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要旨】目的属于人的主观方面，较之客观方面而言，具有抽象性和内隐性。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采用推定的方法。运用推定必须是在有证据证明基础事实的前提下，运用逻辑和经验法则，推断行为人主观的目的。在适用推定的基础上，则主观方面事实的证明责任转移，是否明知、故意、占有目的等主观事实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人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则推定的事实——被告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事实成立。被告人提供证据反驳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仅需具有高度盖然性，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案号】一审：（2014）一中刑初字第925号；二审：（2014）高刑终字第311号
摘要2：【提示】企业法定代表人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后销毁账目且无法证明自己目的合法的，构成犯罪。
【裁判要旨】行为人将自己担任董事长的公司的四千余万元转入自己控制的公司账户，随后销毁账目，使公司对转出资金失控。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87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所谓恶意串通，通常是指当事人为了谋取私利，相互勾结，采取不正当方式，共同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第三人请求确认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无效，应由提出请求的第三人就恶意串通和利益受损这两方面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恶意串通反映出当事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而第三人以此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影响较大，故法律上科以第三人较一般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更高的举证证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就本案而言，重庆拓洋请求确认《质押合同》因当事人恶意串通而无效，本院认为其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证明义务，可以确信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和第三人损害事实的存在。首先，本案证据足以让人相信，《质押合同》系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而订立。．．．．．．综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本院确信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并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二者串通的目的是将五岳公司仅剩的无权利约束的深华新公司3963万股股票质押给利益关联人李某，防止五岳公司的有效财产被包括重庆拓洋在内的债权人强制执行。．．．．．．由此可见，李某和五岳公司订立的《质押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重庆拓洋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质押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1民终6308号
【裁判摘要】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排版、报价。错误等异常一致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由于“串通投标”的意思表示一般具有隐秘性且主观意图较难证明，因此，串通投标的证明标准应为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中，华侨城公司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载明开标顺序为陆公园一标段、陆公园二标段、水公园一标段、水公园二标段，而中景公司与深圳市圭派主题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深圳蓝波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选择并非第一顺序开标标段的陆公园二标段作为首标段制作投标文件，又在后续其他标段的编制过程中均出现相同复制错误的概率极小，中景公司关于其与深圳市圭派主题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深圳蓝波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标文件中出现相同的错误未能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华侨城公司的招标文件中亦载明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的，应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故一审法院认定中景公司存在与深圳市圭派主题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深圳蓝波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串标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庞××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航空公司、网络订票平台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认定
【裁判要旨】经营者安全管理存在漏洞，且未举证证明其迅速采取了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以加强信息安全保护，综合审查判断双方证据情况，结合案件背景等辅助性因素，可认定其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具有过错，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0634号（2016年1月20日）；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509号（2017年3月27日）
摘要2：庞××诉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个人信息认定、举证责任分配及个人信息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裁判要旨】
1．隐私权纠纷保护可指向特定个体的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家廖住址、私人活动等整体信息。姓名、电话号码及行程安排等个人信息作为整体信息组合呈现的，应认定为个人隐私，该类信息被泄露的，权利人可通过隐私权诉讼寻求救济；
2．个人信息泄露案件应适用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权利人仅需举证证明信息控制者存在泄露其隐私信息的高度可能性，由被告信息控制者对其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以及信息泄露主体确系他人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1：解读：案外人执行因之诉中，案外人对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需要得到高度盖然性标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5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卢××虽于2013年3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但其主张曾于2013年1月25日委托律师向林××发出《律师催款函》，并提供了加盖顺丰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快递单为证。林××再审申请时主张其事实上没有收到该快件并否认快递单的证明效力。本院认为，快递单上的收件地址“石狮市××路36号”虽并非林××确切住址“石狮市××路36号裕丰大厦××室”，但与林××的身份证标明住址一致。另，快递单上写有收件人林××有效的手机号码，通常情况下足以使快递员联系到林××。林××主张快递单托寄物名称一栏为空白故无法说明投递物品就是《律师催款函》，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卢××与林××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且卢××不仅向林××寄送了快递，同时也向吴××、鑫盛达公司寄送有关资料，这三份快递同时寄出，从三方均为卢××的保证人这一事实看，存在内在的相互关联性。林××称原审中卢××委托代理人已确认其律师事务所未寄出《律师催款函》，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综上，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只要权利人在法定期间恪尽一定注意义务向义务人提示权利，应认定为已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之效果。本案中卢××提供的快递单及其载明事项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足以认定该《律师催款函》“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可以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曾向林××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要求，林××应当向卢光耀承担案涉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
摘要2：【注解】本案快递单上写有收件人有效的手机号码，通常情况下足以使快递员联系到，对其主张快递单托寄物名称一栏为空白故无法说明投递物品就是《律师催款函》事宜，因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其主张对方并未寄出《律师催款函》，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可以证明权利人在保证期间内曾向保证人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要求。
摘要1：【摘要】最高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4314号再审裁定，驳回重庆力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有三：首先，从举证责任来看，若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且其举证需达到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但是，上诉人力源实业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存疑。其次，从债权转让的效力来看，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在债权转让通知尚未送达债务人的情况下，该债权转让对豪晟实业不发生效力。最后，若案外人主张执行标的的债权归属于自己，其所依据的应当是真实且无瑕疵的债权。而本案中，一方面《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存疑，另一方面即便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协议》，因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尚未发生效力，其权属变动的公示尚未完成。因此，该效力尚未齐备的债权无法产生排除强制执行的效果。综上，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存疑，力源实业尚未取得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债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08号
【裁判摘要】笔迹鉴定意见作出“系同一人签字可能性较大”，如果综合其他各项证据并结合鉴定意见可以认定签字为本人所签具有盖度盖然性可予以认定——关于本案《保证合同》上“刘××”签名是否为刘××本人所签的问题本案所涉《保证合同》以三河建设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上“青岛胶州三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印文经鉴定已被确认与双方认可的同名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刘××”签名经司法鉴定及补充鉴定后，鉴定结论为：该签字与供检的刘××样本字迹是同一人笔迹的可能性较大。鉴定结论可能性较大属于肯定意见中的非确定性意见，且肯定程度最低。．．．．．．综合考虑纯久公司与科润置业公司签订的《委托融资协议》第二条第一项关于科润置业公司负责协调三河建设公司就本协议约定的融资向出借方提供担保的约定，及本案所涉借款共计约960万元进入刘××个人账户等事实，结合鉴定结论可以认定本案保证合同上“刘××”的签字为刘××本人所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判决关于再担保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保证合同》上“刘××”的签字为刘××本人所签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认定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现有证据足以对刘××签字问题作出判断，对再担保公司要求对刘××签字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2：
摘要1：解读：法院冻结属于被执行人的股权的形式判断标识分为——（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外部登记和内部登记均可以作为股权冻结的形式判断标识；（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内部登记作为股权冻结的形式判断标识。
摘要2：【注解１】执行程序中判断财产是否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应当遵循“形式判断”与“外观主义”（与真实权利状态高度盖然的外观标识判断财产权属）。
【注解２】对股权进行财产调查途径：（１）国家企业信息公式系统查询；（２）公司登记机关查询；（３）法院要求公司提供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财务状况等相关资料；（４）向依法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查询股权登记托管信息；（５）其他财产调查方式。
摘要1：——未变更登记的特殊动产受让人能否对抗转让人的强制执行债权人
【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终136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案外人取得（交付）机动车所有权未经登记可以对抗申请执行人的一般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机动车这类特殊动产仍以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未经登记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上诉人余××在法院查封涉案车辆前，与原审第三人张××签订了《台州市二手车买卖合同》，其提供的款项来源、付款依据、代为偿还车辆抵押贷款及缴纳违章罚款等证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明双方车辆买卖关系的真实性，且移转占有的行为发生了车辆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在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车辆交易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伪造买卖合同，帮助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情形下，可以认定上诉人余××已实际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上诉人余××在法院查封涉案车辆时虽未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但这并不影响其对涉案车辆享有所有权，其要求阻却执行的上诉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55号
【裁判摘要】根据建设工程监理工作规范，监理单位代表工程建设方对建设工程的质量、造价、进度等进行控制管理。建设单位与承包单位之间就工程建设有关的联系活动，一般通过监理单位进行。签署工程计量凭证、审查处理工程洽商变更，亦在监理单位职责范围之内。因此，建银公司将相关签证资料提交监理单位予以审核确认，符合工程建设管理一般流程。昌华公司关于签证资料未经其签字确认属于伪造等主张，依法不予采信。虽然涉案合同约定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为陈××，但昌华公司在提起上诉时已经声称，陈××并未实际参与涉案工程的监理工作，亦未参与签证资料的审核签字。因此，签证效力与是否经由陈××亲自签字并无必然联系。在没有足够相反证据否定签证资料所加盖公章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认定争议签证部分工程系由建银公司施工完成，符合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
摘要2：【注解】本案承包人提供的工程签证单存在瑕疵（仅有监理单位的盖章而无监理人员签字，或签字人员表示不知情），发包人对于签证工程的真实存在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实地勘察了争议工程的签证单所涉的工程真实存在并已由承包人施工完成，签章上加盖监理印章使用过且监理单位证明印章的真实性，根据证据盖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工程签证单合法有效。
摘要1：解读：（１）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借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２）如出借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则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279号
【裁判摘要】（１）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借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２）如出借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则不予支持——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为屈东森所主张的2210万元现金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屈××提交《借条》以及《债务情况说明》主张福瑞德公司借款本息为4987万元，但其仅有983万元转账凭证，其主张另外2210万元为现金借款，福瑞德公司并不认可。对此，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因此，屈××提交的现金借款证据与其陈述、银日公司提交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互矛盾，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审判决未认定屈××主张的2210万元现金借款，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股东也有权代位提起诉讼——公司印章是每一个公司合法设立的象征，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印章起着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成为公司意思与行为的象征。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本案中，禾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形式上已变更为张××，公司相关印章及证照均由张××控制，因此，张××１、林××作为禾山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在禾山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有权向张××提起公司证照返还之诉。虽然禾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张××与张××１，但根据已生效判决，此次股权变更系张××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变动系无效行为，从法律上看，张××１、林××仍是禾山公司股东，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即便从股东代位诉讼内部前置程序来看，张××１、林××除系禾山公司股东外，在禾山公司股权变更前，林××为该公司唯一监事，而股权变更后，张××１为该公司监事，林××、张××１为现行登记以及股权变更无效前的公司唯一监事亦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张××１、林××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对于公司中谁有权保留印章及证照，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应当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公司经营中，大量公司印章与证照因日常处理事务方便所需，交由非特定人员保管亦较常见，导致印章及证照返还案件增多。因此，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印章及证照可由不同人员持有，在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中，应当以持有人非法侵占印章及证照为前提。本案中，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张××为禾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禾山公司实际上长期亦由张××控制管理并经营，在禾山公司股权争议并未作出最终认定的情况下，张××作为禾山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该公司相关证照并不构成非法侵占。虽然张××１、林××系禾山公司原始股东，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系非法侵占持有禾山公司印章及证照，故其要求张××返还公司证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张某某等诉张某某１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453号
【摘要】股东资格的特征具有两类，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以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为认定依据；实质要件是出资，即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情况，从形式要件的角度来看，禾山公司的股东资格尚存争议，需要从实质要件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另外，张××１、林××陈述张××１保管印章直到2000年三、四月，结合张××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财务银行私章、财务会计资料及“金鹭花园”项目的所有资料，长期由张××保管。因此，从实质要件的角度，生效的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确认以下事实，即张××是禾山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现今的登记情况，其仍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张××持有公司印章和相关资料具有合法依据。
摘要1：——突发狂犬病致死属于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范围
【裁判要旨】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突发狂犬病导致死亡，在死亡原因属于被保险人自身疾病或意外伤害难以界定的情况下，应适用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结合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对该类事故是否属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作出认定。
【案号】一审：（2015）沭商初字第224号；二审：（2015）宿中商终字第264号
摘要2：【摘要】本案争点在于周乙因狂犬病死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范畴。对于被保险人周乙感染狂犬病的原因，现已无从查证，尽管周×、罗×不能证明周乙感染狂犬病的原因系被猫、狗抓咬，但从盖然性角度分析，被猫、狗等动物抓咬导致周乙感染狂犬病从而死亡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他可能性。在感染原因确已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因被猫、狗等动物抓咬感染狂犬病的概率显著高于其他感染途径，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初步认定周乙系被猫、狗等动物抓咬导致感染狂犬病。被猫、狗等动物抓咬相对于被保险人自身原因而言，符合关于“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意外伤害的要件。尽管感染狂犬病毒发作后临床上称为“狂犬病”，但该相关症状实际上是意外伤害导致，导致死亡的最根本、直接的原因是意外伤害。被保险人因上述原因死亡的，应认定为意外伤害导致死亡，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综上分析，可以认定周乙系意外伤害导致死亡，沭阳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案中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可信时间戳证据采信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电子数据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除外：（一）由当事人提交或者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子数据；（二）由记录和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台提供或者确认的；（三）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四）以档案管理方式保管的；（五）以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保存、传输、提取的。华视公司一审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证据系向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申请保全所得，视频过程完整记录了从设备清洁性检查到搜索涉案公众号，点击链接到涉案网站，搜索涉案影片并观看的全过程，一审法院对保全证据在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官网上亦进行了验证。国宸公司在一审答辩中明确认可涉案网站系案外人舒女士于2019年7月通过QQ群联系国宸公司，将其挂链至国宸公司经营的涉案公众号提供观看服务；华视公司提交的涉案可信时间戳证据中所涉侵权网页网站的备案信息显示主办单位为舒××，以上事实可以进一步印证华视公司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证据的真实性。国宸公司二审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证据及其证书仅能证明可信时间戳证据存在被修改的可能性，尚不足以推翻华视公司提交的涉案可信时间戳证据，故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对华视公司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证据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微信公众号设链行为可以认定为直接侵权——该院认为国宸公司之行为侵犯了华视公司对涉案作品所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理由如下：．．．．．．国宸公司应当对被链网站的内容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鉴于被链网站并非受众范围广的知名网站,在该网站传播涉案作品未获得权利人授权的可能性较大，且国宸公司对类似获取影视资源的技术具有一定了解。在此情况下,国宸公司通过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向用户提供涉案影视网站的链接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之规定，构成侵权。
摘要1：——合同解释与变更的认定和应用
【裁判要旨】认定讼争软件是否属于合同项下争议软件，可从该软件的命名是否系臆造词、是否与软件开发合同的相关开发项目名称重合，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软件上传时间是否正值双方软件合同履行期，两者的开发团队人员是否基本一致，争议软件是否具有线上属性等自身特质，受托方是否深度参与争议软件开发，争议软件在整个委托开发的软件架构中的定位及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范围，开发及交付的相关产品是否符合约定要求，原被告双方有无动机独立于合同之外进行开发等角度出发，合理应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规则进行审查。
【案号】一审：（2017）浙02民初1495号；二审：（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标的的认定
【裁判要旨】系争软件是否属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标的的判断，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字面约定，而应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系争软件与合同约定软件的关联性或者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而应由快发公司享有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本案中，××××公司认为被控侵权软件系线下的购票机软件，不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QCHouses线上平台开发”项目。对此，本院认为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公司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版权归快发公司所有。因此，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不应拘泥于其是否属于线上软件，而是综合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综上，现有证据能够形成被控侵权软件属于涉案合同范围的证据优势，可以证明被控侵权软件系在涉案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的业务需要而开发设计，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被控侵权软件的著作权应当归快发公司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