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合同履行中的适用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 2017年第23期】
【裁判要旨】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应贯穿合同履行的始终。出卖人在缔约过程中存在瑕疵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先合同义务，在此情形下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买受人以出卖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的瑕疵行为来拒绝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属于不当行使履行抗辩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楼责任。基于出卖人的瑕疵行为买受人对交易标的产生了错误认识，买受人有权要求变更交易价格。
【案号】一审：（2016）京03民初18号；二审：（2017）京民终289号
摘要2：【解读】（１）出卖方在缔约过程中存在瑕疵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先合同义务；（２）买受人以出卖方瑕疵行为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不符合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属于不当行使履行抗辩权；（３）出卖方对买受方不履行付款义务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买受方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３）买受人有权请求变更合同价款。
摘要1：解读：（１）出卖方在缔约过程中存在瑕疵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先合同义务；买受人以出卖方瑕疵行为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不符合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属于不当行使履行抗辩权；（２）出卖方对买受方不履行付款义务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买受方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买受人有权请求变更合同价款。
摘要2：
摘要1：解读：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违反诚信原则，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等与订立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构成欺诈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90号
【裁判摘要】违反诚信原则，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之后，试图借助司法资源来谋取不正当利益，法律不予保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以不正当方式取得商标权后，目标明确指向优衣库公司等，意图将该商标高价转让，在未能成功转让该商标后，又分别以优衣库公司、迅销公司及其各自门店侵害该商标专用权为由，以基本相同的事实提起系列诉讼，在每个案件中均以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作为其门店的一家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利用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门店众多的特点，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批量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其众多门店停止使用并索取赔偿，主观恶意明显，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其借用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行为，本院依法不予保护；优衣库公司关于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恶意诉讼的抗辩成立，予以支持。二审法院虽然考虑了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之恶意，判令不支持其索赔请求，但对其是否诚实信用行使商标权，未进行全面考虑，适用法律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68号
【裁判摘要】以违反诚信原则恶意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对他人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侵权之诉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和保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业务上的优势，恶意注册商标，损害他人在先权利，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属于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不应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邵××原系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北分局的工作人员，于2003年辞去公职。因赛克思厂的企业字号“赛克思”、注册商标“sks”及域名“saikesi.com”在2003年邵××辞职之前均已注册使用，作为与赛克思厂、广天赛克思公司同处一地的工商部门工作人员，邵××在辞职时应当知悉赛克思厂、广天赛克思公司商标的实际注册情况、字号（或字号主要部分）及企业名称简称的实际使用状况等相关信息资料，其于辞职后在与广天赛克思公司经营范围同类的商品上，注册与广天赛克思公司企业字号主要部分中文及拼音相同的商标，直至本案二审结束时仍未使用，却针对在先权利人提起侵权之诉，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不具有正当性，不应受法律保护。因此，邵××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广天赛克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侵权之诉，属于对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滥用，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1)知行字第45号
【裁判摘要】使用商标时刻意制造与他人商标之间的联系违反诚信原则，不能取得受法律保护的商标权益——《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对于使用时间较长、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相关公众群体的诉争商标，应当准确把握商标法有关保护在先商业标志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相协调的立法精神，充分尊重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业标志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注重维护已经形成和稳定的市场秩序。”争议商标的使用情况确实是应当考虑的因素，但这种使用应该是在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上的使用，且对其使用状况有较高的证据要求。本案中，华夏长城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其已经形成自身的相关公众群体的程度，而且其实际使用状况明显看出其仍然在刻意造成与日产株式会社的联系，而不是通过使用消除这种联系，形成自身商标的区别力，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京行终1754号
【裁判摘要】商标法对诚信原则进行具体规定的情形下，不宜直接适用诚信原则审理商标授权确权纠纷案件——2013年商标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是有关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中的原则性条款，该条的立法精神已贯穿于商标法的具体条文中。在商标法的其他条款已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对于诉争商标的授权确权审查不宜直接适用商标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摘要2：【注解】类似参考案例：（２０１９）京行终２７４１号；（２０１９）京行终２００３号；（２０１６）京行终２９２４号。
摘要1：【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14期，第99页】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为了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相对人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行政协议的主要特征为协议主体一方恒定是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协议的目的是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行政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即保障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目的不被改变。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单方改变、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
【案号】 一审：（2016）苏0682行初15号；二审：（2016）苏06行终622号
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人民政府与陈某等因不履行行政协议纠纷上诉案
【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6行终622号
【摘要】关于协议约定的第1项内容，即由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给付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违法建筑残值回购款39.8万元。．．．．．综上，基本高于实际残值的39.8万元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该约定并无变更或撤销的情形，本院对其合法性、有效性予以认可。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无视其作为一级人民政府理应发挥的诚信引领示范职责，在协议签订之后又以协议内容侵犯公共利益而主张无效的上诉理由，明显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协议约定的第2项内容，即由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支付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1.75万元搬迁费。鉴于搬迁费用确系房屋拆除过程中必需支出的实际费用，且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也未就该数额不合理作出实质性辩解。本院对该项约定的合法性、有效性予以认可。关于协议约定的第3项内容，即由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为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调整用地并办理建设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五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本案中，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作为乡、镇人民政府并无调整利用土地以及实施建设审批的终局法定职权，其在案涉协议中所作出的上述约定明显超越其法定职权。
摘要2：（续）而且，南通市国土资源局对案涉违章建筑的处罚决定中，明确责令被上诉人陈某1对其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全部自行拆除。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在对此明知的情形下仍在协议中同意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对现厂房进行四址不变维修，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与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相悖。因此，双方当事人所作第3项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关于协议约定的第4项内容，即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对案涉协议负有保密义务，否则应退还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41.55万元及孳息。由于行政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行政机关因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所支付的费用属于公共支出，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在该条款中约定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如违反保密义务即剥夺其依照合同约定享有的补偿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这一约定同样因违法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协议中3、4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1、2条款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81号
【裁判摘要】担保协议因签约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无效，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有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上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充分考虑了保护欠缺行为能力人的利益和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两种法益之间的平衡。意思自治是贯穿民法始终的价值理念，只有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及后果具有识别能力，行为人才能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二条做了相同的规定。即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制度构造上优先保护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仅在法定情形下例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从事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或从事的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不相适应之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等情形，才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这一制度为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免遭损害筑起安全保障之堤，体现了同情、关爱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弱者权益这一人类的基本情感。首先，由于李××于2016年6月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认知能力受到损害，对担保2.5亿元本金及利息之巨额债务这一重大复杂的民事行为并无相应的认知能力，其从事的签署案涉担保协议的民事行为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且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李××上述担保行为无效。相应地，林×实际控制的中科联合公司将其所管理的李××房产，基于李××签署的《房地产抵押合同》而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也归于无效。一审法院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认定李××签署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不可撤销)》、《房地产抵押合同》及《承诺函》均为无效，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中诚信托公司上诉主张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对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由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而，案涉担保协议因签约人李××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无效，
摘要2：（续）故李××对担保协议的无效并不具有过错。上述第七条并未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无过错的情形。退一步说，即使认为上述第七条涵盖了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无过错的情形，该条亦仅是针对担保人责任的一般规定。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二条是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利益的特别规定，强调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从事的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之民事法律行为不承担责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除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一般规定。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时“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时的赔偿责任系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赔偿须以过错为前提，如担保人对担保合同无效无过错的，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认为李××不应承担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588号
【裁判摘要】首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施工人的法定权利，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民事财产权利。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还是一贯的司法实践，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处分问题，均秉持权利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行使或放弃，但是不能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否则应为无效的原则。本案中，《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是旺朋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旺朋公司上诉称对远禾公司的财产进行拍卖并已分配，农民工的工资已进行发放，因此建筑工人的利益已经得到保障。旺朋公司再以损害建筑工人利益为由主张《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无效，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仅载明旺朋公司同意远禾公司将涉案在建工程抵押给杜阮农商支行，且承诺在杜阮农商支行的债权未全额受偿前，其放弃对涉案在建工程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处置所得价款由杜阮农商支行优先受偿。上述声明书系与远禾公司、杜阮农商支行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同一天签订，且未对杜阮农商支行的债权范围、发生时间等做出限制，应视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旺朋公司主张《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所涉债权已经全部实现、与中骏公司主张的债权不是同一债权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最后，《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合法有效，因此在杜阮农商支行的债权全部清偿前，旺朋公司应诚信履行其之前的承诺。其在原案诉讼过程中未提及《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的相关情况，虽不能对其过于苛责，但原审判决认定旺朋公司隐瞒声明书的存在，亦属事实，并无不当。旺朋公司以此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在不知道《放弃优先受偿权声明书》存在的情况下，作出（2014）粤高法民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未体现杜阮农商支行（债权转让后为中骏公司）对涉案在建工程享有优先于旺朋公司的权利，该判决的所涉部分内容确有错误，损害了中骏公司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对（2014）粤高法民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错误部分予以变更，调整了旺朋公司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中骏公司抵押权的受偿顺序，处理得当，符合法律规定。旺朋公司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不是变更之诉、旺朋公司与中
摘要2：【解读１】中骏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原审法院（2014）粤高法民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关于旺朋公司就广东省江门市嘉悦新城12、13、15号楼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40079722.68元范围内优先受偿的判项内容；2.由旺朋公司与远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解读２】一审判决：变更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江中法民一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就江门市嘉悦名都名校1号花园12、13、15号楼和40、43、45号楼副楼及增减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40079722.68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但中骏公司对上述江门市嘉悦名都名校1号花园12、13、15号楼的23套房的抵押权优先于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该工程优先受偿权。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80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加盖“假章”应认定为单位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以《借款合同》上加盖的该公司公章系刘××私刻为由，主张《借款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不应承担《借款合同》项下义务。本院认为，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签约人在签约之时是否具有代表权、合同相对人对签约人的代表权是否进行了谨慎审查等情形进行判断；合同上公章的真假并非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唯一依据。根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借款合同》订立时，刘××系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诚信托公司审查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已经尽到了其合理注意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为非善意相对人、刘××的行为系履职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承担，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查明《借款合同》上公章的真假、依据伪造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以及未准予其调取证据的申请违反法律规定等主张，均不能成立。其次，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刘××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且即便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但在无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等情形下，《借款合同》并不具有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法定情形。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再次，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应属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履行《借款合同》项下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主张不能成立，亦无不当。最后，根据本案证据，足以认定刘××以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名义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刘××涉嫌犯罪行为不影响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向中诚信托公司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与刘××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本案不应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1302行初14号
【裁判要旨】地方政府税收奖励属于行政允诺，只要允诺内容及程序不违反法律、法规且相对人已达到允诺奖励条件，地方政府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履行承诺。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民申2895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向征信征信进行审查应收账款是否存在重复登记、错误登记等情形尽到了审查、注意义务——2016年8月1日瑞力公司与畅富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后，畅富公司即向中铁公司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铁公司于8月6日出具回执，确认该通知书及其列明的合同编号、发票号、应收账款金额等应收账款的信息，同时表示未收到任何冲突性的通知或与通知书指示不一致的通知，并承诺最迟不晚于2017年2月1日支付。8月9日，瑞力公司将本案应收账款转让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登记，并未发现涉案应收账款转让存在重复登记的情况。故瑞力公司在办理涉案保理业务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审慎的注意义务。在中铁公司对应收账款真实性向瑞力公司作出承诺的情况下，瑞力公司对此产生合理信赖，该信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中铁公司事后以系争应收账款已转让给案外人为由否认对瑞力公司的还款承诺，既缺乏诚信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866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关于公司担保的规定并未明确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九民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担保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提起上诉亦表明其对一审判决关于担保效力认定的认可，在二审判决后又申请再审主张担保因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而无效有违诚信，理由不能成立——至于臻汇园公司主张该《保证函》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担保无效的问题，因臻汇园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出具《保证函》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尚未公布施行(2019年11月8日公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并未明确法律后果，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且臻汇园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提起上诉，亦表明其对一审判决关于《保证函》效力认定的认可，臻汇园公司在二审判决后又申请再审主张《保证函》因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而无效，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有违诚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二中破预初字第01352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申请破产，除应当提交破产申请书以外，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债务人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等其他材料。本案中，北京诚信永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交的北京诚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诚信永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多处载明“未能提供单据和相关资料、未能提供债务人地址等，致无法实施函证及其他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该材料未能有效说明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北京诚信永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规定，又未能更正、补充材料，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对北京诚信永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起的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不予受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2号
【裁判摘要】夏××、赵××系拖脚铜矿82%合伙份额的合法持有人，法律并不禁止合伙企业的权利人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虽然合伙份额的转让必然导致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改变，但合伙企业所拥有的采矿权属的主体并不因此发生变更。依据《收购协议》，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只能主张取得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而不能主张取得采矿权，《收购协议》未就采矿权的转让作出约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指向本案《收购协议》，故行政机关也没有认定本案转让拖脚铜矿合伙份额的行为违反行政法律规定。原审查明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已于2014年1月6日由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全部持有，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现又以《收购协议》实质上是转让采矿权为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显然有违诚信，原审判令其承担付款义务和逾期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效力判断核心基于债权人签订担保协议是否“善意”（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２）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效力判断主要基于全体合伙人的真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Ａ．当债权人是善意时不需要考虑全体合伙人的合意即可认定担保合同有效；Ｂ．当债权人是非善意时判断担保效力的最后屏障是作为担保人的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的真意。
摘要2：【注解１】（１）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受商事外观主义影响（善意决定合同效力）；（２）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受诚信原则影响（真意决定合同效力）。
【注解２】获得全体合同人的一致同意是确保合伙企业担保合伙有效的关键：（１）提供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合伙决议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在担保合同上签章；（２）“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在诉讼中可以通过推断得出。
【注解３】《合伙企业法》第３１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２）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只有在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代表合伙企业签订担保合同，否则构成越权代表，相对人只有在构成表见代表时才能主张由合伙企业承担约定的担保责任。
【注解】（１）法律没有限制公司和合伙企业的担保能力（担保资格）；（２）但公司和合伙企业必须满足组织法关于决策程序的要求才能提供担保，否则构成越权代表。
摘要1：【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规定，解除法定代表人限制消费措施的应符合两个要件：1.证明原法定代表人并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即证明自己不再是上述“四类人员”；2.证明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确系因为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327号
【裁判摘要】债权不同于一般财产的特点，债权转让不仅涉及到合同相对人，还牵扯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出让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等多方面的法律关系。这些关系是否对债权转让产生影响，是案件审理中必然涉及的问题。因此，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行使权利时，法院还应对受让人受让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青海高院作出的（2017）青01民初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曹×对百生公司所欠四维公司6857732.42元及利息违约金2784239.36元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青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曹×对百生公司所欠四维公司3000万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青民二初字第4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曹×对民和义德商贸有限公司所欠青海天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30000000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因各被申请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均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鉴于曹×不能证明其有其他责任财产可以承担相关债务的情况下，仍将其24000000元债权以严重低于债权金额的价格1000元转让给信瑞公司，曹×的行为明显导致其清偿资力减少，以至于这种不利影响无法满足其清偿其他债权的要求。故一审法院认定曹×主观上存在低价处分财产权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恶意亦无不当。鉴于信瑞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转让对价的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本院不持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的精神，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信瑞公司基于无效合同要求张××、郑××、张×承担还款责任不能得到支持。故一审法院直接判令驳回信瑞公司对张××、郑××、张×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469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泰安盛源热力公司是否存在恶意虚增诉讼标的额的行为，泰安城建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是否成立。人民法院在立案登记阶段，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额是否符合级别管辖的规定，原则上仅进行形式审查，即当事人对其诉讼请求的具体金额提出相应的事实和理由即可，至于该事实和理由能否支持其诉请金额，则属于案件的实体审理范围，立案登记阶段一般不予涉及。同时，为保障当事人规范、诚信行使诉权，合理、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对当事人诉请金额严重偏离合理范围存在畸高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阶段对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虚增诉讼标的额行为进行审查，以确保级别管辖制度不被滥用，但如果当事人不存在滥用诉权和恶意诉讼行为，即使当事人的诉请金额存在偏高情形，人民法院仍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不能以此为由将案件移送管辖。本案中，泰安盛源热力公司所提诉讼请求均有相应的事实和理由。……据此，原审法院关于泰安盛源热力公司存在恶意虚增诉讼标的额的理由不当，泰安城建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9民申9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据此，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审程序后是否上诉，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对于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19)闽098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并以法院专递方式向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因“查无此单位”被邮政机关退回后于2020年7月21日向其公告送达了本案的判决书，程序并无不当。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现一重集团大连国际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又提出的再审请求，主张一审判决有误应予撤销，明显与其放弃上诉这一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故本院对其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09号
【裁判摘要】被拆迁人可以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排除强制执行——首先，按照《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甘××、刘××对案涉车位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中诚信托的强制执行。案涉车位的《产权置换补偿协议》签订时间是2013年10月19日，系在2015年11月27日的查封之前；案涉车位已实际交付甘××、刘××占有使用，虽中诚信托对其交付时间有异议，但结合2014年5月19日《关于花溪新村19号“名流花园”小区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公告》记载的期限及所涉拆迁系现房安置等内容以及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和甘××、刘××对中诚信托查封的异议等情况看，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车位已于查封前交付甘××、刘××占有并无不当；案涉车位系甘××、刘××以产权置换方式取得，且其已经按照约定交付了原房屋产权手续，应视为已经履行了全部价款支付义务；从案涉土地整理及拆迁收购工作的整个过程看，案涉车位在查封前未办理过户登记并非因甘××、刘××的原因。其次，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也应保护甘××、刘××对案涉车位享有的权益。根据查明的事实，甘××、刘××以所有权调换形式签订《产权置换补偿协议》取得案涉车位属于拆迁安置的性质，中诚信托对此亦无异议，典雅地产将其另行抵押处置，亦不能损及甘××、刘××作为被拆迁人享有的权益。
摘要2：【注解】不动产系拆迁产权置换取得，交付原房屋视为已支付购房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号
【裁判要旨】鉴于采矿权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合同目的基本实现，依法成立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依然具有拘束力。法院按照债的管辖认定案外人的权利为尾款请求权并认定案外人以合同未生效为由阻止债权人债权的执行违反诚信原则，对诉请应予驳回。
【注解】（１）出让人将采矿权和机器设备等矿山资产一并转让但均未办理过户，机器设备等矿山资产因交付发生所有权转移，采矿权因未经行政审批而未生效；（２）但如果转让合同已实际履行、合同目的基本实现，从维护交易秩序角度，转让方无权解除合同排除秩序。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
【裁判要旨】
限购政策是为稳定房价、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而制定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进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目的在于规避国务院和北京市的限购政策，通过投机性购房获取额外不当利益。司法对于此种行为如不加限制而任其泛滥，则无异于纵容不合理住房需求和投机性购房快速增长，鼓励不诚信的当事人通过规避国家政策红线获取不当利益，不但与司法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的职责不符，而且势必导致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落空，阻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故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
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系适用于利用虚假资料骗取登记、登记机关人员错误登记、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物权变动后未及时更正登记等情况下，已经过法定程序取得权利的真实权利人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导致的登记错误等情形。借名人借用出名人的名义购买房屋，故意将房屋登记在出名人名下，不属于该条规定的登记错误等情形。在经法定变更登记程序完成物权公示之前，借名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不能依据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未经公示程序即直接被确认为房屋的物权人，这是借名人故意制造名义买房人与实际买房人不一致时应面临的权利风险。
摘要2：【注解】（１）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8号
【裁判摘要】承包人针对特定抵押权人作出的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是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相对放弃而非绝对放弃，此种放弃不及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仅应视为对法律规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受偿顺序的一种放弃而非法定权利本身的放弃。承包人未向发包人承诺放弃盖章优先受偿权可向发包人主张在建工程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南通二建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内容为：“我单位已知山东浙商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已全部落实，我单位自愿放弃本项目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该《承诺函》的性质及“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应否被撤销，是本案争议焦点。关于《承诺函》的性质。首先，从双方主体来看，工行薛城支行系案涉嘉豪国际公寓工程项目在建工程抵押权人，南通二建系该项目的总承包人，其出具《承诺函》是为帮助浙商公司顺利获得工行薛城支行就该项目工程的贷款。在此，有关《承诺函》中南通二建的意思表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的规定确定其真实含义。本院认为，《承诺函》是南通二建针对特定抵押权人工行薛城支行作出的，故其承诺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意思表示，是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相对放弃而非绝对放弃，因该种权利放弃的意思表示不及于浙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而且此种放弃的意思表示仅应视为对法律规定工程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受偿顺位的一种放弃，而非法定权利本身的放弃。其次，从《承诺函》的内容看，南通二建放弃该项目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因已知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已全部落实。结合2013年4月18日浙商公司致南通二建的承诺函，其中浙商公司明确承诺保证本次贷款只用于南通二建承建的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工程进度款和结算款，再结合工行薛城支行与浙商公司就案涉项目签订的《房地产借款合同》中借款发放和账户管理的相关内容。南通二建主张其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放弃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优先于工行薛城支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是一种附条件的放弃，理由成立。后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房地产借款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2013年5月22日，工行薛城支行根据浙商公司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1.38亿元贷款进行了一次性发放，
摘要2：（续）其中仅向南通二建发放500万元。之后，因浙商公司欠付工程款，南通二建于2015年3月30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南通二建认为并未实现本次贷款全部用于南通二建承建的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建设资金的条件，故主张其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放弃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优先于工行薛城支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的所附条件未成就，具有一定合理性。关于“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应否予以撤销。工行薛城支行主张《承诺函》系南通二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17号调解书"是南通二建在隐瞒放弃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作出，第2.5条内容损害了工行薛城支行的合法权益，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提供存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情形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如前所述，南通二建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仅是针对特定抵押权人作出的对工程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受偿顺位的放弃，不是对作为承包人享有法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绝对放弃，因其未针对发包人浙商公司承诺放弃该种优先受偿权，故南通二建与浙商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达成和解，确认其对施工工程项目进行评估、拍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正当性。因此，工行薛城支行主张“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错误，依据不足。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新民再227号
【裁判摘要】关于路巡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路巡公司收购并销售案涉车辆，黄×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案涉车辆，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路巡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是处理本案的核心和基础。欺诈一般是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在当下二手车市场中，交易较为混乱的情形时有发生，让消费者承担证明销售者存在故意欺诈的全部责任，不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不符，亦无法督促市场经营者诚信、敬业经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参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的规定，消费者具有知情权，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存在“以次充好”“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不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等情况时，一般可以认定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除非经营者可以证明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或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能够证明自身不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品或服务存在的缺陷的情形。销售者对商品做出承诺，消费者购买后发现商品存在瑕疵，与销售者的承诺不符，此时销售者仅表示其对该瑕疵不知情，不能因此认定销售者不存在欺诈行为。销售者做出虚假承诺是否出于故意，是否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瑕疵的情形，应根据该瑕疵是否属于合理的注意义务范围之内，如瑕疵的隐蔽情况、发现难度、重要性等因素，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认定。如果属于销售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其又做出虚假承诺，则应据此推定销售者的相关行为构成欺诈。最高人民法院17号指导性案例：张莉诉北京合力华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
摘要2：（续）卖合同纠纷一案亦指出，销售者不能证明已履行告知义务且得到消费者认可的，构成销售欺诈，消费者要求销售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体到本案中，首先，路巡公司在与黄×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书》中明确载明“甲方保证此车无事故(翻车、重大碰撞)……购车公里数85604-105604”。而根据原审查明事实，该车辆于2014年5月8日、2019年10月4日进行了两次事故维修。2019年10月4日进行事故维修时的里程数为196323公里，上述情况特别是车辆的实际里程数与路巡公司在销售时的承诺差别巨大，不属于轻微瑕疵，必然将影响黄×签订案涉合同的真实意愿，路巡公司的相关销售承诺已属于以虚假的商品说明的方式销售商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二手车经营活动或者与二手车相关的活动，适用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买方购买的车辆如因卖方隐瞒和欺诈不能办理转移登记，卖方应当无条件接受退车，并退还购车款等费用。”上述两次事故维修均在4S店进行，路巡公司出售案涉车辆前在任何一个品牌授权的4S店均可对车辆的行驶里程、维修记录进行核实，属于其作为经营者的合理义务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基本义务，特别是路巡公司在销售时还进行了专门的承诺。路巡公司是否具备二手车辆买卖的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不属于免除或减轻其以二手车销售者身份从事相关经营行为时所应当承担责任的正当事由，不能以此为由免除其作为出卖方向黄×负有的，披露所销售的二手车的维修记录、行驶里程等车辆重要参数的真实信息的义务。最后，虽然路巡公司在二审中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系马雪涛于2019年11月26日从他人手中购买，但并不足以证明其向黄×销售案涉车辆时对实际里程数不知情，其亦未提供证据对所承诺的汽车里程数等情况已进行了合理的检测后，仍未发现相关问题，即路巡公司未能证明其不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车辆里程数的虚假情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2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得利益是合同被履行后可以取得的利益。赔偿可得利益可以弥补因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使守约方恢复到合同得到严格履行情况下的状态，促使当事人诚信履行合同。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予以判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参照合同所约定的住宅销售奖励计算标准，和信致远公司对此应得到可得利益损失为5102669元[（93820676元-3000元/㎡×24470㎡）×25%]。关于金利公司不继续履行合同而造成的损失问题，．．．．．．根据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计算方式，和信致远公司的此部分损失为2304752.21元（451279.08㎡×3404.77元/㎡×1.5%×10%）。上述两项共计7407421.21元（5102669元＋2304752.21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58号
【裁判摘要】应当将可得利益纳入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范围但不应超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关于刘××１、刘××２应否赔偿学海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存在违约行为是合同解除的原因之一，在出现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守约方实际面临两种利益抉择，其一是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其二是选择解除合同。而合同解除后必然涉及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等问题。可得利益是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是对债务不履行的赔偿，法律规定可得利益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加重当事人的违约成本，以期遏制违约行为的发生，督促当事人诚信履约，保护守约方的信赖利益，并弥补守约方因对方违约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如在因违约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将损害赔偿范围仅限定于守约方因对方违约而产生的损失，不将可得利益损失纳入其中，显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甚至纵容当事人违约行为的发生，亦不符合合同法关于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立法初衷。因而，可以并且应当将可得利益纳入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范围，但应以不超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为限。本案中，根据《开发项目内部承包协议》的约定，案涉项目承包价款包括三部分，其一为8000万元款项和价值2000万元的车位，其二为童××无偿为学海公司建设的34300平方米的毛坯房，其三为童××无偿为学海公司建设的150个地下车位。可见，如《开发项目内部承包协议》得以完全履行完毕，学海公司将可以获得上述收益。作为《开发项目内部承包协议》当事人，童××应可预见违反合同可能给学海公司造成的损失，
摘要2：（续）而作为案涉项目承包权利义务承接人的刘××１、刘××２亦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故原判决判令刘××１、刘××２向学海公司支付可得利益损失，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70号
【裁判摘要１】汇票记载事项欠缺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汇票——票号为001××××1712的案涉汇票记载其名称为“商业承兑汇票”，付款人为“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付款人的开户银行为“中行桂林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梵高科(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肆仟万元”，出票日期为“贰零壹肆年零叁月壹拾肆日”，汇票到期日为“贰零壹肆年零玖月零玖日”，该汇票左下栏记载“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票款”，并加盖桂客公司财务专用章以及时任桂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赵×和时任桂客公司财务总监的张××的私人印章，该汇票右下栏记载“本汇票请予以承兑于到期日付款”，该栏的“出票人签章”处为空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汇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收款人名称；(六)出票日期；(七)出票人签章。汇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汇票无效”的规定，案涉汇票未记载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辩称案涉汇票记载了出票人签章，系指该汇票左下栏处加盖了桂客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签章，该栏记载的是桂客公司以汇票付款人的身份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而非桂客公司作为汇票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给持票人，故铭信嘉德公司该辩解不能成立。铭信嘉德公司还辩称，根据《退票说明》记载的退票原因，案涉汇票被退票的唯一原因是付款人桂客公司在中行桂林分行的余额不足而非缺乏出票人签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开户银行收到通过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将商业承兑汇票留存，并及时通知付款人……(二)银行在办理划款时，付款人存款帐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的规定，中行桂林分行作为桂客公司的开户银行，在收到铭信嘉德公司通过渤海银行天津保税区支行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后办理划款时，付款人桂客公司存款账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的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因此，中行桂林分行于2014年9月15日出具的《退票说明》实际为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只是一项事实说明，不能以此认定案涉汇票具备出票人签章
摘要2：【裁判摘要２】票据权利时效是指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即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不行使票据权利的，票据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票据义务。．．．．．．铭信嘉德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本案起诉状，此时案涉汇票已过票据权利时效。因此，案涉汇票权利时效已过，且案涉汇票欠缺出票人签章，属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主张民事权利依法有据。综上所述，本案案由应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票据纠纷，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关于票据追索权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３】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关于案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特别规定而产生的权利，其立法本意是通过补偿丧失票据权利人的损失来谋求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属性。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行使需要满足以下构成要件：一是持票人系合法取得票据；二是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三是出票人或者承兑人享有与未支付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为普通民事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人应当知晓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间，如果在相应期间内未行使权利的，即应知晓自己已经取得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且权利已经受损。如果持票人因自身懈怠导致票据权利灭失，属于自身过失，诉讼时效从案涉汇票被承兑人拒付之日起计算则意味着其可在票据权利消灭之后无期限任意时点主张权利，显然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相悖，也与公平、诚信原则相冲突。因此，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
【裁判摘要４】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应就出票人桂客公司获有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出票人依法签发票据以后就负有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故铭信嘉德公司陈述票据未获兑付的事实并出示未兑付的票据即完成举证责任。桂客公司否认其在签发票据时获有利益的，应当就此提供证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22号
【裁判摘要】案的焦点为：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日1‰违约金是否予以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事关土地资源的充分保护和合理利用，其方式、程序、权利、义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受到严格限制，并通常由国家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严格的政策调控。这些规定和政策通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最终转化成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因此，合同中的诸多重要条款必须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除经特殊程序合同主体一般无权作出变更和另行协商。经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第七条，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十四条都明确规定，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按土地出让合同、划拨用地批准文件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应当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其目的不仅在于弥补损失，更在于通过惩罚性加强土地市场调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证国家及时取得土地收益并投入国家建设。作为一项宏观政策，全国各地国有土地管理部门都据此执行。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违约金条款作为土地拍卖文件的一部分，晟森公司在参加竞拍前既已知晓，其自愿竞拍取得案涉土地并签订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存在超出当事人预期或显失公平之情形。因此，对该违约金条款的约定，除非有充足理由和其他因素，不应予以调整。再次，就本案的合同履行和违约情况而言，2014年3月4日西安市国土局和晟森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该合同第十条约定了晟森公司支付出让价款的数额及日期；第三十条约定未依照约定支付，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l‰缴纳违约金。晟森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足额出让价款，从2014年5月5日起至2018年6月欠付余款2156万出让金,达4年之久。西安市国土局依约交付了土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违约行为，且晟森公司在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时享受了棚户区改造的相关优惠政策。在此情况下，若对违约金予以调整，既不符合有关政策规定，也有悖公平和诚信原则，
摘要2：（续）因此，对本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予以调整缺乏充足理由。综上所述，晟森公司主张不支付违约金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的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西安市国土局主张按照每日1‰支付违约金的请求，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依法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