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3-12 23: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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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股权变更登记主体资格认定
【问题提示】隐名股东确认其股东地位应受何种限制？
【要点提示】本案系因合作制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的股份运作模式而产生的纠纷。职工作为出资人因受到工商登记的股东人数限制，其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被公司指定隐名于登记股东名下，并且这种形式通过公司章程予以固定化。本案中原告要求确认股东地位的显名诉请能否成立，应当以是否已经具备了实名登记的条件为前提。
【裁判规则】公司将实际出资人登记在其他股东名下的，实际出资人有权要求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案例索引】一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05）长民二（商）初字第259号（2005年6月24日）；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236号（2005年10月24日）
【权威收录】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2辑（总第60辑）
摘要2：【评析】本案中的隐名股东关系与一般的隐名股东关系不同，其主要是因为合作制企业在改制时，工商登记的股东人数受到限制而做出的一种特殊的股份运作形式，并且这种形式通过公司章程予以固定化。在这种股份运作模式中，隐名股东地位不是由出资人本人意志决定的，而是为了合理规避法律的限制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原因，决定了隐名股东的地位相对固定，不能被随意改变的。因此，本案中原告的诉请能否成立，必须以是否已经具备了实名登记的条件为前提。
首先，第三人浦建公司作为出资受益和资本持有人，确认了原告的实际出资金额以及所折合的股权份额，并证明其仅因公司注册登记的决策要求，将原告等实际出资人的股份登记在被告等股东的名下，公司认可其实际出资人的身份。被告作为股东也确认原告股权份额挂在其名下，是公司的行为，而且实际出资人的股权利益均通过公司直接实现，原告股权份额仅仅是挂于其名下。此外，被告和第三人均已确认被告持有的浦建公司股权中的150 480股份额为原告所有，据此可以确认原告享有上述股权，可以行使上述份额的股东权利。
其次，浦建公司于2004年12月17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办理实际投资者工商实名登记，即浦建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改变原章程对原有股份运作模式的限制，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可以据此申请实名登记。原告基于该股东会决议在诉讼前撤销了对被告的授权委托，要求由自己行使股东权利，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第三，在诉讼中浦建公司确认公司现有的实际出资人和股东总数未超过法定公司股东登记人数的上限，即已经可以满足所有实际出资人进行实名登记的要求。所以，公司于2004年12月17日通过的同意办理实际投资者工商实名登记的股东会决议，是可以实施的，公司不会因此发生股份运作秩序混乱的情况。即便公司在改制时有遗留问题，也不会对出资人进行实名登记产生实质上的影响。
第四，浦建公司在改制后，公司的利益归全体股东所有，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由股东通过股东会作出，股东通过股东会行使其权利。实际出资人是浦建公司事实上的隐名股东，而隐名又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公司在实际运作中没有完全体现实际出资人的股东权利。所以，实际出资人在实名变更登记后，可以自行享有和行使完全的股东权，这样对他们更加公平。
综上，原告要求对其享有的股权予以实名变更登记的条件已经具备，应当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20号
【提示】作为实际投资人的外商投资企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应以合法的投资行为为前提，否则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上述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做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限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博智公司（外商）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
【要旨】境外主体委托境内主体以境内主体的名义投资保险公司不能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而否定其效力。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相关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作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规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
摘要2：【解读1】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存在着委托投资法律关系。
【解读2】实际出资人不能仅以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 本案中，博智公司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未能区分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仅以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及《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认定上述协议均有效，并据此认定博智公司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享有所有者投资权益，而鸿元公司作为名义股东，系依约代博智公司行使股权，属法律适用错误，也与鸿元公司一直以股东身份行使股权及相关权益的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解读3】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属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合同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即享有股东资格的仅是记载于股东名册中的名义股东，而实际投资人并非公司的股东，只能依据合同来处理其与名义股东间的关系。
【解读４】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的，应予支持。
- 日期： 08-10 19: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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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隐名投资人的股权确认
【案号】一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五（商）初字第277号；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4号
【裁判要旨】虽无书面约定，但根据全案证据可证明，外商投资企业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并已实际投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可以作出直接确认“隐名股东”权利。
摘要2：【问题提示】如何审理外商投资企业隐名股东股权确认纠纷?
【要点提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定》）的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可以作出判决直接确认隐名股东权利。
【案例索引】一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五（商）初字第277号（2011年1月14日）；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4号（2011年12月19日）
- 日期： 12-17 21: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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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经终字第81号
【裁判摘要】原国际大厦筹建处与五建公司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及主楼、裙房工程承包合同，内容真实合法，应确认为有效。1994年11月24日，原国际大厦筹建处与五建公司双方的财务对账单及1998年5月12日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第163号“关于省建五公司与国际大厦工程款问题的核实情况”，经由双方签章认可，应予履行。国际大厦系由山西省人民政府在撤销国际大厦筹建处基础上，以该大厦作为固定资产注册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对原国际大厦筹建处所欠五建公司的工程欠款，应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由国际大厦承担清偿欠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由于国际大厦的实际投资者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大厦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山西省人民政府在撤销国际大厦筹建处和成立山西国际大厦时，对已经发生的债务没有进行清理；山西国际大厦的职责任务只是为部分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提供办公用房，并做好用房单位的各项服务工作，且日常开支也只是用于楼房的维护，故山西省人民政府对国际大厦所欠五建公司的工程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筹建处的债务应由其后注册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承担，实际投资人撤销筹建处而未对已经发生的债务进行清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17号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委托代持股权关系并不等于实质上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及享有股权。
【裁判摘要】关于委托持股合同的效力，有关司法解释已经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合同、委托持股关系有效。被申请人称应认定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持股合同关系。事实上，李奕基是以委托持股的方式进行股权投资，委托持股与委托投资这两个概念不相互排斥。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与被申请人所称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并不矛盾。
摘要2：【解读】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协议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实际投资者有权请求名义股东履行合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