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部分近亲属与侵权人达成赔偿协议并领取赔偿款后，其他近亲属能否请求侵权人再次赔偿
【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292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张某母亲黄某与侵权人就全部赔偿事宜达成协议并取得赔偿款后，张某的其他近亲属无权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请求，理由如下：第一，从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应属于死者近亲属之共同共有的财产。故黄某根据协议所取得的款项并非黄丽单独所有，而应该是张某近亲属之共同共有财产。．．．．．．第二，从黄某与张某其他近亲属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在死者近亲属中分配时，应综合考虑近亲属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死亡赔偿金的受偿主体范围，一般参考法定继承中的继承顺位。法定继承中的第一顺位为配偶、子女、父母，因张某去世时仅21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其有配偶和子女，故张某之父母应系当然的受偿主体。侵权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调查死者张某的所有其他近亲属。在此前提下，本院认为侵权人有理由相信，黄某作为死者张某之母亲，与张某具有最密切之亲缘关系，有权利代表张某其他近亲属取得赔偿款项。如果其他近亲属认为黄某存在隐瞒或者侵占赔偿款情形，属于近亲属内部赔偿款之分割事宜，应直接向黄某主张。第三，从黄某和侵权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之角度分析。从事故发生、签订赔偿协议的时间以及协议约定的赔偿金数额来看，侵权人主张双方和解时，计算死亡赔偿金所参考标准为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本院予以采信。按照该标准计算，侵权人向黄某支付的54万元赔偿款略高于一般司法赔偿标准，故难以认定黄丽和侵权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近亲属利益。第四，从司法效果和社会行为指引的角度分析。司法救济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未必是效果最好的一种。侵权人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与受害人或其近亲属进行协商并履行赔偿义务，既能使得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及时得到救治、赔偿或抚慰，又能避免占用宝贵的司法资源。在合议庭看来，以上情形是处理赔偿事宜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最佳途径，亦是我们所乐见的．．．．．．故从司法效果和社会行为指引的角度来看，不应支持张某的其他近亲属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的诉讼请求。综上，侵权人与张某的赔偿问题属于外部关系，赔偿款或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系张某近亲属的内部关系。

（续）死者张某的赔偿事宜已由张某母亲黄某出面处理完毕，其他近亲属应向黄某主张分割相应赔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