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2-05 16: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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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258号
【裁判摘要１】（１）确认之诉客体是法律关系而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２）当事人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其实际借款金额的诉求不属于诉的内容，也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所谓诉，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请求法院就特定的法律主张或权利主张进行裁判的诉讼行为。诉的内容有两个因素，诉讼标的与诉讼理由。诉的标的是原告依法提出的，与被告有争议并要求法院通过审判解决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主张。诉的理由是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指引起当事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或法律关系发生争议的事实。从诉的类型看，一般可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其中确认之诉在于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其客体是法律关系，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某某请求确认其实际借款金额为5.1亿元，利息按约定计算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和事实关系，不属于诉的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
【裁判摘要２】诉讼请求附条件|当事人以清偿债务为前提但并未实际清偿债务即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义务，法院作出的判决内容无法具体明确，应当裁定驳回诉讼请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中，某某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均附有条件，即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在“某某清偿全部借款5.1亿元及相应利息的同时”，由陈××１、陈××２解除相关担保并向某某返还质押的股权，协助某某取得公司印鉴及其他资料，第三项诉讼请求中主张陈××１、陈××２和南华公司“在某某履行还款义务后”协助将南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人员变更为某某指定的人、返还南华公司印鉴和证照。上述请求均以某某清偿债务为前提。现某某并未实际清偿相应债务，却提起诉讼，以自己履行义务为前提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义务，但其是否实际履行义务属于不确定的事实，因此某某请求的给付义务并不明确，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内容亦无法具体明确，不符合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要求，故一审裁定驳回某某上述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相当多法院认为是否交纳各项税费不属于法院审查范围，当事人应按照该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金额履行还款义务；（２）在执行生效民事判决书时被执行人应按照判决书所确定的金额予以执行而无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摘要2：【注解】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三种观点——（１）支持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执监114号；（２）不支持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参考案例：（2015）深福法执异字第44号、（2015）深中法执复字第89号；（３）不支持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且对异议不予审查。——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京03执复5号
- 日期： 01-16 16: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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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让与担保的债务人在清偿债务前请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目的在于在尚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确认对已经转让抵押物的权利，不应得到支持——让与担保作为非典型担保的一种形式，系由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如让与担保不存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无效事由，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作出相应交易安排的合同有效。但如果合同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则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参照物权法禁止流押、流质的强制性规定，亦应认定该条款无效，但流质条款的无效并不当然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让与担保作为一种权利转移性担保，以转让标的物权利的方式达成债权担保的目的。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债务人实质为案涉股权真实权利人，债权人形式上享有股权，实质享有担保物权。本案中，股权让与担保为从合同，其主合同借款合同系双务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均应依法依约诚信履行。债务人周××、邓××既不诉请确认上述“如未履行付款义务即丧失回购权”的流担保条款无效，也未主动清偿债务，同时也没有主张应以案涉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清偿债务，而仅起诉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目的在于在尚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确认对已经转让抵押物的权利，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原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除非有明确例外规定，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应作有利于债务人解释——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分析，多数人之债的成立应基于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或者可以推定的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一方为两人以上的，当然可以形成多数人之债。但从本案事实看，前述两笔借款发生时，并无证据证明兴富公司以其意思表示或者具体行为参加到诚创公司与通达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中去。从权利义务的性质分析，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仅能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事人所能行使的请求权以及能够提出的抗辩权，应受法律关系的性质的限制。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合同当事人，仅能基于债务人的地位，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向债权人行使抗辩权。与此不同的是，基于保证之债的从属性，保证人既可以行使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抗辩权，也可以行使其自己作为保证人的身份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享有的抗辩权。在对于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除非有明确的例外规定，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应当作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本案中，有关郭××代表兴富公司实施的行为究竟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行为还是保证行为存在不同理解时，如果无法确认具有明确的共同承担债务或者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的，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的意思表示。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分析，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以公司名义签署的《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载明：“兴富公司自愿为通达公司所付4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全部利息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并承担共同还款人的还款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为至主债务本息还清”“如通达公司未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履行还款义务，兴富公司愿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上述内容，足以表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在通达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兴富公司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非诚创公司主张的兴富公司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至于兴富公司是否最终实际使用了案涉借款，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其为共同借款人还是保证人的依据或理由。本院综合前述分析，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原审法院根据债权人诚创公司的主张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
摘要2：（续）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前述规定，兴富公司为其股东通达公司提供担保应经兴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且通达公司应回避表决。但本案中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振以公司名义签订《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提供关联担保，未经上述法定程序。诚创公司在接受兴富公司出具的承诺或者与兴富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既未审核兴富公司股东会决议情况，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无需决议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因此债权人诚创公司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郭××作为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关联担保合同的行为并非偶发行为，本案及关联案件中均存在类似情形，表明兴富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故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亦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债权人诚创公司、担保人兴富公司对此均有过错，综合考量债权人和担保人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款项实际使用情况，兼顾当事人利益平衡，兴富公司应对债务人通达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 日期： 06-10 09: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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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案涉《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致：江西省进出口公司。到2009年3月2日止，您(单位)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壹仟零伍拾伍万元整及利息(以银行计息为准)。上述债务均已逾期，您(单位)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债务人声明处”载明“已收到你行2009年3月2日签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债务人：江西省进出口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规定中“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如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等。根据本案事实，进出口公司上述盖章仅表示其收到银行出具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剩余借款的归还义务，双方亦未达成还款协议，故原审法院认为进出口公司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章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所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对原债权债务重新确认的情形，签章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起算，并无不当。基于现无证据证明本案原债权人于2006年12月30日前向债务人催收债权，因此案涉债权已经超出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届满后，不能发生中断情形，故金融管理公司主张2011年2月17日、2011年9月17日、2013年7月29日、2015年7月14日原债权人银行通过报纸催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9-22 05: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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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承兑汇票背书人财产专用章、印章或者其他背书人公章存在伪造，但只要背书是连续且提示付款人身份真实合法，付款人不承担错误付款责任——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办理本案所涉承兑汇票业务时是否已履行相应的审查义务，是否构成错误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伪造者、变造者依法追偿”。本案中，明钢公司申请再审称涉案承兑汇票上所盖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系案外人黄××伪造，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在承兑涉案汇票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而错误付款，存在重大过失。其损失因黄××的个人犯罪行为所致，应由黄××承担，明钢公司不应承担案涉承兑汇票的还款义务。票据权利的生成，是因票据的签发而产生，而非因背书产生。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已根据明钢公司的申请签发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涉案承兑汇票，且已将涉案承兑汇票交付于明钢公司，履行完承兑汇票签发义务。至于涉案承兑汇票签发后如何流转已非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所能控制。作为付款人的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仅在提示付款人就涉案承兑汇票提示付款时履行审查义务即可。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审查义务也仅限于承兑汇票的真实性、背书的连续性及提示付款人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的真实性。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所解付的涉案承兑汇票是其签发的真实汇票，涉案承兑汇票的背书也是连续的，其对提示付款人合法身份证件真实性已尽合理审查义务。明钢公司所称涉案的承兑汇票背书上所盖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系案外人黄××伪造，该问题仅是票据流转中产生的问题。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对涉案承兑汇票的审查也仅限于形式审查，仅对涉案承兑汇票记载的事项进行审查，而不涉及票据之外的其他事实或情况。即使承兑汇票背书上所盖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或其他背书人公章存在伪造，但只要其票据背书是连续的，
摘要2：（续）且提示付款人身份真实合法，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也无须承担责任。藉此，湖北银行四〇三支行在解付涉案承兑汇票时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不构成错误付款，原审判决明钢公司承担涉案承兑汇票的还款责任依据充分。
- 日期： 09-24 09: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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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约定分期偿还借款，给付某一期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实质上即分期还款的借款合同时效何时起算的问题。合同中所确定的几次分别履行的款项应当被理解为整个合同整体权利义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合同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利义务是不可分的，同一合同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分别作为整体的权利与义务存在。尽管合同是分期履行，但其义务的设定是依据同一份合同，其义务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权利人的权利内容，权利人基于该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同样也是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其主张合同权利也是对整体权利的主张，故权利人可以在该项作为整体的权利最终到期而未能实现时，就该项权利提出主张。另一方面，如果债务人在分期履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没有履行其分期还款义务，只要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逾期利息，并且在合同所规定的总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履行所有合同义务，则其并未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任何损害。所以，应于债务人的整体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已经明确了分期付款合同的诉讼时效计算问题）因此，吉原石油天然气公司应当在约定的各个个别债务的履行期限内履行义务，否则即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逾期利息，但只有在整体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才构成对光大银行合同权利的侵害，光大银行亦由此取得要求吉原石油天然气公司履行义务、承担相应责任的权利。
【注释】2004年12月份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问题形成了统一的裁判尺度：基于同一合同所约定的同一债务具有整体性、分别起算会割裂合同的整体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考虑，分期履行合同的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开始计算。在此之前，已经审结的案件不再适用该民州标准，在此之后审理的一、二审案件，应当按照该裁判标准进行审理。——宋晓明、张雪《诉讼时制度适用中的难问题》，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民商事审判指导》2007 年第１期(总第1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7 年版。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保证期间、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为止等类似内容，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债权人应当在此期间依法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因此，本案中，对保证人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期间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借款合同中的前五期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也没有超过信托公司的担保责任期间，信托公司应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解读】信托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至主合同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对信托公司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9-24 21: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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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诉讼时效重生后不受原债务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２０年限制——根据原审已经查明的事实，讼争三笔借款约定还款时间均在1996年2月7日之前，最长20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日期为2016年2月7日。后云霄源利养殖场的负责人董××于2016年11月14日在云霄国资公司送达的《债务人声明》下联签名，声明已收到上述债务确认书，确认该债务，并承诺愿意继续按原借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云霄源利养殖场该行为不仅是对原债务的数额的重新确认，亦表明其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债务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据此认定云霄源利养殖场承担还款责任，并未超出云霄国资公司上诉请求范围，也不存在对诉讼时效制度法律适用错误，故云霄国资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案号】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6民终1387号
- 日期： 01-20 19: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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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应以当事人享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为前提条件——关于庄胜公司申请执行是否超过申请执行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该条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一方负有附条件义务的情况下，申请执行期间的起算日期应该如何确定。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行使权利，尽快实现法律文书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应以当事人享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为前提条件。本案中，中建一局负有的返还房屋义务，以庄胜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为条件，在条件成就前，中建一局不负有返还房屋的义务，庄胜公司亦不享有请求中建一局返还房屋的权利，申请执行期限亦无从起算。因此，庄胜公司要求中建一局返还房屋的申请执行期限应当从相关条件成就时起算。此外，中建一局返还房屋的义务系附条件的义务，虽然所附条件是分批次成就的，但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分期履行的情形，庄胜公司的申请执行期限并不当然从每次条件成就时起算。本案中，根据第989号调解书约定，中建一局与庄胜公司互负多期支付款项、返还房屋的义务，一方迟延履行或者不履行某一期义务，可能会产生迟延履行利息或者对方在履行义务过程中行使履行抗辩权，将导致后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难以确定。在庄胜公司和中建一局均可能存在迟延履行的情况下，庄胜公司支付具体款项所对应的返还房屋面积将难以计算，庄胜公司享有要求返还具体面积房屋权利的条件何时成就将难以确定，因此，庄胜公司申请执行的期限宜统一以庄胜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的时间起算较为合理。而且，庄胜公司支付款项，既是对调解书确定庄胜公司还款义务的履行，亦是积极促成调解书确定中建一局返还房屋义务所附条件成就的行为，应当视为庄胜公司正在积极行使权利，庄胜公司的申请执行期限以庄胜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最后一次积极行使权利的时间起算，更加符合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立法精神，更加公平合理。
摘要2：（续）本案中，庄胜公司最后一笔付款时间是2013年12月，其申请执行时间是2014年12月，距离最后一笔付款时间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申请执行期限。中建一局认为庄胜公司的执行申请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1-27 19: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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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请求追加“被追加的”被执行人的合伙人无法律依据——本案中，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国信润能偿还边××有关本金利息，正润科技承担连带责任。边××以该裁决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北京三中院以173号案件立案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因边××发现正润科技的股东国信智玺出资不足，申请追加国信智玺为被执行人。北京三中院遂作出365号判决，判决追加国信智玺为被执行人。在执行国信智玺财产过程中，边××依据《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冯××对国信智玺出资不实为由，申请追加国信智玺的出资人即有限合伙人冯××为被执行人。《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确定实体权利应由审判完成，执行仅应是实体权利实现的过程，因为申请人的实体权利对应被执行人的实体义务，执行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就是不经审判确定了被追加执行人的实体义务，本身已经扩张了生效裁判的效力，适度的扩张，可以提升效率，但不能过度扩张。原判决将该规定中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理解为“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基础债权债务”，对边××关于追加冯××为被执行人并对国信智玺的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摘要2：
- 日期： 01-28 21: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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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恢复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的最后一笔款项，是否构成迟延履行。本案中，被执行人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其与申请执行人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前面五笔均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合计1300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乙方在约定的给付日前将相应的款项存入大连中院执行代管账户，即视为履行完该次给付义务。”但是，在双方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依照执行和解协议，按期支付的前五笔执行款，第一笔和第二笔执行款是以支票的方式付款，支付到大连中院，大连中院向其出具了《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是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大连中院主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将支票交给迟××，迟××在支票存根上签字并出具收条。可见，双方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通过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的实际履行方式实际变更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方式。因此，申诉人迟××所主张的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最后一笔执行款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向法院账户付款的方式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最后一笔执行款还款期限2016年12月31日前，于2016年12月20日开出了用途为迟××法院执行款，金额为28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且2016年12月中旬，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反映，该单位向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应归还的欠款，但联系不到迟××。此后，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迟××的手机电话，均没有接通。可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积极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和解协议》履行最后一笔款项。虽然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最终在2017年2月24日，才将280万元汇入大连中院账户。但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不存在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金额合计1580万元，
摘要2：（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约定期限内已经履行了五笔，合计1300万元。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载明大连中院已恢复对（2010）大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责令杨树房街道办事处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迟××支付欠款1700万元。显然没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并且在最后一笔执行款履行，并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高院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2017）辽02执恢202号报告财产令，本院予以支持。
- 日期： 01-28 22: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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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恢复执行时效——关于宜宾农行申请恢复执行是否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第十条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恢复执行期间自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本案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及第三人寅吾公司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议，确定最后一期履行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而红番公司及第三人最后一次履行还款义务时间为2012年3月31日，因红番公司与第三人主动履行义务导致申请执行时效中断，应从2012年3月31日起重新计算申请执行期间。申请执行期间届满前，宜宾农行与红番公司因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履行完毕产生争议，且经执行法院组织协调未果，宜宾农行主张红番公司未履行完毕执行和解协议要求其继续履行的行为，符合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规定，其申请执行时效重新计算。故宜宾农行申请恢复执行未超过申请执行的期间。
摘要2：
- 日期： 01-30 22: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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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执行担保协议书》虽然对保证期间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约定，但约定有色冶炼公司“确保该民事调解书得以全面履行”，认定属于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情形较为妥当。本案的保证期间应为2年，即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6年2月28日止。因斯柳公司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农行融安支行于2014年10月13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信达广西分公司受让借款债权后，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有色冶炼公司为被执行人，该申请于2016年2月16日被该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由上述事实可知，本案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有色冶炼公司主张了担保债权。有色冶炼公司认为已过保证期间的理由不成立。同时，本案主债权为生效调解书所确定，有色冶炼公司关于主债权的诉讼时效也届满于2014年12月20日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且其在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就诉讼时效问题提出主张和抗辩，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桂民终824号
- 日期： 02-02 20: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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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财产被撤销后可以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财产能否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本案中，虽然未经第三人刘××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但经（2015）饶中民一终字第66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撤销了刘××与第三人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2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故涉案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为被执行人王X，因此广丰区法院执行登记在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刘××名下的位于××﹒翰林印象15＃楼1单元1501室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财产被查封、扣押后，被执行人不履行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由执行员强制执行。广丰区法院在复议申请人（第三人）不主动迁出涉案房产的情况下，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发出（2017）赣1103执1928号迁出房屋的《公告》，符合法律规定。故复议申请人提出涉案房产未过户到被执行人王X名下，执行法院将上述王X不具有合法权益的财产列为被执行财产，属于执行错误的复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2-10 15: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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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借款担保，不能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排除执行——上述约定表明，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时，集洲房开公司与吴××之间的真实意思并非以转移房屋所有权为目的，而是通过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确保集洲房开公司能够全部返还购房款、违约金及违约滞纳金，在集洲房开公司不能履行还款义务时，吴××以取得房屋所有权受偿。吴××与集洲房开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符合非典型担保的法律特征。从《交房协议》内容看，双方仅约定了集洲房开公司两日内交房并支付逾期违约金，并未对主债务进行结算。《交房协议》仍系履行非典型担保的具体安排，集洲房开公司依据《交房协议》移交案涉房屋并未改变《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非典型担保性质。吴××关于《交房协议》经过了双方重新协商和对账，确定了集洲房开公司欠付的本息总额、非典型性担保关系转变成了真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吴××与集洲房开公司之间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并无不当。因吴××不是真实的购房人，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所保护的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人，故吴××关于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要件的主张，本院不再审查。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