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汽车消费贷款纠纷案件及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京高法发[2005]215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汽车消费贷款纠纷案件及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2005年7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次会议通过）
【目录】一、汽车消费贷款合同效力问题；二、汽车消费贷款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的问题；三、汽车消费贷款纠纷案件责任认定的问题；四、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效力问题；五、“合作协议”的适用问题；六、保险人责任承担的问题；七、举证责任的问题；八、保证保险合同解除的问题；九、管辖问题；十、附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汽车消费贷款纠纷案件及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说明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54号
【裁判摘要】委托贷款已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围，由金融机构作为贷款人并履行相应职责，另一方面又因其资金来源等特性与民间借贷存在相通之处，在不同方面体现出金融借款和民间借贷的特点。在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通过分析委托贷款更近似金融借款还是民间借贷的特点，进而确定可参照的规则。鉴于委托贷款系根据委托人的意志确定贷款对象、金额、期限、利率等合同主要条款，且委托人享有贷款利息收益等合同主要权利，同时考虑到委托贷款与民间借贷在资金来源相同的基础上亦可推定其资金成本大致等同，人民法院确定委托贷款合同的利率上限时应当参照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则。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1号
【裁判摘要】金达公司骗取贷款的行为已被上述生效刑事裁判书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金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庞立冬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对金达公司的犯罪形成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环城信用社的信贷人员杨某在办理金达公司贷款过程中，没有仔细审核金达公司提供的相关合同的真伪；没有仔细核实圣鑫公司出具的收取股权转让款收据的真伪；在办理案涉贷款担保时，未对抵押人圣鑫公司是否盖章进行核实，也未对圣鑫公司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抵押人圣鑫公司委托债务人金达公司的人员作为公证事项的代理人进行公证提出合理怀疑。杨某违反国家规定，违法发放贷款40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亦被上述生效刑事裁判书认定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金达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庞某的上述犯罪行为足以证明金达公司构成以“签订《借款合同》”这一合法形式，掩盖其“骗取银行贷款”之非法目的。杨某的行为属于发展农村银行的职务行为，在杨某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情况下，足可认定发展农村银行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并因此导致金达公司在采取多种违法行为之后以“签订《借款合同》”之合法形式进而掩盖“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得以实现。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明显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金达公司和发展农村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06号
【裁判要旨】银行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借款人也自愿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后，根据《合同法》第３７条规定，无论案涉合同上借款人的公章和签章是否真实，所涉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保证人以签章不真实借款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免除保证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银行与鑫贵公司签订总合同，同日银行与姚某、李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２）后双方签订承兑汇票合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鑫贵公司尚有借款本金未还。原告引起起诉鑫贵公司返还借款本息，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３）保证人李某称鑫贵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姚某并未在总合同上签字，且其他合同上姚某签字也不是真实的，故上述合同均未成立生效，进而主张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４）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
【裁判摘要】因出卖人（开发商）未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屋致使《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被解除，应由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息返还担保权人（贷款银行）和买受人，而买受人不负有返还义务——《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本案中，因越州公司未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屋，致使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被解除。根据前述规定，应由出卖人越州公司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金及利息返还建行青海分行，王某某等三人不负有返还义务。第二，关于案涉《借款合同》中相关格式条款的适用问题。案涉《借款合同》第十九条载明：“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借贷关系解除的，借款人应当立即返还其所欠贷款的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或委托售房人直接将上述款项归还贷款人。”该条款系建行青海分行为重复使用而提前拟定的格式条款。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的本金及利息直接返还给贷款人而非购房人（借款人）的情况下，建行青海分行拟定该条内容，意味着要求王某某等三人在既未取得所购房屋亦未实际占有购房贷款的情况下归还贷款，明显不合理地加重了王忠诚等三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该条款对王某某等三人不具有拘束力。
摘要2：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审判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一)（2018年12月4日）
一、关于管辖权相关问题（一）约定管辖相关问题（二）地域管辖相关问题（三）级别管辖相关问题（四）专属管辖相关问题（五）集中管辖相关问题（六）法院依职权审查相关问题（七）其他管辖权相关问题；二、关于法院主管相关问题；三、其他程序性问题
1.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管辖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如何判断？2.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债权转让后发生争议的，原合同约定的“一方当事人住所地”应如何认定？3.原合同没有管辖协议约定，也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点，债权转让后发生争议的，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 4.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应如何认定?当事人对于某项合同义务履行地的约定能否认定为对合同履行地的约定？ 5.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双方就管辖法院达成一致意见的，能否依据该协议确定管辖？6.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当事人双方对涉案合同是否存在约定管辖条款存在争议的，如何处理？7.合同存在效力瑕疵时，能否依据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8.当事人约定管辖时笼统约定由“某省法院”或者“某市法院”管辖的，如何处理？9.当事人约定管辖时明确约定由“某地某某法院”管辖，但案件级别管辖不符合当地级别管辖标准的，如何处理？10.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仅以变更、撤销、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为诉讼请求的，如何确定管辖？11.当事人主张因侵权行为受到经济损失的，能否以原告账户所在地或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 12.双方均为外籍且在国外缔结婚姻，原告以被告经常居住地在国内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被告经常居住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13.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以合同未成立为由否认存在合同关系进而否认合同履行地作为管辖连接点的，如何处理？14.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如何确定管辖？15.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住所地”应如何认定？16. 名誉权纠纷、信息网络侵权纠纷等侵权纠纷中，侵权行为发生时到起诉时，原告住所地发生变化的，起诉时原告住所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17.诉讼标的额如何确定？18.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标的额超出本诉级别管辖的标的额时，如何处理？19.涉及驰名商标的案件如何确定级别管辖？20.民事诉讼中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情形主要有哪些？
摘要2：21.很多婚姻家庭类纠纷会涉及不动产的分配及权属问题，是否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22.委托贷款合同纠纷属于何种案由，如何确定管辖？ 23.立案阶段及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是否需要对被告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24.因期货、基金交易等行为引发的合同纠纷，能否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共同被告并确定管辖？25.在管辖权异议阶段，法院审查的范围是否限于当事人提出的异议理由？26.当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影响案件管辖的确定时，如何处理？27.在审理管辖权异议案件时，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基本证据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不一致的，如何处理？28.实践中，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买卖合同等三类合同容易混淆且合同性质的认定对管辖有较大影响，应如何予以区分？29.受诉法院依职权审查管辖有何时间限制？30.先受案法院在立案审查阶段以本院无管辖权为由对案件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又以相同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诉至另一法院，后受案法院认为作出生效不予受理裁定的法院有管辖权时，如何处理？31.第三人是否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32.多个被告分别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如何处理？33.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在管辖异议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及仲裁条款时，法院是否需要对仲裁条款进行审查？34.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何种情形下可视为当事人放弃仲裁协议？35.涉及军队房地产腾退、拆迁安置纠纷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36.当事人享有司法管辖豁免的如何处理？案件起诉时享有特权与豁免人员职务已终止的当事人是否享有司法管辖豁免？37.涉落私政策案件是否受理？ 38.公务员因退休、辞退等提起诉讼是否受理？39.涉村民自治案件是否受理？40.仅针对政府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提起的诉讼，是否受理？41.针对信访事项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受理？42.当事人针对不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履责之诉，是否受理？43.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管理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受理？44.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受理？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主要包括哪些行为？45.当事人不服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民事裁定，能否提出异议？46.当事人不按时交纳反诉费用的，能否视为反诉未成立？47.上诉人主张上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民终19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贷款合同》由中讯建通公司、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伯爵公司三方签订，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贷款合同》第16条明确约定：对于借款人违约的，委托人有权直接或受托人在取得委托人授权后行使担保物权。伯爵公司对中讯建通公司与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贷款合同》的上述约定系明知的。中国银行吉林分行接受中讯建通公司委托与伯爵公司签订《抵押合同》，该《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指向明确，担保的主债权即本案《贷款合同》所涉中讯建通公司的债权，故该《抵押合同》直接约束中讯建通公司和伯爵公司。虽然相关抵押登记载明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但抵押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并不影响委托人（债权人）、受托贷款人及债务人（抵押人）的内部权利、义务约束力及抵押权的实现，更无从影响各方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且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亦明确确认应由中讯建通公司就本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73号
【裁判摘要】关于颐和酒店公司应否向韩某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第一，．．．．．．故从上述合同的签订情况看，颐和酒店公司对于《委托贷款合同》的存在及韩某与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之间的代理关系应当明知，其是在对韩某为案涉贷款实际权利人有清楚认知的基础上签订的两份《抵押担保合同》。第二，对颐和酒店公司名下屯国用（2010）第11-0003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抵押登记时，虽然登记的抵押权人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但因该抵押法律关系是为案涉贷款设定，在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的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归属于委托人韩某。在本案诉讼中，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也明确表示韩某享有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故韩某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颐和酒店公司主张以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名义设立的抵押权。
摘要2：【摘要】保证债务应和主债务一样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2018年7月26日，长春中院受理了吉粮米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韩某对吉粮米业公司享有的债权应于2018年7月26日停止计息。担保债务具有从属性，依法亦应当停止计息。因长春中院已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了案外人王晶对吉粮集团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故韩某对吉粮集团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应于2018年5月22日停止计息。
摘要1：【裁判摘要】由于李某某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书的目的系利用此协议书进行诈骗，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以委托贷款协议书应属无效。又由于主合同的从合同除因自身缺失有效要件而无效外，大多导致无效的原因就是主合同的无效。玉海园支行与九采罗公司之间依法成立的担保合同关系作为委托贷款协议书的从合同关系，即因委托贷款合同关系无效而无效。在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情形下，担保人的责任决定于担保人对合同无效的过错。也就是说，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依法系担保人对合同无效具有过错。本案中，委托贷款协议书无效的原因是李某某诈骗，而因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书使玉海园支行与九采罗公司之间依法成立了担保合同关系的王某某，在签订协议时对李某某的诈骗日的并非明知。据此，应认定玉海园支行对合同无效并无过错，从而依法不应承担责任。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533号；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民终字第3692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91号
【裁判摘要】煤电集团、焦煤集团与德威煤业公司等为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资源而签订的系列合同中均约定了有效的仲裁条款，因这些合同发生的争议均应“提交太原仲裁委员会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煤电集团、焦煤集团与德威煤业公司等主体之间在设立德顺公司、晟聚公司、晋邦德公司、亚辰公司、德威管理公司并管理德顺公司、晟聚公司、晋邦德公司、亚辰公司过程中产生的与该系列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不享有管辖权。．．．．．．本案就贷款合同纠纷与数个担保合同纠纷一并审理，属于诉的合并。华润公司作为原告，在本案中变更诉讼请求，实质上是要求将其与德威煤业公司之间《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的纠纷一并审理，在一审法院对此部分纠纷享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此与本案主合同纠纷以及其他数个担保合同纠纷合并审理并无不当。借贷法律关系与煤炭资源整合关系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本案并非是将该两法律关系合并审理，而是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的纠纷与《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纠纷及相关担保合同纠纷一并审理。上诉人德顺公司、晟聚公司、晋邦德公司、亚辰公司、德威管理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违反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剥夺其在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实体救济权利的观点不能成立。当然，一审法院在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审理范围，资源整合各方就“提前介入过渡期间”四公司实现的收益是否存在、存在多少、归哪方所有等问题均应当通过仲裁解决，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234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约定了相同管辖法院，应当依据约定确定管辖法院——本案所涉委托贷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均明确约定：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自强支行、河北融投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管辖的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应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自强支行、河北融投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即河北省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
【裁判摘要１】因开发商未按期交房致使《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房贷由出卖人承担，购房者无需还款——《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因出卖人（开发商）未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屋，致使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被解除。根据前述规定，应由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金及利息返还担保权人（贷款银行）和买受人（购房者），而买受人不负有返还义务。
【裁判要旨２】本案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双重法律关系，因开发商违约不能交付房屋而致使合同解除，但却实际占有使用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及银行的按揭贷款；银行依据合同约定既享有抵押权，又同时享有对开发商、购房者的债权；购房者未取得房屋，却既支付了首付款，又需偿还按揭贷款。若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则在购房者对合同解除无过错的情况下，仍要求其对剩余贷款承担还款责任，明显不合理地加重了其负担，各方权利义务失衡，有违公平原则。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皖0826执异5号
【裁判摘要】预查封登记是指土地、房屋尚未取得产权登记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作出查封裁定，土地、房屋权属在预查封期间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预查封登记自动转为查封登记。本案中，被执行人张某某１、周某某２与龙腾分公司在2015年9月25日签订“秀水河畔”商品房3幢1单元3-1071室商品房预售合同，并与银行签订了按揭贷款合同，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预查封该房屋并无不当。但预查封针对的对象实际上仅是被执行人将要取得的财产，查封的是被执行人的预期权利，在土地、房屋权属在预查封期间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预查封登记转为正式查封登记。因此，预查封并不能限制商品房预售合同不能履行时，基于正当合法的理由予以解除，当商品预售合同合法解除时，房屋不再是预查封对象。2017年12月25日本院作出的（2017）皖0826民初3198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项，判决解除安徽华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腾分公司与张某某１、周某某２就“秀水河畔”商品房3幢1单元3-1071室房屋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现该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预查封就没有查封对象，安徽华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腾分公司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故案外人安徽华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腾分公司基于实体权利提出排除执行的异议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358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不能以银行未履行监管义务主张免证——（2014）096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约定的用款计划为2014年7月30日“人民币贰仟万元”；借款发放方式为受托支付，由建行周口分行将借款资金转至雷烁公司的贷款发放账户，再根据雷烁公司的委托，将借款直接支付给雷烁公司的交易对手。合同签订后建行周口分行于2014年7月30日将2000万元转入雷烁公司的贷款发放账户，于2014年8月4日依合同编号为xxx的设备购销合同将该2000万元转入浩森公司账户。至此，建行周口分行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同日，浩森公司虽又将该笔借款转入雷烁公司的关联公司郑州顾家商贸有限公司，但后续资金流向，不属于建行周口分行的监管范围，不能据此推定建行周口分行对银丰公司构成欺诈。且在银丰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雷烁公司与建行周口分行串通，骗取银丰公司提供保证的情况下，亦不能免除银丰公司的保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银丰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381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合同双方对送达地址作出的约定是其真实以上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各方具有约束力；人民法院按照上述地址向受送达人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均被退回，额诉讼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法院无需再以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为由进行公告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七条规定因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导致民事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民事诉讼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本案《委托贷款合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内，丙方(华浦公司)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法定住所等发生变化而未书面通知甲方和乙方时，甲方和/或乙方向丙方发送的所有文书，视同送达。《委托贷款合同》中各方对法定住所及送达地址的相关约定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委托贷款合同》载明的华浦公司法定住所为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福光南路379号武夷绿洲23某2层02铺，与《补充协议》以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华浦公司住所或地址相同，并且该地址是华浦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至今未曾变更。一审法院按照上述地址送达了应诉通知书、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均被退回，则诉讼文书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华浦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采取公告方式送达程序违法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华浦公司以送达程序违法为由，主张一审法院剥夺其提出管辖权异议权利的申请理由，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51号
【裁判摘要１】承包人可以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放弃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的放弃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赋予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重要目的在于保护建筑工人的利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虽作为一种法定的优先权，但现行法律并未禁止放弃或限制该项优先权，且基于私法自治之原则，民事主体可依法对其享有的民事权利进行处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承包人与发包人有权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二是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涉案《承诺书》虽系作为承包人的苏州凤凰公司向作为发包人债权人的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作出，而非直接向发包人金瑞公司作出，但《承诺书》的核心内容是苏州凤凰公司处分了己方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承诺书》以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依约发放贷款给作为发包人的金瑞公司用于金瑞商业广场项目建设为所附条件，则判断苏州凤凰公司该意思表示、处分行为的效力必然仍要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立法精神，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放弃或者限制，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本案中，尚无证据显示苏州凤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但华融福建省分公司的诉讼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仍要讨论苏州凤凰公司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是否客观上产生了损害建筑工人利益的后果。就本案而言，金瑞公司在苏州凤凰公司就金瑞商业广场项目施工后并未支付工程款以至双方涉诉。政府部门亦于2014年1月间为苏州凤凰公司垫付建筑工人工资1300万元。金瑞公司与苏州凤凰公司虽于2014年7月16日在法院组织下达成调解协议，金瑞公司同意向苏州凤凰公司支付工程款126561566元，并同意该款项在苏州凤凰公司施工的金瑞商业广场工程范围内优先受偿，
摘要2：（续）且苏州凤凰公司应在收到前述工程款后偿还政府部门垫付款项。但直到2018年7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分配方案，苏州凤凰公司在调解书中确定的工程价款通过行使优先受偿权仅实际获得分配68939365元。后经法院裁定，苏州凤凰公司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本案中，若还允许苏州凤凰公司基于意思自治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必然使其整体清偿能力恶化影响正常支付建筑工人工资，从而导致侵犯建筑工人利益。华融福建省分公司虽主张政府部门垫付的建筑工人工资已经通过执行款项得到了受偿，但是苏州凤凰公司取得相应执行款正是其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结果。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中苏州凤凰公司放弃优先受偿权的相关条款因损害建筑工人利益而无效,并无错误。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争议焦点的第一个方面（备注：《承诺书》是否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金瑞公司与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签订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贷款合同》已明确约定，合同项下贷款的具体用途为金瑞商业广场项目建设需要，结合该事实及《承诺书》相关内容可知，作为案涉工程项目的承包人，苏州凤凰公司以该款项用于案涉工程项目建设为前提而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才具有合理性。尤其是《承诺书》中“鉴于”条款第四条“发包人或借款人顺利的获得上述贷款与我单位具有利害关系”之约定，恰可印证此点。故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附生效条件且所附条件为“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依约发放贷款给金瑞商业广场项目建设”，并无不当。而关于《承诺书》所附条件是否成就，基于目前在案证据，尚难以对此节事实形成确定的心证。但即便该条件已成就，华融福建省分公司的诉讼主张能否成立，仍取决于本案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条款是否有效,既争议焦点的第二个方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302号
【裁判摘要】银行就其与同一贷款人签订的多份借款合同一并起诉，法院合并进行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建设银行根据其与博信公司订立的七份《银行承兑协议》和八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该十五份借款主合同项下贷款人均为建设银行，借款人均为博信公司，建设银行将借贷双方所涉该十五份同类借款合同纠纷一并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受理后进行合并审理，属于诉的客体合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是就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作出的规定，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必须为二人以上。我国法律并无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十五份借款合同的贷款人与借款人相同，一审法院合并审理上述借款合同纠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博信公司对一审法院合并审理涉案十五份借款合同产生的纠纷提出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648号）
【摘要】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关于合同债权转让的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及其他权利一般原则上是可以转让的，但由于金融业是一种特许行业，金融债权的转让在受让对象上存在一定的限制。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放贷收息（含罚息）是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一项特许权利。因此，由贷款而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之间转让。未经许可，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企业。
摘要2：【注解】经审查，该批复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于2001年针对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商业银行将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是否妥当的请示》做出的，主要内容为因放贷收息为金融机构的一项特许权利，故由贷款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金融机构之间转让。在当时对于行业管理及避免变相由非金融机构行使特许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该批复并非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2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861号
【裁判要旨】债权转让反委托处置的受托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银行和信托公司等签订《特定债权转让合同》后，约定将《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债权全部转让给信托公司并签订《委托管理协议》，约定信托公司委托银行管理《委托贷款合同》项下还去，银行有权通过诉讼或仲裁追索债务，而且从实际权利人角度，故认定银行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23号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频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频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以其和保达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
摘要2：（续）（三）一审判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阐明了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内容不构成准予建设银行绍兴分行行使相应抵销权的明确合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身并未对于金融机构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受到《破产法》规制的抵销行为作出规定，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保达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62号
【裁判摘要1】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实践中，借款成本或贷款收益通常要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非计算损失的唯一标准；是否系合理标准，则需结合具体案件情形予以考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就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2条指出，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此，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
【裁判摘要2】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不能以守约方没有就其所遭受损失进行举证为由主张违约金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是主张变更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法律关系，故根据前述规定，元阳公司应对“支持该主张的基本事实”负证明责任，而非信远公司。故元阳公司关于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远超信远公司所遭受到的损失，而且信远公司也没有就其所遭受到的损失进行举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3】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公司客户委托贷款合同》第13.2条约定，元阳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信远公司和交行五羊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而元阳公司虽认为信远公司主张的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缺乏依据、并非必然发生、是信远公司故意扩大损失，且属于违约金范畴等，但元阳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与案涉合同的约定亦明显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号)第十条规定，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元阳公司于本案中提交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并非指导性案例。元阳公司虽认为保全保险费用不是案涉债权实现的合理、必要支出，但该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信远公司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时选择何种担保方式，以及该选择是否合理、必要，产生的费用是否与债权实现相关等，均应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评判。两案所涉合同在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承担问题上的约定并不相同，故就“财产保全责任险”费用的承担问题无法参照、参考。一审法院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以信远公司主张的法律服务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均属于因元阳公司违约，信远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未超出合理范围，且信远公司已提供实际支出的证明为由，判令元阳公司向信远公司赔偿上述费用，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桂05行终81号
【裁判摘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财会[2006]3号）第四条“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第六条第（一）项“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包括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资本化金额，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一）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专门借款，是指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应用指南》第一条“根据本准则规定，企业借款购建或者生产的存货中，符合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的，应当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第二条“关于企业融资费用支出税前扣除问题。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取得贷款、吸收保户储金等方式融资而发生的合理的费用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应作为财务费用，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之规定，上诉人北海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的相关融资贷款合同，均约定资金用途为“‘中南明珠花园’项目后续开发建设”,还约定“未经委托人事先书面同意,借款人不得改变本合同规定的贷款用途”。被上诉人市稽查局认定上诉人取得的3亿元贷款属于用于“中南明珠花园”项目后续开发建设的专门借款，因此发生的16675000.70元利息支出和财务顾问费应当资本化；上诉人向北海市消防支队的捐赠支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公益性捐赠，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上诉人将应由整个工程项目共同分摊的防雷装置施工及检测验收费用、地震技术服务费、环境评估费归集到一期成本核算对象，
摘要2：（续）不符合《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1：破产受理前6个月，银行债权人扣划债务人账户资金清偿其债务，属于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23号
【案例要旨】个别清偿行为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破产受理前6个月，银行债权人扣划债务人账户资金，损害了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是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频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频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
摘要2：（续）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以其和保达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三）一审判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阐明了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内容不构成准予建设银行绍兴分行行使相应抵销权的明确合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身并未对于金融机构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受到《破产法》规制的抵销行为作出规定，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保达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四）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在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有相应的约定，得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前的保达公司的认可，保达公司对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收款项行为亦有相应的预期，与保达公司主动实施的个别清偿行为对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的损害有相同的效果，应认为符合《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偏颇性清偿行为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相应的认定理由应予维持。（五）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主张其扣收款项行为发生时保达公司还不具备破产原因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就此，一审判决已经阐明了相应的理由，本院予以认同。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23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菏执异议字第8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委托人有权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于1996年施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施行。根据后法优先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在本案中，2012年11月20日，紫阳投资中心作为委托人，中行福田支行作为受托人，菏泽紫阳公司作为借款人，三方共同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由紫阳投资中心委托中行福田支行向菏泽紫阳公司发放8000万元贷款。紫阳投资中心与中行福田支行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三方当事人之间建立的是委托贷款合同关系。菏泽紫阳公司作为借款人，系合同签订方之一，明知涉案贷款系紫阳投资中心委托中行福田支行发放的事实，因此该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紫阳投资中心和菏泽紫阳公司。而委托贷款合同第十九条约定了委托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直接对借款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因此，无论是基于法律规定，还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紫阳投资中心均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菏泽紫阳公司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２】合伙事务的执行权利的行使与合伙企业直接行使权利并不矛盾。企业的公章对外即代表企业的意思表示，刘×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一栏加盖了紫阳投资中心的公章，应视为合伙企业对刘×律师相关授权的准许。因此，刘×律师及其他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手续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61号
【裁判摘要】涉互联网金额纠纷案件双方约定由非真实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条款无效——本案系互联网借贷引发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最高额循环贷款合同》系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其中，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双方当事人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出借人千方公司、借款人黄××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海淀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当事人系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此类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所谓的协议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系案涉合同签订地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18309号
【裁判摘要】合同未明确约定因诉讼保全担保费承担问题，因不属于违约可预见损失而不予支持——根据立根公司与源通公司的贷款合同约定，源通公司不能按期归还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和偿付应付费用的情况下，立根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均由源通公司承担，因此，立根公司主张源通公司承担律师服务费的主张，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立根公司主张由源通公司承担诉讼保全担保费的请求，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立根公司与源通公司未明确约定因诉讼而引起的诉讼保全担保费承担问题，难以认定该项费用属于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该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合同第五款约定，源通公司承担立根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和其他费用。
【注解】仅约定保全费负担未明确约定保全担保费负担，对保全费予以支持，但保全担保费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87号
【裁判摘要】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永熙顺公司、华鸿公司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主要有三类：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永熙顺公司、华鸿公司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二份《三方补充协议》，永熙顺公司与华鸿公司签订的五份《油品购销合同》，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与华鸿公司签订的五份《银行承兑协议》及四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由此，永熙顺公司与华鸿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与华鸿公司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与永熙顺公司之间形成具有一定担保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永熙顺公司、华鸿公司之间在形式上形成三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但从前述合同签订时间、约定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紧密关联、相互依存，均服务于一个整体的交易目的，即华鸿公司向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借款用于购买永熙顺公司的油品。综上，前述三类合同实际上形成一个整体，构成事实上的合同联立；在合同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三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案涉《汽车贷款合同》约定了贷款人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人民法院的管辖权，《补充协议》约定借款人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的管辖权。《补充协议》对《汽车贷款合同》中的管辖约定进行了变更，本案应按照变更后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在案涉《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是借款人的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的借款人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虽然没有户籍所在地，但是，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该合同条款中借款人户籍所在地应理解为借款人住所地，即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的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服装店注册登记地为南京市秦淮区胡家巷××××号，原告对借款人户籍所在地的理解亦是如此，并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管辖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贷款合同》中关于诚信奖励金及贡献奖励金的约定是否无效问题。．．．．．．分析上述约定可知，双方当事人在《贷款合同》中明确约定贷款年利率为10.45%，当借款人符合贷款合同第3.1.1和3.1.2约定的情形时，贷款人将以年率2%诚信奖励金、年率1%贡献奖励金方式给予借款人奖励。依照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贷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年利率10.45%并未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贷款利率上限管理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而诚信奖励金、贡献奖励金是贷款人给予借款人的附条件奖励，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明光酒店公司以《贷款合同》中诚信奖励金、贡献奖励金的约定违反了《中国银监会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银监发[2012]3号)的规定为由主张其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和担保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本质在于其所担保的债权为不特定债权，且具有最高限额。最高额抵押所担保债权的范围，可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但总计不得超过已登记的预定最高限额，超过部分，抵押权人不能行使抵押权。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亦明确规定，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的，以最高限额为限，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本院认为，从海口农商银行在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办理的最高额抵押登记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的质押登记看，最高债权限额均为19000万元。《最高额抵押合同》第4.1条虽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但该担保范围内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合计已超过了登记的最高限额19000万元。若依此，将使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突破最高债权额，事实上成为无限额。这与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合同预期不符，
摘要2：（续）亦与物权法、担保法的立法本意相悖。同时，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二条关于最高额质权的规定，最高额质权除适用该节有关规定外，参照物权法第十六章第二节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同理，海口农商银行所享有的最高额质权也不应超过最高债权额19000万元。故一审判决第三、四、五项判令海口农商银行在19000万元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海口农商银行关于在登记的19000万元限额外行使优先受偿权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即主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未提供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借款人秦××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赵县，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用以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的“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公法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