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1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185号
【裁判摘要】仲圣控股主张鲁能仲盛提出的抽逃出资反诉与仲圣控股提出的股东知情权和盈余分配权的诉讼请求系不同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不应受理反诉请求。由于因股东知情权和盈余分配权而产生的纠纷与股东出资纠纷同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而且本案仲圣控股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将直接影响到其股东权利是否受到限制，因此原审法院将本案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01民初20205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01民初2020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本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告公司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中“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200万元减少至1138.2万元人民币，其中减少张××全部实缴货币出资61.8万元人民币，取消张××股东资格”的内容无效，故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原告的股东身份便已恢复，被告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依据原无效决议所做的相关变更登记。现被告未履行申请撤销登记义务，已经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将其记入股东名册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应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1民监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4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有别于执行异议程序中以形式审查为主的标准，对执行标的权利的归属，不能简单地仅根据权利外观及程序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规定加以判断，而是应当以民事实体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进行实质审查。本案中，对于案涉股份是否属于滇资公司所有，则应当依照法律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规定，结合凌丰公司向滇资公司转让案涉股权的交易事实、股权名册的记载、股权证的颁发、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及履行相应义务等事实进行实质性判断。
【裁判摘要２】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属于必须进行登记事项，而股份转让导致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并非法律规定的工商登记事项，无需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股权不是物权，是复合型权利。．．．．．．因此，虽然《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了商业银行及其股东应当充分披露相关股权信息，但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未有法律明确规定对股权转让必须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请求解除对执行标的的冻结，应通过向法院执行部门申请，由执行部门作出相应的执行行为，并非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法院对此不予审理。
摘要2：【解读】滇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撤销(2018)云01执异33号执行裁定；2.不得执行滇资公司所有的临沧临翔沪农商行200万股股份，解除对标的股份的冻结；3.确认标的股份为滇资公司所有。
【摘要】此外，还需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故本判决生效后，（2018）云01执异33号执行裁定即失效，而无需本院对该裁定再明确在判项中撤销。另，凌丰公司再审请求解除对案涉200万股股份的冻结，应通过向人民法院执行部门申请，由执行部门作出相应的执行行为，并非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予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1号
【裁判摘要１】凯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圣凯诺公司将改制分配所得的资金9045395元划转给凯瑞公司；2.圣凯诺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暂计11511638元（其中17045395元，按年息24%计算，从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月23日，计7419650元；9045395元，按年息24%计算，从2016年1月24日起至起诉之日止，计4091988元)；3.圣凯诺公司清偿代为垫付的货款及诉讼费50万元；4.圣凯诺公司移交固井设备立罐6个、地罐2个；5.挂名股东杨成完全退出凯瑞公司；6.圣凯诺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裁判摘要２】一审法院判决：1.圣凯诺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凯瑞公司9045395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月23日，按本金17045395元计算；从2016年1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本金9045395元计算。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2.驳回凯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摘要３】再审判决：一、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808号民事判决及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民初99号民事判决；二、定边县圣凯诺油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定边县凯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3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定边县凯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再审判决根据违约行为时间分别计算利息：（１）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２）在2019年8月19日之后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摘要2：【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凯瑞公司提出其代圣凯诺公司支付货款及诉讼费50万元的请求，因该事实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主张。关于凯瑞公司要求圣凯诺公司移交固井设备立罐6个、地罐2个的请求，因圣凯诺公司否认该设备分给凯瑞公司，且凯瑞公司所举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凯瑞公司要求圣凯诺公司将其委派于凯瑞公司中的挂名股东杨×完全退出凯瑞公司的请求，因其涉及案外人权利义务，不属人民法院调整范围，不予支持。
【摘要2】（１）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145509元，由圣凯诺公司负担140000元，凯瑞公司负担5509元。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45509元，由圣凯诺公司负担72754.5元，凯瑞公司负担7275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817元，由圣凯诺公司负担。（２）圣凯诺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8民初99号民事判决，改判圣凯诺公司向凯瑞公司支付300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用由凯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三、一审法院对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所作出的决定明显不合理。（３）二审认为：对于圣凯诺公司上诉提出的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分担明显不合理的问题，经查，凯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金额为2100万元，并据此预交案件受理费145509元。一审判决支持凯瑞公司诉讼请求金额1000余万元，而决定由圣凯诺公司负担140000元，凯瑞公司负担5509元不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纠正。
【摘要3】《承诺书》载明：原圣凯诺公司应付凯瑞公司款项17045395元，经双方协商并征得凯瑞公司主要大股东同意，经清算后应付凯瑞公司1100万元，分两次付清，2016年1月25日前付800万元，下欠300万元于2016年3月25日前付清，圣凯诺公司负责配合凯瑞公司变更原注册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和义务，如凯瑞公司股东提出反悔，凯瑞公司将退回上述款项等内容。当日圣凯诺公司用银行承兑汇票付凯瑞公司800万元，其余内容未履行。 再审认为，．．．．．．一、二审判决认为《承诺书》系附条件约定，圣凯诺公司在2016年3月25日前未付清全部款项，未将股东杨×退出凯瑞公司，故所附条件未成就，《承诺书》未生效的理由系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予纠正。圣凯诺公司仍应依据《承诺书》的约定继续支付剩余300万元。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2民终457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2民终457号
【裁判摘要１】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中南石油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诉讼费用由中南石油公司负担。．．．．．．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而本案是在该司法解释施行后才立案受理的，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相关规定。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案中，李××作为中南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施行后，依据前述规定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其主体适格。中南石油公司上诉主张李××已因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作出而被罢免，失去了中南石油公司董事长及董事的身份。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正是基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作出侵犯其权利而提起诉讼，只有在案涉股东会决议成立的前提下，李××才不具备中南石油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身份，因此，在本案生效民事判决作出前，李××仍然是中南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及董事，且至今中南石油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仍为李××。中南石油公司还上诉主张即使李××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具有诉的利益而成为适格主体，李××亦仅能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决议内容申请撤销，而不能请求确认整个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此，本院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的规定针对的是整个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李××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全部内容不成立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除斥期间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仅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需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李××系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此，现行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当事人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是否受60日期限的限制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施行后，以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为由，并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李××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其权利的行使并非属于形成权的范畴，因此亦不受法律规定的一般除斥期间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中南石油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全部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须经代表表决权的股东一致通过。中南石油公司持有70%股份份额的股东中石化公司既未参加案涉股东会会议，也未就决议事项行使表决权。因此，案涉股东会会议作出的决议并未经过全部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规定，案涉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该决议不成立。中南石油公司上诉主张案涉股东会会议召开前已发函告知中石化公司，并表明“逾期或者不到会视为放弃股东权利，全权授权富成兴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权利的放弃必须明示，中石化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将股东表决权授与富成兴公司行使，事后中石化公司也未予追认。富成兴公司在召开股东会会议前是否发函告知中石化公司，不影响案涉股东会决议未经代表全部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事实认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新民申1278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新民申1278号
【裁判摘要】“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关于巴楚县乾龙建友建材有限公司是否符合公司解散法定条件的问题，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解散纠纷的立法目的分析。公司解散纠纷系股东在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提起解散公司申请而引发，其设定目的在于弱势股东穷尽公司内部的救济手段后，运用司法手段调整失衡的利益关系。由此可见，公司法的立法本意是希望公司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之间的僵局状态，”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本案中，司威世虽称黄××和杜×侵占公司财产、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巴楚县乾龙建友建材有限公司解散并非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司威世作为巴楚县乾龙建友建材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可以通过要求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收购股份，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公司，彻底解决股东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和冲突。司威世在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及享有资产受益等股东权利无法实现时，应当且可以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予以救济，而不能以此为由请求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原审法院未支持司威世要求解散巴楚县乾龙建友建材有限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8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89号
【裁判摘要】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必须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和“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两个实质要件。．．．．．．申请人张××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解散事由，核心诉求是其被排除在公司经营管理之外，至于其所列举的股东之间群殴打架、张××１将其和张××２赶出公司、张××１伪造决议处分公司资产等导致其权利受到侵害的事由，均可以通过提议召开股东会讨论人事任免、转让股权和请求公司回购以退出公司等其他合法途径获得救济，并无通过司法诉讼强制解散公司的必要。而在本案中，张××对其所主张的股东权利受到侵害的情节，直至采取了对其长兄张××１不断进行控告和诉讼的方式，并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通用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其股东权利以寻求救济，故其关于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26号
【裁判摘要】股东虽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所涉股权转让违反了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对股权转让不予认可，受让方也未能提供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因此受让方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主张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分红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公司股东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才可以向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昌恒公司虽与平棉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平棉集团认可其将碧海公司11.76%的股权转让给了昌恒公司，但平棉集团向昌恒公司转让股权违反了碧海公司章程的约定，碧海公司对股权转让不予认可，昌恒公司也未提供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昌恒公司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主张碧海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分红款的理由不成立，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97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股东在行使知情权过程中，查阅公司会计账薄是否包含摘抄。第一，摘抄是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会计账簿的辅助手段。股东知情权是公司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知晓公司事务的权利，是股东的法定权利、固有权利。查阅会计账簿是股东知情权实现的方式。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公司会计账簿一般包括大量、专业的数据信息，在股东不能充分理解专业数据信息的情况下，不能认为仅股东自行查阅会计账簿就实现了知情权。对此，《公司法解释（四）》第十条规定，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该规定明确了股东行使知情权可以由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进行辅助，其目的就是帮助股东了解公司信息。同理，进行摘抄也是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了解公司信息的方法。不管是聘请专业人员，还是进行摘抄，都是辅助股东实现其知情权的手段。第二，一般情况下，摘抄不等同于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制作单位或保管单位的印章。参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证据的有关规定精神，摘录和复制具有不同的法律含义。从词意上理解，“摘抄”与“摘录”意思相近，均可理解为“选取一部分内容抄录下来”，“复制”可理解为“依照原件制作成同样的”。可见，摘录、摘抄与复制的含义不同，不能产生“制作成同样的”效果，不能认为摘抄本质上属于复制。股东对会计账簿进行摘抄，不违反公司法规定，倍爱康公司关于“摘抄”本质上属于“复制”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摘要2：（续），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股东负有保守公司秘密的义务，以及公司因此利益受损时的救济途径。如倍爱康公司认为东峰公司在行使股东知情权过程中泄露了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可依法进行救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3号
【裁判摘要】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公司法系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设立，其在赋予股东权利的同时，亦对股东在公司运行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规制。本案系安胜公司债权人对安胜公司股东未履行股东清算义务所提起的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安胜公司经法院破产清算并不能免除公司法赋于安胜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债权人可以依据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安胜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2.关于黄××是否已履行清算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及时组织清算系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属作为义务，当义务人不作为时，其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黄××在安胜公司歇业后未及时组织清算，在破产清算审理过程中亦未向管理人提交财务账册，且在鹏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仍未提供公司财务账册，明显属于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导致安胜公司无法进行全面清算，其应当对安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是否掌握财务账册、对安胜公司财务账册灭失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其对公司债权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对黄××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股权转让后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系股权转让双方的义务，未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若有证据证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系受让人不予配合造成且出让人已经在合理期限内以起诉等方式要求受让人履行配合义务的除外。受让人是否系实际控制人此为该受让人是否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而非登记股东免责事由。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鄂民申3668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鄂民申3668号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仅能以及代持协议通过合同相对人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合伙企业主张权利——孙××与罗××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依据《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孙××自愿委托罗××作为其对包钢股份公司8856000元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孙××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内蒙古包钢钢连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罗××仅以其自身名义代孙××持有该代持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故8856000元出资对应的投资权益由孙××享有。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孙××只能通过合同相对方罗××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主张权利。二审法院驳回孙××关于罗××、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将财产份额办理工商登记至孙××名下的诉讼请求，确认孙××实际享有8856000元的投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11号
摘要1：执行异议之诉综合判断异议人是否享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11号
【裁判观点】
（１）判断执行标的能否执行，需查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此确定异议人所享有的权利在效力上是否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２）执行异议之诉中，在考量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结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裁判摘要】债权成立于股权登记之前不能对抗隐名股东实际权利——本案富新节能公司等被申请人对案涉股份享有的实际权利与萍乡农商行股权登记外观上存在冲突，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综合予以判断。1.富新节能公司通过继受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熊×等人因公司转制而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均是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权益，太红洲公司仅是基于登记外观，虽有股东之名而无股东之实，太红洲公司对案涉股权并无支配权利，实体股东权利为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所享有。易××申请执行的是实体权利已经虚化的股东权，不能对抗已经查明的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益。２.本案执行标的并不构成太红洲公司与易××交易的责任财产，对易××的债权并不因丧失信赖而造成损害。易××与太红洲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萍乡农商行成立之前，太红洲公司所持有的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尚未对外公示，并不存在易××对太红洲公司所持股权的信赖问题。因此，易××仅依据对事后的公司股东登记信赖申请执行案涉股权，不能对抗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的实体权利。
【摘要】至于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的收取问题，因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因此类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标的是能否对登记于太红洲公司名下的萍乡农商行2000万股的股份排除执行，一、二审据此收取诉讼费用并无不当。易××申请再审中提出应当按照申请执行的545万元的债权为标的收取诉讼费用，混淆了本案诉讼标的与另案诉讼标的的不同，该申请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涉改制等特殊企业股权的强制执行时，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信赖等因素予以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28号
【裁判摘要】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是否有权请求解散公司？｜在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存在抽逃出资等行为等情况下，该股东仍然有权在法定情形出现时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关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在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等瑕疵出资的情况下，对股东权利的限制并不及于请求公司解散的权利。故对于西北车辆公司关于兰驼公司无权提起本案之诉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未经股东（大）会会决议能否强制分配利润？
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规定四》第１５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２）在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满足进行盈余分配的条件下，在大股东滥用多数表决权不通过股东会分红决议，并存在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下，法院可以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强制公司分红，且不以股权回购、代位诉讼等其他救济措施为前提。
摘要2：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粤20执复40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粤20执复4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规定，“债务人的股东主张以下列债务与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抵销，债务人管理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本案中，陈某作为宝田公司的股东，对宝田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基于借款合同产生，但陈某对宝田公司承担的债务是因其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而产生的。本院认为，若允许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就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其因损害公司利益所负的债务进行抵销，会导致对公司外部债权人不公平的结果。尤其宝田公司处于清算阶段（因股东未履行法定义务导致未实际进入清算程序），若允许陈某对宝田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抵销，违反了法律公平原则及相关规定。故陈某要求其与宝田公司互负的上述两案债权债务抵销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3民终17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3民终173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债务人的股东主张以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与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抵销，债务人管理人提出异议的，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返还涉案款项所形成的上诉人的债务实际上是上诉人作为瑞田钢业的实际控制人，滥用股东权利对利润进行分配后而形成的债务，这不仅损害了公司利益，而且损害了其他债权人权益。在瑞田钢业管理人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该债务依法不能抵销。上诉人主张该债务应与其对瑞田钢业所享债权予以抵销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综上，新雅集团作为瑞田钢业的实际股东，违反法律规定收取股东分红，依法应予以返还。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10民终725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10民终725号
【裁判摘要】股东在公司破产前违规取得分红款管理人有权代表公司要求股东予以返还——｜一审以“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作为案由审理，但追收非正常收入是指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对于债务人的董事、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予以追回，而本案黄××、丁××无证据证明系天安公司的董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故定“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案由不当，调整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分红即公司盈利分配必须按照顺序进行，先弥补亏损，清偿债务，再依照法律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及依照股东会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最后方可分红。而本案中，上述争议的款项系在天安公司因涉及多起诉讼被执行的情况下，为规避债务，通过私人账户向股东分红，并且上述盈余分配亦未提取法定公积金，违反了公司法规定，不管当时公司是否处于亏损状况及黄××作为股东是否知晓公司经营状况，均不影响违规分配利润的成立，应予以归还。对于上诉人提出的100万元垫付设备款应予抵销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债务人的股东主张以下列债务与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抵销，债务人管理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本案违规分红款项系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而应返还的债务，不能与其他债权抵销，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
摘要2：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初181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初1813号
【裁判摘要１】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股东出资期限未到期的加速到期立即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本案中，伊×、周×为瑞银公司现股东，二人均未向瑞银公司履行过出资义务，虽然瑞银公司章程规定伊×、周×可在2030年4月14日之前足额缴纳出资，但因本院已受理瑞银破产清算一案，伊×、周×的出资义务已加速到期，其应立即向瑞银公司缴纳其所认缴而未缴纳的出资。
【裁判摘要２】股东出资期限未到期未实缴出资即转让股权的股东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并不为仍未实缴出资的现任股东的出资义务裁定连带责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本案中，钟××、曹××为瑞银公司成立时的股东，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其可在2030年4月14日前缴纳出资。故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上述出资期限届满前，钟××、曹××未向瑞银公司缴纳出资并不构成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违法行为。同时，钟××、曹××向伊×、周×出让股权后，其负有的股东义务及享有的股东权利已一并概括转让给了受让人，各方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也对出资义务作出了相应的约定。并且，瑞银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钟××、曹××存在其他的、应对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因此，根据现有有效证据，瑞银公司要求钟××、曹××承担相应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68号
【裁判要旨１】《商业银行法》第２４条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变更持股5%以上的股东应当经银监部门批准，旨在维护银行体系稳定与防控金融风险，商业银行5%以上股东变更如未经银监部门批准，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
【裁判要旨２】案外人主张以其股权交付请求权对抗申请执行人之金钱债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１）已签订书面转让协议；（２）转让协议合法有效；（３）案外人已交付转让款项；（４）案外人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５）签订转让协议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均在冻结之前；（６）案外人不存在过错。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31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不能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杨××１、杨××２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以本案未达到其签订合同目的为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该项法定解除的条件系相对方存在根本违约情形以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本案中，杨××１、杨××２与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以转让中豪物流公司2%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由胡建忠转让股权并收取价金，杨××１和杨××２受让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且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故在杨××１、杨××２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即已取得股权，应享有中豪物流公司股东权利。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并不影响股权转让的生效，同时胡××愿意配合杨××１、杨××２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杨××１、杨××２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最高法民终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有司法据实确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收益”，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法有明文，当无异议，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股权本身可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由司法据实确认。
【裁判摘要２】股权不同于股东权利——案涉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查阅公司账簿、表决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行使财产权利虽然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但不改变股权的财产本质属性。将“股东的权利”笼统称之为股权，不能准确把握夫妻共同财产中股权的内涵和外延。
【裁判摘要３】股权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而仅产生对抗效力——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案涉股权基于股东出资而产生，是股东因出资事实而发生的法律效果之一，即在取得股东资格之外，股东通过投资取得的相应财产权利。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登记与否，不是判断该股权设立与归属的实质要件。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
摘要2：【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受理费——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施以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类型。此类诉讼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依据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执行异议申请人对驳回保全行为异议申请裁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种起诉性质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起诉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计费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6民终3534号
摘要1：【裁判炸鱼】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诉讼时效应当从侵权行为终止之日起计算——虽然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对村民自治权利范围内的事务作出决定，但该决定或者制定的村规民约不得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也不得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已于2009年3月2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确认陈××具有东南股份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自该决定作出之日起享有成员同等待遇。上述行政处理决定至今未被撤销，表明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依然合法有效，故东南股份社上诉认为陈××不能享有社员同等待遇，其无须向陈××支付涉案分红款及福利待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东南股份社上诉提到的陈××部分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问题，因东南股份社一直未向陈××发放相关款项，侵犯了陈××的股东权利，该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故陈××主张相关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东南股份社的侵权行为终止之日起计算，而至陈××提起本案诉讼之前，东南股份社的侵权行为尚未终止，故陈××请求支付2010年至2012年股份分红及福利待遇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东南股份社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接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对账单》的效力问题。利虎公司主张《对账单》加盖了羌塘公司公章，一审法院否认《对账单》效力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利虎公司作为控股股东，负有不得滥用股东权利，妥善使用羌塘公司公章的义务。案涉《对账单》形成于2018年6月至11月期间，但在此之前，各方当事人针对《合作合同》已经产生股权转让纠纷，并提起了相关诉讼。故结合《对账单》的形成过程、公章保管使用以及羌塘公司财务人员组成等情况，不能仅凭《对账单》上盖有公章就确认借款金额。其次，在通常交易中，公司公章具有确认公司法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但并非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本身，在某些特定交易中，应当考察加盖公章时的具体情形，以便准确认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本案系发生在公司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公司公章能否对公司产生相关确认效力，应主要审查盖章行为是否确实出于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对账单》仅有盖章，无相关人员签名，利虎公司也未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通过羌塘公司正常的审批流程形成，故在其兼具债权人和股东身份的利虎公司掌握公章的情况下，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被确认为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进一步审查形成《对账单》的具体借款金额。综上，利虎公司以《对账单》为依据主张7890.659万元的事实，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3号
【摘要】《对账单》的效力问题。经原审查明，案涉《对账单》虽加盖羌塘公司公章，但形成时间为2018年6月至11月期间。利虎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起诉请求解除案涉《合作合同》，即各方当事人在《对账单》形成之前已经产生矛盾纠纷，而利虎公司在本案起诉时仍持有羌塘公司公章,未交还给羌塘公司。综合考虑《对账单》仅加盖羌塘公司公章却无羌塘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羌塘公司公章由利虎公司保管使用、利虎公司未能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通过羌塘公司正常的审批流程后形成，故原审认为《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被确认为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需进一步审查确定羌塘公司的具体借款金额，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终３６４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最高法民终364号
【裁判摘要】【裁判摘要】中建一局提起诉讼时，鞍山京辉公司并非常熟京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有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格否认制度，由常熟京辉公司反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鞍山京辉公司，而是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由其举证证明常熟京辉公司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以逃避公司债务的行为，且还需要举证证明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但中建一局并未举证证明前述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本案诉讼期间，常熟京辉公司成为鞍山京辉公司的唯一股东，即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应由常熟京辉公司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鞍山京辉公司的财产。现常熟京辉公司已经提交了鞍山京辉公司的审计报告，能够初步证明鞍山京辉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财务制度，在此情况下，中建一局应进一步举证证明两公司构成财产混同。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未指出审计报告中存在哪些可能构成财产混同的问题，亦没有证据证明常熟京辉公司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其有关要求常熟京辉公司对鞍山京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最高法民终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案涉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查阅公司账簿、表决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行使财产权利虽然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但不改变股权的财产本质属性。将“股东的权利”笼统称之为股权，不能准确把握夫妻共同财产中股权的内涵和外延。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还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若不作仔细辨析，把案涉股权概括认定为包括股东身份权在内的复合型权利，则对该股东权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亦将失去其合理性。故原审判决认为“股权具有财产权与身份权两重属性”，进而作出排除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有失妥当。
【裁判摘要２】（１）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受理费；（２）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施以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类型。此类诉讼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依据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执行异议申请人对驳回保全行为异议申请裁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种起诉性质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起诉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计费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17号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能否对抗强制执行？｜（１）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２）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股权作为股东对公司享有各种权利的集合，主要权利为基于股东资格而对公司享有的财产利益和管理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转让是股权继受取得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法律行为，通过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转让协议后履行即可取得相应股权。股权转让导致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并非法律规定的工商登记事项。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昆明中院(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定云南能投公司已全额支付转让款，并实际管理、经营石新公司。本案一审亦查明，2014年5月10日，石新公司已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5亿元，云南能投公司作为公司唯一股东以货币方式全额出资。石新公司虽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云南能投公司自该公司章程修改之日起，实际已经成为石新公司唯一股东，享有包括涉案24%股权在内的石新公司全部股权。云南能投公司虽然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案件起诉时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提出了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协助办理股权登记等其他两项诉讼请求，但其在提出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时，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行使着相应股权。(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主文对“山路集团持有的石新公司24%的股权归云南能投公司所有”的确认，
摘要2：（续）不宜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与山路集团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一债权关系所作出，而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已成为涉案股权实际权利归属人这一事实作出，更符合事实实际情况。即云南能投公司并非仅基于(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确权取得涉案股权，而是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作出前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涉案股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207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双重职务身份”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并不足以证明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２）公司应否承担案涉连带责任还应根据其是否存在滥用股东身份和地位，实际占有、控制使用案涉资金、导致美华公司利益受损的事实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再审审查期间，北方公司提交了再审新证据，用以证明中意公司及其股东北方公司并不存在人格混同情形。本院认为，虽然在《意向书》签订时，李××既是中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北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此“双重职务身份”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而且，该法定代表人系由中意公司依公司章程规定产生，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中意公司及其股东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并不足以证明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北方公司提供北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及高管）、中意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及高管）、中意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改、北方公司与中意公司高管名录、北方公司实际经营地证明（租赁合同）、中意公司实际经营地证明（租赁合同及租金缴付凭证）等再审新证据可以证明，两公司也不存在经营地点同一、财务混同的情形，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两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问题。但本案中，北方公司应否承担案涉连带责任，还应根据其是否存在滥用股东身份和地位，实际占有、控制使用案涉资金、导致美华公司利益受损的事实而定。
【解读】案涉《意向书》由美华公司与中意公司签订后，北方公司实际接收和占有《意向书》项下14225万元款项。在《意向书》解除后，中意公司向美华公司返还的11300万元中的绝大部分由北方公司支付。对于剩余款项的使用情况，北方公司提交了再审新证据予以证明。由证据内容可见，相关款项并没有返还给美华公司，而是作为股东收益分红给付了中意公司的另一股东忠意××。北方公司系中意公司的控股股东，且其与中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没有北方公司的同意，中意公司很难作出上述分红意思表示。
摘要2：（续）北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北方公司未占有、控制使用上述款项、该款项已返还给美华公司。美华公司因未取得上述款项而利益受损。因此，北方公司应承担案涉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14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审理涉及股东与外部第三人关系的公司纠纷案件时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２）夫妻共同出资而共同享有案涉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在离婚时有权要求对该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进行分割——关于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效力问题。一般而言，审理涉及股东与外部第三人关系的公司纠纷案件时，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在维护公司内部约定效力的同时，优先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示体现出的权利外观而作出行为的效力。本案中，邱××因与于××共同出资而共同享有案涉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在离婚时有权要求对该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进行分割。而在外部关系中，于××作为登记的公司股东有权将其名下股权进行转让，并结合交易相对方的善意及主观信赖的合理性综合评判转让行为的效力。但案涉股权受让人邱×作为邱××与于××的女婿、中正公司发起人股东，不属于公司外部第三人，亦应明知案涉股权的出资来源于邱××与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其不产生对于××股东权利外观的合理信赖。同时，于××虽主张邱×因承债式受让股权已支付对价，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无偿受让股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承债式转让股权的合意。于××虽提供公司负债相关证据以证明邱×承债式受让股权，但基于公司人格独立性，公司债务不等同于股东债务，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邱×作为股东代替承担该公司债务，故于××主张邱＊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缺乏事实基础。综上，对于××关于案涉股权转让不构成无权处分及物权处分行为有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优先购买权？
摘要1：解读：隐名股东不具有股东优先购买权。
【注释】隐名股东不具有股东身份，不享有股东权利，仅基于代持协议享有投资权益，隐名股东不享有股东优先购买权。
摘要2：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黑高商终字第5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出资人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只能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通过持股股东或名义股东间接行使股东权利既而实现其投资权益；（２）实际出资人在没有依法被确认为公司股东前其对公司股权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解决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巢××和高××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黑龙公司系1999年12月由齐齐哈尔市黑龙酿造一厂改制而来的国有控股企业，虽然2001年12月3日黑龙公司原国有股全部退出时，巢××和高××等该公司167名职工通过安置补偿金政策和缴取现金方式，以每股1元的价格各自购买了一定股份，但巢××和高××等162人并未记载于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名册或在工商机关办理股东登记，其所购股份由该公司股东张××代持，因而，在其与张××之间事实上建立起一种代持股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巢××和高××等人属于实际出资人，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只能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通过持股股东或名义股东间接行使股东权利，既而实现其投资权益。实际出资人在没有依法被确认为公司股东前，其对公司股权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故此，巢××、高××无权就案涉公司股权主张优先购买权。况且，根据目前的公司法理论研究与实践，即便股权转让协议侵犯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该股权转让协议也并不当然无效。故原审判决以股权转让协议剥夺了巢××、高××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9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