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在村委会、居委会自认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情况下，由于居委会、村委会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政府的委托，委托的政府是属于适格被告。

法条链接：

《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六条【被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

　　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受行政机关委托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当事人对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以及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实施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为被告。

　　当事人对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以及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受行政机关委托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五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集体土地征收中强制拆除房屋等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除有证据证明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外，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具体实施强制拆除等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已经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具体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的强制拆除房屋等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没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经典案例：

·张某某、李某某城乡建设行政管理：房屋拆迁管理（拆迁）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00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审查焦点为万××区政府、小井峪街道办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根据张××等6人提交的申请再审材料及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万柏林区政府成立的太原市万柏林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协调领导组于2017年9月14日对小井峪街道办作出《关于同意大井峪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同意该方案实施，并批复小井峪街道办接文后，认真组织实施城中村改造工作。《太原市万柏林区小井峪街办大井峪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亦明确了“政府主导、规划引领、整村拆除、货币安置”的城中村改造原则。城中村改造拆迁领导组及其下设的宣传组、验收破拆组等均有小井峪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且领导组组长赵×系街道办主任。另，根据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107行初326号生效行政判决书，张××起诉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行政不作为，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答辩称，其已于2018年9月20日答复告知张××，房屋被拆一事属于拆迁问题，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以万柏林分局已经履行调查、告知职责为由，判决驳回张××的诉讼请求。张××等6人的案涉房屋所在土地现已建成市政道路。虽然大井峪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认可其实施了拆除张××等6人房屋的行为，但由于其不具有强制拆除他人房屋的职权，故其实施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应视为受行政机关的委托，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委托机关承担。二审法院未对万××区政府、小井峪街道办在案涉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全面审查和认定，而是基于大井峪社区居民委员会自认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就认为张××等6人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根据，裁定驳回起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注解】在村委会、居委会自认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房屋征收过程中适格被告？——居委会、村委会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政府的委托，政府是属于适格被告。

·张某某、代某某资源行政管理：土地行政管理（土地）再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06号

【裁判摘要】如何认定县级人民政府是否系违章建筑的拆除主体？——（１）县级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实施辖区内征地拆迁以及责令有关部门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在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案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之前，并不能排除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可能性；（２）如果县级人民政府能够举证证明由其他行政机关对违章建筑实施了拆除行为，且并无证据证明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则县级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责任主体，应由具体实施机关为适格被告；（３）在违章建筑已被拆除且不能排除系县级人民政府拆除，相对人不能举示其他证据可能系因行政机关原因所致的情况下，法院仍要求相对人举证证明系政府实施拆除，属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４）村民委员会对违章建筑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但有证据证明系受其他行政机关委托实施，应由委托实施机关承担法律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市中区政府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张××、代××诉请确认市中区政府于2017年6月9日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应当提交初步证据证明该房屋系市中区政府强制拆除。张××、代××搭建的房屋确已被拆除，其起诉状中记载了有关征地拆迁的内容，其举示的《接（报）处警登记表》载明案涉房屋系“政府在拆违章建筑”，据此能够初步证明案涉房屋系作为违章建筑被行政机关拆除。市中区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实施辖区内征地拆迁以及责令有关部门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在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案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之前，并不能排除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可能性。张××、代××对其主张已尽到了初步证明责任，市中区政府对其辩称未实施拆除行为的主张应当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在再审审理过程中，市中区政府已举证证明处理案涉违法建筑的职权由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使。本院据此向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取有关除案涉房屋的证据，查明案涉房屋因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规定被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查处，随后因此被拆除。综上，市中区政府既不具有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亦无证据证明市中区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故市中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经本院释明市中区政府不是适格被告后，张××、代××仍坚持以市中区政府为被告。张××、代××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一、二审在案涉房屋已被拆除且不能排除系市中区政府拆除，张××、代××不能举示其他证据可能系因行政机关原因所致的情况下，仍要求张兆琼、代月泽举证证明系市中区政府实施拆除，属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一、二审据此认定张××、代××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但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市中区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二审裁判结果正确，可予维持。

·最高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典型案例：案例四 陆××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

（一）基本案情

陆继尧在取得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现济川街道）南郊村张堡二组138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领取相关权证后，除了在该地块上出资建房外，还在房屋北侧未领取权证的空地上栽种树木，建设附着物。2015年12月9日上午，陆继尧后院内的树木被人铲除，道路、墩柱及围栏被人破坏，拆除物被运离现场。当时有济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在场。此外，作为陆继尧持有权证地块上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曾多次与其商谈房屋的动迁情况，其间也涉及房屋后院的搬迁事宜。陆继尧认为，在无任何法律文书为依据、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办将后院拆除搬离的行为违法，故以街道办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拆除后院的行为违法，并恢复原状。

（二）裁判结果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附着物被拆除时，街道办有工作人员在场，尽管其辩称系因受托征收项目在附近，并未实际参与拆除活动，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经查，陆继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位于街道办的行政辖区内，街道办在强拆当天日间对有主的地上附着物采取了有组织的拆除运离，且街道办亦实际经历了该次拆除活动。作为陆继尧所建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工作，拆除非属动迁范围之涉案附着物的动因，故从常理来看，街道办称系单纯目击而非参与的理由难以成立。据此，在未有其他主体宣告实施拆除或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街道办系该次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一审法院遂认定街道办为被告，确认其拆除陆继尧房屋北侧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

不动产征收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正当程序，甚至不作书面决定就直接强拆房屋的事实行为也时有发生。强制拆除房屋以事实行为面目出现，往往会给相对人寻求救济造成困难。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起诉人证明被诉行为系行政机关而为是起诉条件之一，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在强制拆除之前并未制作、送达任何书面法律文书，相对人要想获得行为主体的相关信息和证据往往很难。如何在起诉阶段证明被告为谁，有时成为制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的主要因素，寻求救济就会陷入僵局。如何破局？如何做到既合乎法律规定，又充分保护诉权，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是人民法院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注意到强拆行为系动迁的多个执法阶段之一，通过对动迁全过程和有关规定的分析，得出被告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和强拆房屋的动因，为行为主体的推定奠定了事理和情理的基础，为案件处理创造了情理法结合的条件。此案有两点启示意义：一是在行政执法不规范造成相对人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简单以原告举证不力为由拒之门外，在此类案件中要格外关注诉权保护。二是事实行为是否系行政机关而为，人民法院应当从基础事实出发，结合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法律理念和生活逻辑作出合理判断。

·马某、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042号

【裁判摘要】对于无行政主体认领强制拆除行为的案件，在立案环节不宜强求所列被告确为行为实施主体——对于涉及无行政主体认领强制拆除行为的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关于提起诉讼需有事实根据的规定较为特殊。在此种场合，主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往往只是知道或应当知道强制拆除行为本身，无从准确知晓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对于此种情形，若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时即要求其列正确的行为主体为被告，则无疑是强人所难。在立案环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审查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时，若已符合有明确的被告的要求，则对于是否有事实根据的审查，应重点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能否证明存在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及所列被告是否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较大可能作出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不宜强求所列被告确为行为实施主体。至于所列被告是否确为行为实施主体，则在人民法院立案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审判庭审理后，由审判庭经审理确定。在审理中，可通过综合审查、追加被告、通知第三人参加、举证责任分配等方式认定或推定行为实施主体。若经审理，所列被告确非行为实施主体，则此时不宜再认定错列被告，仍应以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经审理后，不宜未确定行为实施主体便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具体到本案，再审申请人诉称再审被申请人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兰七国征决字〔2014〕第6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于2018年8月强制拆除属于征收范围的案涉房屋。由于再审被申请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较大可能实施再审申请人所诉称的强制拆除行为，故一审法院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起诉予以登记立案符合法律规定。在立案受理后，一审法院为查明行为实施主体，通知兰州市七里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西湖街道办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裁定载明，在一审法院的询问中，西湖街道办述称其自行组织拆除了案涉房屋。二审裁定载明，该办在一审庭审及答辩中自认案涉房屋拆除系其所为，并非七里河区政府所为。在向本院提交的再审申请中，再审申请人并未对此提出有效质疑。再审申请人所诉称的强制拆除行为改变的是案涉房屋的事实状态，应以该事实状态的改变确定行为主体。西湖街道办系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在该办自认其为行为实施主体，又欠缺有效证据证明该办系受再审被申请人或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情况下，难以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应对该强制拆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由于再审申请人坚持本案诉讼，二审法院对应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将再审申请人诉请确认再审被申请人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违法是否有事实根据归纳为争议焦点，并以其诉请缺乏事实根据为由维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结果，适用法律正确。在西湖街道办的参加之下，经本案一、二审诉讼，已经认定该办为行为实施主体，二审法院为助于再审申请人救济权利，告知其可另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实属妥当。再审申请人所提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