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471号
【裁判要旨】约定“可”向某国法院起诉的，应视为排他性管辖——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约，对方“可”向某国法院起诉的管辖条款，结合其他合同条款可推断出当事人具有选择该国法院管辖的真实意图和特定意图，且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管辖及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认为还可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的，没有合同依据。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第7条约定：“协议一经签订，双方不得反悔，如违约则可向蒙古国法院起诉，并有权申请查封RICHFORTUNE相关财产”。该管辖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即蒙古国法院系合同签订地、股权转让义务的履行地法院，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至于双方当事人没有具体约定纠纷由蒙古国哪一个法院管辖，当事人可以根据蒙古国法律的规定向该国某一具体法院起诉，同样具有确定性。涉案管辖条款中的“可”字符合起诉系当事人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的实际。涉案管辖条款表明在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时可以向蒙古国法院起诉，但并没有表明当事人有权选择向蒙古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法院起诉，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没有载明蒙古国法院对有关纠纷享有非排他性管辖权。双方当事人在约定蒙古国法院管辖的同时，进一步约定“有权申请查封位于蒙古国的RICHFORTUNE相关财产”，虽然在该两项约定中后者不影响前者的效力，但如果当事人依法可以申请法院查封RICHFORTUNE公司相关财产，约定蒙古国法院管辖显然是该项查封的一个重要便利条件，由此可以推断双方当事人当时具有选择蒙古国法院管辖的真实意思和特定意图，而难以推断双方当事人还具有可以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明认为当事人还可以向其他国家法院起诉，没有合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