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只签订借款合同是否就可以了？
摘要1：《合同法》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才生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一终字第1号
摘要1：——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方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是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主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一终字第1号
【提示1】受托人不是以委托人名义而是以自己名义与承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符合代理的法律特征。根据《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受托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受托人没有举出证据表明，受托人受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与承包方签订合同时，承包方知道受托人是受委托人委托。受他人和承包人订立合同直接约束的主体不应是委托人和承包方。因此，受托人主张其不是付款义务主体，应由委托人支付工程款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提示2】公司之间有收款收据，但是没有转账凭证或支票，是否认定已经收到款项？——铁三局作为原审原告要求安业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在安业公司举出铁三局给其出具的收据中包括该笔款额后，即负有证明其没有收到该笔款项的责任；安业公司举出铁三局给其出具的收据中包括该笔款额，尽管没有提供诸如转账支票或铁三局委托支付凭证等其他支付工程款的证据，但铁三局没有提出相反证据否认其出具的收据作为本案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也没有发生证明付款责任转移的情形，应认定安业公司已支付给铁三局1，32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安业公司仅举出铁三局给其出具的收据，没有如同其他支付工程款的转账支票或铁三局委托支付凭证，以认定支付证据不及认定未支付证据效力大为由，不宜认定为已付款，不符合适用优势证据的原则，依据不足，应予纠正。
摘要2：【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3年第3集（总第15集），第252-262页】
民间借贷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摘要1：民间借贷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摘要2：
福建高院公布民间借贷六大典型案例
摘要1：【目录】案例1 为稀释债权分配虚假诉讼 原被告均妨碍民事诉讼各罚5000元；案例2 借15万元借条上写成15元 法院：借条不是唯一证据；案例3 错过保证期间 无法向担保人追究担保责任；案例4 只有转账凭证没有借条 无法确认借款关系；案例5 原告说借了被告说没借 到底借了没借据说的也不算；案例6 夫妻之间打借条 照样要还钱
摘要2：
原告依付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视为初步举证——原告仅依付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否认的，应对双方非借款合同关系而系其他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
摘要1：【要旨】当事人一方仅依付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对方否认的，应对双方非借款合同关系而系其他法律关系事实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案例】《原告仅依据付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主张为其他法律关系时应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13号
【裁判摘要１】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并非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关系，即使人民法院不追加其参加诉讼，也不属于导致案件被发回重审的程序性错误。故对于王××以一审法院未追加利害关系人联华公司参加诉讼，属于严重程序错误，应当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案外人根据以房抵债协议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仅能提供借款合同和收据而不能提供其依据借款合同向债务人支付出借款项的银行转账或者现金交付凭证，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王××主张其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的依据首先是其对于环亚公司享有300万元的债权。但其只提供了借款合同和环亚公司的三张收据，却未能提供其依据合同向环亚公司支付出借款项的银行转账凭证和现金交付出借款项的其他证据。环亚公司一、二审均未出庭应诉，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支持王××的观点，仅凭王××提供的借款合同和收据，不足以证明其为环亚公司的债权人。
摘要2：
最高院民一庭：原告仅依据付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其他法律关系时举证责任的承担
摘要1：【最高院民一庭意见】对于原告仅依据付款凭证，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否认存在借贷关系并抗辩主张为其他法律关系的，被告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要旨】原告虽然未能举证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但其提供付款凭证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既然被告主张双方系其他法律关系，那么被告就应当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无法就此举证，则应当认定原告的主张成立。
【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欠缺借款合同案件的举证责任】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大民一终字第1409号
摘要1：【案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大民一终字第140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被上诉人依据银行出具的转账凭证向上诉人提起借贷诉讼，按照上述最高院的规定，被上诉人已经完成借贷关系成立的初步举证责任，上诉人否定双方之间该笔转账行为是借贷关系，为此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称案涉转账款项是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的居间费用，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关系并存在居间费用的约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付其居间费用的目的是其为被上诉人做了项目推广，但其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上诉人就案涉款项为居间费用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汇款给上诉人并主张为借款，上诉人予以反驳但未能推翻被上诉人的主张，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案涉款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3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307号
【裁判要旨】股份公司接受股东向公司的转账，转账凭证上虽写明的用途为“投资款”，但未召开过股东大会对“注册资本增资”进行表决，此情形下标的公司和其他股东无其他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增资，转账股东主张该款项是向公司提供的借款的，应当支持。
【裁判规则】将股东向公司的汇款定性为投资款，公司需要提供合法有效的增资决议。公司会计账册中将出资和借款分别建账，并将股东汇款登记为“其他应付款”的，不宜认定为投资款。在股东提供汇款凭证、公司出具借款收据的情形下，可将股东汇款认定为借款。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号
【裁判摘要】借名买房（房屋代持）实际权利人（借名人）可以排除法院对登记在出名人（名义产权人）名下房产的执行——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用于购买案涉房屋的合同、收据等凭证的原件均在孙某处保管，案涉房屋亦由孙某实际占有使用，结合案涉房屋买卖中介公司对该房屋购买过程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孙某与秦某签订的《劳动谅解相关协议》等证据相互佐证，可以证明孙某借陈某之名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其次，孙某主张本案房款由其实际出资购买，提交了相关银行转账凭证、流水记录及和陈芸之间短信记录，亦可证明房屋首付款及贷款由孙某支付并每月偿还。鑫瑞公司、陈某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没有提出相反证据，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释，不足以反驳孙某的主张。再次，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房屋产权登记仅用于记载不动产自然状况和权属情况，仅具有不动产权利的推定效力，并不具有不动产实际归属的确定效力，在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孙某借陈某之名购买案涉房屋并实际支付房款的情况下，不动产权属的登记状态并不影响孙某对案涉房屋享有实际产权。最后，关于孙某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是否足以排除执行的问题。陈某并非案涉房屋所有权人，鑫瑞公司基于其与陈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执行不能及于案涉房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可以以货币，也可以以非货币形式的财产出资。因此，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为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各认缴出资额4800万元、3000万元、4200万元。而经投公司是后续通过受让股权成为兰波担保公司股东，并非该公司的原始股东。经验资报告和转账凭证证明，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均向兰波担保公司缴纳了认缴的出资额，并不存在未实缴出资额的情形，经投公司在原股东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且兰波担保公司也无增资扩股的情形下，不具有对兰波担保公司履行出资的义务，其负有的是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义务。刘某某主张经投公司对原股东抽逃出资承担责任，但本案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即使存在该行为，亦无充分证据证明经投公司作为股权受让人对原始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刘道孜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1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190号
【裁判要旨】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不得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一方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关系，而对方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并主张转款系基于双方特殊个人关系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该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７条规定的“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情形不符，法院不能适用该条司法解释分配举证证明责任。而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由主张借款关系的一方对其与对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以及其实际给付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2：
【笔记】原告仅有转账凭证能否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６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由被告对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抗辩承担举证责任，被告能够证明的，由原告继续就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不能证明的，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２）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不得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６条规定分配举证证明责任，而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由主张借款关系的一方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理解与适用】原告作为主张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一方，虽然没有能够提交借款合同作为直接证据，但提交了款项实际支付的相应证据，即应当认为其对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此时，被告如果提出双方之间款项支付的其他事实基础，则需对主张予以举证证明。相应的，在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的情况下，由于原告对双方之间存在其他主张的借款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因而原告应当进一步针对被告主张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在原告不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对于法官来说，即面临对原告所主张的借款还是是否存在不能确定的问题，此时的结果责任仍应归于原告，由原告对此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注解】（１）当事人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移至相对人，相对人应就其合理占有上述款项提供证据证明；（２）相对人无法证明其占有案涉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14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冠福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雪松信托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问题。案涉《借款合同》借款人的权利和义务第8.2.12条约定：借款人应当承担与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担保有关的律师服务、保险、评估、登记、保管、鉴定、公证等费用。雪松信托诉请冠福公司支付律师费有合同约定。雪松信托提供了其与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协议书》、转账凭证以及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雪松信托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了律师代理费537858元。故对雪松信托主张冠福公司承担律师费537858元，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并非事实不清，纯粹属于举证责任问题，法院未释明申请鉴定事宜不违法——对于《借款合同》等证据上加盖的冠福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的真实性，时任冠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原审中均予以认可，在此情形下，冠福公司否认上述合同上加盖的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应当由其举证证明。冠福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且在原审中委托了专业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应当知道诉讼中其享有的申请鉴定权及相关法律规定，其未提出鉴定申请，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冠福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向其释明申请鉴定事宜违反诉讼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1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188号
【裁判摘要１】夫妻一方私自就共有房产设立抵押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案涉房产属于周某某与程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程某某提出，周某某进行房产抵押未经其同意，故主张抵押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一般应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否则抵押无效。但其他共有人知道或应该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经查明，案涉房产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一直登记于周某某名下，且房产一直处于出租等经营状态，程某某对周某某个人对外进行出租获利并未提出异议。经本院询问，程某某、周某某称，周某某定期将案涉房产租金的一半以上转账给程某某，并提交了转账凭证，但其提交的转账流水不足以认定周某某、程某某对租金的分配有明确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周某某对外出租房产经过了程某某同意。换言之，程某某对案涉房屋登记在周某某一人名下并由其控制、支配和使用采取了默认态度，否则即应办理共有权利登记，但其一直未予办理，依法应推定程某某对周伟东对涉案房屋抵押知道或应该知道。程某某关于周某某与文化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反抵押担保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允许，以房屋产权证书名义上登记在自己名下实则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为他人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权人符合“善意第三人”条件的，应认定其取得该房屋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符合善意、以合理价格受让以及应该登记的不动产依法已经登记等情形的，由受让人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举重以明轻，周某某作为夫妻一方，以登记在其一人名下的共有房产对外抵押，文化融资担保公司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所产生的物权公示效力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符合物权法、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保证市场交易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之原则。虽然《反抵押担保合同》上附有“配偶声明"，但该担保合同亦明确约定，乙方（周某某）保证合法拥有抵押物的处分权，抵押物如系共有财产，乙方须出具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书面证明。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40号
【裁判摘要１】分期支付律师费予以支持情形——海天公司主张因华峰公司违约导致其支出律师费、保全保险费、保全申请费及原审案件受理费，故该合理支出由违约方华峰公司承担。根据《复工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若因甲方(华峰公司)未能按期足额支付上述款项，逾期除须以未付款项额日1‰的利息向乙方(海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外，乙方有权向甲方主张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调查费、交通费、住宿费、诉讼费及保全费等相涉合理费用。”因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并无律师费的承担问题，法院在裁决案件的律师费应如何承担时应充分考虑海天公司诉求华峰公司支付律师费是否存在正当性和合理性及律师费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涉案事实清楚，华峰公司构成违约，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不持异议。根据原审提交委托代理合同、《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发票及二审新提交剩余律师费发票及部分转账凭证，应认定律师费金额合理，且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分期支付律师费，分期支付方式亦不违反法律法规。财产保全阶段的律师费与律师代理工作紧密相关,具有合理性，亦属于海天公司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海天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明待付律师费将得到支付。故，海天公司该项上诉请求应予支持。本案因华峰公司违约引起诉讼,海天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缴纳的诉讼保全保险费是海天公司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海天公司的损失部分。根据海天公司提供的收据，海天公司向陕西国辰诉讼保全担保有限公司支付共计80000元，应予支持。原审事实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故海天公司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质量保证金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与承包人的法定质量保修义务不同,质量保证金条款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对应的是“缺陷责任期”,而非保修期。缺陷责任期是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缺陷修复义务,且发包人预留质量保证金(已缴纳履约保证金的除外)的期限,自工程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保修期是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承担保修责任的期限,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义务是承包人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工程系未完工工程。双方当事人现已解除合同，但已完工部分仍应按照《复工协议》约定的质保金条款，对于合同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已经到期的部分，应返还质保金并承担法定保修义务；对于缺陷责任期未至届满的，应预留至期满再行返还。华峰公司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后,不影响海天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履行工程保修义务。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4432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443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为肖××与王××之间到底是借贷关系还是投资合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主张二人之间是借贷关系，提供了三张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回单，证明其在2017年5月12日、5月22日向肖××中国农业银行卡分别转款7万元和10万元，2017年6月20日由案外人余××代其向肖××同一账号转账1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王××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向肖××给付了27万元后，肖××抗辩双方系投资合作关系，应由肖××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综上，王××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肖××借款27万元，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肖××抗辩二人为合作关系缺乏证据证明。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3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301号
【裁判摘要１】出借人作为原告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作为借款人的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所借款项已实际交付（原告承担的是本证的证明责任）；被告反驳原告辩称诉争款项系投资款也应对此举证证明（被告承担的是反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具体到本案而言，余××作为原告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款项已实际交付。陈×作为被告反驳余××的诉讼请求，抗辩讼争款项系投资款，也应对此举证证明。余××承担的是本证的证明责任，陈×承担的是反证的证明责任。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陈某是受陈×指示代为提供账户收取款项和汇出款项。余××作为主张借贷关系存在的一方，其提供了向陈×之子陈某转账2000万元的转账凭证，该转账凭证上的附加信息及用途处备注“借款”，佐以2017年2月14日陈某向余××丈夫尹××银行账户汇转人民币300万元，备注为：“转存利钱，陈×跨行转出”的汇款凭证，余××就案涉款项系借款已经履行了其应承担的证明责任。陈×作为抗辩案涉款项系投资款并非借款的一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尚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印证其主张，二审法院让其继续承担案涉款项并非借款的证明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在陈×无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并非借款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现有在案证据对余××关于讼争款项系借款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向在境外当事人送达时仅向其国内住址送达并公告不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时，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适用本规定。而陈×作为在境内有住所的本国公民，一审法院向其法定住址送达司法文书，随后又进行公告送达，程序并不违法。
摘要2：【解读】陈×申请再审称：．．．．．．三、陈×长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并持有当地工作签证，一审法院未按涉外程序进行送达，程序严重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42号
【裁判摘要１】律师费提供转账凭证情况下，未提供到账凭证亦不能证明律师费用实际支付的主张实属对对方举证责任的无理苛求——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天津九策集团对案涉维权费用即律师费的发生并无不同意见，但主张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应当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一审庭审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提交了两笔律师费的转账凭证。二审中，本院当庭向天津九策集团出示了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所提交的该两笔费用的转账凭证。．．．．．．该两份银行转账凭证虽系复印件，但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人民法院裁定书、代理协议、收取律师费的发票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上述相互印证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维权费用已经发生并实际支付。在天津九策集团没有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其关于即使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提供了转账凭证，但没有提供到账凭证亦不能证明律师费用实际支付的主张，实属对对方举证责任的无理苛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在诉讼过程中担保人进入破产程序，担保人对主债务人的利息部分承担担保责任的判定应根据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具体审理情况来确定（担保人进入破产，自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停止计算担保债务利息；若破产申请被驳回则不存在停止计息问题）——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之规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按照原判决第四项和第七项就主债务的利息部分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应自天津一中院受理该公司破产申请时起停止计算。但是，根据破产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经审查发现债务人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亦不排除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破产申请被驳回的可能性。若破产申请被驳回，则不存在停止计息的问题。因此，本院不宜在本案中对停止计息问题进行判定，而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即天津一中院根据该破产案件的具体审理情况，确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就主债务的利息部分承担担保责任的截止时间，其在确定利息计算截止日期时，可不受本案判决关于利息计算截止时间的约束。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33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移至相对人，相对人应就其合理占有上述款项提供证据证明；相对人无法证明其占有案涉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格银企业提交的原迅源公司向ＸＸ程转款的部分凭证上虽记载为“保证金”、“贷款保证金”、“投标保证金”、“转账”、“往来款”，但上述款项均已进入ＸＸ程账户，原迅源公司与ＸＸ程之间已形成实际的资金联系。现格银企业认为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ＸＸ程承担还款责任，并依据转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格银企业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应转移至ＸＸ程，ＸＸ程应就其合理占有上述款项提供证据证明，现ＸＸ程无法证明其占有上述款项系原迅源公司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其对相应案涉款项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ＸＸ程的该项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1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117号
【裁判摘要】转账凭证的附言中虽然标明了款项用途，但仅是当事人单方备注，不能证明其与对方存在借贷合意；在对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当事人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时，当事人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负证明义务，当事人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系借贷关系应驳回其诉讼请求——50000元和60000元款项的转账凭证中的附言中虽然标明了款项用途，但仅是沈××的单方备注，不能证明其与中泰公司存在借贷合意。在中泰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沈××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时，沈××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证明义务。沈××未能进一步举证，原判决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转账凭证附言标注借款能否证明民间借贷关系？
摘要1：解读：（１）转账凭证的附言中虽然标明了款项用途，但仅是当事人单方备注，不能证明其与对方存在借贷合意；（２）在对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当事人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时，当事人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负证明义务，当事人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系借贷关系的，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摘要2：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浙0381行初28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浙0381行初28号
【裁判摘要】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的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应当按偷税处理，处以偷税数额５倍以下罚款——原告实际负责人丁×和及销售方潘某的陈述、税务稽查签证、涉案七份发票、银行转账凭证能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向潘某购买货物，从第三方取得增值税发票，以及涉案七张发票已经抵扣，造成原告少缴税款145640.47元的事实，故涉案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依据充分。．．．．．．根据国税发[1997]134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二项规定：“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或者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原告从购买方以外的第三方取得增值税发票，符合上述规定之情形，故被告认定原告偷税并予以处罚应属法律适用正确。原告认为《公函》载明其没有逃税的故意，应适用财税[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一项之规定：“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首先，检察院出具的《公函》是对原告涉刑事案件犯罪构成要件的意见，本案系行政处罚案件，不能以此类推适用；其次，本案原告的情形不符合该项规定，因为原告获取的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系第三方企业，并非实际销售方潘某，故原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摘要2：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503民初3445号
摘要1：【案号】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503民初3445号
【裁判摘要】管理人行使追回权利不受１年以内限制——管理人行使该项追回权利，不同于行使撤销权，不受一年以内的限制。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获取的300万元奖励是否属《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应当追回的非法取得的收入和财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一、关于该笔款项是否是公司资产。根据被告庭审中的陈述及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可知，无论是许××还是被告周××，均认为该笔款项是许××个人奖励给被告，但款项的实际转出账户为原告公司的账户，非许××个人支出。虽然涉案300万元在银行转账凭证上记载为许××的个人借款，但许××与原告间并无借款合意，根据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的认定，“许××个人决定奖励给周××300万元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该笔款项依法不作为挪用资金的范围，故该300万元为公司支付给被告的奖励金。二、支出程序的否合法。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浙江南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许××的家族企业，许××及其妻子、女儿占有公司90%以上的股份，且日常发放奖励都是许××一个人决定，但不能因为习惯上不按照章程的规定履行发放程序就认定有效，涉案奖励的发放仍应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经董事会决议后才能发放。庭审中被告认可该笔300万元奖励金的发放并未经过董事会决议，故发放程序不合法。三、根据审计报告可知，被告2015年的年收入为458500元，且庭审中，被告亦认可几乎每年都能收到数量不等的红包奖励，但从未有数量达300万之多，故可以认定该300万元的奖励不属于在正常范围内的奖励。被告周××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得知公司现金回笼可观的情况下，向原法定代表人许××提出奖励的要求，许××未经董事会决议而转出大额资金，不符合公司法及章程的规定，故该笔300万元在公司破产清算时应作为非正常收入予以返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0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05号
【裁判摘要１】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谢××申请再审中提交的其与叶××之间的通话录音，属于视听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据此，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谢××申请再审所提交的通话录音，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单独成为足以推翻原判的证据。因此，该通话录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
【裁判摘要２】原告仅提交转账凭证主张民间借贷法律管辖，被告提供投资协议证明案涉款项是合伙投资款的，由原告继续承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谢××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借款，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但对于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应属借款关系的主要内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不合常理。叶××提交的《股东协议书》虽不能完全证明案涉款项就是合伙投资款，但是因谢××支付案涉300万元在《股东协议书》订立之后，且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谢××对于其与叶××、吴××及叶××１四人就案涉建设工程项目存在合伙关系表示认可。因此叶××关于案涉款项为合伙投资款的抗辩理由，相较谢××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的理由合理。在此情形下，谢××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属于借款，其对于本案为借贷关系仍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将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给谢××，并在谢××不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形下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１）本案审判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２）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９０条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27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279号
【裁判摘要】（１）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借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２）如出借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则不予支持——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为屈东森所主张的2210万元现金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屈××提交《借条》以及《债务情况说明》主张福瑞德公司借款本息为4987万元，但其仅有983万元转账凭证，其主张另外2210万元为现金借款，福瑞德公司并不认可。对此，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因此，屈××提交的现金借款证据与其陈述、银日公司提交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互矛盾，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审判决未认定屈××主张的2210万元现金借款，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24号
【裁判摘要1】停工之前及停工56天期间均在陆续支付工程进度款，不属于“停止施工56天，仍不支付工程款”的情形——本案当事人争议的核心为第44.2款中“停止施工56天，发包人仍不支付工程款”应当如何解释。裕达公司主张应解释为“停止施工56天，发包人仍未支付完毕全部工程款”，金桥公司和金汇公司则认为应解释为“停止施工56天，发包人未支付任何工程款”。本院认为，对该条款的解释应结合《施工合同》的其他相关条款进行综合判断。《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44.5款约定，一方依据第44.2款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双方对解除合同有争议的，按通用条款第37款处理。而第37.2款约定：“发生争议后，除非出现下列情况的，双方都应继续履行合同，保持施工连续，保护好已完工程；（1）单方违约导致合同确已无法履行，双方协议停止施工；（2）调解要求停止施工，且为双方接受；（3）仲裁机构要求停止施工；（4）法院要求停止施工。”可见，双方当事人本着尽量保持施工连续的原则，对合同解除持谨慎的态度。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于2016年11月13日停工。2016年10月14日，裕达公司向金桥公司发送《工程款支付申请表》，要求金桥公司支付3000万元工程款。金汇公司自2016年10月29日起至2017年1月23日止，陆续支付裕达公司工程款共计3078万元。可见，金汇公司在裕达公司停工之前及停工56天期间均在陆续支付工程进度款，原审法院综合案件事实认定本案并不属于“停止施工56天，仍不支付工程款”的情形，裕达公司对《施工合同》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约定迟延支付工程款有权顺延工期并主张违约金，迟延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尚未达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承担，无权解除合同——金桥公司、金汇公司确有迟延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但根据《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裕达公司有权顺延工期并主张违约金，因此，金桥公司、金汇公司迟延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尚未达到致使《施工合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程度，裕达公司无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解除《施工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3】承包方停止施工后发包人未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工程进度款支付后承包方亦未及时复工，双方并无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法院可以判令解除合同——裕达公司停止施工后，金汇公司未要求裕达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工程进度款支付后裕达公司亦未及时复工，可见，双方并无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均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原审法院认定《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已无继续履行可能并判令解除《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4】一审庭审中金汇公司主张将其实际控制人谢××出借给龙××的482万元抵扣工程款，裕达公司表示同意抵销，但对其中的30万元有异议，认为龙××已归还谢××。可见，裕达公司作出了抵扣工程款的意思表示，只是认为其中的30万元龙××已归还。裕达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30万元的转账凭证是案外人唐×与谢××之间的转账凭证，并非龙××与谢××之间的转账凭证，不能达到裕达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因此，原判决将谢××出借给龙××的482万元抵扣工程款，并无不当。
【解读】电子银行回单、《情况说明》，用以证明龙××指示唐×已向谢××还款30万元，双方可抵销债务总额为452万元而非482万元；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皖民终814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皖民终814号
【裁判摘要】交付判决性质上仍属于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房屋买受人主张享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与交付判决既判力无关，有权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以盛××的诉讼请求与原判决有关为由，驳回盛飞飞的起诉是否正确。经查，在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2民初26号案件中，安徽国祯公司及界首国祯公司提起的系合同债权纠纷诉讼。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本院（2018）皖民终725号民事判决，也只是判令安徽国鼎公司继续履行房屋抵款协议，交付涉案房屋并承担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目前，涉案房屋尚登记在安徽国鼎公司名下，在经依法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之前，安徽国祯公司及界首国祯公司仅享有债权请求权。因此，安徽国祯公司及界首国祯公司依据本院（2018）皖民终725号民事判决享有的权利在性质上仍属于债权。本案中，盛××以其与安徽国鼎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且其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享有涉案房屋物权为由，主张享有阻却涉案房屋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诉讼请求与本院（2018）皖民终725号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无关，且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1399号民事裁定书亦载明“其他买受人欲排除国祯公司、界首国祯公司的强制执行，可以按照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定予以解决”，对盛××等案外人的权利救济途径作出了指引。因此，一审法院仅以盛××的诉讼请求与原判决有关为由，驳回盛飞飞的起诉，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399号《安徽国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国祯健康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摘要：国鼎公司在再审申请中主张二审判决涉及到的8套房屋已经出售给其他买受人并实际入住，并提供销售收据、银行转账凭证、电费收据、自来水表照片等证据。本院认为，其他买受人欲排除国祯公司、界首国祯公司的强制执行，可以按照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定予以解决。国鼎公司以此进行抗辩，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52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525号
【裁判摘要】金联公司主张高××抽逃出资，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金联公司提交的会计分类明细账、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向第三人公司转账2625000元。证人王某是金联公司的股东，而两家第三人公司亦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原审不采信证人证言及第三人陈述，认为金联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是关于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举证责任承担问题的规定，而本案争议的是高振光是否抽逃出资，金联公司据此主张原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于法不符。
摘要2：福建省金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高某某股东出资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7民终982号
【摘要】金联公司主张高××抽逃出资2625000元，其应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金联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在高××实际控制航宇电气公司、航宇电缆公司期间，向二公司转账共计2625000元，而因王某系金联公司的股东，与金联公司有利害关系，航宇电气公司、航宇电缆公司，亦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仅凭三者的陈述，无法证明金联公司的转账行为系受高××的指示而作出，亦不能证明该资金转入原审第三人银行账户后归由高××所有或支配。至于金联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存在何种经济关系，在高××将其所有的原审第三人公司股权转让后，高××难以举证，符合常理，不能因此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另外，金联公司一审申请调取的金联公司2010年银行交易记录，只能体现金联公司2010年的业务往来情况，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抽逃出资行为。综上，金联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高××抽逃出资2625000元，金联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申533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案外人不能提供支付购房款转款凭证，法院不能推定其已经支付购房款——执行异议之诉不仅涉及案外人和被执行人的利益，还涉及到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全面考虑不同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目的在于加强对作为弱势者的房屋消费者权利的特别保护，在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特殊情况下，将对房屋消费者生存权利的保护置于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债权人金钱债权的保护之上，赋予房屋消费者对买受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实际上，该规定赋予符合一定条件的商品房买受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所享有的转移所购房屋所有权之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对房屋开发企业所享有的金钱债权的效力，是对债权平等原则的突破。同时，这一规定使此种情形下的买受人购买商品房的行为产生了对抗房屋开发企业金钱债权人效力，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但又缺乏足以产生公信力的公示方式，对交易安全和作为被执行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其他金钱债权人的利益影响巨大，也增加了被执行人和案外人通过执行异议恶意串通逃避强制执行的道德风险。因此，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对案外人权利予以特别保护时，应当从严审查、严格把握。如严格审查被执行人和案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有效，是否签订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倒签；所购商品房是否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限于买受人所购房屋所在地）；支付房屋价款的证据是否充分，付款事实是否真实，已支付价款是否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等等。在依法保护案外人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要切实防止被执行人和案外人恶意串通损害申请执行人利益的行为发生。关于本案二审判决认定郭××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是否缺乏证据证明问题。一审判决认定，郭××仅提交在合同签订当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取款175000元的银行取款凭证，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银行转账取款的收款方为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一方，即郭××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房屋价款且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房款的百分之五十，故郭××就涉案执行标的楼房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审判决改判的理由是，虽然郭××不能提交向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缴纳房款的转账凭证及正规销售
摘要2：（续）发票，但其提交的存款及取款凭证、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原始收据、穆××的证人证言、徐××的证人证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结合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陈述，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在河间联社不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能够推定郭××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本院认为，二审判决关于郭××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的推定缺乏证据支持。第一，执行异议之诉涉及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仅依靠被执行人一方出具的收据或者对案外人付款事实的承认不足以认定已经支付购房款的事实。第二，对于一审判决驳回郭××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即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交的银行转账取款的收款方为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一方，二审判决未作分析。第三，二审判决对郭××提交的存款及取款凭证、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原始收据、证人穆×的证人证言、证人徐××的证人证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以及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陈述，如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郭××经支付全部购房款，未作分析。第四，执行异议之诉涉及申请执行人利益，对于案外人是否享有阻却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的事实，应采用较普通民事案件更高的证明标准，二审判决根据郭××提供的证据推定其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但并未对证据的质证、认证作分析认定。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应由案外人郭××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郭××未完成举证责任前，举证责任并不转移至河间联社。二审判决认定，在河间联社不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能够推定郭××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不妥当。因此，河间联社关于二审判决认定郭××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