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
【裁判要旨】个人独资矿山企业投资人有权将企业财产转让给他人，转让的核心财产系企业名下采矿权，可定性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自依法成立时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得随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双方已履行了各自的主要合同义务，在没有证据证明对方违约情况下，请求解除合同不予支持；在国家资源整合背景下签署煤矿转让协议，政策变化不属于情势变更。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甘民二终字第101号
【裁判摘要】采矿权属于特许行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涉案煤矿的采矿权需经相关部门审批。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生效”，因本案涉案煤矿的转让合同未经审批，据此本院认定涉案煤矿转让协议已合法成立，尚未生效，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无约束力，且双方以实际行为已表明均不愿继续履行涉案转让协议，故双方对因无约束力的转让协议所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880号
【裁判摘要】黄某某与曹某某签订的《煤矿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已实际履行，事后双方当事人也按约定完成了顺翔煤矿采矿权的审批转让，因此原两审判决均已认定该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申字第1102号
【裁判摘要】关于《买卖协议》的效力问题。《买卖协议》明确约定：就王某某自有的阜新市清河门区煤炭供销公司联办煤矿转让一事达成共识，该煤矿作价500万元，价款包含煤矿地下资源、地上附着物及其生产设备等。故应认定王某某与杨某某之间所买卖（转让）的合同标的是包括采矿权在内的整个煤矿，且主要为矿业权的转让。原审判决仅根据《补充协议》第4条“甲方须配合乙方完成法人或者股权变更手续”这一双方为完成《买卖协议》的履行而约定的部分配合义务，即将本案协议的性质认定为股权转让，定性不当。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均属于强制性管理性规范，而非强制性效力性规范，且《买卖协议》签订前，涉案煤矿已依法办理了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杨某某仅以双方签订煤矿转让协议时王某某没有交纳煤炭资源价款（资源费）为由，请求确认本案买卖行为无效，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采矿权不满足已经缴纳资源价款、投入采矿生产满一年等转让条件，不能据此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当事人仅以采矿权没有交纳资源价款或投入采矿生产不满１年为由请求确认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077号
【裁判要旨】判断合同未生效还是无效，首先应按照《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审查，在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的情况下，才需要判断合同是否具备生效条件及是否生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第一，理论上，合同成立未生效指合同双方经平等协商就合同内容达成合意，但缺乏合同生效的要件，暂时不产生法律效力，在办理相应批准登记手续或约定生效条件具备时合同生效，合同生效后双方依约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合同无效指法律对合同内容本身的否定性评价，合同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任何约束力，由双方当事人根据过错程度承担责任。判断合同未生效还是无效，首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审查，在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的情况下，才需要判断合同是否具备生效条件及是否生效。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闫某某与双利公司签订的煤矿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涉案煤矿转让协议约定闫某某将其投资的包括资源价款、井巷工程等在内的宏伟煤矿四井全部转让给双利公司，并将证照、印章及一切相关票证全部交给双利公司。由该协议内容可知，该煤矿转让协议实为采矿权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的规定，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矿产资源，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必须符合法定的资质条件。第六条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本案中，不仅双利公司不具有采矿权资质，且闫某某与双利公司未经批准擅自转让采矿权，并在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开采，严重扰乱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该煤矿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因该煤矿转让协议自始无效，当然也不存在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后恢复生效的问题。因此，闫某某关于涉案煤矿转让协议未生效，并不必然导致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受让方不具有采矿权资质且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即非法开采矿产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采矿权受让方不具有采矿权资质，并在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开采，严重扰乱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采矿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是否属于所谓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摘要2：【摘要】本案中，任某某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的主要依据是其在二审期间提交的2012年12月19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但是基于该工作方案的内容可以看出，2010年国家即开始启动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国务院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也就煤矿企业兼并重组颁发了相关规范性文件。任某某作为《转让协议》的签约人，在决策购买地质煤矿时应当了解、知晓国家关于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相关政策，对于一定规模以下的煤矿可能存在被兼并重组、甚至关闭的商业风险应该是有预期的，不存在客观情况发生了任某某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同时，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地质煤矿采矿权的转让分别在2013年10月16日和2015年1月20日两次通过了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批准，说明即便基于《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的要求，地质煤矿采矿权也是可以转让的，案涉《转让协议》并非不能履行，并不存在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任某某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因此，任某某主张本案符合情势变更的情形并据此请求解除《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在国家资源整合背景下签订煤矿转让协议，政策变化不属于情势变更（实践中应当通过审查相关政策的调整是否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政策调整的变化是否属于当事人无法预见来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