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鲁08执复14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金汇达公司以任城法院冻结的部分银行存款为其名下银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棚户区改造专用资金，应当对上述账户解除查封的复议请求，因金汇达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任城法院在执行案件中对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存款进行查封，符合法律规定，即使其账户内存款具有特殊用途，因该资金在金汇达公司名下，人民法院仍然可以依法进行冻结。金汇达公司申请解除上述银行账户的查封，没有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29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拆迁安置补偿款是特定的、发放给房屋被征收人的款项，政府将征收补偿费等暂存至棚户区改造实施单位名下银行账户并不改变拆迁安置补偿款的性质与用途，该款项不属于该单位所有——首先，案涉四账户所涉银行及西秀区政府均证明案涉四账户为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资金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财产类型，除第一项至第七项外，就第八项关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目前有明确规定的是19类，其中并不包括本案所涉棚户区改造专项监管账户的情形。(2021)黔执复11号执行裁定继续冻结案涉四账户，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西秀区政府向法院承诺被冻结的案涉四账户系西秀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资金，非西秀城投公司自有资金，如情况失实愿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关于案涉四账户中涉及的拆迁安置补偿款能否冻结的问题，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可见，拆迁安置补偿款是特定的、发放给房屋被征收人的款项。西秀区政府将征收补偿费等暂存至棚户区改造实施单位西秀城投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并不改变拆迁安置补偿款的性质与用途，该款项不属于西秀城投公司所有。铝镁设计公司主张西秀城投公司的银行账户中即便有拆迁补偿费也是西秀城投公司完全可以自主使用的合法财产，没有法律依据。最后，鉴于西秀区政府作为棚户区改造的责任主体，由其对专项监管账户中的资金予以识别，对资金性质予以认定，符合客观实际。(2021)黔执复11号执行裁定明确案涉四账户应继续冻结，只有经西秀区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确认为本案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资金的部分，方可解除对相应款项的冻结，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保险单现金价值作为被执行人财产权可以成为执行标的；（２）被执行人作为投保人不主动解除保险合同，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案涉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本案的审查重点是，在作为被执行人的投保人不主动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能否强制执行案涉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首先，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其中人寿保险更是具有较为典型的储蓄性和有价性，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投资理财方式。这种储蓄性和有价性，不仅体现在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投保人可以获取利息等红利收入，而且体现在投保人可以以保险单现金价值为限进行质押贷款，更体现在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可以随时单方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以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因此，案涉2份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同时，保险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解除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为不同主体，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要求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一般应归属于投保人。因此，案涉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作为财产权益归属于投保人王××。查扣冻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被执行人应当书面报告的财产包括“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故案涉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作为被执行人王××的财产权，可以成为本案的执行标的。其次，被执行人王××负有采取积极措施履行生效裁判的义务，在其无其他财产清偿债务的情况下，理应主动依法提取案涉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履行债务。但其明显违背诚信原则，不主动提取保险单现金价值，损害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兰州中院在执行程序中强制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以偿还王××所负债务，实现申请执行人的胜诉债权，符合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的强制性特征，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也利于高效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减少各方当事人讼累，无明显不当。
摘要2：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云民终111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专项奖补资金有固定的用途，不得挪作他用；（２）并非为实现职工权利、分流安置工作形成的债权应立即解除对专项资金的冻结——首先，关于丽江中院冻结的涉案资金的性质，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系中央财政对河东联营煤矿关停的专项补助资金，而华坪县煤炭管理局于2017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进一步证实了本案中丽江中院冻结的涉案款项为中央财政拨付到华坪县煤炭管理局专用账户上的河东联营煤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建【2016】253号）第十三条的规定：“专项奖补资金由地方和中央企业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工作，也可统筹用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具体使用范围由各省（区、市）结合实际确定。专项奖补资金主要用于：（一）企业为退养职工按规定需缴纳的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费，以及需发放的基本生活费和内部退养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费；（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按规定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和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三）清偿拖欠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等历史欠费；（四）弥补行业企业自行管理社会保险收不抵支形成的基金亏空，以及欠付职工的社会保险待遇；（五）其他符合要求的职工安置工作。”专项奖补资金有固定的用途，不得挪作他用；其次，本案所涉及到的长盈小贷公司享有的债权为其与舒××、刘××的借贷纠纷所产生的债权，并非为实现河东联营煤矿职工权利、分流安置工作形成的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的通知》规定：“除为实现企业职工权利，审理、执行因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形成的纠纷外，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涉及有关国有和非国有钢铁、煤炭企业的其他纠纷时，不宜对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采取保全和执行措施。……，发现相关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已被冻结，或者已经划拨但未发放的，除为实现企业职工权利，审理、执行因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形成的纠纷外，应立即解除冻结措施，退还相关款项。”本案中丽江中院应立即解除对涉案专项资金的冻结；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苏执复152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关于执行法院能否处置利国公司的炼钢铁产能问题。南京中院在处置利国公司炼钢铁产能前，向省经信委发函征询是否可以处置，省经信委苏经信材料〔2018〕896号函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有关要求，案涉利国公司冶炼装备已在省政府上报国务院钢铁去产能实施方案底单内，只是明确所有搬迁转移、产能并购或置换等钢铁冶炼项目，原则上只允许在沿海地区规划实施。因此，利国公司的炼钢铁产能可以依法并购或置换，只是明确买受人存在区域限制等。且实践中有关法院对被执行人为钢铁企业的钢铁产能已拍卖成交，拍卖成交价值巨大。利国公司主张案涉产能执行法院无权处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南京中院对案涉产能是否有处置权问题。省经信委对南京中院及其他法院请求其协助查封利国公司炼钢铁产能行为的时间顺位进行了登记，云龙法院已解除在先查封，南京中院现已为首查封法院，该院对利国公司炼钢铁产能有权依法处置。利国公司称徐州中院在华建能源公司作为债权人案件中于2017年12月21日向徐州经信委送达冻结利国公司产能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徐州经信委已明确回函不予协助执行，且华建能源公司并未向南京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徐州中院也未就此问题提出有关处置权的管辖争议。因此，利国公司主张南京中院对利国公司炼钢铁产能无处置权，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粤执复2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涉案专项债券资金共管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属于英城街道办所有以及人民法院能否采取执行措施。关于本案专项债券资金共管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属于英城街道办所有的问题。货币属于种类物，通常情况下，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的原则，以占有状态确定货币的权利人。银行账户是行使货币流通手段的一种方式，银行账户内资金一般应以账户名称作为判断权属的基本标准。特定情况下，货币可因其特定化而不仅仅以占有状态确定权利人。此时，不宜再简单适用“占有即所有”的原则，而应当根据账户资金的来源、性质、流转及实际控制人等综合判断。本案涉案账户资金存在以下特殊性：1.从性质来看，该涉案账户内的资金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021年11月11日，英德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英城街道办建设英德市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2022年6月14日英德市财政局向市政府的《英德市财政局关于请求审定新增债权资金调整方案和2022年新增债权额度分配方案的请示》的附件2.英德市2022年新增债权项目情况表载明，专项债权项目：10.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单位(牵头单位)：英城街道；2022年安排情况：2022年度共计金额7000万元(提前批债券金额5000万元，全年批分配金额2000万元)。2.从流转情况看，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英德支行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涉案账户于2022年5月31日汇入5000万元，摘要为英德市财政局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余额5000万元；于2022年6月20日结息18106.25元，余额50018106.25元；于2022年6月29日汇入2000万元，摘要为英德市财政局2022年英城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余额70018106.25元。所有支出均为该改造工程相关款项。该涉案账户除了该专项债券资金7000万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外，并无其他资金进入该账户，该款并未因为进入英城街道办名下该账户而与其他资金混同，客观上该账户的资金已经特定化。3.从实际控制权看，英城街道办、英德市财政局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英德支行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智管产品监管协议》，明确涉案银行账户是为满足英城街道办和英德市财政局双方的资金监督管控需要开立的，虽然账户名称只记载为英城街道办，但该账户是共管账户。并且明确英德市财政局依据协议存入监管账户并接受监督管控的资金即视为
摘要2：（续）并且明确英德市财政局依据协议存入监管账户并接受监督管控的资金即视为监管资金；监管资金的拨付与释放的审核方式为：英德市财政局在申请单据加盖公章即视为同意付款。由此可见，英德市财政局是该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故本案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并非属于英城街道办所有，而是特定化的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从法律适用方面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八)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装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第十条和《关于能否强制执行金昌市东区管委会有关财产的请示》的规定精神，进一步强调党政机关的财政经费账户、国家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等特定财产不得执行，行政性单位只能用该行政单位财政资金以外的自由资金清偿债务。综上，清远中院认定涉案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应当专款专用。该院裁定解除对被执行人英城街道办在账户内资金的冻结措施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复35、6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事调解书载明收到款项后申请撤回上诉及起诉、申请解除股权质押、申请解除账户冻结、申请解除股权查封等内容属于行为的给付，具有明确的给付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执行规定》第60条也规定了对行为强制执行的方法。本案民事调解书第三至第六项内容主要为中弘公司自收到景世乾公司支付的第一笔款项1000万元之日起5日内申请撤回上诉及起诉、申请解除股权质押、申请解除账户冻结、申请解除股权查封等内容。上述内容属于行为的给付，具有明确的给付内容，山东高院(2017)鲁执49号执行裁定及(2017)鲁执异43号异议裁定中关于调解书第三至第六项没有明确的给付内容、不具有可执行性的认定，是错误的，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１）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只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中驳回执行申请的救济途径进行了明确，其他情形下并无明确规定；（２）裁定驳回执行申请的通过执行异议程序处理有利于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并无不当——关于中弘公司提出的(2017)鲁执49号执行裁定并没有赋予景世乾公司对该裁定提出异议的程序性权利、山东高院异议裁定不具备程序合法性的主张，涉及裁定驳回执行申请的救济程序问题。对此，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只对仲裁裁决执行案件中驳回执行申请的救济途径进行了明确，其他情形下并无明确规定。鉴于驳回执行申请的裁定也可以视为一种执行行为，山东高院通过执行异议程序对景世乾公司的异议进行处理，有利于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并无不当。
摘要2：
行政复议范围
摘要1：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请求行政复议机关重新审查行政行为的范围。
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法》第１１条）——１.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２.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３.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４.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５.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６.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服；７.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工伤认定结论不服；８.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９.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１０.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１１.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１２.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１３.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１４.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１５.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摘要2：
【笔记】恶意串通证明标准是否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摘要1：解读：（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１０９条、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８６条第１款）；（２）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恶意串通”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作出陈述或提供相应证据（要求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或者提供相应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绝作出陈述或者所作陈述不具合理性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法院可以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
摘要2：【注解】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恶意串通”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外，其他恶意串通和欺诈、胁迫以及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仍然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理解与适用】撤销权、解除权等形成权能否作为代位权行使客体？
摘要1：来源：《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384-385页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13号
摘要1：【裁判摘要】解除合同协议的有效成立，也必须满足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即,一是在合同的订立方式上,要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订立;二是在合同的内容上要具体确定,合同中不仅要有消灭既存合同关系的内容，也要包括已经履行部分是否返还、责任如何分担等结算和清理内容。本案虽然中行桂林分行诉请解除《房屋合作开发协议书》，全兴公司在诉讼中表示同意解除，但对于合同解除后的结算和清理事项并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故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合同的合意并未有效成立。合同的协商解除在法律属性上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不属人民法院裁决的范畴。在双方当事人未能自行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原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原判决超越中行桂林分行的诉请范畴，径行判令解除《房屋合作开发协议书》，适用法律确有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6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景峰公司、虹峰公司、长峰公司构成根本违约，金溪源公司通知解除《媒体租赁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双方均主张解除《媒体租赁合同》，原审以景峰公司、虹峰公司、长峰公司提出反诉并缴纳反诉费的2015年2月5日为合同解除时间，并无不当。金溪源公司主张《媒体租赁合同》解除的时间为2014年2月29日，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1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原判决认为武××、吴××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武××在一审反诉中请求解除其与吴××签订的《合伙协议》，吴××对此明确表示同意。本院再审庭审中，双方亦再次确认同意解除《合伙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议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故原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并无不当。
摘要2：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渝民终32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奥格斯公司自2014年1月3日起享有解除权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不但继续使用涉案租赁物进行酒店经营，而且还就租金的缴纳、租赁物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无消防验收合格证等）与腾源公司多次进行函件沟通。腾源公司也就上述反映问题积极进行整改，并最终取得了消防验收合格手续。这表明虽然合同约定的解除权事由已经发生，但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在以实际行动继续积极履行合同。而奥格斯公司在此情况下行使合同解除权，显然与这一年多以来合同双方积极履行合同的行为相悖，也与双方的合同预期不符。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关于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函》不应当发生解除《涪陵新区培训中心整体经营权租赁合同》的效力并无不当，奥格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一审法院不支持奥格斯公司关于鉴定费用的诉讼请求是否违法的问题。经查，经奥格斯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重庆中咨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涪陵新区酒店室内装饰工程的工程造价进行了司法鉴定，并作出了鉴定结论。但奥格斯公司没有举证证明鉴定费用已实际发生，也没有举证证明鉴定费用的具体金额。本院对奥格斯公司要求腾源公司承担鉴定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金商终字第1864号
摘要1：【裁判摘要】《解除通知函》的效力问题。．．．．．．在《解除通知函》发出前，张××按照协议约定，将相关债权转让给了何××，以其亲属名义与何××的浙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六份购房合同，在《解除通知函》发出后二个月内，何××又将上述六份购房合同在武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了商品房销售备案登记，何××的上述行为可以认定其并不认可《解除通知函》的效力，并且其还进一步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之后张××也向何××发送了《撤销解除通知函》，双方也并未达成任何新的协议。况且，本案中，张××在2014年8月2日催告的也仅是2000余万元的剩余款项以及协助办理银行按揭的事宜，并不是因何××未迟延履行合同的主要债务，故张××也无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行使法定解除权。
摘要2：
（2019）渝0114民初6320号；（2020）渝04民终336；（2020）渝民申2436号
摘要1：——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裁判要旨】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其行使期限在法律性质上应是一种除斥期间。对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无论当事人是否已进行催告，均应认定为已过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权利人无权再主张解除合同。同时，应严格限定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限为1年。
【案号】一审：（2019）渝0114民初6320号；二审：（2020）渝04民终336号；再审：（2020）渝民申2436号
摘要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二中民终字第159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首先，张××与曹××在《还款协议》中约定：“如出现任何一笔款项未按时归还，即视为全部欠款到期，张××有权全部请求清偿。”上述内容系约定了张××的合同解除权以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张××并未在合同履行期间主张合同解除权，表明其同意曹××继续履行合同。在此情况下，曹××主张应从第一笔未按合同约定还款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合同约定最后一笔还款期限为2008年12月8日，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该日期起算。
【裁判摘要２】违约金不能作为利息冲抵——双方当事人在《还款协议》中约定“曹××未按时履行上述还款，自违约日起，按全部未还本金日万分之六支付利息。”该约定具有违约金的性质。一审法院将曹××偿还的31 000万元作为利息冲抵，没有合同依据，应将31 000元直接冲抵本金，对此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24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租赁合同本身通常无法给作为承租人带来收益，一般只有承租案涉房屋后所开展的经营活动才能产生收益；（２）租赁合同解除赔偿预期经营利润损失应限于承租方重新寻找类似的场地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所需的时间、投入的成本等情况酌定合理的计算预期经营利润损失的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守约方请求违约方赔偿损失的范围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可得利益损失。本案中，周××要求友协公司赔偿的内容包括装修费损失和剩余租赁期内的预期经营利润损失，前者属于直接损失，后者属于可得利益损失。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租赁合同本身通常无法给作为承租人的周××带来收益，一般只有承租案涉房屋后所开展的经营活动才能产生收益。周××承租案涉商铺用于品牌家居经营活动，友协公司是清楚的。由于友协公司的原因导致案涉租赁合同原定的5年和8年的租期在履行1年多后就终止履行，使得周××投入人力物力开展的品牌家居经营活动无法继续进行，原审判定友协公司向周××赔偿预期经营利润损失是正确的，但是原审支持剩余全部租期范围内的经营利润损失不妥。虽然本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但本合同的履行是可替代的，不是不可替代的，即周××可以重新寻找同类型的场地开展案涉经营活动，以减少损失。本案应进一步查明如果周××在当地重新寻找类似的场地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所需的时间、投入的成本等情况，再酌定合理的计算预期经营利润损失的期间，公平合理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经营性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损失主要表现为寻找替代性租赁场所期间因不能正常经营而导致的损失——在经营性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损失主要表现为，寻找替代性租赁场所期间因不能正常经营而导致的损失。鉴于亨得利、宜美多并未对该项损失进行举证，原审判决酌定该期间为两年，并参照案涉鉴定报告确定的可得利益标准，酌定亨得利和宜美多的损失为200万元并无不当。有关鉴定意见认定亨得利和宜美多在2013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的可得利益为749万元，但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非违约方负有减损义务。具体到本案，亨得利和宜美多应当积极寻找替代性租赁场所，不能坐等违约损失进一步扩大。据此，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至约定的期限届满的7年期间内，亨得利和宜美多所受的损失不应全部得到赔偿。就此而言，原审判决未简单地依据鉴定意见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是正确的。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20号
摘要1：【裁判摘要】解约定金须在合同中作出约定，否则应将其视为违约定金——锐鸿公司、国升公司主张涉案定金是解约定金，其已向绿地公司双倍返还定金，《股权转让框架合同》即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是以违约定金作为原则型定金。解约定金须在合同中作出约定，否则应将其视为违约定金。《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第四条第2项（1）定金约定，一方未按本协议履行导致另一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适用定金法则，对于另一方遭受的实际损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如非绿地公司自身拖沓不积极等不作为因素，锐鸿公司、国升公司未按本合同履行应尽义务的（包括但不限于绿地公司未能如期取得项目公司100%股权、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配合办理外滩中心二期地块预售许可证），锐鸿公司、国升公司应向绿地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从合同内容看，双方并未就收取定金一方双倍返还定金即可解除合同作出明确约定。锐鸿公司、国升公司主张本案定金的性质是解约定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院对锐鸿公司、国升公司关于其已向绿地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合同已实际解除的主张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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