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摘要1：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0年第3集总第43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9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915号
【裁判摘要】未载明欠款内容的欠条尽管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应驳回诉讼请求——“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证据规则。本案中，美行公司以银丰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美行公司对银丰公司享有借款人民币152.86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并提供了银丰公司出具的内容为“兹欠到汕尾市美行实业公司（陆丰工商行账号04×××65）人民币152.865万元”欠款条。虽然银丰公司认可这一欠款条的真实性，但没有承认与美行公司之间存在着借贷法律关系，并主张该欠款条系因其他法律关系而产生。因此，美行公司仍应承担进一步证明诉讼请求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关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在美行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情况下，原审驳回美行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4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案由系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该案的争议焦点是银丰公司的借款事实是否存在。美行公司以欠款条与进帐单为依据，主张银丰公司向美行公司借款人民币312.495万元，尚欠借款人民币152.865万元未还，但未能提供有关支付借款的凭证。美行公司称借款给银丰公司是现金借款，不符合《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开户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除按本条例规定的范围可以使用现金外，应当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帐结算”的规定。美行公司又称银丰公司付还159.63万元后，尚欠152.865万元由银丰公司出具欠款条，也不符合常理，欠款条并不能直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而银丰公司虽对欠款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并称欠款条其实是土地使用权转让款的结欠单。因此，美行公司主张借款事实的存在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美行公司要求确认美行公司对银丰公司享有借款人民币152.865万元及利息的债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银丰公司于1994年1月20日向美行公司账户转入159.63万元、出具《欠款条》，确认银丰公司欠美行公司1528650元，上列证据不足以证明美行公司以现金方式向银丰公司出借了312.495万元。对于银丰公司划付的159.63万元，银丰公司与美行公司虽各作不同解释，但对于涉案《欠款条》的真实性，双方则均无异议。鉴此，可认定1994年1月20日银丰公司确认欠美行公司1528650元。但是，银丰公司已于1994年1月25日、1月27日、1月29日、3月11日，分四笔向美行公司账户共转入200万元。银丰公司主张该款即是支付给美行公司，用以偿还《欠款条》所载款项及相关办证费用。美行公司虽主张该200万元款项系银丰公司用于偿还另外所欠美行公司的借款，但并未提交所谓另外出借200万元给银丰公司的相关证据。由于银丰公司划付给美行公司的款项200万元已超过涉案《欠款条》所载欠款1528650元，美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对银丰公司享有1528650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本院不予支持。
【笔记】解除合同或者继续履行合同诉讼请求如何确定案件标的额？
摘要1：解读：无论是解除还是继续履行均属于财产性诉求应以合同金额确定案件标的；同时要求违约金的，以合同金额和违约金数额合并计算诉讼标的额。
摘要2：【注解１】（１）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变更、解除、撤销合同等视作财产性诉讼请求；（２）当事人请求确认部分合同条款的效力、继续履行部分合同义务或者变更、撤销部分合同条款的，应以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
【注解２】（１）给付之诉具有诉讼请求金额的，原则上以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金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不受所指向之法律关系标的额限制。
【注解３】（１）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如为财产关系以法律关系标的总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２）确认之诉、形成之诉指向部分合同条款的，以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３）确认之诉、形成之诉为主附带提出给付之诉以诉讼请求标的额较高的一项确定诉讼请求标的额（非并列管辖）。
【注解４】多个诉讼请求构成诉的合并以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总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83号
【裁判摘要１】胡×是否为提起本案执行异议的适格主体｜据原审查明，胡×与集成广福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购买集成广福公司开发的案涉房屋，并按合同约定向集成广福公司全额支付了购房款，集成广福公司亦向胡彬出具了收款收据并办理了备案登记。后虽因胡×欲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其子耿X名下而申请注销了案涉合同备案，但不表明双方有解除案涉《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注销备案登记行为也不发生案涉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胡×仍为案涉房屋购销合同的权利人，其作为案外人以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权益为由，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争议适用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诉讼制度。富滇银行西山支行一审诉讼请求涉及财产权益争议，本案属于财产类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富滇银行西山支行主张本案应按照非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富滇银行西山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继续执行昆明市XXX区广福城XX地块XX幢XX层XX号房产，价值2,056,150元。（２）判决：驳回富滇银行西山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49元，由富滇银行西山支行负担。（３）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49元，由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山支行负担。
【笔记】法院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摘要1：解读：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当事人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12号
【裁判摘要１】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事由——案涉《保证合同》订立于《民法典》施行以前，本案第二审判决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并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已经生效，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规定。富嘉公司相关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第二审判决未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后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而是适用了《公司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在说理部分阐明了第二审法院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法律适用的理解，虽与《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精神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摘要２】在保证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起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的，应当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释明后，当事人按照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归纳为案件争议焦点，组织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辩论；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当然，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没有释明并直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申请再审的，本着如有其他途径对原告的权利进行救济，尽可能不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以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的理念，应当驳回再审申请，并告知当事人另行依法主张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本案中，第二审判决就《保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没有向当事人释明，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直接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违反了《会议纪要》第36条的规定，没有达到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存在重大瑕疵，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富嘉公司的该项再审主张不能成立。富嘉公司可以就《保证合同》无效后升达股份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另行起诉。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终701号
【解读】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认为保证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笔记】法院对合同无效法律后果未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并直接驳回诉讼请求是否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
摘要1：解读：法院对合同无效法律后果没有释明并直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违反了《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６条的规定，存在重大瑕疵，但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第６项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0)民监字第407号
摘要1：湖南省土家人酒业有限公司（原湖南省土家人工贸有限公司）与湖南土家人集团工贸有限公司（原湖南湘西自治州土家人事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正邦商标事务所确认商标申请权权属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0)民监字第40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商标注册申请过程中因申请权权属发生的争议，属于民事纠纷，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即应予以受理——当事人在商标注册申请过程中因申请权权属发生的争议，属于民事纠纷，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即应予以受理。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应由有关行政机关审查，法院不应进行审理的判决理由不当，应予纠正。根据湘西公司与酒业公司签订的“生产营销责任书”等证据，已获注册的第3006185号“土家人及图”商标应属于湘西公司所有，故本案即使认定商标注册申请转让无效，也不影响双方关于涉案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归属于湘西公司的约定的效カ。二审法院从实体上驳回酒业公司诉讼请求适当，且考虑酒业公司已过申请再审法定期限和原审法院不予受理其再审申请的实际情况，本院对酒业公司申请再审的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湘西自治州土家人集团酒业有限公司与湖南省土家人酒业有限公司商标注册申请权纠纷上诉案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29号
【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商标注册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在商标注册申请过程中因商标注册申请权权属发生纠纷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受理。……判决：一、申请号为3006185的“土家人及图”的商标注册申请权归原告湖南省土家人酒业有限公司所有。二、驳回原告湖南省土家人酒业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湘西自治州土家人集团酒业有限公司负担667元，被告湖南省正邦商标事务所负担333元。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诉争的焦点是“土家人及图” 商标注册申请权权属问题。由于申请权是一种处分权，其权利存在的基础是所有权，因此，本案首先应明确“土家人及图”商标标识的所有权应归谁享有。本案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在一审、二审期间均未主张是该商标标识的权利人，也均未提交“土家人及图”商标标识由其制作和所有的证据。而在商标注册过程中，就同一公知领域的标识在同一类商品上的注册，谁都可以申请，只有对某一标识享有所有权的权利人才能排斥他人使用该标识申请注册商标。因此，被上诉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享有“土家人及图”商标标识所有权的情况下，主张该商标标识申请权权属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谁是商标注册在先申请人，应由有关行政机关审查，原审法院进行审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长中民三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湖南土家人酒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解读】酒业公司向请求确认“土家人及图”商标注册申请权归酒业公司所有；湘西公司赔偿其损失10000元；酒业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鉴定费300元、保证金3440元。
【笔记】什么是行政诉讼请求不明确？
摘要1：解读：（１）行政诉讼起诉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即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未对具体的被诉行政行为予以明确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２）笼统请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笼统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行政赔偿诉讼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３）对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法院未经释明即驳回起诉属于程序违法。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4）民提字第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4）民提字第24号
【裁判摘要１】未经核准注册的商标不具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第4157840号商标迄今为止尚未被核准注册，无从产生注册商标专用权，王××持有的商标注册证显然系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误发，王××无权据此对他人提起侵害商标权之诉。一审、二审法院在未查明第4157840号商标真实权利状态的情况下认定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构成对该商标权的侵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对王××与第4157840号商标有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它鼓励和支持人们通过诚实劳动积累社会财富和创造社会价值，并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产性权益，以及基于合法、正当的目的支配该财产性权益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方面，它保障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当事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裁判摘要３】对于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最早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字号使用的时间为1996年，歌力思公司最早在服装等商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时间为1999年。此后，经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歌力思”品牌于2008年即已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作为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的“歌力思”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对前述商业标识享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其次，歌力思公司在本案中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王××认为，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品牌中文名：歌力思”字样的行为构成对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侵害。本院认为，商标的基本功能是区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
摘要2：（续）本案中，从销售场所来看，歌力思公司对被诉侵权商品的展示和销售行为均完成于杭州银泰公司的歌力思专柜，专柜通过标注歌力思公司的“ELLASSAY”商标等方式，明确表明了被诉侵权商品的提供者。在歌力思公司的字号、商标等商业标识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而王××未能举证证明其申请注册的第7925873号商标同样具有知名度的情况下，歌力思公司在其专柜中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不会使普通消费者误认该商品来自于王××。从歌力思公司的具体使用方式来看，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外包装、商品内的显著部位均明确标注了歌力思公司在第18类女士手袋等商品上享有商标专用权的“ELLASSAY”商标，而仅是在商品吊牌之上使用了“品牌中文名：歌力思”的字样。由于“歌力思”本身就是歌力思公司的企业字号，且与其“ELLASSAY”商标具有互为指代关系，故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歌力思”文字来指代商品生产者的作法并无明显不妥，不具有攀附第7925873号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意图，亦不会为普通消费者正确识别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制造障碍。在此基础上，杭州银泰公司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亦不为法律所禁止。最后，王××取得和行使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行为难谓正当。第7925873号商标由中文文字“歌力思”构成，与歌力思公司在先使用的企业字号以及在先于服装商品上注册的“歌力思”商标的文字构成完全相同。“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依常理判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同注册的可能性较低。歌力思公司地处广东省深圳市，王××曾长期在广东省广州市经营皮具商行，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度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对“歌力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较低。在上述情形之下，王××仍于2009年在与服装商品关联性较强的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第7925873号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据此，王××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滥用，其与此有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歌力思公司的在先权利状况、使用行为的正当性以及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权利的正当性等因素，对王××所提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侵害其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9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980号
【裁判摘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诸多的法定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即是其中之一，否则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12月27日，甲方七里社区居委会与乙方庄×（身份证号码：32xxx76××××××××）签订的《搬迁协议》载明：“因赛博电子周边地块项目实施，乙方位于朱方路沿线的非居房屋（调查号Ｂ-59），调查面积共605.74平方米需搬迁，经甲乙双方商议……乙方须在签订本协议一周内，将所属房屋腾空移交甲方。乙方交房屋后15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房屋搬迁补偿款。”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庄×以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为被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然而，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搬迁协议》的“甲方”并非是本案所诉的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此外，虽然再审申请人提供了确有人员与其沟通房屋拆迁事宜的证据材料，但是不能初步证明其所述的被强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关事实。据此，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苏行终529号
【解读】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镇江市润州区蒋乔街道办事处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摘要】诉讼类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通常情况下，原告对于诉讼类型并不表现得多么疏离，因为他在诉讼请求中表达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就已经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诉讼种类。对于诉讼类型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意排斥的往往是法官，因为他已经在单一的撤销之诉的环境之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对于任何争议都习惯性地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
本案中，郭××针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撤销补偿决定，还包括要求对其房屋全部按照商用房给予577.35万元的征收补偿。从诉讼类型上说，提出这种金钱支付请求通常属于一般给付之诉。由于一般给付之诉涉及的往往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本案之前已有一个补偿决定，因此更进一步归类于作为一般给付之诉亚类的义务之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责之诉。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
摘要2：（续）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本案一审法院对被诉补偿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补偿577.3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理由是“确定涉案房屋征收行政补偿金额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系被告行政职权范围，原告可在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过程中提出证据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很显然是不适当地采用了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其结果是将本来是案件审理重点的补偿问题一推了之。诚然，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原审法院尽管表示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必要尊重，但却忽视了作出一个必须作出的答复判决。再退一步讲，即使仍然适用撤销判决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作判决针对的正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仍有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
【注解】撤销之诉与义务之诉区分——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判决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4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420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程××与永泰县政府成立的安置指挥部于2013年1月17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而引发的案件，再审申请人程××的原审诉讼请求为确认该协议无效。对于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形成的类似行政协议，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处理此类纠纷的通常做法，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通过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方式寻求司法救济。再审申请人现针对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相关法律依据不充分。原审法院认为上述协议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可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并以此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2：程某某、永泰县人民政府二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闽行终字第629号
【摘要】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将行政协议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因此,原审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认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系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本院予以指正。本案上诉人程××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认定已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应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因涉案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系于2013年1月17日签订，上诉人程××明知协议的具体内容并依约履行了协议，其于2015年8月才就该协议书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且其未能举证证明其超过起诉期限存在正当理由。故程××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虽然理由不当，但结果正确，依法可予维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终字第518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终字第518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的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起诉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证据材料，其系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提起诉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讼争《购销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本案合同若有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上述约定对管辖法院的选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协议管辖可选择法院范围的规定，应属有效。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住所地在福州市辖区，本案的诉讼标的额为16508028.9元，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虽然厦门国贸公司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前，已就同一份《购销合同》产生的纠纷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及本院（2013）闽民提字第50号生效民事裁定，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不享有管辖权。因此，厦门国贸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的“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情形，故不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的时间作为判断该案和本案何为“立案在先”的依据。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将该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0日以（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立案受理，均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之后，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立案在先。综上，本案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案件是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分别以不同的诉讼请求向不同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本案的立案时间先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的规定，本案应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１）厦门国贸公司诉请解除合同；（２）福州宏键公司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３）本案裁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２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已经废止，本案按照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不再属于移送合并管辖之情形，而应当分别审理。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5民初4963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2民终1089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5民初4963号
【裁判摘要１】兴广厦公司的第3项诉讼请求，要求万兴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500万元的人工费增值税专用发票，亦不具有强制可执行性，本院在本案中亦无法予以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相关争议。
【裁判摘要２】兴广厦公司申请对工程质量进行鉴定，是否应予准许。本案中，涉案工程于2016年5月17日竣工验收，且验收合格，2016年5月18日交付使用。兴广厦公司申请质量鉴定事项中部分是一般质量保修问题，已过保修期，但其中部分申请事项属于工程的地基基础工程或主体结构质量问题，不受保修期限制，但鉴于本案因工程造价鉴定问题导致审理期限过长，已不宜在本案中进行工程质量鉴定，故本院对兴广厦公司要求对涉案工程质量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双方针对涉案工程的地基基础或主体结构质量等工程质量问题存在的争议可另行解决。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2民终10897号
【摘要】兴广厦公司在审理过程中主张万兴公司施工的涉案工程存在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质量问题及重大安全隐患，故申请工程质量鉴定，因该项鉴定内容与兴广厦公司诉讼请求有必然关联，故原审法院对此应当予以查实；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以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鉴定依据不妥，故原审法院能否以该工程造价鉴定作为鉴定结论使用应进一步查实。现为有效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本院决定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终265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终265号
【裁判摘要】当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而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仲裁管辖的情况下，如果债权人只对保证人提起诉讼，由于主合同发生的争议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故保证责任的主债务数额无法确定，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解决案涉所有争议问题的前提是关于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保证合同未约定仲裁管辖，债权人对其与债务人的争议未申请仲裁，而直接向保证人主张承担保证责任，该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关于这个问题，本院认为，艾能公司的诉讼请求是主张保证人西点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代泰玺天通公司退还2100万元保证金，艾能公司主张所依据的是西点公司出具的《担保函》，西点公司在该函中承诺自愿为泰玺天通公司和徐红提供担保，若届时泰玺天通公司和徐红均未按时归还艾能公司2100万元人民币，则由西点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抗辩权是指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的规定，西点公司依法应享有债务人泰玺天通公司的抗辩权。艾能公司的实体权利来源于其与泰玺天通公司签订的《“泰玺•天通科技园"项目（一期）设计•建造框架协议书》，作为保证人的西点公司在行使债务人的抗辩权时，同样可以依照《“泰玺•天通科技园"项目（一期）设计•建造框架协议书》的约定，对包括合同的效力、保证金是否给付、保证金是否应当退还、保证金与项目启动资金是否同一款项等进行实体抗辩。而《“泰玺•天通科技园"项目（一期）设计•建造框架协议书》约定，合同发生争议时交由仲裁管辖。因此，人民法院如果对上述争议进行实体审理，势必侵害艾能公司和泰玺天通公司基于仲裁条款约定而享有的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当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而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仲裁管辖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先行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或者经仲裁对主债务的范围作出确认，如果债权人只对保证人提起诉讼，保证人以主合同的约定和履行情况进行抗辩，必然会涉及到法院对于已经约定仲裁裁决的争议事项能否进行审理和裁判的问题，这既涉及到约定仲裁管辖当事人的仲裁程序选择权，也涉及到人民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因此，由于艾能公司与泰玺天通公司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
摘要2：（续）故本案中西点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务数额无法确定，原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艾能公司的诉讼请求。艾能公司可在与泰玺天通公司的主合同争议协商一致或者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之后，再另行向西点公司主张权利。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民终640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民终640号
【裁判摘要１】原审判决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一般取回权纠纷。本院认为，该案由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该条的规定，一般取回权的权利基础为物权，尤其是所有权。本案鹏程公司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合同，其权利基础是合同债权，不属于物权，故本案不属于一般取回权纠纷。本案系因宏昌公司管理人对鹏程公司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引发的诉讼，鹏程公司提交的证据5即宏昌公司债权审查报告能证明上述事实，鹏程公司诉讼请求的核心仍然是确认其对宏昌公司的债权，故本案属于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5条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根据该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有权在开庭后根据查明的法律关系性质变更案由，其行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鹏程公司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３】《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系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所制定的司法解释，而随着200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已经废止，针对该部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应不再适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对不应认定为破产财产的情形，作出了不同于《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即使在《破产案件若干规定》尚未明确废止的情况下，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本案亦应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认定案涉房屋是否属于破产财产。《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本案案涉房屋并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不应排除在债务人财产之外，
摘要2：（续）应属于宏昌公司的债务人财产。此外，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宏昌公司的债务人财产也符合物权法确定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案涉房屋尚未变更登记至鹏程公司名下，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所有权仍归属于宏昌公司，应为宏昌公司的债务人财产。由于鹏程公司依据上述合同享有请求交付15套房屋的债权不属于消费类购房债权，此类债权对于其他普通债权不具有优先性，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鹏程公司不能对案涉15套房屋优先受偿，现鹏程公司请求确认其享有案涉合同的购房债权实质上是确认其购房债权相比其他普通债权具有优先性，该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的规定，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罗小峰对宏昌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后，宏昌公司即不得对鹏程公司进行个别清偿，现鹏程公司请求宏昌公司按合同约定向交付15套商品房的行为性质为请求个别清偿，该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鹏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鹏程公司与宏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1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合法有效，鹏程公司享有合同约定的购房债权。2.判令宏昌公司按上述合同约定条件交付鹏程公司15套房（××××××）。3.本案诉讼费用由宏昌公司、泰奥公司承担。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冀民申4245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冀民申4245号
【裁判摘要】不服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济途径是申请复议程序而诉讼程序——原审查明，2015年7月7日，破产管理人召集召开了邯郸市锦鲜实业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该会议上通过了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同时告知了债权人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林××参加了此次债权人会议。原审也查明，2019年12月9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2）魏民破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邯郸市锦鲜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制作的《邯郸市锦鲜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本院予以认可”。2020年1月14日，林××领取了应得分配款1,188,320元。原审还查明，2020年8月6日，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魏县人民法院（2012）魏民破字第1-4号民事裁定；2.撤销邯郸市锦鲜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作出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一审法院作出（2020）冀0434民初17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再结合林××本案主张，原审认定林××异议的内容实质是针对上述分配方案内容，对原审法院裁定认可的分配方案不服，并无不当。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认定林××的救济途径是申请复议程序，不是诉讼程序，裁定驳回林××的起诉亦无不当。综上，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摘要2：【案号】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冀04民终4883号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林××的诉讼请求主要是对《邯郸市锦鲜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六条：“债权人对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作出的裁定不服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对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作出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宣布之日或者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规定，原告林××、第三人李××不符合起诉条件。二审法院认为：林××异议的内容针对的是该分配方案内容，对裁定认可的分配方案不服，其救济途径是《破产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申请复议程序，不是诉讼程序，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该条规定裁定驳回林××的起诉并无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8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814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未在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后１５日内申请法院撤销重整计划，破产重整计划已经由债权人会议投票通过并经法院批准产生约束力，当事人起诉撤销破产重整计划不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利益的，可以自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起十五日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议，责令债权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对于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本案中，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的第一项起诉请求为：确定金晖兆丰公司合并破产重整一案普通债权的清偿率。破产重整清偿率为破产重整计划中的内容，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的该项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对破产重整计划提出异议，但案涉破产重整计划已经由债权人会议投票通过，并经阿克苏中院批准。因平安银行太原分行未在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后的十五日内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重整计划，该重整计划对其产生约束力。阿克苏中院出具函件要求计算清偿率系基于破产重整案件作出，与本案并无关联。一、二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管理人对债务人财务账册等不予提供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作出决定而非提起诉讼——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的第二项起诉请求为：判令保障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知情权，配合平安银行太原分行查阅金晖兆丰公司财务账册、核查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单个债权人有权查阅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债权人会议决议、债权人委员会决议、管理人监督报告等参与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债务人财务和经营信息资料。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予提供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出决定。”根据该规定，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管理人对债务人财务账册等不予提供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而非提起本案诉讼。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在债权人会议结束之后１５日内并未向法院提出确认债权的诉讼即应当视为对确认债权的认可，债权人起诉确认债权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债权人就确认债权存在异议的应当向管理人提出，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可以提起债权确认诉讼，由人民法院对债权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裁判。本案中，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的第三项起诉请求为：对金晖兆丰公司债权债务及资产进行重新审计、评估。该项诉讼请求实质上是请求对金晖兆丰公司债权的重新确认，而平安银行太原分行在债权人会议结束之后十五日内并未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债权的诉讼，即应当视为对确认债权的认可。一、二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４】债权人认为管理人不适格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提出异议由债权人会议申请法院更换管理人而非提起诉讼——另关于平安银行太原分行提出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不具备适格管理人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平安银行太原分行作为债权人认为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不是适格管理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时提出异议，由债权人会议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而非提起本案诉讼。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116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116号
【裁判摘要１】以房抵债而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系以借款本息抵顶购房款项，应视为其已经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合同义务，破产管理人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关于广信公司管理人是否有权解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问题，即该合同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由此可见，徐××作为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其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购房价款，徐××以借款本息抵顶购房款项，应视为其已经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合同义务。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不应据此行使合同解除权。
【裁判摘要２】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的问题。1.徐××就涉案房产不享有商品房购房消费者的优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该规定对交付购买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基于生存利益大于经营利益的社会政策原则，为保护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特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进一步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徐××基于广信公司的以房抵债行为而形成购房事实，其购房目的在于实现债权，并非为生活、居住需要，结合徐××的资金出借人身份，可以认定徐××并不属于上述规定所保护的商品房消费者。徐××和广信公司之间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合法有效，但是徐××并未据此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或者优于其他债权人的优先权利。2.徐××的诉讼请求属于个别清偿请求，有违破产程序的相关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摘要2：（续）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而公平清理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系破产程序的基本宗旨。本案中，广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徐××起诉请求交付涉案房产，系通过诉讼方式提出清偿债务的权利主张，属于对其进行个别清偿的诉讼请求，与前述破产程序的宗旨和相关规定均不符。综上，徐××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或者优于其他债权人的优先权利，一审法院驳回其关于广信公司继续交付涉案房产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此外，关于徐××的权利救济问题。债务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实质上构成阻却普通债权人主张继续履行合同的法定事由，并且广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时，涉案房屋尚未竣工验收，也不符合实际交付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的规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有效，但是属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合同，徐××作为债权人可以向广信公司管理人申报相应的债权，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实现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终1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终180号
【裁判摘要】大庆农商行与百瑞信托签订案涉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百瑞信托为通道向通茂公司发放贷款，刘××等对通茂公司所负债务提供担保。翌日，济南农商行的员工李××又以该行名义与大庆农商行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受让大庆农商行对通茂公司享有的债权。因通茂公司未履行债务，大庆农商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济南农商行支付转让款1.8亿元及相应违约金，或通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8亿元及相应利息，刘××等对通茂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大庆农商行如认为已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了济南农商行，则不再对通茂公司享有债权，自然不应再向通茂公司提出主张。反之，如其向通茂公司主张债务，则表明其认为尚未将债权转让给济南农商行，当然也无权再向济南农商行提出主张。可见，大庆农商行不能基于择一的法律关系同时向通茂公司和济南农商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一并受理对该二人提起的诉讼，既违反了实体法上有关债权转让的规定，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合并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有关“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之规定，合并诉讼以诉讼标的相同或同一种类为前提。但大庆农商行对通茂公司、济南农商行提起的诉讼，分别基于原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债权转让关系。这是两个相互独立且相互排斥的法律关系，依法不属于能够合并诉讼的情形。一审法院合并受理后，本应对这两个诉讼进行一并审理，但其仅对大庆农商行对济南农商行的诉讼进行了审理，并未对通茂公司及相关担保人应否承担责任作出认定，也遗漏了诉讼请求。大庆农商行主张，其提起的是备位诉讼。且不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承认备位诉讼制度，即便当事人可以提起备位诉讼，其也仅是相同当事人在同一诉讼中提出的两个以上具有先后满足顺序的诉讼请求的预备合并。本案中，大庆农商行系针对不同当事人提出两个诉讼，不符合备位诉讼的法理。综上，一审法院先是受理了两个本不应合并受理的诉讼，受理后又遗漏了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发回重审。重审时，应当向大庆农商行释明，告知其只能择一提起诉讼；经释明后如其仍然坚持一并起诉的，则应驳回其起诉。
摘要2：【解读】（１）债权人出借款项后又将债权转让，出借人同时起诉借款人和债权受让人请求借款人偿还本息或受让人支付转让款，债权人不能基于择一的法律关系同时向借款人和债权受让人主张权利，不能合并审理，原告坚持两个相互排斥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２）我国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承认备位诉讼制度，即便当事人可以提起备位诉讼，其也仅是相同当事人在同一诉讼中提出的两个以上具有先后满足顺序的诉讼请求的预备合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233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233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之间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但当事人已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可以认定已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２）退伙未进行清算前请求退还其出资款不予支持——本案的基本事实是王××２、陈××、吴×三人合伙投资酒店，王××１通过受让吴×份额参与三人合伙。王××２、陈××主张是共同投资成立有限公司，但并未否认王××１通过受让吴×份额参与三人合伙的基本事实。西昌丽豪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仅取得工商部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并未取得营业执照，该有限公司并未正式成立。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但根据本案当事人已共同出资、成立西昌丽豪假日酒店，并已实际共同经营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当事人已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的规定，王××１主张退出口头合伙应予准许。鉴于本案当事人设立的西昌丽豪假日酒店已实际进行了经营活动，共同投资行为已产生相应债权债务。对于合伙期间产生的债务，各合伙人均应承担责任，合伙人退伙，应按照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一审判决认定王××１要求退还出资应依法先进行清算后再向酒店主张，在未进行清算前，王××１请求王国利个人退还其出资款于法无据，据此驳回王××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解读】王××１起诉请求1.确认王××１退出口头合伙；2.王××２退还王××１退出合伙前向其转账和借款4458343元；3.本案诉讼费由王××２承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5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管辖权转移是否妥当的问题｜本案系柳某公司向南宁中院起诉富业公司、国宾美景养生酒店合同纠纷一案，南宁中院立案受理后确定案号为(2016)桂01民初695号。后南宁中院认为，本案与广西高院受理的(2017)桂民初22号案件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且当事人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实为本诉与反诉关系，遂报请广西高院审理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因此，本案管辖权由南宁中院转移到广西高院，于法有据。柳某公司上诉主张本案管辖权转移程序违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民事案件案由系为便于审判管理与司法统计而对诉争法律关系性质作出的归纳与总结，故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法律关系并列确定案由。本案中，柳某公司的诸项诉讼请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应当并列确定案由。柳某公司在其一审起诉状中针对第2、3、4、5、7项诉讼请求提出的理由是富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柳某公司在其上诉状中又提出，针对第4、5、7项诉讼请求变更理由为基于物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本院认为，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侵害物权的行为，而根据本案和广西高院(2017)桂民初22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柳某公司与富业公司合作经营信托大厦，并委托富业公司对大厦进行经营管理。故富业公司经营管理信托大厦，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事实依据充分。同时，柳某公司亦有权依据双方的合作经营信托大厦的相关约定，请求富业公司支付经营收益。因此，柳某公司关于其第4、5、7项诉讼请求为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张，理据不足。人民法院经审理发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应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变更案由。故本院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理由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变更本案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共有物分割纠纷、返还原物纠纷、合同纠纷。
摘要2：【裁判摘要３】柳某公司与富业公司通过破产拍卖程序竞得信托大厦，并非基于债务人广西信托投资公司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而是基于破产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信托大厦拍卖结果作出拍卖成交裁定符合《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富业公司与柳某公司自该裁定生效之日，即2011年8月30日取得信托大厦所有权。．．．．．．南宁中院(2004)南市民破字第4-78号民事裁定系柳某公司取得物权的依据而非确权依据，南宁中院(2012)南市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以及227号民事判决均未对柳某公司享有的所有权作出确权判决，故柳某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确认其对信托大厦享有30%所有权，依法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共有物不具备实物分割条件，当事人坚持不申请折价或者变价分割，对实物分割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综合考虑通过裁判进行实物分割有违当事人意愿，亦会减损信托大厦的整体使用价值，柳某公司并未变更其诉讼请求等，作出对柳某公司进行实物分割的主张不予支持的处理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承前所述，因信托大厦目前尚不具备实物分割条件，柳某公司请求返还原物的对象并不确定，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柳某公司可待相应条件成就后，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0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006号
【裁判摘要】2008年9月30日，案涉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后，中铁公司于11月25日向郑州供电公司递交工程决算书，呈报结算价款为60720908元。依照前述合同约定，中铁公司2008年11月25日向郑州供电公司递交工程结算报告后，郑州供电公司最迟应在收到报告后56天内支付工程结算价款。双方对竣工结算价款是否达成一致，郑州供电公司对于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是否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不影响中铁公司依约请求付款的权利。所以，郑州供电公司届时未依约支付工程价款，中铁公司就案涉工程所享有债权的诉讼时效即应开始计算。时至2019年3月1日第一次起诉时，中铁公司所主张工程价款债权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退一步讲，即使中铁公司在2008年至2013年间向郑州供电公司提交关于督促工程结算付款事宜的情况汇报，但至其2019年3月1日第一次提起诉讼，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在中铁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之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事由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原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民终954号
【摘要】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竣工结算约定“发包方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28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从第29天起向承包人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铁公司无论是2006年还是2008年将《结算书》报送供电公司，其均应当知道供电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时间，其直到2020年5月才起诉，一审判决认定其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鉴于中铁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其再对工程价款申请鉴定已无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99号
【裁判要旨】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审查发出合同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不能仅以受通知一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一事实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
【裁判摘要】具体到本案中，军威公司虽于2017年9月22日向南通华晋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但该份通知书并不能产生解除涉案合同的效果。．．．．．．此外，鉴于南通华晋公司在收到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在该份通知书约定的异议期内即回函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加之以上所述，本案也不存在合同解除权异议超期的问题。南通华晋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之一系要求确认军威公司《解除合同通知书》行为无效，该诉讼请求的表述并不规范，结合南通华晋公司一审起诉状中所称“军威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已超过合理期限，并以实际行为表示放弃了约定解除权”的内容看，该诉讼请求实质是要求确认军威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如前所述，该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对其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涉案《合作开发合同书》并未因军威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而解除，南通华晋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具有事实依据。但因南通华晋公司在起诉状中并未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且在一审庭审中表示该请求是指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合同书》。二审中又称继续履行仅指“A座办公楼所有权归南通华晋公司所有，协助将A座办公楼的产权登记在其名下”。前后陈述亦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二款“法律文书确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的规定，对其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在判项中不再予以表述。双方当事人应根据涉案《合作开发合同书》的约定，继续履行该合同，对于履行中所发生的争议，可以协商或依法予以解决。
摘要2：【解读１】南通华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军威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无效，判令军威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合同书》，确认位于山西省太原高新区.43平米，地上24层，地上某某地下某某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归南通华晋公司所有并协助南通华晋公司办理产权过户变更手续；2.诉讼费由军威公司承担。
【解读２】二审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民初1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山西军威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9月22日向南通市华晋置业有限公司送达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三、驳回南通市华晋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095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095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不服原审裁判提出上诉的，必须是该裁判对上诉人存在不利益，这种不利益因原审法院作出的裁判没有满足当事人的请求或使当事人陷于负有义务等不利处境而产生。上诉利益应根据原告在一审起诉时的请求与一审判决主文来对照上诉利益的有无，本案中原审法院已判决驳回了丙、丁的诉讼请求，故甲不存在上诉利益。从甲的上诉状来看，亦不具备形式要件，即其上诉不具备合法要件，属于上诉不合法，故本院予以裁定驳回。
摘要2：【解读】甲上诉理由：一审法院经庭审调查及到看守所向戊调查，驳回了丙、丁的诉讼请求，但在事实认定中，一审法院故意歪曲事实，将与房屋买卖合同不相干的并且不符合租赁关系的所谓“事实”作为事实进行认定。甲认为：1、所谓的租赁合同是虚假的，戊的签名是他人冒签的。2、丙、丁对房屋买卖合同无利害关系，该事实一审法院故意不认定；3、首付款50万元不认定。故甲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法院更正或删除与房屋买卖合同不相干且不符合租赁事实的所谓“事实”。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481民初5628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481民初56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葛××系秒购网络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作为原告诉请任职公司变更登记，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葛××系秒购网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数月后担心因公司经营所带来的风险，且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秒购网络公司亦未向葛××发放薪资报酬，故要求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而秒购网络公司不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秒购网络公司登记在滕州市，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综上所述，葛××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本院依法应予受理。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后果由所任职公司承受。因此，法定代表人与所任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应当定性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辞去代理。本案中，作为受托人的葛××有权解除委托合同，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及与本案，葛××第一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其已不愿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秒购网络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葛××自2021年5月份即提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曾与股东赵×多次协商变更法定代表人未果，且多次至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业务均被告知无法办理，表明葛××主观上已无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意愿，亦表明秒购网络公司并无配合葛××办理变更法人登记的意愿。因秒购网络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葛××并非秒购网络公司股东，股东赵×不配合办理法人登记变更，葛××则无法通过公司自治途径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若人民法院驳回葛××的诉讼请求，则葛××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因此葛××要求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由谁担任，应当由秒购网络公司决定，葛××无权干涉。因此，葛××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将法定代表人由葛××变更登记为赵×，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秒购网络公司为一人公司，赵×为唯一股东，因此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葛××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赵×有义务办理。
【笔记】原告基于合同有效提出诉讼请求如合同无效能否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解读：（１）原告起诉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对其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根据查明认定的事实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而不应裁定驳回起诉；（２）原告基于合同有效提出诉讼请求而法院认定合同无效，仍然应当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作出判决而不应定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笔记】被执行人能否主张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摘要1：解读１［程序性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２条；
解读２［实体性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２条、第２３条。
【注解１】被执行人主张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事由分为：（１）程序性事由——通过《民事诉讼法》第２４９条“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程序”救济，由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２）实体性事由——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２条、第２３条规定的“债务人异议之诉程序”救济，由债务人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２条改变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７条第２款规定（被执行人实体异议参照执行行为异议审查的程序），第一次在执行程序中建立了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
摘要2：【注释】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恢复执行原公证债权文书，被执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１）被执行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不属于《公证执行规定》第２２条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灭”情形，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２）被执行人对是否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恢复执行有争议应当提起执行行为异议进行救济。
【注解３】因展期协议未办理附强公证公证机关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可以提起诉讼（如果公证机关依据原合同出具包括展期协议在内执行证书，债务人可以“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诉讼）。——参考案例：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吉民终125号
【笔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当事人能否提出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诉讼请求？
摘要1：解读：（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还可以提出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诉讼请求；（２）当事人未提出前述诉讼请求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向其释明。
解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仅提出确认股权属于当事所有的诉讼请求，生效法律文书仅确认股权属于当事人所有——（１）当事人可以持该生效法律文书自行向股权所在公司、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手续；（２）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不予受理。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