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中介合同是指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摘要2：【解读】《民法典》第三篇合同篇第２６章“中介合同”，将原合同法第２３章“居间合同”修改为“中介合同”，并增加中介合同没有规定参照委托合同有关规定（民法典第９６５条）以及委托人跳单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６６条）规定。
【注解】（１）当事人在中介事务近乎完成完成的情况下签订中介协议，中介人有权依据中介合同要求支付相应的服务报酬；（２）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中介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的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提字第16号
【裁判摘要】
一、协议经双方当事人协商签订后，一方当事人在盖章时对部分条款作了修改，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没有提出书面异议的，应认定同意修改后的协议。
二、加工承揽合同约定，承揽人应对制造、安装的设备调试合格后交付定作人的，虽然承揽人进行了多次调试，但双方没有办理设备验收手续，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已将设备调试合格，不能仅以定作人已陆续支付设备款的行为主张定作设备已调试合格。
【裁判意见】当事人双方承担的合同义务是各自独立的，一方履行了义务不能证明另一方对等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摘要2：【摘要】1988年12月2日，双方经协商签订的补充协议，吉林设备厂在盖章过程中将部分条款作了修改后，寄回了烟台冶金所，烟台冶金所接受了修改后的补充协议，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因此亦应认定该补充协议有效。
摘要1：——附条件法律行为中所附条件的民事可证性要求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附条件法律行为中所附条件能否成就，无法通过民事证明方法确定的，不属于民事审判过程中所能解决的问题。
【摘要】当事人双方约定：“承包方在施工中有意贿赂发包方人员，一经发现，发包方扣除承包方工程总价10％的工程款”。该约定实质上是把“承包方在施工中有意贿赂发包方人员”作为“发包方扣除承包方工程总价10％的工程款”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之条件是否成就，应当是可以通过民事证明方法来确定的。而对本案中是否存在承包方在施工中“有意贿赂”发包方人员的法律事实，不仅无法通过民事证明方法确定，也不属于民事审判过程中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当事人关于有关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有意贿赂”行为应由法院民事审判查实的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判断某一事实能否成为适格之条件，要看该事实是不是可以经由民事证明途径而确定；如果不能，则该事实不能成为民法上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条件。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7年第3集（总第31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裁判主旨】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应可以经由民事证明途径而确定。否则，条件不适格。
【解读1】合同一方持有经过修改的合同，且经修改的合同对另一方明显不利，而另一方所持的合同未经修改，持有修改合同的一方应对合同修改处加盖对方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充分论证，否则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解读2】本案中，“承包方在施工中有意贿赂发包方人员”不仅违反了刑事法律，亦与公序良俗相悖，应当被看作不法条件。
【法理提示】根据《民法通则》第62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对条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要求，相关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民法理论通说可以对条件适格与否的认定提供相应参考依据。除此以外，着眼于民事法律制度本质，从民事审判功能和民事裁判方法的角度出发，判断某一事实能否成为适格之条件时，首先要看该事实是不是可以经由民事证明途径而确定。如果不能，则该事实不能成为民法上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条件。
摘要1：——没有证据和事实推翻合同约定时，应当依照合同约定的方式结算工程款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一终字第4号
【提示】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不同的结算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中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款，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过程中，没有发生合同修改或者设计变更的情况，就应当依照合同约定的包干总价结算工程款。因为当事人之间约定以固定价方式结算工程款，属于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对双方当事人都应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没有证据和事实推翻合同约定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一方当事人抛开合同约定的包干总价，提出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说明双方对建设施工的风险是预知的，也已经考虑到了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引起价格变动的种种因素，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但在固定价风险范围之外的因素，如设计变更等，可以申请工程造价鉴定。
【裁判摘要】新安县政府上诉称第十一工程局施工的路段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其另行选择施工队伍对公路进行返修，支出返修费用2，947，577．31元，另外又支付铺设沥青路面和修建隧道工程款5，076，699．9元。由于新安县政府在一审时未就第十一工程局施工路段的工程质量问题提起反诉，二审不能予以合并审理。
摘要2：【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7年第1集（总第29集），第215-224页】
【法理提示】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不同的结算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中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款，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过程中，没有发生合同修改或者设计变更的情况．就应当依照合同约定的包干总价结算工程款，因为当事人之间约定以固定价方式结算工程款，属于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对双方都应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没有证据和事实推翻合同约定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一方当事人抛开合同约定的包干总价，提出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解读】发包人主张质量违约赔偿以抵销承包人工程款主张的应属反诉范畴——在工程已经竣工并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发包人提出的质量异议不构成对支付工程价款的抗辩理由，发包人主张质量赔偿的性质属于反诉而非抗辩。
摘要1：【裁判要旨】以合同为表现形式的侵权纠纷不以合同的履行为目的，签订合同只是实现侵权的手段，目的是通过签订合同，诱使合同相对方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从而非法占有合同相对方的财产。双方所签订合同为无效合同，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解决争议的方法解决双方的纠纷，而应当按照侵权的有关法律确定案件管辖。
摘要2：【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瑞士工业资源公司在无钢材的情况下，谎称“货物已在装运港备妥待运”，“装船日期为１９８５年３月３１日”，“在我方银行收到信用证二周内交货”，诱使被上诉人与其签订合同。这证明，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修改议定书》时，就使用了欺诈手段。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指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出的信用证后，在货物没有装船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提交了包括提单在内的全套伪造单据，以骗取被上诉人的巨额货款。上诉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欺诈，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围，不仅破坏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已非合同权利义务的争议，而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而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因本案侵权行为地在上海，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二条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以及该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诉人提出的中国已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又有仲裁条款，中国法院无管辖权，其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并未在其他法院对上诉人提出过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讼，因此，也不存在重复诉讼的问题。原审法院准许被上诉人的诉讼保全申请，冻结上诉人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托收货款，符合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应予认可。本案是因欺诈行为引起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除应当返还受害人的货款外，对于受害人因被欺诈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亦应当赔偿。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的钢材货款，赔偿被上诉人的钢材货款的银行货款利息、经营损失以及其他费用，并无不当。上诉人反诉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申请冻结其４４０８２４９美元而造成上诉人需向银行支付利息，以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保证金、律师费用等，共计１１５７８１９．６美元的损失，没有理由，不予支持。鉴于在原审法院判决后钢材货款的银行贷款利息继续孳生，赔偿金额亦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