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60号
【裁判摘要】约定地级法院解决因案件标的额属基层法院管辖且地级市有多个基层法院而无法确定具有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具体到本案，《期货交易合作协议》约定，如协商未果双方同意在长沙市当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本案的诉讼标的额符合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但长沙市有多个基层人民法院，无法根据前述管辖协议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本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合同约定由一方所在地级市法院管辖但该市有多个基层法院视为约定不明。
摘要1：解读：无论是解除还是继续履行均属于财产性诉求应以合同金额确定案件标的；同时要求违约金的，以合同金额和违约金数额合并计算诉讼标的额。
摘要2：【注解１】（１）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变更、解除、撤销合同等视作财产性诉讼请求；（２）当事人请求确认部分合同条款的效力、继续履行部分合同义务或者变更、撤销部分合同条款的，应以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
【注解２】（１）给付之诉具有诉讼请求金额的，原则上以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金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不受所指向之法律关系标的额限制。
【注解３】（１）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如为财产关系以法律关系标的总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２）确认之诉、形成之诉指向部分合同条款的，以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３）确认之诉、形成之诉为主附带提出给付之诉以诉讼请求标的额较高的一项确定诉讼请求标的额（非并列管辖）。
【注解４】多个诉讼请求构成诉的合并以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总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
摘要1：解读：起诉时诉讼标的物价值难以确定的，以原告主张的价值确定诉讼标的金额。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标准的通知（法〔2022〕109号）
摘要2：【摘要1】民事案件诉讼标的额（不含本数）——100万元以下；基层人民法院——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管辖区域——蕉城区、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田县、屏南县、周宁县、寿宁县。
【摘要2】民事案件诉讼标的额（不含本数）——100万元以下；基层人民法院——福鼎市人民法院；管辖区域——福安市、柘荣县、福鼎市、霞浦县。
摘要1：【摘要】
一、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管辖区域为：蕉城区、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田县、屏南县、周宁县、寿宁县
二、福鼎市人民法院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管辖区域为：福鼎市、福安市、霞浦县、柘荣县；
三、集中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诉讼标的额为100万元以下（不含本数）；
四、规定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五、其他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及配套文件原文。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终字第518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的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起诉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证据材料，其系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提起诉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讼争《购销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本案合同若有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上述约定对管辖法院的选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协议管辖可选择法院范围的规定，应属有效。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住所地在福州市辖区，本案的诉讼标的额为16508028.9元，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虽然厦门国贸公司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前，已就同一份《购销合同》产生的纠纷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及本院（2013）闽民提字第50号生效民事裁定，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不享有管辖权。因此，厦门国贸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的“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情形，故不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的时间作为判断该案和本案何为“立案在先”的依据。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将该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0日以（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立案受理，均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之后，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立案在先。综上，本案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案件是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分别以不同的诉讼请求向不同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本案的立案时间先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的规定，本案应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１）厦门国贸公司诉请解除合同；（２）福州宏键公司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３）本案裁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２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已经废止，本案按照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不再属于移送合并管辖之情形，而应当分别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38号
【裁判摘要１】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应当合并审理——建行钢城支行依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中约定的追索权，起诉宏鑫实业公司；依据其受让自宏鑫实业公司的《采购合同》中的应收账款债权，起诉普天信息公司。建行钢城支行基于不同的原因分别向两个债务人主张不同的债权请求权，但最终给付目的只有一个，追索权之诉与应收账款债权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由于一方当事人为二人以上，发生诉的主体合并，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裁判摘要２】三份合同（备注：一份保理合同、两份基础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仲裁条款均对建行钢城支行有效。但由于本案属于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必要共同诉讼，三份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和仲裁条款内容相互矛盾冲突，分别指向不同的主管机关或管辖法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与两份《采购合同》之间也不存在主从关系，无法根据协议管辖条款或仲裁条款确定案件的主管与管辖。因此，本案不予适用三份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和仲裁条款。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本案存在多个被告，一审被告普天信息公司和宏鑫实业公司住所地法院均有管辖权。建行武汉钢城支行向被告之一宏鑫实业公司住所地法院起诉，不违反地域管辖的规定。宏鑫实业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案件诉讼标的额超过2亿，按照本案一审立案时适用的级别管辖规定，案件达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辖终17号
【裁判摘要】协议管辖指向管辖明确但不符合级别管辖规定，如果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系合同纠纷，中信保理公司与国创兴业公司在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保理合同》第二十一条中约定，“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管辖，通过司法手段解决。”，该合同中还载明“本合同于2012年4月2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签订”。该约定中双方当事人对地域管辖的选择明确具体，指向北京市东城区。本案涉及当事人的约定管辖条款中地域管辖选择合法有效，但级别管辖不符合当地级别管辖标准的，该管辖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尊重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发，同时考虑到在纠纷发生前当事人双方均无法预见今后争议的标的额，要求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约定级别管辖法院有违常理且在实践中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按照当事人双方对地域管辖的约定，结合案件性质、诉讼标的额等，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结合北京市各中级法院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地域管辖的分工等，能够确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终19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保理合同》第七章第三十二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署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当事人均不在北京市且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的跨地管辖标准的精神，按照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执行，即北京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3亿元以下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因此，本案涉及当事人的约定管辖条款中地域管辖选择合法有效，但级别管辖超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因诉争合同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属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域，本案在起诉时能够确定一审法院为唯一的管辖法院，故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鲁06民辖终7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上诉人在原审法院组织管辖权异议听证时，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在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证据没有异议，故虽被上诉人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在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但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系被上诉人的住所地。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均在山东省行政辖区内，且诉讼标的额不足3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一条“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山东省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之规定，本案依法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黑民辖终68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仅向票据承兑人行使票据权利，仅能依据票据承兑人住所地确定案件管辖，而不能依据票据背书人等其他债务人住所地确定管辖——瞬赐保理公司通过其与绥芬河翰德贸易有限公司、亿阳集团三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让协议》取得票据权利，依据《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请求票据承兑人亿阳集团支付1000万元及利息，故本案系票据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绥芬河翰德贸易有限公司已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瞬赐保理公司，瞬赐保理公司成为新的票据权利人。瞬赐保理公司向承兑人亿阳集团主张权利，并未向其前手绥芬河翰德贸易有限公司主张票据权利，因此亿阳集团所在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亿阳集团住所地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本案诉讼标的额为1000余万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中哈尔滨中院级别管辖标准。综上，瞬赐保理公司选择向哈尔滨中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哈尔滨中院裁定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不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435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定——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房地产开发经营权不属于不动产物权，因房地产开发经营权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不动产物权纠纷，亦不属于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的案件类型，故本案不适用专属管辖。凯旋公司主张本案系不动产纠纷，应适用专属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且不动产专属管辖也仅解决案件的地域管辖，案件的级别管辖仍应根据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予以确定。本案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属于合同纠纷项下四级案由，应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551号
【裁判摘要】在排除经常居住地情形下，“公民所在地”即为“公民住所地”——该《借据》第8条约定，“未尽事宜友好协商解决，如发生纠纷，由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出借人陈××的住所地在福建省安溪县，属泉州市辖区，陈××虽未在讼争《借据》上签名，但其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可视为其已接受《借据》中的管辖条款。上述主从合同的当事人一致约定由原告陈××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属有效，应作为本案确定管辖的依据。结合本案的诉讼标的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协议管辖条款约定的原告住所地符合级别管辖标准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公民的所在地一般以户籍为准，在排除经常居住地情形下，“公民所在地”即为“公民住所地”。讼争借据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鲁民辖终127号
【裁判摘要】出借人高洪全与借款人龙口市丛林铝材有限公司、担保人丛林集团有限公司及姜志然签订的《借款担保协议》就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为“任何一方依法可向出借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属有效约定。出借人高××住烟台市，属原审法院辖区，且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3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原审法院作为涉案《借款担保协议》约定的出借人高洪全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本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18号
【裁判摘要】约定多个合同履行地（交货地点）属于对履行地点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双方签订的多份《机电产品外部协作合同》中，对交货地点即“需方厂内"或“需方各基地”的约定有大连、江苏、内蒙、甘肃等不同地点，并且华锐公司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5月5日的询问笔录第3页中明确陈述“我们认为合同履行地有很多，不能确定具体的合同履行地”，属于对履行地点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因此，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赛瑞公司作为合同中履行加工义务的一方，同时，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元，华锐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为赛瑞公司住所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170号
【裁判摘要】（１）法院批准立案的时间作为受理案件时间；（２）不以法院“案件批办单”上记载的日期或发出受理通知书的日期为受理案件时间——经查，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诉金紫阳农技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立案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9日，该院于2014年10月30日向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发出预收案件受理费通知单，通知单载明：“案件已经该院受理，逾期缴费则按自动撤诉处理”。尽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批办单”中载明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2日，对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5日，但仍应当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立案的时间作为受理案件时间，即2014年10月29日为受理案件时间。而大荔县人民法院以（2014）大民破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受理金紫阳农技公司破产案件的时间是2014年11月3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时间在大荔县人民法院受理金紫阳农技公司破产案件之前。因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上诉人提出法院审查程序违法的问题，不是本管辖权异议案件所审查的问题。本案诉讼标的额为2亿元以上，根据本院2008年《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关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可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规定，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权作为一审法院受理本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3号
【裁判摘要】北京一建起诉时，就诉讼请求标的额人民币102770978.39元的构成，提供了双方所签合同、工程结算资料、工程项目变更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至于其所举证能否证明其诉讼请求，需经开庭审理后方能确定。三上诉人主张北京一建虚增诉讼标的额、恶意规避管辖缺乏证据支持，其理由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第一条的规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可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的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万元，且当事人不在同一辖区，符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标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91号
【裁判摘要】恒丰银行重庆分行起诉请求担保人对案涉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金额超过1亿元。恒丰银行重庆分行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应在审理阶段认定。立案受理阶段，应以恒丰银行重庆分行起诉请求给付的金额确定诉讼标的额。因此，本案诉讼标的额已超过1亿元，且宋××住所地位于浙江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符合重庆高院级别管辖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0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规定：“既有财产性诉讼请求，又有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照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标准交纳诉讼费。有多个财产性诉讼请求的，合并计算交纳诉讼费；诉讼请求中有多个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一件交纳诉讼费。”本案中，双方基于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发生纠纷，涉及争议价款，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必然对价款5000万元的合同标的产生法律后果，故该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亦属于财产性诉讼请求。在确定本案的级别管辖时，如果仅仅依据当事人主张返还赔偿的具体金额，而完全不考虑双方对于合同是否解除的法律后果，以及合同自身的标的额，着实有违根据诉争利益的数额确定财产类案件级别管辖的精神。人民法院审理合同解除案件时，必然涉及对合同效力、合同解除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以及在当事人提出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之请求，对方提出相应抗辩时，对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亦即合同解除后各方的权利义务等问题作出认定。本案中，田××变更之后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即请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仅该项诉请对应的诉讼标的额即超过5000万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鄂06民辖终84号
【裁判摘要】本案原审原告陶××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购买了位于襄州区澜岸还建房一套，2017年初，原告收看了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在襄阳广播电视台滚动播出的装修广告之后，凭着对襄阳广播电视台的信任，原告与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并支付工程款78000元，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仅完成工程量约18000元。2018年6月8日，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突然撤离，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作为广告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襄阳广播电视台作为广告发布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工程款损失60000元，被告襄阳广播电视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在案件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应依据原告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确定案由并据此确定案件管辖。据原审原告陶××的起诉情况，本案系基于侵权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中的虚假宣传案件，不属知识产权纠纷。且本案诉讼标的额为6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本案属于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298号，属原审法院辖区，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认为本案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粤03民辖终88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为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标的额合计26314.4元，原审法院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小额诉讼案件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本案中，江西珍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原审法院作出裁定并给予当事人上诉权，违反上述规定，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21)粤0305民初1577号民事裁定一经作出已生效，故江西珍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该裁定提起的上诉，本院不予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裁定如下：对江西珍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513号
【裁判摘要】（１）铁路建设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而不适用地方法院专属管辖；（２）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级别管辖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铁路建设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六项规定，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铁路工程作为一项特殊的不动产，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已对其管辖法院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中铁七局主张本案应由案涉工程（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在级别管辖上，根据其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吉林、江西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案涉铁路工程在南昌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但因永德信公司主张的诉讼标的金额为29344.5016万元，已超过其时南昌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故依法应由其上级法院即原审法院管辖。江阴铁路公司认为本案应由南昌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主张有违本案实际，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6号
【裁判摘要】合同双方约定“向违约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属于协议管辖约定不明的情形，应当根据法定确定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轧一物流公司与中铁公司在《仓储保管协议》中约定：“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达不成一致，若甲方违约向北京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若乙方违约向天津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该约定，确定管辖法院，首先要判断本案是“甲方违约”还是“乙方违约”。但对当事人违约的认定属于实体审理范畴，无法在管辖权异议审理阶段予以确定。其次要判断在起诉时能否根据“北京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或者“天津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定唯一的管辖法院。本案诉讼标的额为5900余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属于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但在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多个的情况下，无法根据诉讼标的额在起诉前确定唯一具体的管辖法院。故，本案属于协议管辖约定不明的情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确定管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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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469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泰安盛源热力公司是否存在恶意虚增诉讼标的额的行为，泰安城建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是否成立。人民法院在立案登记阶段，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额是否符合级别管辖的规定，原则上仅进行形式审查，即当事人对其诉讼请求的具体金额提出相应的事实和理由即可，至于该事实和理由能否支持其诉请金额，则属于案件的实体审理范围，立案登记阶段一般不予涉及。同时，为保障当事人规范、诚信行使诉权，合理、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对当事人诉请金额严重偏离合理范围存在畸高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阶段对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虚增诉讼标的额行为进行审查，以确保级别管辖制度不被滥用，但如果当事人不存在滥用诉权和恶意诉讼行为，即使当事人的诉请金额存在偏高情形，人民法院仍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不能以此为由将案件移送管辖。本案中，泰安盛源热力公司所提诉讼请求均有相应的事实和理由。……据此，原审法院关于泰安盛源热力公司存在恶意虚增诉讼标的额的理由不当，泰安城建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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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282号
【裁判摘要】反诉只要不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就应当与本诉合并审理，反诉的诉讼标的额超过本诉受诉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也不影响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本案争议焦点为新泰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属于（2015）合民一初字第177号案件的反诉，是否应当与该案合并审理。反诉是指本诉被告针对本诉原告提出的反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根据该条规定，反诉与本诉必须合并审理的原因在于两诉之间的牵连关系，而该牵连关系表现为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具有因果关系或基于相同事实，符合以上三项条件之一，即可视为本诉与反诉具有牵连关系。对于有牵连关系的反诉，只要不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就应当与本诉合并审理。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三款中并未规定反诉违反级别管辖也应当另行起诉，说明即使反诉的诉讼标的额超过本诉受诉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也不影响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不属于专属管辖的案件类型。对于级别管辖问题，虽然一审原告新泰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额为2.8亿元，按一审立案时施行的级别管辖规定，达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但根据前述分析，反诉与本诉的级别管辖法院不同，并不影响反诉与本诉的合并审理。本案与（2015）合民一初字第177号案属于反诉与本诉的关系，两案合并审理不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为保证司法裁判的统一性、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应当合并审理。由于（2015）合民一初字第177号案件已经立案受理，该案双方争议的标的额合计8038万元，没有证据表明（2015）合民一初字第177号案件的原告圣联公司、早城公司有规避级别管辖的主观意图，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因此本案应移送受理本诉的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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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274号
【裁判观点】
1.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确定案件的案由。据此，管辖权异议案件不对实体内容审查，相关案由以原告起诉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
2.技术合同纠纷中，合同所涉争议的技术标的物，不属于应当由各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有关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在诉讼标的额符合级别管辖的情况下，被告住所地所在基层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3.对于下级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案件，在上级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情况下，为避免程序多次回转、减少当事人诉讼负累，案件可不再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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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目录】1.另案中抗辩的内容与本案的诉请一致，且另案已经对是否构成违约作出认定的，构成重复诉讼；2.不满足具有同一性的要求则不构成重复起诉；3.约定管辖虽不能确定具体管辖法院，但可以排除内地法院管辖的，内地法院无管辖权；4.被告提出民事级别管辖异议，认为原告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人民法院经初步审查属实的，应依法予以支持；5.普通共同诉讼中在答辩期内未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被告，对驳回其他被告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无上诉权；6.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不宜在管辖权异议阶段予以审查；7.对当事人隐瞒证据恶意提起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行为应进行民事制；8.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以对方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不履行合同，该抗辩构成对其合同相应权利诉讼时效的中断；9.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应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相悖；10.银行法定代表人以银行名义并加盖其私刻银行印章从事的民事行为应当由银行担责；11.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12.监护人为获取银行贷款，利用未成年人子女名下房产进行抵押，代未成年子女订立抵押合同，并承诺抵押合同不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在获得银行贷款后，监护人又以抵押合同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13.不当得利的善意受领人无现存利益的，不负返还责任；14.债权人明知夫妻一方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5.夫妻一方作为债务加入人而承担的个人债务是否能作为夫妻共同债务；16.质押监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监管义务造成质权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7.在建工程抵押权的范围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依据；18.数人连带保证中一人虚假签名不影响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任；19.债权人直接通过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不能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20.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其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债务人未能清偿到期债权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而应清算；21.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性质应当据实判定；22.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依据合同的表现形式进行判断，还应注意审查合同中权利义务的设置、合同的实际履行状况、合同的真实目的等综合判断；23.存在牵连关系的合同应当综合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24.在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合同债权并不发生转移，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非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续）25.双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适用合同关于单方违约情形下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判令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应支持；26.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27.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28.涉及公共政策的金融监管规定是审查合同效力的考量因素；29.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政府融资平台土地一级开发，约定以土地挂牌出让溢价收入分成的方式获取投资回报的，应为合法有效；30.地方政府向企业提供集体土地用于开发建设，双方为此签订的民事合同无效，地方政府对该合同无效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1.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32.当事人对工程款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欠付工程款利息应从当事人起诉之日计付；33.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增加注册资本及吸收股东的民事行为无效，应依据案涉质权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确定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本案系股东侵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债权人及质权人为利明泰公司，债务人及出质人为九策公司，担保的主债权为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九策公司应向利明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2亿元及利息，出质权利为九策公司持有的隆侨公司股权。因九策公司在以其持有的隆侨公司股权设定质押担保后，未经利明泰公司同意，增加隆侨公司注册资本并吸收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作为隆侨公司股东，导致九策公司在隆侨公司的股权比例由100%降至29.98%。利明泰公司认为该增资扩股行为损害其质权，进而妨害其债权实现而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增加注册资本及吸收股东的民事行为无效。利明泰公司提起的本案确认之诉虽没有直接的财产给付内容，但其诉讼目的和诉讼结果与其诉讼请求之间存在财产利益关系，因此，应依据案涉质权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确定本案的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摘要2：【解读】（2016）津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1）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隆侨公司、九策公司及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增资扩股行为无效"。（2）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九策公司与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就隆侨公司增资扩股的行为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九策公司、隆侨公司共同负担。
摘要1：【裁判摘要１】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合同签订情况，探求合同签订之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确定。……《招商引资协议》的前三条均针对003号、004号地块的项目概括、投资开发及取得移交进行约定，第四部分“优惠政策”所包括的一号地块、二号地块，系003号、004号地块工程配套所需，实际仍然围绕“旧车站改造”这一合同标的，与003号、004号地块的开发密不可分。因此，威宁县政府与弘景公司签订《招商引资协议》的合同目的明确，从整体对该份协议进行认定更为符合协议签订之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其中第三部分“土地取得及移交”、第四部分“优惠政策”和第六部分“资产购买”的内容也不应当割裂看待，而应当视作整体，威宁县政府关于上述三部分内容系三种不同法律关系及三个单独对待给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威宁县政府未能督促威宁县自然资源局交付004号地块，其承诺的优惠政策也全部没有实现，《招商引资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又因《招商引资协议》的整体不可分性，“旧车站改造项目”不能完成投资建设，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已不能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规定，本院认定《招商引资协议》依法予以解除。
【裁判摘要２】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未书面提出管辖权异议而只是在庭审中作为答辩理由提出，法院未作出裁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弘景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均围绕案涉018号、019号合同和《招商引资协议》的内容提出，一审法院虽未予全部支持，但从诉讼请求本身并不能得出弘景公司存在故意虚增诉讼标的额、恶意规避级别管辖的目的。根据一审卷宗材料的记载，威宁县自然资源局在一审庭审进行答辩时提出了该项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间内，威宁县自然资源局并未书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只是在庭审中作为答辩理由提出，不应因此认为一审法院未就此做出裁定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３】违约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弘景公司主张004号地块逾期支付违约金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004号地块直到本案一审庭审中才经威宁县政府、威宁县自然资源局确定不能交付，一审判决关于威宁县自然资源局处于持续违约状态、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并无不当。此外，如前所述，由于《请示》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中断，弘景公司对004号地块逾期交付违约金提起诉讼的时效也未超过。
摘要1：【裁判摘要】（１）诉讼标的额是否属实与被诉侵权行为具体情节、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等问题紧密相关，有待案件实体审理的查明，在管辖权异议阶段通常难以核实；（２）鉴于原告已就诉讼标的额的计算作出了合理解释，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并不能直接证明上述诉讼标的额是故意编造的，未支持有关虚增标的额的异议理由并无不妥——本案系专利侵权民事纠纷，一审被告台海玛努尔公司住所地位于山东省辖区，一审原告二重集团德阳公司住所地不在山东省辖区，且其在起诉状中明确了一亿元的赔偿请求金额，已达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标准，可由其作为本案的一审法院进行管辖。台海玛努尔公司在一审答辩期内提交的“管辖异议申请”仅提出了虚增诉讼标的额、规避级别管辖法院的理由，二重集团德阳公司则称，该诉讼标的额是综合考虑了被诉侵权项目及其合同金额、被诉侵权人财务公开信息、被诉侵权行为可能的获利等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计算得出的。本院认为，诉讼标的额是否属实与被诉侵权行为具体情节、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等问题紧密相关，有待案件实体审理的查明，在管辖权异议阶段通常难以核实。鉴于二重集团德阳公司已就诉讼标的额的计算作出了合理解释，台海玛努尔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两组证据材料并不能直接证明上述诉讼标的额是故意编造的，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台海玛努尔公司有关虚增标的额的异议理由，并无不妥。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