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一）》第１条之规定，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直接提起诉讼的情形——
（１）【终结支付令督促程序】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１６条规定申请支付令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劳动者依据调解协议直接提起诉讼的；
（２）【劳动报酬调解协议】当事人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１０条规定的调解组织主持下仅就劳动报酬争议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不履行调解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劳动者直接提起诉讼的；
（３）【法院不予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当事人在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主持下就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劳动者依据调解协议直接提起诉讼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438号
【裁判摘要】征收土地行为是由一系列行政行为构成，包含诸多独立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土地征收行为的，应当针对征地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行为提起诉讼，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的请求需指向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或者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具体的给付义务。征收土地行为是由一系列行政行为构成，从征收决定到征收安置补偿决定或协议，再到责令交出土地、强制拆除地上附着物等，包含诸多独立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土地征收行为的，应当针对征地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行为提起诉讼，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这主要是因为，征地过程中的系列行为在作出主体、法定程序、适用对象等方面均有不同，人民法院在对这些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所适用的审查标准和范围也将不同，有必要由当事人明确其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存在未批先征的违法问题，但却未明确其诉的是土地征收程序中的哪个行政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笼统的诉路南区政府土地征收行为违法,属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起诉条件，并无不当。但需要指出的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要求当事人补正、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本案一审法院未履行法定释明义务，直接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董××的起诉，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邵武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邵行初字第6号
【裁判摘要】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或者稽核比对以及抵扣进项税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在诉讼过程中，被告邵武国税局举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应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原告开封锅炉公司开具本案4张增值税发票的时间为2012年5月31日，属于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第三人正兴轮胎公司收到原告交付的发票时（2014年3月17日）已超过180天的认证期限。根据被告邵武国税局提供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50号）》第一、二条的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真实交易但由于客观原因造成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逐级上报、由国家税务总局认证、稽核比对后，对比对相符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允许纳税人继续抵扣其进项税额。客观原因包括如下类型：（一）因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二）增值税扣税凭证被盗、抢、或者因邮寄丢失、误递导致逾期；（三）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业务或者检查中，扣押增值税扣税凭证，纳税人不能正常履行申报义务，或者税务机关信息系统、网络故障，未能及时处理纳税人网上认证数据等导致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四）买卖双方因经济纠纷，未能及时传递增值税扣税凭证，或者纳税人变更纳税地点，注销旧户和重新办理税务登记的时间过长，导致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五）由于企业办税人员伤亡、突发危重疾病或者擅自离职，未能办理交接手续，导致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六）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规定，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只有存在六种客观原因，才可以逐级上报、认证、比对和抵扣税额，而且需要纳税人依法申请，作为主管税务机关无权主动为纳税人申报。
摘要2：（续）本案第三人正兴轮胎公司因未向被告提出用于认证抵扣的发票存在以上六种客观原因而导致凭证逾期的申请和相关证据，故被告无法启动逐级上报，由国家税务总局认证，比对的程序。被告应第三人要求向第三人开具“该发票已超过180天期限，无法认证”的确认证明没有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邵武国税局对第三人要求认证的增值税发票作出“该发票已超过180天期限，无法认证”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鉴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符合法定程序，故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该发票已超过180天期限，无法认证”的行政行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334号
【裁判摘要１】“交付到甲方单位”不属约定合同履行地——首先，“交付到甲方单位”是否已约定了合同履行地的问题。崇文公司主张涉案六份合同第十二条“到甲方单位交付”已约定了合同履行地。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即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否则视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本案中，涉案六份合同第十二条第2项“研究开发成果交付的时间及地点：……前交付到甲方单位”，系对中软公司履行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义务的时间及地点所作约定，并未明确约定“甲方单位”为合同履行地。故，崇文公司关于“交付到甲方单位”已约定合同履行地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该款规定明确了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即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结合合同履行义务来确定合同履行地。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本案中，中软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崇文公司支付涉案合同款及违约金，该诉讼请求所指向的主要合同义务为崇文公司向中软公司支付合同款的义务。因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则，故崇文公司关于本案接收货币一方不是合同履行地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2019)最高法行申3965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直接给付金钱须由行政机关先核定给付金额仍应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经审查查明行政机关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就应判决其履行该给付义务。但是，对于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直接给付金钱的，请求给付的金额必须已经确定，如果须由行政机关事先核定给付金额的，则仍应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当事人如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再另行寻求救济。本案中，25号决定规定社办学校的财政补贴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再由隆回县财政按照核定人数统一拨付。在肖××提起本案诉讼时，隆回县政府尚未就承包洪底小学的起止期限等问题与其达成一致意见，也未核定洪底小学2004年下学期以后的学生人数。因此，肖××在本案中请求给付的财政补贴还须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肖化炼提出的直接判决隆回县政府支付办学补贴和奖励的请求，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隆回县政府根据一审判决已经对肖化炼提出的财政补贴问题作出处理，肖化炼若不服，仍可以通过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
摘要2：肖某某、隆回县人民政府二审行政判决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湘行终398号
【解读１】肖××请求判决隆回县政府支付洪底小学2003年下学期至2006年下学期的财政补贴32980元。
【解读２】一审判决责令隆回县政府在十五日内对肖××提出的财政补贴作出处理；驳回肖××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320号
【裁判摘要】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阶段仍然可以限制消费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虽然孟××在上海三中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已不是斯坦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作为发生争议时斯坦福公司、酒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同时参与了案件调解过程，案件执行过程中仍是本案主债务人斯坦福公司的监事，且根据该公司章程显示，公司仅设有执行董事和监事，综合本案事实，可以认定孟××对本案债务履行仍负有直接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故在斯坦福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前提下，上海三中院对孟××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无不当。综上，申诉人孟令国关于撤销限制消费令的理由不能成立，上海高院(2020)沪执复16号执行决定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1892号
【裁判摘要】申请查封人对被查封财产在查封后擅自对外抵押民事案件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为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丰置业和建行白山分行是在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后，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属于禁止抵押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已被法院查封并办理查封登记手续的土地使用权、房屋，被执行人隐瞒真实情况，办理抵押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行为无效。宁波建工基于该查封，首先，在物权法上享有排除他人在之后对查封标的进行抵押、转让等处分的权利，其由此与该查封标的具有物权法上的利害关系；其次，宁波建工虽然为一般债权人，但基于法院查封而与查封标的具有物权法上利害关系，其债权可以认定属于法律特殊保护的债权，基于司法查封产生排除抵押权的后续设立，其中所体现的利害关系不同于允许不同物权竞存条件下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2016）吉民初1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二项关于建行白山分行可在和丰置业的给付义务范围内，对前述在建工程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使抵押权的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关于查封财产禁止抵押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该项内容可能直接导致宁波建工就案涉土地使用权、房屋拍卖款项获得清偿的权利无法实现，（2016）吉民初11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与宁波建工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主要是物权法上的利害关系），宁波建工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认定宁波建工不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冀01行终476号
【裁判摘要】税款加收滞纳金的数额以不超出滞纳税款的数额为宜——南甸税务分局作出冀石平山税南甸分局通[2020]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对敬业公司1997年11月1日至1997年11月30日的应缴纳税款2439975.08元进行催缴符合法律规定。从敬业公司1997年12月11日滞纳税款之日起，南甸税务分局应当及时履行催缴税款职责，但其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对敬业公司进行催缴，而是时隔22年后，于2020年1月21日才作出通[2020]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应当承担未及时催缴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二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可见，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不按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而给予当事人经济制裁的制度，属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具有惩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本案中，南甸税务分局对敬业公司催缴税款2439975.08元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滞纳金的数额以不超出滞纳税款的数额为宜，南甸税务分局加收了14397072.96元滞纳金明显计算不当，收取滞纳金的数额以催缴税款2439975.08元为宜，故南甸税务分局多收敬业公司的滞纳金11957097.88元应予退还。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穗中法行初字第21号
【裁判摘要】关于税收强制执行决定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该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被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9日作出被诉税收强制执行决定应符合该法的规定。被诉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从原告的存款账户中扣缴税款2214.86元和滞纳金3763.04元，加处滞纳金的数额超出了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明显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应予以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1民终4926号
【裁判摘要】加收滞纳金系纳税人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完税的一种处罚举措，系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方式，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建材公司管理人认定的滞纳金数额，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槐荫税务局要求建材公司管理人确认超出本金的税款滞纳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琼0106行初2号
【裁判摘要】《税收征收管理法》相较于《行政强制法》是特别法，税款加收滞纳金的数额可以超过税收本金的数额——《征管法》和《行政强制法》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立法，属于同一为位阶的法律，且《征管法》开始施行的时间远远早于《行政强制法》，就税收事项而言，《征管法》是特别法，《行政强制法》是一般法，因此，当《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在法律适用上发生冲突时，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故应当适用《征管法》。就滞纳金的数额来说，《征管法》并没有规定上限，也就是说，滞纳金的数额可以超过税收本金的数额，虽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加处罚款或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但是这里针对的是行政处罚，不包括税收滞纳金。因此，税收滞纳金的数额超过税收本金的数额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22)辽执复278号
【裁判摘要】再审中止执行期间应解除限制消费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因此，限制消费措施是对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所采取的一种惩戒措施。本案中，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生效判决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对原判决的执行。中止执行期间，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行为。因此，本案中止执行期间亦应对复议申请人唐×所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予以解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422号
【裁判摘要１】对不属于《海南纪要》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不适用《海南纪要》第9条的规定于债权受让后停止计算利息，即非金融机构受让的除《海南会议纪要》第12条规定的不良金融债权之外的一般不良金融债权不应适用止付利息的规定——……第二，《纪要》第九条“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二条“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可见，《纪要》是对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了特殊的处置规则,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应当严格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适用。如果将《纪要》适用范围以外的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参照适用《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同时，鉴于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中，最初的债权受让人往往是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如一律适用《纪要》止付利息，不仅不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且损害合法受让人的利益。本案中，案涉金融不良债权最初转让发生于2011年9月，从农行流花支行转让给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该债权第二次转让发生于2014年1月15日，由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转让给正中公司，可见，债权最初的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与《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符，故不应适用《纪要》关于自受让日后停止计付利息的规定。第三，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是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在执行程序中能否参照适用《纪要》规定计算债务利息问题进行请示的个案答复。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中的金融不良债权属于《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债权。因此，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基本事实与本案不符，对本案不具有指导意义。
摘要2：（续）总之，本案不属于《纪要》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不应适用《纪要》第九条的规定于正中公司受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申诉人关于复议裁定适用《纪要》及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作出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原裁定的错误认定及处理应予纠正，债务人泰和公司应向债权受让人正中公司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裁判摘要２】清偿日应理解为债务实际清偿之日而非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本案的执行依据，即（2005）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判令：“被告广州市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清偿人民币贷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息（其中，……自2001年4月21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付并扣除已还息211943.58元。）”所谓“清偿日”即债务给付完成之日，对于“清偿日”的理解有争议的，应根据判决主文的词句、判决的性质和目的等综合判断其含义。因为，在履行期间届满日之前义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如果义务人提前履行了义务，仍然一律以履行期间届满日为“清偿日”，这必然导致义务人履行义务之后还将承担不应支付的利息，既不利于保护义务人的利益，也不利于鼓励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为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该项判决主文中的“清偿日”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判决确定履行期间的届满日，而应理解为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据此，本案执行依据已明确了迟延履行期间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日后，依法应同时计算判决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广东高院复议裁定将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利息计算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之后仅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遗漏了一般债务利息的审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导致执行依据所确定利息的事实不清，应发回重新审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41号
【裁判摘要】案涉13张商业承兑汇票不应视为已付工程款，理由如下：其一，宏信公司向山河集团支付13张商业承兑汇票，目的在于支付工程款，属于清偿债务方式中的一种。在案证据显示，案涉13张商业承兑汇票系因余额不足而被银行拒绝承兑，山河集团对此不存在过错。该13张商业承兑汇票并未实际产生偿付9500万元工程款的效力，山河集团有权要求宏信公司继续履行支付该9500万元工程款的义务。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票据追索权是“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是使得持票人享有向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的权利，而非限制持票人只能通过票据追索权主张权利，该条规定并不排斥持票人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或原因行为主张权利。本案中，山河集团提起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山河集团与宏信公司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宏信公司负有向山河集团支付工程款的给付义务。汇票只是支付工程款的一种手段，山河集团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案涉13张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且明确要求在本案中向宏信公司继续主张被拒绝承兑汇票对应数额的工程款给付义务，此种情形下，应当尊重债权人根据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的选择，一审判决认定山河集团应通过行使票据追索权主张权利，将另行诉讼的不利益分配给了债权人，属认定不当。其三，山河集团二审新提交的《情况说明》显示，宏信公司知晓案涉13张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的事实，并认可该13张商业承兑汇票共计9500万元不予抵减欠付工程款。此种情形下，宏信公司主张已经通过商业承兑汇票方式向山河集团支付9500万元工程款，山河集团应通过票据追索权另行主张该9500万元工程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841号
【裁判摘要】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不影响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4号、5号楼、地库、地库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富房产公司已实际占有使用，应视为对工程质量的认可，一审认定中兴建设公司就4号、5号楼、地库、地库未付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责任在于百富房产公司，并不在于中兴建设公司，且法律并未以工程未取得相关手续作为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条件。
【摘要１】即使是非强招标工程，承包方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就已经进场施工属于串通投标无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年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7月26日就百富明苑小区7号楼签订《承包协议书》，并于2011年9月20日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述合同虽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百富房产公司亦在向本院起诉前取得7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但中兴建设公司认可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已就案涉工程进场施工，此行为属于先定后招、明招暗定的串标行为，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关于案涉7号楼工程的中标无效，案涉7号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因中标无效属无效合同。
【摘要2】关于百富房产公司主张的中兴建设公司应向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摘要2：（续）依据上述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开具发票。“开具发票”虽从文义解释看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和履行，但从上述规定及建设工程合同交易习惯来看，其含义并非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发票，而是指在给付工程款时需由收款人向付款人给付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该给付义务属收款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本院应当依法审理，中兴建设公司关于该项请求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税务机关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百富房产公司认可中兴建设公司就案涉工程已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数额为98903600.85元，中兴建设公司对该数额虽不认可，但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实际移交发票数额，故中兴建设公司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数额应认定为81475609.72元(180379210.57元－98903600.85元)。
【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新民初64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亦有规定，但适用新的解释更有利于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对本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长不超过十八个月的除斥期间。
摘要1：【案号】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湘10执复65号
【裁判摘要】在生效法律文书未明确指定金钱给付义务的履行方式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拒绝债务人以背书转让或签发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法律文书生效后，湘电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文书内容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本案中，根据临武县法院查明的事实,湘电公司并未直接向工业公司支付判决的工程款，而是向工业公司提供了一张案外人100万元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由于该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是案外人湖南高创新能源有限公司,其出票日期为2020年9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9月18日，工业公司拒不接受该汇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工业公司未接受该汇票，且目前湘电公司的给付义务确未履行完毕。据此,工业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临武县法院作出(2020)湘1025执746号执行裁定，冻结、划拨湘电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苏13执复146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主张已经通过背书转让或签发商业承兑汇票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但未能举证证明能否顺利兑付的不予支持——本案中，德腾公司主张其已将40万元承兑汇票按照王××的指示汇入沭阳县旭峰建材销售中心，但王××主张该承兑汇票无法承兑。关于德腾公司主张的承兑汇票，因其出票人系安徽×××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宿迁××置业有限公司，该承兑汇票应为商业承兑汇票，鉴于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并非银行，故其能否顺利承兑取决于付款人是否具备承兑能力。本案中，德腾公司在不确定案涉承兑汇票能否顺利承兑的前提下，将该承兑汇票背书给王××指定的沭阳县旭峰建材销售中心，后王××主张该承兑汇票无法承兑，故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承兑汇票能够顺利承兑的举证责任应为德腾公司，但德腾公司在执行程序和异议复议程序中均未举证证明案涉承兑汇票具备承兑条件，故本院对德腾公司有关案涉承兑汇票能够承兑、该公司已经履行了调解书约定义务的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93号
【裁判摘要】本院审查过程中查明，王××、凯森洁能公司在本案申请强制执行期间，于2020年11月23日签订《和解笔录》，就本案一、二审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达成和解协议，王××未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0）津01执643号执行结案通知书，确认“就本院（2019）津01民初149号民事判决项下被执行人承担的义务，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王××亦同意本案执行完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第（4）项之规定，（2019）津01民初149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一）再审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义务继承或者权利义务承继者声明放弃再审申请的；（二）在给付之诉中，负有给付义务的被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四）他人未经授权以当事人名义申请再审的；（五）原审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六）有本解释第三百八十三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当事人均未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本案应当终结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豫04民终2257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无锡康兴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民事判决，蓝星公司为履行上述判决中的金钱给付义务，于2019年11月30日以背书转让给无锡康兴公司承兑汇票形式进行了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第七十一条规定：“被追索人依照前条规定清偿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已清偿的全部金额…”根据上述规定，再追索权的权利主体应为票据持票人。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向其后手无锡康兴公司清偿票据债务后，取得涉案票据及其他清偿相关证明，此时其作为涉案票据持票人取得向其前手神马公司的再追索权。虽然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提起诉讼，但2019年9月1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才作出民事判决，在判决之前无锡康兴公司的追索权尚未得到支持，蓝星公司是否承担清偿义务尚未确定，且在没有履行偿还义务之前，蓝星公司无法收回票据及其他相关证明向神马公司展开再追索，故一审认为蓝星公司清偿后成为票据持票人进行再追索，从2019年11月30日即“清偿日”开始起算再追索权利时效符合本案实际。故神马公司上诉认为一审以“清偿日”起算蓝星公司再追索权利时效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票据权利时效是指票据上权利的消灭时效，即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时间持续不行使权利，票据债务人就可以依据票据权利人超过票据实效而拒绝履行义务，其意义在于促进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力，避免义务人长期陷于一定法律关系中不能解脱，也为了保障和促进票据的流通。故一审认为票据权利时效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认定依据不足。
摘要2：（续）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七条的规定：“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疫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综合认定蓝星公司未于2020年3月1日前提起诉讼并非怠于行使诉讼权利所致，准许其顺延十日票据再追索权利时效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吉民申1136号
【裁判摘要】精神病人亲属未经法定特别程序而以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名义申请再审，符合“他人未经授权以当事人名义申请再审的”的规定情形，依法应予终结审查再审申请——本院审查过程中，徐××姐姐徐××１经本院释明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关于“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该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的规定，于2019年5月28日向吉林省图们市人民法院提起特别程序诉讼，申请认定徐××无民事行为能力。吉林省图们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吉2402民特6号民事判决，以徐××１无不当理由未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选择鉴定机构以致未对徐××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为由，判决驳回徐××１关于宣告徐××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申请。该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一）再审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义务承继者或者权利义务承继者声明放弃再审申请的；（二）在给付之诉中，负有给付义务的被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四）他人未经授权以当事人名义申请再审的；（五）原审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六）有本解释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徐××于2017年4月21日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批准为精神残疾三级，为了保护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依法应当经人民法院特别程序宣告该徐××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并为其依法指定监护人。据此，徐××１在本案一、二审诉讼及申请再审时，未经法定特别程序而以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名义行使诉讼权利，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二条第四项“他人未经授权以当事人名义申请再审的”的规定情形，故依法应予终结审查再审申请。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20民初3378号
【裁判摘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况。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判决赔偿义务人给付后续护理费等费用是有法律依据的，杨××根据本院的判决合法取得后续护理费并不属于不当得利。护理期限是本院根据受害人的伤残程度来确定，是对未来损失的一种估算，可能多于或少于实际发生的护理费用，但这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本院对后续护理费作出判决时，隐含了对受害人病情治愈、病情恶化及死亡等可能结果的认识，无论受害人经治疗后的结果怎样，无论因此而发生的实际费用是多少，赔偿义务人都应当以原判决确定的数额赔付。现（2015）璧法民初字第0193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具有确定力、既判力，原告也已经履行该判决所确定的全部给付义务，虽然杨培云已经死亡，但并不影响原判决的效力。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后续护理费的理由不成立，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31号
《黄某某与厦门双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6号
【摘要】股权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要件应当包括：其一，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其二，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三，受让人在查封之前已足额支付转让价款或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关于股权被依法查封后，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的要件|执行异议之诉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实体审理程序判断金钱债权申请执行人基于生效裁判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与异议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谁更具有优先性。申请执行人基于对被执行人享有合法债权，而对被执行人名下执行标的具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所得价款用于清偿其债权的权利。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取向是基于公平原则，给予符合特定条件的异议人优于普通债权人的特别保护。基于执行异议之诉基本功能与价值取向，除存在法定优先权情形下，受让人提出对执行标的具有优先性因而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一般应当具备以下要件。1.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应当是真实的，且该权利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真实性是受让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如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为虚假，则无保护之必要，遑论优先保护。人民法院查封之后，任何针对执行标的处分行为均应属无效，故受让人的权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亦属于其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2.受让人已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在受让人没有实际占有或者控制执行标的情况下，其所享有的仅是请求被执行人依约交付执行标的的权利，该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而债权具有平等性，不能对抗强制执行。在受让人因被执行人的履约行为已实际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后，受让人已经可以对执行标的进行占有、使用、收益，而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即不再享有上述权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以其实际享有的财产或财产性权益为限。在被执行人因丧失对执行标的的占有或控制而对该执行标的不享有任何权益之时，即具有将该财产排除强制执行的可能，
摘要2：（续）也即受让人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是赋予其优先保护的实质要件。在转让对象系股权的情况下，在认定受让人实际控制执行标的要件时应当考虑到股权的基本特性。股权是股东或出资人对公司所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该权利行使的对象是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据此，股东名册是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受让人能够实际行使股权的前提应当是公司股东名册已经变更、受让人已经作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故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3.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首先，执行标的原本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系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用于清偿债务的对象。受让人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是基于转让合同关系，而在该基础法律关系中，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转让价款。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与受让支付价款构成对待给付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构成受领给付的基础。在受让人已经实际支付转让价款或者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剩余价款交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形下，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由该执行标的转化为转让价款，其责任财产范围并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考虑到受让人依约履行支付价款等合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其有权继续保持受领给付状态，可以赋予其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而在受让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转让对价的情况下，受让人因未履行对待给付义务，缺乏对执行标的继续占有的基础。在该执行标的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时，即不应赋予受让人排除执行的权利。其次，执行异议之诉基本价值系公平原则。在受让人未支付价款且不愿意将剩余价款交付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下，如赋予受让人优于对执行标的采取查封措施且已支付对价的债权人特别保护则有悖于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再次，现行司法解释关于受让人能够排除执行的规定中均将转让价款的支付作为核心要件之一。200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1917号
【裁判摘要】关于《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效力问题。．．．．．．各方签署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现行法律亦未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合同无效，故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此处的“处分”系指“处分行为”，即发生债法上给付义务效果的财产行为，表现为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而本案中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仅为“负担行为”，即直接发生财产权转移或消灭效果的行为；鉴于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仅为“负担行为”，故不属于无权处分(杨××基于与房主的租赁关系，合法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其转租的行为并未损害房主的利益，亦不能算作无权处分)，不属于效力待定的情形。综上，各方签署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系合法有效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258号
【裁判摘要１】（１）确认之诉客体是法律关系而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２）当事人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其实际借款金额的诉求不属于诉的内容，也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所谓诉，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请求法院就特定的法律主张或权利主张进行裁判的诉讼行为。诉的内容有两个因素，诉讼标的与诉讼理由。诉的标的是原告依法提出的，与被告有争议并要求法院通过审判解决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主张。诉的理由是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指引起当事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或法律关系发生争议的事实。从诉的类型看，一般可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其中确认之诉在于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其客体是法律关系，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某某请求确认其实际借款金额为5.1亿元，利息按约定计算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和事实关系，不属于诉的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
【裁判摘要２】诉讼请求附条件|当事人以清偿债务为前提但并未实际清偿债务即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义务，法院作出的判决内容无法具体明确，应当裁定驳回诉讼请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中，某某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均附有条件，即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在“某某清偿全部借款5.1亿元及相应利息的同时”，由陈××１、陈××２解除相关担保并向某某返还质押的股权，协助某某取得公司印鉴及其他资料，第三项诉讼请求中主张陈××１、陈××２和南华公司“在某某履行还款义务后”协助将南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人员变更为某某指定的人、返还南华公司印鉴和证照。上述请求均以某某清偿债务为前提。现某某并未实际清偿相应债务，却提起诉讼，以自己履行义务为前提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义务，但其是否实际履行义务属于不确定的事实，因此某某请求的给付义务并不明确，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内容亦无法具体明确，不符合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要求，故一审裁定驳回某某上述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双务合同中一方依法行使履行抗辩权的情况下，双方互负的对待给付不因某一方未提出诉讼或者仲裁申请以行使权利而消灭——诉讼时效制度意在促使权利人依法及时行使权利，故只有在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或者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情形下，才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进而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案中，龙江公司在宝钢公司申请仲裁的案件中仅是提出抗辩，并未提出反请求，本不应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但案涉《变更协议》《欠款协议》系双务合同，双方互负的对待给付具有牵连性，此种牵连性不仅体现为履行的牵连性，而且还体现为存续的牵连性，该牵连性决定了双务合同中双方均享有履行抗辩权。因而在一方依法行使履行抗辩权的情况下，基于此种牵连性，双方互负的对待给付不因某一方未以提出诉讼或申请仲裁等方式行使权利而消灭，否则将使对待给付沦为事实上的单方给付，使合同法专门针对双务合同规定的履行抗辩权失去其应有之意。就本案而言，自从签订《欠款协议》以来,龙江公司在履行案涉协议过程中，就始终以宝钢公司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拒绝支付价款，本质上是行使了双务合同项下的履行抗辩权，在仲裁裁决作出并生效前不存在诉讼时效起算的问题。至2017年4月16日仲裁裁决作出后，龙江公司的给付义务已经确定，不再存在对待给付的问题。故自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龙江公司请求宝钢公司承担案涉合同项下的违约损害赔偿之债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龙江公司于2018年3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二审判决认定龙江公司部分诉讼请求超出时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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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判令返还土地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属于履行给付义务，并不直接导致物权变动——在美新公司与南郑新华书店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中，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2018）陕07民终246号民事判决，判令美新公司向南郑新华书店公司返还案涉土地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从该判项表述看，其在性质上为判令美新公司向南郑新华书店公司履行相应给付义务，因而该判决生效之时并不能够直接导致案涉土地权属的变动，故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南郑新华书店公司主张其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于法无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在一方给付义务履行完毕，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另一方只欠付对方债权利益且已进入清偿期情况下才能认定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支付属于违反保全裁定的擅自支付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他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者价款。”对到期债权的保全目的在于，可以使他人停止向债务人支付款项，从而增加债权人权利实现的可能。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对到期债权保全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所保全的债权必须为债务人依据合同所应得的债权利益，且已到期，对未到期的债权原则上不能进行保全。在双务合同中，合同双方互享权利、互负义务，而最终能够确定的到期债权利益应当是经过对互负债务经过最终结算而形成的单方债权。此时，合同一方仅享有债权，另一方仅负给付义务。首先，本案中唐山中院保全二建公司对荣盛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的依据是该院于2013年8月9日对荣盛公司副总经理戴××所作的询问笔录。笔录中，戴××明确表示双方的建设工程未完工，尚未结算，同意预留出1100万元履行协助通知书要求的不给付义务。从该笔录中可以看出，荣盛公司与二建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正在履行过程中，尚未完工、结算。据此，唐山中院作出保全裁定之时，并未形成明确由二建公司享有的最终的到期债权利益。荣盛公司配合法院冻结该笔到期债权，同意在工程结算后预留出1100万元款项协助法院执行财产保全，且未在当时对到期债权的保全提出复议，并不意味着在执行阶段其最终认可到期债权存在，更不意味着其认可到期债权的数额是明确的。其次，本案中到期债权的保全与荣盛公司的支付行为均发生在荣盛公司与二建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之中，后双方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工程款结算等纠纷诉至法院。可见，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具有持续性给付义务的双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资金往来频繁，事实上不可能在尚未结算时准确认定到期债权利益的最终数额。相应地，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款项支付行为即属于违反保全裁定的擅自给付行为。只有在一方的给付义务履行完毕，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另一方实际上只欠付对方债权利益，且已进入清偿期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支付确属违反保全裁定的擅自支付行为。
摘要2：（续）第三，（2013）唐民初字第222-1号保全裁定及（2013）唐民初字第22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二建公司在荣盛公司处的到期债权1100万元，但二建公司与荣盛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标的总额远大于该数额。对到期债权的保全冻结只应对裁定冻结部分的债权产生财产保全效力，不应影响裁定以外的债权债务的履行。次债务人荣盛公司虽向被执行人二建公司支付了4000多万元款项，但支付时双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正在履行过程中，工程款尚未结算。目前，相关工程款结算纠纷正在诉讼审查之中，双方间债权债务数额仍未有定论。因此，尚无确切证据证明荣盛公司支付的该部分款项包括保全裁定冻结的1100万元。唐山中院、河北高院的异议、复议裁定仅依据荣盛公司在保全裁定作出后发生了向二建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在未查明双方合同履行情况等相关事实的情况下，认定其违反了保全裁定的内容，构成擅自支付到期债权的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即使荣盛公司向二建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违反了保全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参照《执行规定》第44条的规定，执行法院可以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或要求其弥补因违反保全裁定所造成的损失。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保全裁定冻结的标的物为到期债权，而非一般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执行规定》第63条的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据此，荣盛公司作为次债务人，在执行阶段享有就到期债权的执行提出异议的权利。即使本案保全裁定自始得到了遵守，或者荣盛公司违反了保全裁定并追回已支付款项，本案保全冻结的到期债权在执行阶段也将因荣盛公司所提异议而不能予以执行。河北高院在认定荣盛公司违反保全裁定的情况下，根据《执行规定》第37条的规定裁定荣盛公司就逾期未追回的1100万元款项向申请执行人瑞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属适用法律错误；另一方面，导致与保全裁定被依法遵守时申请执行人能够获得利益相比，申请执行人瑞昌公司在保全裁定被违反的情况下，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变相排除了次债务人荣盛公司可对到期债权执行提出异议予以救济的权利，确有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自行从生效判决确定的应付款项中扣除部分款项用于代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并非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内容，也未征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不能视同履行生效判决的部分给付义务——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584号民事判决给付内容，莎普爱思公司应向章××支付的款项共计284844.8元。现莎普爱思公司只向章××支付了171744.64元，对比生效判决的给付数额仍欠113100.16元未付，因此，执行法院根据章××的执行申请，有权对莎普爱思公司名下财产采取强制措施以清偿债务。．．．．．．莎普爱思公司自行从生效判决确定的应付款项中扣除部分款项，用于代章××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并非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内容，也未征得章××的同意，不能视同履行生效判决的部分给付义务，莎普爱思公司应切实按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数额向章××履行给付义务，因此，莎普爱思公司认为其司已履行完毕生效判决的复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复议请求本院予以驳回。至于章××所得款项的纳税问题，应由税务部门管理计征，不属于本案执行程序调处事项。莎普爱思公司主张已代扣缴章××相关税费的，应另行与章××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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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代扣代缴申请执行人劳动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税金为被执行人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组成部分——本案执行依据所判决的代理费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申诉人纽威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扣缴义务人，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申诉人代缴税款系履行法定义务。苏州市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对申诉人作为扣缴义务人代缴税款的情况予以确认。而增值税不属于代扣代缴的税种。
【解读】生效判决内容：纽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支付代理费6042371.8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6042371.83为基数，自2014年7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18年1月19日，纽威公司向周××支付4852842.58元及20204元；向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支付周庆明个人所得税2273396.5元，品目名称为劳务报酬所得。2018年1月29日周××向虎丘区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标的为2279395.74元。执行法院立案后，向纽威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执行案号(2018)苏0505执342号，纽威公司遂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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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系争保险合同是年金保险，属于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合同虽也约定了身故保险金，但内容上仅是是对被保险人死亡后保单价值的退还，不应按照法律规定的“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处理，该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不影响其效力。
【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沪民申189号——经审查，涉案合同名称为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保险人的主要给付义务是在被保险人年满50周岁后每年给付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不论该合同名称还是其约定的主要义务，均符合年金保险的特征。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不同，年金系指一系列的定期支付，其系以被保险人生存为给付条件，而不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条件。虽然涉案合同还约定被保险人在50周岁前身故，保险人按累计已交保费总额的110%或现金价值给付保险金，但上述给付金额与以生命表为保费计算依据的死亡保险相差甚远。二审判决不将之认定为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尚属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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