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终2455号
【裁判摘要】根据法律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支某1就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口头遗嘱确实为支同生所立这一事实所负担之举证责任，应当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度。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经没有符合常理、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能够达到确信该事实存在的程度。而在本案中，涉案口头遗嘱中载明：“还有一个小三居，给我的女儿支某2”，但支某生名下财产并不包括该遗嘱内容中所涉及的小三居。一审中，支某1认为此小三居是支同生生前向单位要的房屋。二审中，张某2称支同生这样做是为了向单位争取另分一套小三居留给支某2，但其二人无法提出证据证明该项主张。支某生在涉案口头遗嘱中对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作出处分，该遗嘱的内容真实性亦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且依据立遗嘱当日及次日支同生的病历记录，支某生尚有语言能力“能正确回答问题”，其身体条件并非处于危急情况，足以允许其通过录音方式订立遗嘱。由于口头遗嘱容易被篡改，法律已经从形式和实质要件上进行严格的规定，支某1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该口头遗嘱真实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