的规定，不是有效票据——票据是要式证券，票据的制作必须严格符合法律的规定。上诉人赛格公司从案外人恒昌公司得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第一联复印件，不符合票据法对汇票的规定，不是有效票据，赛格公司不能据此主张行使票据权利。
摘要2：【注解】银行汇票丢失后收款人能否凭仅盖有承兑行汇票专用章的银行汇票复印件要求承兑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没有出票人签章，承兑行可拒绝承兑。
摘要1：【裁判摘要】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签章不一致的，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该签章无效将直接导致票据因缺乏必要记载事项成为无效票据——本案系持票人苏冶公司在所持支票被付款行以印章不符退票后，向支票出票人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及建工集团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而引发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据此法律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系对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因故丧失时的救济途径，应以票据权利合法生效为前提。本案中，苏冶公司所持支票虽有出票人的签章，但由于出票人在银行预留签章包括3枚印章，分别为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陈××章和戴××章，而案涉支票因缺少戴××章，无法与银行预留印章核对一致而被银行作退票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项规定，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签章不一致的，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而出票人签章又属于支票必要记载事项，该签章无效将直接导致票据因缺乏必要记载事项成为无效票据。苏冶公司以无效票据向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及建工集团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要求支付票据账面金额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且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票据的原因关系是因缪××欠王××借款，缪××以案涉票据对王××进行债务清偿，因苏冶公司未能取得支票款，缪××已另案起诉王××偿还借款并获生效判决支持，由此可知，苏冶公司对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不享有民事权利，亦未因本案票据关系遭受损失，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也未因此案有额外利益，故原审法院未支持苏冶公司诉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可以作为裁判依据；（２）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而无效——首先，《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依据该授权，于2009年10月16日以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2号颁发并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并随后下发系列配套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在其它法律法规均未就电子商业汇票管理作出规定的情形下，鉴于电子商业汇票的特殊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且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裁判依据。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凡违反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要式规定的，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者外，所为行为无效。票据的签章系票据行为要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所需的认证服务应由合法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可靠的电子签名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摘要2：（续）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的信息系统的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数字证书作为票据活动的电子签名，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签章和追索等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最后，从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如果电子商业汇票采用线下追索的方式，则可能产生以下后果：1.因持票人客观上无法依法交付票据，导致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获得相应票据，无法行使再追索权；2.因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导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默认持票人已对除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等外的前手丧失追索权；3.如果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之外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另行确立、确认其他票据状态，导致法院判决认定的票据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登记的票据状态不一致，造成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加大电票参与者的经营风险，冲击甚至破坏已经建立的电子商业汇票规则和市场秩序，威胁票据金融市场安全等不良后果。
摘要1：【裁判摘要】（１）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银行可以将此作为拒绝付款的理由；（２）但对于其他的票据当事人，只要签章真实，支票仍然有效，持票人可以向出票人或者其他票据义务人行使追索权——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案涉支票上出票人的签章为华夏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加盖其法定代表人曹××的签章，故该支票的出票人签章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且被上诉人华夏公司对签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该签章真实，应视为出票人具有真实的付款意思表示。其次，银行基于其与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委托支付关系，必须严格依据双方之间关于预留印鉴的约定进行形式审查，并在“签章与预留印鉴完全一致”的前提下履行付款义务，“印鉴不符”势必引发银行拒绝付款的后果，但“印鉴不符”并不当然导致支票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以及下述规定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四）支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出票人为单位的，为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该条规定是指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银行可以将此作为拒绝付款的理由。但对于其他的票据当事人，只要签章真实，支票仍然有效，持票人可以向出票人或者其他票据义务人行使追索权。由此，虽案涉支票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银行可以据此拒绝付款，但因签章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且签章真实，故案涉支票仍然有效，持票人来德公司可以向出票人华夏公司主张票据权利，故本院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依据票据支付人民币44029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因上诉人于2016年9月8日向银行提示付款，同日银行以印鉴不符为由予以退票，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该款自2016年9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合理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收款人开户行不属于票据必要记载事项，可进行补正更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欠缺法定必要记载事项或者不符合法定格式的；（二）超过票据权利时效的；（三）人民法院作出的除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四）以背书方式取得但背书不连续的；（五）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第四十三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九条以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票据金额的中文大写与数码不一致，或者票据载明的金额、出票日期或者签发日期、收款人名称更改，或者违反规定加盖银行部门印章代替专用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对此类票据付款的，应当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根据上述规定，票据债务人基于票据填写错误的抗辩应系法定必要记载事项错误，而涉案汇票填写错误的收款人开户行不属于必要记载事项，亦可进行补正更改，故该事项填写错误不影响票据的效力，也不影响票据权利人票据权利的行使，中捷公司认为涉案汇票收款人开户行填写错误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以票据设立质权，将票据背书原记载“委托收款”字样划去并加盖“质押”字样但未在修改处签章的，不能产生票据法上质押背书效力——案涉票据质权是否设立。本案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了2015鄂银权质第103号《权利质押合同》，金储物资公司将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交付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等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应认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享有质权。但该质权的设立仅产生普通担保效力即成立民法上的质权，仅在出质人金储物资公司和质权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根据《物权法》第八条“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若要以票据权利人的身份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质权，则应举证证明案涉票据的质押背书符合《票据法》相关规定。关于票据质权的设立，《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以票据设定质押时，出质人未在票据或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上规定均体现了票据质押的背书公示原则，即设立票据质权应以背书的文义记载为依据。故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若要行使票据质权，需证明案涉票据背书连续且记载“质押”字样。案涉票据背书原记载“委托收款”字样，金储物资公司在背书人签章处加盖了财务章及法人章，后该字样被划去并加盖“质押”字样，金储物资公司并未在修改的背书“质押”处签章。虽然金储物资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表示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在背书人签章处误写上“委托收款”字样并划去，金储物资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经济责任及损失，但根据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票据权利应以背书记载为准，该《说明》并不能产生票据法上的背书效力，故不能认定案涉票据质权已设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汇票记载的出票日期可以事后予以补记——国中医药公司主张案涉汇票出票时未填写出票日期，出票日期为实际出票后倒签，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同时，虽然出票日期属于汇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但按照票据法的基本原理，记载的出票日期可以与实际出票日不一致而事后予以补记。只要当事人在主张票据权利时，出票日期有所记载，票据就具有完整性。故对于国中医药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票据无因性原则|（1）票据作为支付结算的工具，必有其基础交易关系。同时，票据具有无因性，即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仅凭票据的文义记载，即可向票据上的付款人主张票据权利，不受票据原因关系的影响；（2）持票人已就其通过背书合法获得案涉汇票作出合理说明，不再审查票据原因关系——本案是中信保理公司持商业承兑汇票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汇票付款人国中医药公司进行付款而发动，行使的是票据追索权，因此，本案的案由、主要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票据纠纷，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及相关责任的分配均应从票据法的角度进行衡量。票据作为支付结算的工具，必有其基础交易关系。同时，票据具有无因性，即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仅凭票据的文义记载，即可向票据上的付款人主张票据权利，不受票据原因关系的影响。国中医药公司认为中信保理公司明知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对国中医药公司不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明知国中医药公司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受让票据，案涉《保理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是因中信保理公司未依据《保理合同》审查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处受让的债权而导致其债权无法实现，中信保理公司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之间“名为保理，实为借贷”，并骗取国中医药公司承兑汇票，主张中信保理公司受让票据没有支付合理对价，中信保理公司无权行使票据追索权，但国中医药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其上述理由予以证明，中信保理公司已就其通过背书合法获得案涉汇票作出合理说明，本院在本案中不再审查票据原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中医药公司对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未实际供货的抗辩和关于其自身未实际使用保理款的抗辩，
摘要2：（续）不能成为其拒绝向中信保理公司承担票据责任的理由。综上，中信保理公司持背书连续的票据，按照票据关系行使追索权，本院予以支持，国中医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国中医药公司认为其在票据原因关系中的权益保护，可就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另行主张。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第三人提出的“不允许背书转让”的字样应添在何处，由于票据法没有明确规定，应按双方的约定办理；第三人提交的人民银行就票据所做的解释，因票据法的解释权不在中国人民银行，故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招商银行沈阳分行在对自己的质押行为举证中提出，不允许背书转让的字样应当填写在汇票正面方为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票据法》并没有明确必须写在正面，物资公司在汇票上记明的不允许背书转让，虽不规范，有瑕疵，但这是物资公司与销售公司就该汇票作出的约定，该约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另外，招商银行沈阳分行提交给法院的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司关于票据方面问题所作的解释，因票据法的解释权不在中国人民银行，故不予采纳。
【注解】（１）出票人“不得转让”字样一般情况下应当记载于票据的正面；（２）本案中，虽然不得转让字样的是记载于票据的背面，但是由于本案中销售公司是收款人，而在其将票据向招商银行沈阳分行设定质押时票据上并没有其他背书的记载，所以从各方当事人的判断，应当知道该不得转让字样是出票人的记载，而不是收款人的记载，所以本案所涉票据应当失去其流通性，招商银行沈阳分行不应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出票人在票据上所做的记载对整个票据具有约束力；（２）而附属的票据行为所做的记载通常仅约束相对人——本案涉案两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沃特玛公司在出票时备注了“不得转让”。根据票据行为的基本理论，出票行为是属于基本票据行为，之所以基本，是因为法律规定出票行为在形式上有效，票据就有效；如果出票行为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要求，纵然其他票据行为也符合要求也无济于事。不仅如此，出票人在票据上所做的记载对整个票据具有约束力，而附属的票据行为所做的记载，通常仅约束相对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就是说，出票人记载不得转让之后，该票据就失去了流通性。如果收款人又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的，该背书行为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八条进一步规定，票据的出票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的，背书行为无效。背书转让后的受让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本案中，赢合公司将出票人为沃特玛公司的涉案两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又背书转让给沃特玛公司，该背书行为无效，背书转让后的受让人沃特玛公司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沃特玛公司将涉案票据再转让给汇中公司，这一过程中沃特玛公司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出票人，而是背书人与被背书人，该背书行为同样无效，汇中公司不得享有涉案票据的权利。因此，汇中公司不是涉案票据的权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具有涉案票据的追索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第三十五条规定：“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样的，被背书人有权代背书人行使被委托的汇票权利。但是，被背书人不得再以背书转让汇票权利。”本案中，案涉票据已经通强公司背书给工行南通石港支行委托收款后，工行南通石港支行不得再以背书的方式转让汇票权利，而汇票权利须经背书并交付汇票才可转让他人行使。广英时代公司并非汇票的最后一手被背书人，即使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当时的持票人通强公司被拒付后，向欣东友谊公司支付对价后取得了案涉汇票，其亦无权通过背书之外的方式取得包括付款请求权在内的票据权利。综合上述分析，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广英时代公司系合法有效的汇票权利人，华夏银行望京支行拒绝承兑付款，有合法的抗辩事由。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空白背书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四维公司将汇票背书并交付给永佳公司，致使自己不能持票行使票据权利、永佳公司可以对票据再次背书，现再以汇票上后续背书时存在未记载被背书人等情形、构成票据背书不连续等为由，主张永佳公司的后手不能取得票据权利，二审判决对此未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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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被背书人栏可否补记问题，如背书人仅在背书人栏记载自己名称即将汇票交付给被背书人，该行为视为背书人将在被背书人栏记载的权利授予其后手被背书人，故持票人根据汇票背书签章情况逐一补记被背书人名称的行为符合各背书人的意思，也不违反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影响票据权利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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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因此，票据法本身对于票据权利的转让并未限定在背书行为，未经背书的空白票据的交付仍然可以使持票人获取合法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32号）第四十九条规定：“依据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背书人将空白背书票据交付他人，就包含有授权他人补充被背书人签章的意思表示，实际持票人所作的记载，产生与背书人记载相同的法律效力。因此，在杨××取得空白背书汇票时，完全有能力也有权利将自己或他人的名称记载于被背书人一栏，从而取得汇票权利。空白背书汇票的交付，发生了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将他人记载于被背书栏属于票据权利的让渡行使，票据权利实现的风险自其接受票据时发生转移。本案中，中茶园公司出具的汇票虽然未载明杨××与孟××为收款人，但古汉方公司依据中茶园公司的指令，向孟××交付了收款人及背书人均为古汉方公司，被背书人空白的汇票和加盖公章的空白《委托书》。孟××和杨××收取汇票时票据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此后的背书及贴现行为即古汉方公司背书给晨润公司，晨润公司背书给闽赢公司，闽赢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商业汇票贴现合同》，将汇票贴现，均是杨××和孟××找到贴现人后填写的背书内容。委托书填写的贴现收款人为孟××朋友所有的虹馨麒公司。孟××在虹馨麒公司收到该笔贴现款后，承认收到中茶园1000万元，并支付给杨××200万元。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独立是票据法上的重要原则，但该原则是为了保障票据的顺利流通，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本案中，杨××、孟××、汇票上载明的各个主体对于背书、被背书只是为了实现该汇票的贴现系明知，故在此种情形下不存在需要强调票据关系和各个基础关系相独立的情形。杨××及孟××二人亦明知并认可中茶园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来偿还借款。本案中茶园公司空白背书汇票的交付及载有偿债内容收条的签收，表明中茶园公司借款债务履行的完成。
摘要2：
摘要1：解读：
（１）背书人在为票据背书转让时将被背书人的名称记载为其简称，而被背书人持票行使票据权利时或者再次以背书方式将票据权利转让时，其在票据上所为的签章所体现的名称为其全称——持票人可以以一般的认识为依据而主张二者具有同一性，也可以以票据记载事项以外的其他证据证明二者具有同一性；
（２）背书人在进行票据背书时记载了被背书人的全名，而被背书人为再次背书时所使用的印签且为其简称——持票人可以通过提供有关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的方式证明背书实质上的连续而要求行使票据权利；
（３）背书人在票据背书时对被背书人名称的记载与后次背书中背书人名称不一致但并不是简称（如因笔误）——持票人可以以票据记载事项以外的证据证明其背书实质上具有同一性。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汇票收款人名称与第一背书人名称存在区别系笔误所致，实质为同一法人，主体唯一且确定的，应认定票据的背书连续——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而票据的不连续应限定为票据记载或签章主体的实体不一致所造成的背书不连续。从案涉承兑汇票的记载来看，汇票收款人名称与第一背书人名称存在“设备”两字的差别系笔误所致，经审理查明该漏写在出票时即存在，并非润丰银行的原因所致。经查询工商登记资料，并不存在漏写“设备”后的“苏州普润德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因此该汇票的收款人与第一背书人实质为同一法人，主体唯一且确定，据此应认定票据的背书连续。润丰银行对该笔误既可通过要求出票人、收款人等配合出具更正说明等方式予以补救，亦可如本案通过行使票据追索权的诉讼方式寻求救济。江苏银行盛泽支行已在面查时告知润丰银行票据收款人与第一背书人名称不符，润丰银行称其贴现行为发生在其向付款行电查之后、面查之前，如依其陈述则面查毫无意义，因其陈述不符常理，故不予采信。润丰银行虽在贴现的审查环节存在过失，但该过失尚未达到票据法规定的“重大过失”的程度，因此该处书写笔误未致润丰银行丧失票据权利，应认定润丰银行通过贴现票据取得持票人的权利。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景德镇市昌江信用联社营业部与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曹家岭办事处汇票结算纠纷案的答复（法经〔2000〕205号 2000年9月15日）
【摘要】从你院报告反映的事实来看，景德镇市金属管件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件公司）作为出票人取得四张银行承兑汇票后，未将汇票交付票据上所载明的收款人，而在汇票第一背书人栏目中加盖了本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致上述汇票背书次序混乱、不连续，违反了《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景德镇市昌江信用联社营业部作为金融机构，应该知道管件公司不是承兑汇票的合法持票人，但其仍然接受该公司以上述承兑汇票质押并贷出款项，应属重大过失。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景德镇市昌江信用联社营业部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法律、司法解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并未要求作为持票人的银行负有在接受商业承兑汇票质押担保时需审查票据对应基础关系的义务——关于案涉《质押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华夏银行新津支行取得案涉票据是基于铂和诚公司、蜀道公司将案涉票据作为质押物为银行提供质押担保。法律、司法解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并未要求作为持票人的银行负有在接受商业承兑汇票质押担保时需审查票据对应基础关系的义务。本案中，铂和诚公司、蜀道公司用案涉商业承担汇票提供质押担保时，华夏银行新津支行对质押物本身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西南分公司及其开户银行华夏银行成都分行均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商业承兑汇票查询(复)书》进行了盖章，确认了票据记载事项的真实性，华夏银行新津支行并无过失。据此，案涉票据质押权有效设立。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西南分公司、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无法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票据质权人所得票款若有超出其质押合同中应当享有的债权金额部分应当归属出质人——基于票据质押担保的从属性，票据付款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的范围确不应超过出质人(票据上的收款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的主债权的范围。同时，因票据权利具有不可分性，票面金额应当一次性兑付，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尚有剩余的款项，款项应当归属于出质人。本案中，华夏银行新津支行有权要求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西南分公司按票据记载金额付款并承担自汇票到期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但华夏银行新津支行所得票款若有超出其在《质押合同》中应当享有的债权金额，如有超出部分，应当归属于铂和诚公司、蜀道公司。原审未予限定确存在瑕疵，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西南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贷款人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具备票据具有的一般特征：首先，具有无因性，即票据一经签发，票据关系即与其发生前提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这是保障票据信用和流通功能的现实需要，成为票据理论和立法的基础，被票据实践和各国立法所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也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故出票人华清公司与收款人斯特威公司是否有其他合同约定或是否已经另行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交易，以及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与其前手斯特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抗辩事由，均不得对抗其后手即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因此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约定其所出具汇票仅用于担保作用，不得转让、质押，该抗辩事由不能对抗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诚然，为防止不法分子滥用权利，利用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诈骗活动或者扰乱正常的票据流通秩序，平衡出票人、债务人（承兑人）及持票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也作了适当的限制，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支付对价，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后手以不法、恶意或重大过失从直接前手取得的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相对于票据的无因性，上述例外和限制，特别是重大过失的理解和把握应从宽掌握，否则将从根本上影响票据功能的发挥，否定票据制度历史形成的惯例，从而违背现代金融票据业务的发展趋势。因此，本院认为，后手未参与前手的实际交易，其对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审查应该也只能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即使事后发现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非真实也并不必然构成过失。因此，票据法意义上的重大过失，应是侧重于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和文义规范性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涉案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续）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存在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恶意串通的可能性，进而主张票据失权。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确不能排除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在向斯特威公司发放贷款时存在审查不严甚至内外勾结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华清公司与斯特威公司恶意串通以虚假票据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但这些所谓的“可能性”均无证据可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中，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发放贷款的事实真实存在，发放贷款的前提是斯特威公司提供了包括华清公司出具的票据在内的担保，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现依据该票据主张权利，华清公司作为票据出票人，依法应当无条件付款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
摘要1：【要旨】出票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以此票据进行贴现的，通过贴现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能主张票据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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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２条规定——质押票据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背书人未能如期履行债务时，被背书人依法实现质权，但不得将票据进行转让或者贴现。被背书人在票据到期时按支付结算制度的有关规定行使票据权利。被背书人为银行的，比照商业汇票贴现到期收回的处理手续，并在托收凭证备注栏注明“质押票据收款”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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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汇票经背书质押并交付质权人，质权人成为票据法意义上的持票人同样享有票据法赋予的抗辩切断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持票人享有抗辩切断的保护，即持票人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相脱离，抗辩事由仅限定在票据债务人与其直接相对人之间,善意的票据持票人不受票据债务人与其直接相对人之间的抗辩事由的影响。本案中，汇票经港迪公司背书质押，交付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因此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就是票据法意义上的持票人，同样享有票据法赋予的抗辩切断保护。据此，有色金属公司依据其与港迪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向质权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抗辩，不能成立。有色金属公司亦未主张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故有色金属公司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缺乏依据，亦不能成立。汇票经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交付与持票人（质权人），属于票据行为，具有票据的特殊性，应适用票据法。质权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可以享有票据法赋予的特殊保护，应区别于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意义上的权利质押。原判决适用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判决有色金属公司承担票据责任，并无不当。汇票作为债权的特殊载体，可以承兑的数额明确，不存在质权人直接获得质押动产而获得不当利益的情形，因此有色金属公司认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直接行使票据权利违反我国关于禁止流质的规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因长兴公司主张其与涉案汇票无关，且其提交的在开户银行留存印模与涉案汇票背书签章核对不一致，亦无证据证实该背书签章曾被长兴公司使用过，故原审法院认定汇票上长兴公司财务专用章涉嫌伪造。因被伪造签章者不是真实的票据当事人、不享有票据权利，亦不承担票据责任。原审判令长兴公司无需对兄弟物流公司承担责任亦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表见代理出具汇票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根据《票据法》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表见代理出具汇票的签章真实仍应承担票据责任）——票据伪造是指行为人假借或虚构他人名义在票据上为一定的票据行为。实践中，行为人未经他人授权而擅自在票据上以他人名义签章是票据伪造的典型特征。本案中，中宇公司主张案涉汇票系毕××偷盗并加盖中宇公司印章形成，出具汇票未经该公司授权，不是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中宇公司在二审中自认案涉汇票签章真实，且毕××系中宇公司负责网银工作的员工，如经中宇公司授权，毕××即有权代表中宇公司出具汇票。根据上述出票事实及中宇公司的自认，可以认定毕××虽没有代理权，但相对人根据毕××在中宇公司的职责范围及案涉汇票签章真实的实际情况，有理由相信案涉汇票系根据中宇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出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人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毕××出具票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出具汇票的法律后果应由中宇公司承担。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当事人真实签章的效力”。根据票据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要求，票据上伪造签章虽不发生法律效力，但也不对真实签章产生任何影响，签章人仍应依据票据所载文义承担票据责任。现中宇公司对案涉汇票上签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中宇公司不能举示证据证明西子西奥公司在取得案涉汇票时对汇票伪造一事知情，故西子西奥公司应享有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有权要求真实签章人履行票据义务。中宇公司上诉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依照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伪造、变造票据者除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行政责任外，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伪造签章者不承担票据责任”的规定，中宇公司作为被伪造签章者不应承担票据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票据上伪造、变造的签章，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结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案涉汇票虽系因缺乏授权被毕××伪造，但中宇公司的签章真实，中宇公司仍应就签章的真实性向西子西奥公司承担票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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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持票人遭到付款人拒付后应当依法行使票据追索权而非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请求权——振信益物流公司认为隆顺焦铁公司向其支付的100万元电子商业汇票未能兑付，隆顺焦铁公司应当向其再行支付该100万元。但从隆顺焦铁公司将100万元的电子商业汇票背书转让给振信益物流公司后，振信益物流公司即成为100万元电子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取得了该100万元的票据权利。根据票据法规定，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该付款请求权是指向票据上载明的付款人请求付款的权利，并非向已完成基础交易关系的合同相对方请求付款。本案中，隆顺焦铁公司在将案涉电子商业汇票背书转让给振信益物流公司后，已丧失对该电子商业汇票的相关权利，振信益物流公司在电子商业汇票遭到付款人拒付后，其应当依法行使票据追索权，而非以合同买卖关系为由向隆顺焦铁公司要求重新付款100万元。且振信益物流公司在未行使票据追索权的情况下，100万元电子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和权利人仍为振信益物流公司，原审法院在隆顺焦铁公司已不享有票据权利的前提下，判决隆顺焦铁公司向振信益物流公司支付100万元有违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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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判令支持持票人依据基础法律关系请求直接前手付款时会同时判令持票人将票据权利转移给直接前手——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有权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向被上诉人主张运费及相应利息。理由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运输业务承包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被上诉人以背书方式将票据金额为100万元的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转让给上诉人用以支付运费，上诉人提示付款后，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并未实际承兑。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既可以选择票据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也可以选择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上诉人一审中明确以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运费并无不当，鉴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利息起算时点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运费100万元及2019年1月20日之后的相应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计算标准，自2019年1月20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清偿债务后，仍可以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鉴于上诉人在二审审理中同意将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转移给被上诉人，故本院确认自被上诉人履行完毕本判决确定的义务之日起，被上诉人成为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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